材料一：

传统节日研究中，节日起源是热点，也是难点。从文化记忆的角度讲，传统节日的起源并不是“有据可查的历史，只是被回忆的历史。”出埃及是以色列人的起源神话，这与它是否具有历史真实性毫无关系。在逾越节上它被当作起源神话，它已进入到这个民族的文化记忆之中。通过回忆，历史变成了神话。由此，历史不是变得不真实了，恰恰相反，只有这样，历史才拥有了可持续的规范性和定型性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才变得真实。因此，从文化记忆视角讨论传统节日起源，不在于传统节日起源的历史真实性，而是强调传统节日起源的文化记忆如何转变成传统节日主体生活中有意义的历史，如何发挥“可持续的规范性和定型性力量”，这才是传统节日起源解释层面上的真实意图。

在民众看来，他们对于传统节日起源的解释是有意义的历史。湖南省资兴县茶坪村瑶族盘王节，是为祭祀、追忆瑶族祖先盘王而设立的。盘王是否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不同支系的瑶族有自己的解释，但是，盘王的来历以及围绕盘王诞生的盘王节是历史的，这些历史究竟始于何时、何地并不确定，其间贯穿了瑶族民众选择性的文化记忆。传统节日起源的文化记忆不断被文献记录，由此成为传统节日起源的可靠性依据。比如端午节食粽子习俗最早出现在南朝吴均的《续齐谐记》中，后来又被诸多文献转录记述。于是，人们依据《续齐谐记》的记录，肯定端午节及食粽子习俗起源的明确时间。然而，文献记录的记忆只是确定端午节食粽子习俗在南朝已经出现，但并不意味着它在这一时期才诞生。

传统节日起源于民众集体性的仪式活动，以仪式为核心形成民众生产生活秩序的结构化，这种结构化的循环生活在历史延续中不断融入神话、传说及习俗，在内容上是“发生在绝对的过去”，在形式上是具有“高度成型”的庆典仪式性的社会交往和节日，媒介是以文字、图像、舞蹈等形式进行的传统的、象征性的编码及展演。这些仪式活动将生活固化在记忆里，并且年复一年地重复上演，所以，每次节日活动的传统就是对于节日起源及其相关人物、事件的文化记忆的“重复”。在文化记忆作用下，传统节日的仪式、事件把民众头脑中与传统节日起源及相关的文化想象、自然地理空间凝固为具体的生活传统，不同时代的文字记录对传统节日起源的解释成为心照不宣的共识，许多确认民族、地域认同和强化身份的知识得以在传统节日活动中不断巩固，实现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再生产。

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常常以“实物的记忆”形式呈现，这些实物成为传统节日记忆场关系被延续和重建。与记忆场有关的事物、事件，关涉到与传统节日有关的每个人的经历以及他们过去的事情，过去使用过的器物、住过的房子，走过的道路，如此一来，传统节日记忆场内的物质化的景观便会延续民众的生活关系，建构、拓展和丰富区域的历史传统。

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是区域性生活的传承实践，节日仪式与群体活动记录人的生活和文化传统。比如侗族农历三月十五摔跤节只有在贵州省黎平县双江镇四寨村和寨高村举行。摔跤节期间，两个兄弟村寨的人要“祭萨岁”。所有人在鼓楼前集合，参与节日活动的牛也被装扮一新。小伙子们摔跤较量后就要斗牛。这种以“斗”为主的传统节日成为两个村寨的特殊历史，侗族人在解释摔跤节起源的时候包含了村落、村民丰富的文化记忆。

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具有根基性。比如瑶族的“祭盘王”、彝族的“火把节”、侗族的“祭萨岁”等等，这些传统节日起源中出现的人物、事件成为关键性内容，既是传统节日中心思想的来源，又是民族基本生活传统和核心文化元素的表达，他们在传统节日活动过程中被清晰地记忆，成为民族、地方历史的根脉和文化诞生的原点，并且出现在民众的生活里，发挥着凝聚人心的作用。

（摘编自王丹《传统节日研究的三个维度——基于文化记忆理论的视角》）

材料二：

皇姑信仰及其皇姑节是云南文山广南壮族社会中十分重要的民间信仰和地方节日，其崇拜和祭祀的对象皇姑是南明永历帝朱由榔的胞妹安化郡主。

相传清顺治八年，清军攻占肇庆，永历帝向广西、云南败退，其年方十六的胞妹安化郡主不愿降清，随兄西逃，入滇途经广南并患病。安化郡主被广南壮族民众安顿在城西郊区的火烧寨治病，永历帝离开广南赴黔，安化郡主抱病送其胞兄至现今广南城区的马蹄井，之后天天到马蹄井遥思胞兄，终因病情不断加重而逝于井旁，“火烧寨”群众根据郡主生前请求，死后将其安葬于寨旁的山丘上。说来也怪，从此以后，火烧寨就一直风调雨顺、平安无事了，“火烧寨”也从此改名为“太平寨”。大家认为这是皇姑保佑的原因，修建了皇姑庙，并商定在每年农历四月皇姑去世的那一天举行隆重的接皇姑仪式活动，以此来纪念和感恩皇姑，祈求皇姑保佑，于是就产生了“皇姑节”。从此，每年农历四月的第一个寅日，太平寨的壮族群众身着盛装，抬着一乘空轿，敲锣打鼓来到马蹄井祭拜，之后到皇姑庙纵情对歌，欢庆皇姑节。

（摘编自黄彩文、于霄《地方节日的历史记忆与仪式表征—以广南壮族皇姑节为例》）

材料一：

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就不是个好人。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如果非打官司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

打一个譬喻来说明：在我们比赛足球时，裁判官吹了哨子，说哪个人犯规，哪个人就得受罚，用不到由双方停了球辩论。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每个参加比赛的球员都应当事先熟悉规则，而且都事先约定根据双方同意的规则之下比赛，裁判员是规则的权威。球员对于规则要谙熟，技艺要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的程度，他需要长期的训练。如果发生有意犯规的举动，就可以说是训练不良，也是指导员的耻辱。

这个譬喻可以用来说明乡土社会对于讼事的看法。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常有的。一个人可以为了自私的动机，偷偷地越出规矩。这种人在这种秩序里是败类无疑。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坏事情，父亲得受刑罚，甚至教师也不能辞其咎。教得认真，子弟不会有坏的行为。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

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我记得一个很有意思的案子：某甲已上了年纪，抽大烟。长子为了全家的经济，很反对他父亲有这嗜好，但也不便干涉。次子不务正业，偷偷抽大烟，时常怂恿老父亲抽大烟，他可以分润一些。有一次给长子看见了，就痛打他的弟弟，这弟弟赖在老父身上。长子一时火起，骂了父亲。家里大闹起来，被人拉到乡公所来评理。那位乡绅，先照例认为这是件全村的丑事。接着动用了整个伦理原则，小儿子是败类，最不好，应当赶出村子。大儿子骂了父亲，该罚。老父亲不知道管教儿子，还要抽大烟，受了一顿教训。这样，大家认了罚回家。那位乡绅回头和我发了一阵牢骚：一代不如一代，真是世风日下。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当时体会到了孔子说这话时的神气了。

现代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保护这些权利，所以定下了许多法律。一个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伦理观念，他并不在教化人。刑罚的用意已经不复“以儆效尤”，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尤其在民法范围里，他并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在厘定权利。在英美以判例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下，很多时间诉讼的目的是在获得以后可以遵守的规则。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无讼》）

材料二：

嘉兴11月4日电“39”“25”“11”，在浙江嘉兴平湖市新埭镇星光村，村书记许强自豪地向记者举出三个数字：2017年星光村在平湖市法院涉诉纠纷39起，2018年下降到25起，2019年至今只有11起。

星光村涉诉纠纷走起了“下坡路”，靠的正是平湖近年来探索推广的“无讼”工作——调和息讼，就地化解矛盾。这一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子不仅从源头上有效减少矛盾纠纷产生，更推动了传统无讼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融合。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浙江平湖“息事无讼”：擦亮基层社会治理“无讼”品牌》）

材料三：

今天，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人们的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各类利益关系相互交织，各种社会纠纷也大量增加，诉讼案件数量逐年增长。然而，司法资源相对有限，司法机关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在此背景下，强调构建源头防控、排查梳理、纠纷化解、应急处置的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实践价值。这一模式与传统的“无讼”理念有许多相通之处。

当然，我们对“无讼”理念的借鉴，不能简单照搬历史上的某些做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纠纷的内容及复杂程度远异于前，而司法与其他矛盾纠纷解决方式的配合已有较好的制度基础和现实条件。我国正在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充分发挥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非诉解纷手段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努力使大量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前。

与此同时，要强化司法对于社会纠纷解决的引导作用，特别是通过司法案例明确司法对于各种社会行为的判断，引导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结果形成合理预期，为非诉化解纠纷提供示范。通过这些具体措施，推动人们对诉讼形成理性认识，正确对待和行使自己的权利，自觉抑制滥用诉讼权利、浪费司法资源的行为，让“无讼”文化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摘编自顾培东《认识传统社会“无讼”理念》）

材料一：

从传说的炎黄二帝至今，我们强调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可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却很难以实物证明其存在：秦汉时代的人们尚且在说虞夏商周为四代，到了秦汉以后就以夏商周为三代，自动选择忽略掉了虞朝。这一切使得中国人心中的五千年文明史更难成功论证。虽说当时的先民并没有什么文明史论，但是到清末因西方文化的冲击，有人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一个系统归纳，当时的学者以及儒家读书人普遍认为炎黄二帝是确实存在的，无论是按照西元纪年法还是中国人的天干地支纪年法，中华文明从上古传承到清都是拥有着五千年的完整脉络，但它是建立在二十四史的基础上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书论史”。

“以书论史”是古代中国的一个学术文化，最早存在于春秋时期，后被司马迁打破，他不仅仅是以书论史，更多的是奔赴实地考察，访问天下老者，记录了诸夏与诸夷狄之间流传的炎黄二帝时代争夺天下的故事。这种以书论史和实物辅佐的文明记录方式一直在中国历代传承，但古代中国不兴考古，所以实物辅佐与实地论史的手段在清末乃至近代逐渐式微，更多的近代学者采用的依旧是以书论史的手段，从诸多帝王的纪年中进行加减，从而得出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说法。可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新史学的出现，全球的历史研究者制定了新的标准，即一个文明的存在必须要有两个条件符合：一个条件为古文明的文字，另外一个条件为古代国家的都城。大家一致认为一个文明国度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必然会出现这两样东西。而当时的中国还是“以书论史”的时代，故而夏朝与殷代都不被国际所承认。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受到质疑。

（选自《炎黄二帝与华夏文明的兴起》，有删改）

材料二：

殷墟早在清末就已出现，当时甲骨是被当作“龙骨”来售卖的，清朝史学家研究发现，龙骨也大多是传说中殷代文字的承载之物。上面的文字记录与司马迁史书上面的商王世系几乎完全契合。甲骨文证明了殷代的确是存在的，并且在西周之前已经统治中国数百年，西方史学家口口声声说中国文明止步于周的说法被打破。中国人一直坚持的五千年文明史观也一下子被证明大半。

上世纪三十年代，三星堆的横空出世让整个中国史学吃惊。三星堆的古蜀国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文化古国，谁也没想到华夏五千年的历史需要靠它来旁证。那里出土的青铜器物无一不代表着古蜀国有着与华夏文明相似的太阳神崇拜，而上面的铭文雕刻也叙述着古蜀与夏朝之间的恩怨。经时间验证，它们都是四千八百年前的物品。

可我们心心念念的炎黄二帝却始终虚无缥缈。而位于郑州双槐树的考古却让中国人的五千年实物文明梦得以实现。2020年5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确认位于巩义市河洛镇的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有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双槐树遗址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大型中心居址、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大型公共墓地、夯土祭祀台遗迹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这处都邑性聚落遗址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在5000多年前的黄帝时期，黄河中下游流域就形成了繁华的都市群。”郑州市文物局局长任伟说。

“根据过去的考古发现，中原地区给人一种5000多年前社会发展相对沉寂的印象，有过‘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说法。双槐树遗址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选自《河洛古国：炎黄二帝的时代以信史重现人间》，有删改）

材料三：

文物考古专家顾万发最津津乐道的，是一处用陶罐模拟天上北斗九星的天文遗迹。“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天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业。”他说。专家认为，这一天文遗迹明显具有特殊人文含义，表明在聚落布局中的礼仪化思维和“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已经形成，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

“河洛古国”还发现了国宝级的文物——一只用野猪獠牙雕刻的、正在吐丝的家蚕。作为已发现的中国最早骨质蚕雕艺术品，与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实证了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养蚕缫丝。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最早的代表。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河洛古国”的出土器物包含许多外来文化因子：折腹鼎、背壶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双腹器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这证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就是联通四方的交通孔道，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这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

（选自《同望5300年！——“河洛古国”文明溯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农业文化遗产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指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广义则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一是物质形态的农业文化遗产，如一些有悠久历史传统和地方特色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一些乡村古建筑、传统特色民宿、传统特色饮食等；二是制度层面的农业文化遗产，如与农耕生产方式相伴生的一些制度设计和风俗习惯等；三是精神层面的农业文化遗产，指在农耕生产方式基础上所形成的特有的价值观和人文精神气质等。

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粮食安全不仅包括数量安全，还包括质量安全。确保质量安全，需要尊重农业的自然循环规律，挖掘保护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多吸收传统农业的优秀成分，推动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几千年形成的一些优秀农业生产系统，体现了人类保护环境的大智慧，为现代社会保护环境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如有千年历史传统的浙江青田稻鱼共生农业模式、成型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等，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也实现了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甘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则通过发展农耕、林业、牧业三者有机循环生产方式，有效保持了生物多样性，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涵养文化自信的需要。农耕文化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和情感认同，积极挖掘保护并传承弘扬好传统农耕文明，是提升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是世界农业最早的起源中心之一，也是一个农业大国，有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几千年来，我国各地农民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物制宜，发展出众多行之有效的可持续农业生态生产模式，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双赢。在作物和农产品方面，中国古代农业对世界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世界上1200多种作物中，中国就有600余种，其中约300种起源于中国。在农学方面，中国古代农学自成体系并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立足新时代，推动建设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我们持续推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实践，进一步挖掘其各方面的传承利用价值。

在农业产业发展上，应赋予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汲取传统农业优秀因素。尤其是相对欠发达地区和一些边远山区，人类与自然长期博弈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农业生产生活模式，是这些地区珍贵的农业文化资源优势和传家宝。用好这些宝贵资源，拓展农业多功能，是促进当地发展的有效途径。

在乡村建设上，要根据农业生产方式特点，建设农村生活方式，保留青山绿水，留住乡愁，守好这些瑰宝。在乡村治理方面，要注意积极挖掘农业文化遗产中的优秀合理因素，融入现代治理体系。尤其注意挖掘古代农业社会德治中好的做法，推动乡村形成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的善治体系，推动乡村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借助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平台，世界各国应进一步加强农耕文化和农耕文明的交流互动。要向世界讲好中华农耕文化和农耕文明故事，也要积极吸收世界各国传统农业中一些优秀的成分，为国家所用。落实农业文化遗产挖掘保护和传承弘扬工作，还需建立更加完善的工作业绩考核办法，让保护的理念和举措真正落到实处。

（摘编自宋圭武《共同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光明日报，2022.7.22）

材料一

自1905年张謇筹建我国第一个综合性博物馆——南通博物苑，中国博物馆事业已有一百多年历史。近年来，中国各类博物馆在场馆设施建设、藏品保护研究、陈列展示、媒介交流等方面不断取得进展。博物馆处在发展“转型”期，如何让大众更好地参与到博物馆活动中，是重中之重。

现在，不少人走进博物馆，总感到展陈方式呆板，偌大的博物馆，藏品虽然众多，却处处都是“面无表情”的表达。显然，在互联网与多媒体时代下，单一展示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公众的需求。在这方面，许多先进的博物馆为了吸引观众尤其是青少年，将布展设计得生动活泼，如营造开放空间，开设数字博物馆，推动VR（虚拟现实）游览，运用动漫、3D加强互动性、趣味性，观众在参观中不仅增长了知识，还滋养了心灵。

博物馆建设在不断改进，但展品的说明还是很简单，可观众来到博物馆，是想了解文物所蕴含的知识，听到文物背后的故事。如果他们参观时读读标签就离开，就仅仅是“到此一游”。为此，博物馆要加强讲解员队伍建设，可以广泛发展志愿者，为志愿者提供专业的知识培训，构建训练有素的志愿者团体，让他们活跃在博物馆里。博物馆志愿讲解员不仅能拉近博物馆展品和观众的距离，而且因为他们来自社会各层面，具有宣传、推介博物馆的便利，会吸引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这样才能实现传播文化，服务大众的目的。

在物质渐渐富足后，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水涨船高，博物馆仅仅“免费开放”显然不够，还需更深层次地进入国民生活，增进“亲密对话”。比如南京博物院打开神秘的文物库房，让公众了解文物保管知识；安徽、吉林等地的博物馆则向聋哑人士和其他残疾人士敞开大门，为他们提供特殊服务；故宫博物院更是开设专题讲座，讲述“故宫里的文物医院”。博物馆开展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让公众与博物馆近距离接触，各种馆藏因此也呈现出更丰富的价值。

一直以来，博物馆就是通过对藏品的收集、研究，生成陈列展览，并向大众开放，确有“守株待兔”的姿态，难怪参观者寥寥。今天，博物馆应主动与现代传媒建立关系，逐步形成合作，积极开展一系列宣传活动。开办官方微信公众号，设立网上虚拟博物馆，这些媒介宣传吸引民众参与到博物馆活动中，拓展了博物馆的教育传播功能。国家博物馆的官方微博每天发送馆藏文物图片，同时附加生动的文字说明。一位博友留言：“如果博物馆的说明都像国博微博这样有趣生动，我愿意天天去博物馆。”

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增强为大众提供优质服务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以多样方式激发大众的参与意识，让博物馆融入大众生活。

（取材于付彪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博物馆的文化产品，是指以博物馆资源为依托，通过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等环节来实现价值的各类文化产品。它既包括博物馆的展览，把独立文物或艺术品连接起来，组成一个具有思想性的文化产品，也包括以商品形式出现的博物馆产品，如博物馆指南、图书、图片等。

被称为“最后一个展厅”的博物馆商店，其中的“展品”——文化创意产品的精彩程度，也影响着观众了解博物馆文化的程度。博物馆的文创产品是博物馆文化的呈现方式之一，它不同于一般的商品，除了要具备一般产品的使用价值、经济价值外，还要具备收藏价值及一定的文化附加价值。每件文创产品都应做到为大众带来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这才是博物馆推出文创产品的真正意义。

杨柳青木版年画博物馆在文创产品开发过程中，尝试将喜庆生动的年画嫁接于新的载体上，赋予了杨柳青木版年画新的内涵，使这一古老的民族艺术瑰宝散发出特有的光芒。杨柳青木版年画剪纸册，用剪纸的形式将杨柳青木版年画还原出来，一个载体承托了两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设计堪称巧妙。在该博物馆商店，观众可以把“年画瓷瓶”“年画内画壶”“年画折扇”等具有收藏和使用双重价值的商品带回家。而一系列价格亲民、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物品，例如以木版年画为主题的扑克牌、丝巾、风筝、钱包、明信片、牙签盒等，也颇受大家欢迎。

在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设计理念上，有专家指出，产品设计一定要围绕博物馆主题文化，能够为博物馆主题文化展览起到促进作用。大众在参观完整个博物馆后，来到售卖区，购买能够与其产生共鸣的文创产品，这是将博物馆的文化带出了博物馆，将文化带回家，带到社会，使得博物馆主题文化宣传的广度和深度得以无限延伸。而且要注意文化创意产品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但传承不等同于复制，单纯的复制已经不能满足大众审美等各方面的需求。当今社会人类发展的源泉是无限的想象力，是创意。因此，博物馆的文创产品要将中华文明的精华元素传承下来，文化是创意设计的基础和核心。一款好的博物馆创意产品设计，要有温度，有情感，赋予产品文化精神的内涵。同时，还要结合现代人的审美追求，最大可能地接轨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这样才能实现博物馆文创产品的真正价值。

（取材于胡春萌、徐雪霏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真正现代意义的博物馆，在我国仅有百余年的历史。博物馆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毅然选择了先进、积极的文化方向。博物馆在保藏中华文明物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启迪各族民众智慧，培育地域文化认同，构建世代爱国情怀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博物馆拥有大量珍贵的文化资源，是别的文化机构难以提供的特殊的知识源泉，人们在博物馆中获得文化的满足、精神的愉悦。同时，博物馆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的经验性资源，使其能在区域性、全球化的世界里发挥独特的社会作用。随着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浪潮的涌起，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变革，博物馆工作的性质和特征也不断发生新的变化。现代意义的博物馆不再仅仅是保护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场所，还应该是一个底蕴深厚的社会文化机构，担负着文化传承的社会责任。今天，博物馆文化表现出的对社会责任的关注，引领着社会民众的人文追求，是文明进步的标志。

博物馆作为公益性社会文化服务机构，其使命就是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不断满足广大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也是公共文化机构的本质特征，是实现公民文化权利和文化福利的重要内容。事实上，我国的博物馆有联系社会、融入社会、服务大众的传统。例如当年东北博物馆自建立之初，就筹办了“伟大祖国历代文物展览”“生产工作演进史”等陈列展览，并于1954年起组织流动展览小组，赴长春、大连、抚顺等25个城市和地区进行巡回展出，在全国首创了流动展览这一服务大众的展览形式，受到博物馆界的重视和社会民众的欢迎。

（取材于单霁翔的相关文章）

材料一：

词原是歌筵酒席间演唱的歌辞，然而后人却又往往从这种歌辞中看到了比兴寄托的深意。比兴寄托有广义的解释，也有狭义的解释；有字面的解释，也有引申的解释；有就作者方面而言的说法，也有就读者方面而言的说法。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

先讲“比”“兴”二字。词天生有这一特质，容易把作者引向比兴寄托的路子，也容易引起读者比兴寄托的联想。本来“比”“兴”二字是写诗的两种作法，如果换一种较新的说法，我以为比兴就是指心与物相结合的两种基本关系，“兴”是见物起兴，是由物及心。

见物起兴是说你看到一个物象，引起你内心的一种感发。以《诗经》来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外在的物象，所谓“物象”是眼睛所能看见的，耳朵所能听见的，凡是感官所能感受的统称物象。这在中国诗歌中有很久远的传统。即如《诗品·序》中就曾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又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陆机的《文赋》也曾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都是说你看到外界的景物后引起了你内心的感发，是由物及心的物与心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兴”。李后主《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这种由于看到“林花谢了春红”而引起的感发就属于此类。

什么叫“比”呢？“比”是以此例彼，是说你内心中有一种情意，要借助于外在的物象来传达，因为诗歌这种美文，如果只讲抽象的概念中的情意，便不易引起读者直接的感动，所以常要把抽象概念的情意与具体的物象联系起来，才能引起读者的感发。由心及物的例证如《诗经·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是用一只吃粮食的大老鼠来比喻剥削者，这是他心中先有一个剥削者的概念，然后用硕鼠这一形象来表现的，是先有内心的情意然后找形象来比喻，是由心及物的心与物的关系，这就是所谓“比”。秦观的“欲见回肠，断尽金炉小篆香”（《减字木兰花·天涯旧恨》），说你要看到我内心中那千回百转的情意，就如同像篆字般曲折的小篆香一样，寸寸燃尽，以此形容他回肠的寸断。这也是“比”，是先有其回肠的情绪而后以小篆香来做比喻的。

所以一般说来，比兴就是表达情意的两种基本方式，或者是由物及心，或者是由心及物。这是对“比兴”最简单的解释。

不过，“兴”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兴”只是纯粹直接的感发，并没有明显的理性的衡量和比较，所以有时是正面的感发，有时是反面的感发，而且同样的物象可以引起不同的感发，所以“兴”这种感发的范围是非常自由的，不是理性所能够完全掌握的。相对而言，“比”是比较有理性的。总之，“比”与“兴”基本上原该是指诗歌创作中“心”与“物”相交感时的两种方式和作用，但是汉儒却对“比兴”有了另一种解释，说“比”是“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而“兴”则是“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周礼·春官·大师》郑注）。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可信，因为从《诗经》的作品分析，用兴的方法写的对象不一定都是美的，用比的方法写的对象也不一定都是恶的。总而言之，在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上，“比兴”就开始有了另外的意思，就是“言在此意在彼”的一种美刺托喻的意思。这以后，在诗歌创作中说到“比兴”就再难只以单纯的心物交感的比兴来衡量，而有了一种言外之意可以追寻体会的意思了。

（摘编自叶嘉莹《诗显而词隐》）

材料二：

有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宿命，好像是注定了要让一个诗人亡一次国，然后李煜才会写出分量那么重的几个句子出来。就是如果不是遭遇这么大的一个事件，他的生命情调不会从早期的有点轻浮、有点淫乐转到那么深沉。就是一个亡国，忽然让这个才华横溢的人领悟到繁华到幻灭。所以我们读到《虞美人》，读到《浪淘沙》，读到他这些后期的作品的时候，忽然带动了一个很不同的生命经验。这种在亡国之后产生出来的创造力，其实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五代词刚好是诗词这两种文体的连接，因为在唐诗的黄金时代之后，你要写诗超过李白杜甫，想都不必想了。所以要另辟蹊径，另辟一条新路出来，反而走到了通俗的这个世界上去，把通俗重新开创新经验。当时有一批傻傻的人，还在那边继续模仿唐诗的，全部都完了。反而走到流行歌曲的这批人出现了新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五代词的变革意义，就是词根本就是流行歌曲。

大家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今天读到“林花谢了春红”这样的句子，我们会隐约感觉跟唐诗不一样。“太匆匆”，就是一个很直接的民间感情，就是觉得好快啊。所以你会发现，把这些东西变成歌，变成现代的流行歌曲非常容易，因为它本来就是歌。我们现在读的《虞美人》《乌夜啼》都不是文学的名字，而是音乐的名字，等于现在我们讲的“降G大调”之类的意思，升调、降调的意思。

（摘编自蒋勋《为什么唐诗会变成宋词》）

材料一：

梁代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文选》，是我国现存编纂年代最早的总集，脍炙人口。萧统为之作序。此序既阐明了《文选》的编纂意图和选录范围，也体现了萧统的文章审美观念。

萧统说，《文选》里选载的都是特别讲究文辞运用的文章。那么，该怎么讲究呢，怎样的文辞才是萧统心目中的好文章呢？从“辞采”“文华”“翰藻”等语词可以体会到，萧统要求文辞博富而美丽。《文选序》说：“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文学语言同社会生活里种种事物一样，是从简单质朴向着精巧华丽发展的。这是萧统的文辞发展观，也是他心目中一个基本的文章审美标准。文章好不好，首先看它的辞采是否漂亮。应该说，这不仅是萧统个人的审美观，而且是他那个时代具有普遍性的标准。

如果说得再具体些，那么可以说，当时人们所认为的漂亮文辞，包括语句偶对、声音和谐、辞藻富丽、运用典故等几个方面，也就是具有骈俪文字之美。这在《文选序》没有具体说出来，但从《文选》选录作品的情况中是可以窥见的。比如《史记》里的序和“太史公曰”，颇有感慨跌宕的文字，但《文选》一概不选，这与那些文字句式长短错落、不合乎骈文要求很有关系。《文选》选的是班固、干宝、范晔、沈约所写的史论述赞，它们句式比较整齐，讲究对偶和辞采。又如同样是写三月三日禊饮的诗序，不选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而选颜延之、王融的两篇，与《兰亭集序》比较质朴，而颜、王所作“文藻富丽”有关。颜、王这两篇文字当时以此而闻名遐迩，连北朝人士都佩服之至。再如陶渊明诗，北宋以后成为一种诗美的典范，《文选》却所选不多，因为陶诗语言朴素率直，在齐梁时是被认作“田家语”的。曹操诗在后世被称赞为“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文选》则只收录两首；也是同样的缘故。

萧统所持的这种骈俪时代的文章审美观，自然有它的局限性。不少优秀作品由于不符合骈俪之美的标准而被忽略了。这从上文所述便可见一斑。在萧统看来，子书、史书“不以能文为本”，是不在美文范围之内的，这样的眼光也嫌狭窄。以后人、今人的眼光看，别的不说，《史记》《汉书》《世说新语》中那些人物形象、细节描绘、名言隽语，多么栩栩如生；《庄子》的浪漫想象，纵横恣肆，也多么具有文学色彩。而萧统那个时代的人们没有认识到它们的美。这些确实是《文选》编者审美观的局限。

但是，在我国文学史上，骈俪时代毕竟是一个重要而且漫长的时代，同样产生了许多优秀的篇章。如果像后世某些提倡“古文”的论者那样，排斥骈俪之美，蔑视骈体诗文，那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同样是片面而具有很大局限性的。《文选》选录了晋代陆机的大量诗文，陆机是萧统最心仪的作家之一。诗且不说，即以其他文体而言，《叹逝赋》《文赋》《豪士赋序》《吊魏武帝文》《辩亡论》《演连珠》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靠了《文选》，我们今天还能欣赏到这些名篇。陆机之外，晋代其他的优秀诗文，在《文选》里也保存了不少。

（摘编自杨明《从<文选序>看萧统的文章审美观念》）

材料二：

据载，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性宽和容众，喜愠不形于色”，一生似未明确褒贬过任何历史人物，独独前他七十四年而卒的“南岳幽居之士”陶渊明，却赢得了他异乎寻常的尊敬。昭明不仅首次编撰了《陶渊明集》，而且特为之立传作序。就在《陶集序》中，他德文并重地推崇陶渊明。实际上，昭明太子萧统是中国文学史上高度评价陶渊明的第一人。

陶渊明《闲情赋》是《陶集》中仅有的一篇述情：惆怅，文采可观，十分接近齐梁文学“典丽”特征的作品。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情采，它都可与宋玉的《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以及曹植的《洛神》诸赋相类比。因此，把《闲情赋》采入《文选》“情”类赋并不为过。但是，昭明不但不选，反倒在《陶集序》中特出一条评语，说道：“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首，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这“白璧微瑕”之叹，难道不正好表明，昭明看重陶渊明之德名，远远超过其文名吗？“惜哉！无是可也”一句无限的叹惋，就把昭明企望陶渊明成为“人伦之璧”的愿望表露无余。

《陶集序》分为三部分：第一、隐逸人生论；第二、陶渊明文德论；第三、陶渊明文章“风教”论。昭明认为：陶渊明者，高尚之士也，其“爱嗜”陶文者，崇尚其德也。这正是南朝文人（诸如颜延之、沈约、钟嵘）的共识。只不过比较起来，昭明爱心更切，以至对《闲情赋》作出了旨在求“全”的苛责。原来，他就是要把陶渊明推尊为“人伦之完璧，道德之高标，为文之准式”，以“讽谏”时事，“风教”社会。如此的伦常道德追求，显然与《文选》的编撰目的迥然不同。

其实，在昭明文学主张中，原本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学价值追求：一为娱乐，审美；一为“鉴诫”“风教”。前者以精神上的愉悦、享受为目的；后者以规范、指导人们的思想、道德情操为指归。《文选》和《陶集》就是以上这两种文学价值追求的分别体现。昭明在陶渊明“百年祭”之时编撰《陶集》，纯乎出于一种道德教化的考虑。在《陶集序》中昭明强调渊明文章“有助于风教”，又说《闲情赋》“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等等，完全本之于传统的儒家“诗教”之说。因此，正是在这种传统道德文学价值观的驱动下，他才爱屋及乌，因人贵文，超越个人和时代的审美观念，满腔热忱地高度评价陶文。

（摘编自丁永忠《论萧统<陶渊明集>与<文选>的不同文学价值取向》）

材料一：

音乐中的启蒙

1929年4月1日，米兰·昆德拉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父亲是钢琴家、音乐教授。昆德拉孩提时代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父亲的书房里度过的，那是一段愉快的艺术时光。在这里，他经常悄悄地听父亲给学生讲课；在这里，父亲亲自教他弹钢琴，引领他一步步走进音乐世界；在这里，他带着好奇心，任意浏览父亲众多的藏书。父亲每天都会要求儿子严格按照乐理来练习钢琴，儿子也喜欢弹钢琴，只是在练习时常常会有一些即兴发挥。他的创造力和叛逆性格那时就已显露出来。

昆德拉十三四岁时，正值二战期间，父亲安排他师从捷克最出色的作曲家之一保尔·哈斯学习作曲。这实际上是一种友谊的特殊表达，因为哈斯先生是犹太人，当时，他已被迫戴上了黄星标志，人们像躲瘟疫一般躲避着他。

昆德拉忘不了老师的一段话“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有许多惊人薄弱的乐段。但恰恰是这些薄弱处使强有力的乐段大放异彩。它就像一片草坪，要是没有草坪，我们看到从地上长出的漂亮大树时是不会兴奋的。”这是一段让昆德拉咀嚼了一辈子的话。后来，哈斯先生被关进集中营，再也没有出来。昆德拉始终把他当作“我个人神殿中的一位”。他写下的第一首诗，就是《纪念保尔·哈斯》。

（节选自高兴《米兰·昆德拉传》）

材料二：

诗情里的锋芒

少年和青年时期的昆德拉兴趣极为广泛。他最早沉迷于造型艺术，一心想当雕塑家和画家。他一度成为家乡小有名气的小画家，曾为剧院和出版社画过不少插图。之后，他又狂热地爱上了音乐。他考入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系后，还经常去听音乐课。

在迷恋音乐的同时，昆德拉还投入到写诗的热情之中。

他的那位堂兄——诗人卢德维克又直接将他往诗歌道路上推了一把。堂兄是战时捷克一个超现实主义小组成员。这个小组中不仅有诗人，还有画家和雕塑家，全都赫赫有名。昆德拉对他们十分仰慕，但由于生性腼腆，未能与他们结识。堂兄也发现了昆德拉身上的艺术天赋，总是尽量为他创造各种机会，与小组成员聚会论辩，还将他引荐给评论家格罗斯曼。正是在堂兄的影响和鼓励下，昆德拉有了最初的写诗冲动。

从昆德拉的第一本诗集《人：一座广阔的花园》中，人们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当时的捷克文坛教条主义盛行，公式化的诗歌到处泛滥，而昆德拉的诗却带有明显的超现实主义色彩和批判精神。他有一首讽喻诗，题为《法拉桑城儿童浪漫曲》，矛头就指向当时的诗坛状况和社会风气。这首诗的内容大致如下：

一个孩子骑着一匹小马来到一座美丽的犹如甜奶饼的城市——法拉桑城，娶了那里的公主。这座城市有个奇怪的规定：人人只许欢欣，绝对不能忧伤。一只小狗，禁不住孤独，哀嗥了几声，便被投进了监狱。公主十分美丽，乐队为他们奏乐，市民为他们欢呼，一天接着一天，没有任何变化。孩子感到厌烦，对小马说道，这里老是欢呼，老是歌颂，老是万岁，我已腻味透顶。与其如此生活，不如赶快逃走。小马善解人意，带他离开了这“甜蜜的天堂”。

这样的诗，自然会触怒不少人。因此，他的诗集一经问世，批评的声浪就接踵而至。这在某种程度上倒也提高了昆德拉的声誉。

（节选自高兴《米兰·昆德拉传》）

材料三：

我们常常痛感生活的艰辛与沉重，无数次目睹了生命在各种重压下的扭曲与变形，“平凡”一时间成了人们最真切的渴望。但是，我们却在不经意间遗漏了另外一种恐惧——没有期待、无需付出的平静，其实是在消耗生命的活力与精神。

（节选自米兰·昆德拉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材料四：

当托尔斯泰构思《安娜·卡列尼娜》的初稿时，他心中的安娜是个极不可爱的女人，她的凄惨下场似乎是罪有应得。这当然跟我们看到的定稿大相径庭。这当中并非托氏的道德观念有所改变，而是他听到了道德以外的一种声音——我姑且称之为小说的智慧。所有真正的小说家都聆听这超自然的声音。因此，伟大的小说里蕴藏的智慧总比它的创作者多。认为自己比其作品更有洞察力的作家不如索性改行。可是，这小说的智慧，究竟从何而来所谓小说又是怎么回事？

（节选自米兰·昆德拉演讲稿《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材料一：

21世纪以来，在人类不断突破既有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局限的条件下，艺术家的艺术思维逻辑和科学家的哲学社会科学思维逻辑不断在并行中发生交叉，产生交集，形成互动，激发出一种突破性发展的可能性。

科学与艺术、人文结合的一个重要的例子是艺术家设计出“情绪几何”。这是个结合了科技与艺术的互动装置，邀请观众在暗箱中触摸几何模型，触摸的情绪会通过心率等生理数据采集装置记录并计算出来，这些情绪数据会影响初始几何图形的变化，生成一个个“因人而异”的情绪化的几何图形，并最终通过自动粉笔机械装置绘制在黑板上。作品从代数几何的抽象性和纯粹性中获得启发，并尝试把数学对现实世界提纯化的解释与艺术对现实世界复杂化的解读结合在一起，完成一次同时处于现实之上和现实之中的艺术实验。

艺术某种意义上是在给世界回归混沌提供“熵”力。与数学家所追求的纯粹性和抽象化相比，一个视觉艺术家的工作基本是给这个世界“添乱”。“情绪几何”将充满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混沌性的个体情绪数据与纯粹的、抽象的几何数据进行耦合与杂交，就像往真空中注入雾霾、往纯水中注入污液、往真理中注入无理。这种形而下的“添乱”式的艺术实验的目标不为揭示任何纯粹的普世真理，只为呈现任意存在的个体真相。作品拒绝让观众以理性的方式来理解代数几何数学，而是让观众以感性的方式通过与几何图形的感性接触以及提供个体的情绪数据来与艺术家和数学家共同完成一次无法预期的创作。

回溯人类进步的历史，实际上科技发展的同时，艺术一直如影随形，艺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出现交融、借鉴甚至陷入重大分歧的情形比比皆是。达·芬奇的绘画就曾经涉及当时欧洲医学中较为先进的解剖学，他通过美术的概念让人们获得了解剖学的认知；在摄影设备出现后，印象派艺术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雷诺阿，通过参考照片完成了诸多创作，导致西欧的绘画在很长一段时期主动对科技保持着疏离，画家们希望绘画艺术远离照片。而中国的国画更是以写意见长，强调意境之美，即使现代画家创作时从照片中寻找到一些思想内涵的元素和载体，但最终形成的作品还是旨在寻求艺术本体的价值。

（节选自张富利《新技术与美学的互生之旅：人工智能艺术何以可能》）

材料二：

音舞诗画节目《忆江南》成为2022年央视春晚的“刷屏”之作。它带观众进入名画《富春山居图》中畅游，林峦浑秀，烟波浩渺，画中人物放声吟唱，渔樵耕读悠然自得。舞剧《只此青绿》将传世经典《千里江山图》搬上舞台，“火”到一票难求。近年来，“高冷”古画接连出圈，引发现象级传播。破解古画在今天的流量密码，将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带来有益启示。

动起来，换一种古画的“打开方式”。手握长卷，徐徐展开，仿佛置身其间，一步一景，可观可游。这原本就是中国古代绘画特有的“打开方式”之一，古人因而有徜徉画中山水的“卧游”之说。今天，科技的赋能让“人在画中游”有了无与伦比的实现可能。借助数字绘景和3D复现技术，一幅《秋林读书图》可以从平面变得立体，上一秒刚跨过秋林中的潺潺溪水，下一秒视角便已经跃升到空中，俯瞰群山巍峨。数字副本让珍稀古画的“露面”机会越来越多，在3D、增强现实、人工智能、全息投影、交互技术等的广泛应用下，“画游系列”成为当下沉浸式艺术展的热门主题。围绕古画的这些“动起来”，虽不能取代对原作的欣赏，但无疑打开了普通人接近传统瑰宝的通道。有人说：古画动了，世界静了。也有人说：古画动了，身体里的DNA也跟着动了。古画动起来，不仅是对观众的“循循善诱”，也向创作者敞开了宝贵的审美资源和文化资源。3D动画形式的广泛运用，更为古画图像在现代设计领域的大展身手提供了新的可能。

融起来，实现与传统文化的“超链接”。作为传统文化的视觉集成，古画不着一言、气象万千，能够集纳服饰、妆容、音乐、舞蹈、诗词等内容于一体，成为演绎传统文化的生动场景。在时下的国风国潮中，以“画境”统摄传统要素和当代形式，在融合性表演情境中展现文化的古韵与新貌，已经成为一种创作趋势。去年火出圈的舞蹈《唐宫夜宴》就伴随着娇憨可爱的唐代女乐官的舞姿，徐徐展现《簪花仕女图》《捣练图》《备骑出行图》等画面，舞与画呈现有趣“互文”。这种融合不仅是艺术形式上音、舞、诗、画的结合，也是传统舞台艺术与电视艺术、视频形式的结合，是文艺与数字科技的结合，是媒介形式上的优势互补。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转化也通过更为综合的媒介形态不断“升维”。

活起来，用新讲法激发新创造。在系列短片《此画怎讲》之前，有许多“讲”画的方式，但这一次，画作上的人物自己开口了。“古画会说话”和之前的“国宝会说话”类似，意在以亲切的面貌、活泼的语态，拉近古画与当代人的距离，让更多人感受传统与当下的息息相通。讲述传统的方式变了，回应传统的方式一定也会变化。传统“活”在当下、文化传承有“我”，渐渐成为一种创作共识。越来越多的人从传统中汲取自信和底气，热情参与文艺众创，推动国风国潮的创意奔涌。

当然，动起来、融起来、活起来，只是开始；静下来、沉下来、传承创新下去，任重道远。有关古画的故事还有很多，有关古画的讲法还有很多，像古画这样积淀着中华民族审美旨趣、精神内涵和价值追求的文艺样式还有很多。传统浩浩荡荡，创造生生不息。传统文化的新表达，不仅要讲出趣味，也要讲出深度；不仅要讲出美来，还要讲出美背后的精神、理想与追求；不仅要面向当代受众，讲出新的时代内涵，还要面向世界，在更高维度上彰显中华文化与古为新的接续创造。

（节选自《人民日报》胡妍妍《让古画动起来融起来活起来》）

材料一：

我们强调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可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却很难以实物证明其存在：秦汉时代的人们尚且在说虞夏商周为四代，到了秦汉以后就以夏商周为三代，自动选择忽略掉了虞朝。这一切使得中国人心中的五千年文明史更难成功论证。清末读书人普遍认为炎黄二帝是确实存在的，中华文明从上古传承到清都是拥有着五千年的完整脉络，但它是建立在二十四史的基础上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书论史”。

“以书论史”最早存在于春秋时期，后被司马迁打破，他不仅仅是以书论史，更多的是奔赴实地考察，记录了诸夏与诸夷狄之间流传的炎黄二帝时代争夺天下的故事。这种以书论史和实物辅佐的文明记录方式一直在中国历代传承，但古代中国不兴考古，所以实物辅佐与实地论史的手段在清末乃至近代逐渐式微，更多的近代学者采用的依旧是以书论史的手段，从诸多帝王的纪年中进行加减，从而得出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说法。可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新史学的出现，全球的历史研究者制定了新的标准，即一个文明的存在必须要有两个条件符合，一个是古文明的文字，另外一个条件为古代国家的都城。而当时的中国还是“以书论史"的时代，故而夏朝与殷代都不被国际所承认。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受到质疑。

（摘编自《河洛古国：炎黄二帝的时代以信史重现人间》）

材料二：

殷墟早在清末就已出现，当时甲骨是被当作“龙骨”来售卖的，清朝史学家研究发现，龙骨也大多是传说中殷代文字的承载之物。上面的文字记录与司马迁史书上面的商王世系几乎完全契合。甲骨文证明了殷代的确是存在的，并且在西周之前已经统治中国数百年，西方史学家口口声声说中国文明止步于周的说法被打破。

后来三星堆的横空出世让整个中国史学吃惊。三星堆的古蜀国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文化古国，谁也没想到华夏五千年的历史需要靠它来旁证。那里出土的青铜器物都是四千八百年前的物品，无一不代表着古蜀国有着与华夏文明相似的太阳神崇拜，而上面的铭文雕刻也叙述着古蜀与夏朝之间的恩怨。

位于郑州双槐树的考古终于让中国人的五千年实物文明梦得以实现。2020年5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双桃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确认位于巩义市河洛镇的双樵树遗址是距今 5300 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有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双槐树遗址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这处都邑性聚落遗址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也就是说，在5000多年前的黄帝时期，黄河中下游流域就形成了繁华的都市群。

其中最津津乐道的，是一处用陶罐模拟天上北斗九星的天文遗迹。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天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业。专家认为，这一天文遗迹明显具有特殊人文含义，表明在聚落布局中的礼仪化思维和“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已经形成，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

“河洛古国”还发现了国宝级的文物——只用野猪獠牙雕刻的、正在吐丝的家蚕。它与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实证了距今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养蚕缫丝。学者认为，以双楔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最早的代表。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河洛古国”的出土器物包含许多外来文化因子：折腹鼎、背壶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双腹器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这证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就是联通四方的交通孔道，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这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

双槐树遗址实证了河洛地区在距今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摘编自《河洛古国：炎黄二帝的时代以信史重现人间》《回望5300年！——“河洛古国”文明溯源》）

材料一：

书院楹联多含导化性情、启迪智慧之意蕴，也是儒家文化在书院中最直接的体现。江西白鹿洞书院楹联曰：“泉石可人，烟霞友我；青山傍屋，绿树盈门。”朱熹评此地“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迹著书之所”。“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读书之所”，书院这种选址观念主要是受到儒家“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即顺应天道，以求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同时，儒家学派认为，自然山水具有某种与人的精神品质相类似的形式结构，具有德化的作用。“萦回水抱中和气，平远山如蕴藉人。”（凤凰山敷文书院联）中和、蕴藉正是儒家对人的涵养所要求的一种极高境地。书院的创立者大多认为，书院培养人才的目的并非仕途经济，亦非文思辩才，而是实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即一方面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另一方面传播道业，济世救民。正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的《跋》中所言：“窃观古者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东林书院有著名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摘编自冯刚、田昀相关论文）

材料二：

主持人（《光明日报》智库问答专栏记者）：历史上，书院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也是思想、文化、观念交流碰撞的地方，可以说是名家大儒荟萃，群星竞相闪耀。历史上的传统书院缘何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这给现代教育带来哪些启发？

肖永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传统书院带给现代教育很多启发。在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书院形成了独特的教育宗旨和人才培养理念。无论是在自然环境的选择、人文环境的营造方面，还是在教育内容、组织管理方式、教学形式方面，传统书院都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例如，传统书院教育追求“求学”与“求道”相统一，重视培养学生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将道德情操、健全人格、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传统书院教育师生关系密切，教师的高尚人格对学生产生吸引力、感召力，学生与教师朝夕相处，深受其影响和感染；传统书院教育提倡自由讲学、自由研讨，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经常切磋商榷、质疑问难；传统书院教育尊重学生禀赋、个性差异，注意因材施教。

主持人：清末时期，传统书院为适应教育改革的需要，纷纷转化为新式学堂。历经沧桑后，如今得以完整保存的书院可谓凤毛麟角。进入新时代，存世的书院应该如何更好地融入和服务现代社会、培养现代人才，又该如何打造“活的书院”？

吴国富（白鹿洞书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打造“活的书院”，必须认真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书院教育应当以儒家经典为核心，以积极入世、承担社会责任为主体精神，若背离这一主体精神，就不能称之为书院教育。知行合一，知与行良性互动、互相促进，是衡量书院教育效果的主要指标。能知不能行，或按照刻板的教条去行为，都无法取得真正的效果。总之，针对道德品质和人文素养进行专门教育，在学习经典的过程中，结合社会实践，不断进行反思、反省，不做“两脚书橱”式的人，不做“嘴长手短”的人，不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做社会的“看客”“说客”，以内化于心的人文素养为根本，才能取得实际效果，才能使受教育者成为现代社会喜欢和接纳的人才。当现代社会和书院建立不可或缺的联系时，书院就能“浴火重生”了。

主持人：书院千年，为中国文脉传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千年之后再回望，书院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我们如何更好地传承书院文化和书院精神？在推动现代文化繁荣发展中，书院可以提供哪些力量？

肖永明：在人才培养方面，应当努力挖掘传统书院教育资源，从中汲取智慧，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总结出一套兼具传统书院教育与现代教育之长的人才培养模式，为中国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启示与借鉴；在学术创新方面，应当弘扬历代书院先贤的创新精神，发挥书院的独特优势，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发掘和现代价值的研究，为学界奉献具有原创性的高端学术成果，以学术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文化传播方面，应当利用当代最先进的传媒手段，充分体现书院的文化传播、社会教化功能，在传统文化的传播、普及、弘扬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摘编自《光明日报》“书院文化传千年”系列报道）

材料三：

谈剑桥，可从不同的角度与观点着眼，就教育制度来说，剑桥的特色是她的书院制。剑桥大学不止是一大群“学部”的组合，更是一大群“书院”的结合。她是一个由书院结合而成的联邦团体，故剑桥亦称为“书院式的剑桥”。剑桥现在共有30个学院。最老的圣彼得书院已经有七百年的高寿，最新的罗宾逊书院则刚刚诞生不久。30个书院，有30种风格，30种情调。从伦敦去剑桥，你心目中只有一个剑桥大学，但到了剑桥，你只看到一个个书院。诚然，书院是剑桥的灵魂，讲剑桥不讲书院，就像讲《王子复仇记》漏了丹麦王子。

我们看到现代大学越来越向“综集大学”趋进，学术日益专化，人际关系日渐疏离，教育与生活裂为两橛。剑桥书院重视居息一堂，重视生活性情之陶冶与知性之启发，实值得借镜取鉴。剑桥书院制是成长的，不是创造的。刻意模仿，大可不必，亦难有功，但如能取其精神，配合本土社会文化而模铸之，则宜为有心于大学教育者所深思。

（选自金耀基《剑桥书院制的特色》）

链接材料：千年“岳麓书院”一直在湖南大学“弦歌不绝”；2016年9月10日，中美合作成立的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举行开学典礼，迎接来自全球31个国家的110名学者。

①如今，网络阅读成为人们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类的阅读行为也随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眼睛在网上快速、便捷的“暴走”，逐渐替代以往细嚼慢咽似的传统阅读。新媒介使昔日“纸面”凝聚的诸多艺术的神性，不断被“界面”的感觉颠覆和碾轧。

②然而，我觉得，“界面”代替了“纸面”的阅读，损失的可能是时间的纵深和历史的厚重。人在获得大面积爆炸性信息的同时，也会有某种难言的失重感。

③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阅读是一种有重量的精神运动。

④上世纪70年代初，我还是一个少年，偷偷读到一本书，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记得扉页的题记是这样两句话：“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两句话使我深深感动，让我生出想要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的冲动。我初次领略到阅读的重量，它给了我身心的沉稳和力气。

⑤我的一位亲人，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在从城市下放到乡村劳动之余，倚靠在田野的草垛上通读了《资本论》和《列宁全集》。问他当时为什么读这些书，他只说是因为喜欢。

⑥今天想来，类似的阅读实在是一种无功利心的自发性之举，因其自发性，所以也没有预设的阅读期待，那不期而至的阅读收获便格外宝贵和难忘。难忘的还有一种沉入心底的重量，这重量打击你，既甜蜜又酣畅。

⑦阅读的重量有时在于它的“重”，有时却在于它的“轻”。这“轻”，不是轻浮，而是一种无用之用，是阅读心境的解放。

⑧今天，我们的阅读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诸多变化。市场上卖得好的书往往是更靠近生活、实用的书：养生、美容、商战、股票、英语……书海已经“茫茫”。各取所需的阅读看上去已不再承载精神的重负，而是直奔主题，要的是立竿见影。

⑨阅读的功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更想强调的是，“无用”的阅读，更多的是缓慢、绵密、恒久的渗透。这样的阅读不是生存甚至生计所必需的，但它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人的存在，看到了生活的美好、温暖以及自身的价值，它的“无用”本身便是更大的作用。这何尝不是一种更高的阅读境界呢？这种自然存在的阅读状态，或许更能体现人生的精神价值吧。

材料一：

“中国古代商周铜器铭文里所表现章法的美，令人相信仓颉四目窥见了宇宙的神奇，获得自然界最深妙的形式的秘密”，“通过结构的疏密，点画的轻重，行笔的缓急……就像音乐艺术从自然界的群声里抽出音乐来，发展这乐音间相互结合的规律，用强弱、高低、节奏、旋律等有规律的变化来表现自然界社会界的形象和内心的情感”。在这些颇带夸张的说法里，倒可以看出作为线的艺术的中国书法的某些特征：它像音乐从声音世界里提炼抽取出乐音来，依据自身的规律，独立地展开为旋律、和声一样，净化了的线条——书法美，以其挣脱和超越形体模拟的笔划的自由开展，构造出一个个一篇篇错综交织、丰富多样的纸上的音乐和舞蹈，用以抒情和表意。可见，甲骨、金文之所以能开创中国书法艺术独立发展的道路，其秘密正在于它们把象形的图画模拟逐渐变而为纯粹化了的抽象的线条和结构。这种净化了的线条——书法美，就不是一般的图案花纹的形式美、装饰美，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有意味的形式”。一般形式美经常是静止的、程序化、规格化和失去现实生命感、力量感的东西，“有意味的形式”则恰恰相反，它是活生生的、流动的、富有生命暗示和表现力量的美。中国书法——线的艺术非前者而正是后者。所以，它不是线条的整齐一律均衡对称的形式美，而是远为多样流动的自由美。行云流水，骨力追风，有柔有刚，方圆适度。它的每一个字、每一篇、每一幅都可以有创造、有变革甚至有个性，而不作机械的重复和僵硬的规范。

它既状物又抒情，兼备造型和表现两种因素和成份，并在其长久的发展行程中，终以后者占了主导和优势。书法由接近于绘画雕刻变而为可等同于音乐和舞蹈。并且，不是书法从绘画而是绘画要从书法中吸取经验、技巧和力量。运笔的轻重、疾涩、虚实、强弱、转折倾挫、节奏韵律……，净化了的线条如同音乐旋律一般，它们竟成了中国各类造型艺术和表现艺术的魂灵。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青铜饕餮•线的艺术》）

材料二：

中国画的线是情感的载体，中华民族是重情的民族。线的长短、疾缓、方向、粗短，都能表达出不同的情感。从中国人物画中看线的不同，东晋顾恺之的线条如春蚕吐丝，线条与物象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紧密联系。《洛神赋》中，用游丝般柔美细劲、飘逸潇洒的线条与洛神和曹植间浪漫的爱情传说达到了高度的一致。线条被赋予了情感的使命，线条已经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唐代的吴道子演绎了“吴带当风”的风尚。《送子天王图》线条具有强烈的动势和节奏感，使线得到了更进一步发展。宋代李公麟白描是古代线条艺术之大成者，创造性地发展了白描手法，并将白描发展为一门独立的绘画样式，并且使线条的独立美感与写实造型矛盾得到统一。南宋梁楷的减笔水墨画，使中国人物画开辟了一条蹊径，寥寥数笔，一个生动鲜活的人物便跃然纸上，使线条的语言更加丰富。

山水画是最能代表中国画艺术精神的。山水画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一整套的程式，如古人写山水总结“十六皴点法”。以书入画，将书法引入绘画。当然这些程式是画家在长期的总结和观察中得出的，如董源“披麻皴，雨点皴”，来自于江南山水的云雾环绕，秀水灵山。南方湿润的气候，充沛的雨水，草木茂盛，山体圆润，因此线条也就是不露锋芒，圆润灵秀。而李唐的“斧噼皴”则是对北方大山大水的反映，山水轮廓分明，线条老辣恣肆，顿挫方钢。因此可看出不同的环境造就了画家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但是最终决定画家艺术造诣的还得回到画家自身，也就是张璪所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中国画线背后承载着的是中国内在儒家庄重典雅与道家解衣磐礡的内在精神。中国画也在20世纪中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语言体系受到冲击，西画中的写实、光影、色彩等都影响了中国画。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画家基本上沿着两条道路前行，其一是继续走传统中国画道路，其二是中西折中的道路。第一条，如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等，他们虽然吸收了西画的一些长处，但从笔墨上还是传统中国画艺术。第二条，如林风眠、徐悲鸿等使中国画色彩和写实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不管是传统还是折中的中国画，它们还属于中国画的范畴，若用中国画完全去描绘油画描绘的东西，则使中国画走上歧途，成为无源之水。中国画的背景毕竟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能植根于西方文化背景，而中国画屹立于世界绘画之林，“线”的艺术特征是它的一大主线和特色。

（摘编自张远坤《浅析中国画中线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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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温柔敦厚”诗教观是如何形成的？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关系到对“温柔敦厚”诗教观思想文化内涵的理解问题。

周代贵族教育崇尚君子之德，是“温柔敦厚”诗教观念产生的重要文化基础。随着礼乐教化的不断深入，周代贵族的理想人格典范逐渐形成，“温”“柔”“和”“中”等品质成为君子之德的基本内涵，它们对“温柔敦厚”诗教观念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另外，“温柔敦厚”诗教观念的形成，与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在政治、外交中的用《诗》用乐以及周人的诵谏传统也有密切联系。

总之，“温柔敦厚”诗教观根植于周代宗法伦理社会的土壤之上，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生态有密切的关联。马克思曾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周文化作为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温柔和顺、持中合度是周代教育所着力培养的一种人格典范，从某种意义上说，“温柔敦厚”诗教观就是周代贵族理想人格在诗学观念上的体现。“温柔敦厚”诗教观念是源于社会实践的理论概括，是周代礼乐文明的客观反映，周人的歌《诗》、弦《诗》、引《诗》、赋《诗》以及乐工的诵谏，都具有柔和逊顺的特点。

（摘编自边家珍《“温柔敦厚”诗教观新论》）

材料二：

情操，名词。

情操，此中含有理智在内。情操虽然说不得“发乎情止乎礼义”，也要“发而皆中节”。情操完全不是纵情，“纵”是信马由缰，“操”是六辔在手。总之，人是要感情与理智调和。

感情与理智调和，说虽如此说，然而若是做来，恐怕古圣先贤也不易得。吾辈格物致知所为何来？原是为的求做人的学问。学问虽可由知识中得到，却万万并非学问就是知识。学问是自己真正地受用，无论举止进退、一言一笑，都是见真正学问的地方。做人处世的学问也就是感情与理智的调和。

“诗三百篇”含义所在，也不外乎“情操”二字。

要了解《诗》，便不得不理会“情操”二字。《诗》者，就是最好的情操。也无怪吾国之诗教是温柔敦厚，无论在“情操”二字消极方面的意义（操守），或积极方面的意义（操练），皆与此相合。所谓学问，浅言之，不会则学，不知则问。有学问的人其最高境界就是吾人理想的最高人物，有胸襟、有见解、有气度的人。梁任公说英文gentleman不易译，若“士君子”则庶几近之矣，便“君子”二字即可。

君子之材，实在难得。“士君子”乃是完美无瑕疵的，吾人虽不能到此地步，而可悬此高高的标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此则人高于动物者也。人对于此“境界”有所谓不满，孔夫子尚且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五十学《易》，韦编三绝，至此正是细上加细，而止于“无大过”，可知夫子尚不满足其境界。

学问的最高标准是士君子。士君子就是温柔敦厚，是“发而皆中节”。表现这种温柔敦厚的、平凡的、伟大的诗，就是“三百篇”。而其后者，多才气发皇，而所作较过，若曹氏父子、鲍明远、李、杜、苏、黄；其次，所作不及者，便是平庸的一派，若白乐天之流。乐天虽欲求温柔敦厚而尚不及，但亦有为人不及处。吾国诗人中之最伟大者唯一陶渊明，他真是“士君子”，真是“温柔敦厚”。这虽是老生常谈，但往往有至理存焉，不可轻蔑。犹如禅宗故事所云：诸弟子将行，请大师一言，诗曰：“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弟子大失所望，师曰：“三岁小儿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吾人之好高骛远、喜新立奇，乃是引吾人向上的，要好好保持、维护，但不可不加操持；否则，小则可害身家，大足以害天下。

走“发皇”一路往往过火，但有天才只写出华丽的诗来是不难的，而走平凡之路写温柔敦厚的诗是难乎其难了，往往不能免俗。有才气、有功力，写华丽的诗不难，要写温柔敦厚的诗便难了。一个大材之人而嚅嚅不能出口，力举千钧的人蜕然若不胜衣，这是怎么？才气发皇是利用文字——书，但要使文字之美与性情之正打成一片。合乎这种条件的是诗，否则虽格律形式无差，但算不了诗。“三百篇”文字古，有障碍，而不能使吾人易于理解；唯陶诗较可。“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美而不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而不美。宗教家与道家以为，吾人之感情如盗贼，如蛇虫；古圣先贤都不如此想，不过以为感情如野马，必须加以羁勒，不必排斥，感情也能助人为善。情与欲固有关，人所不能否认。

（摘编自顾随《中国经典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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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意境是我国古典文论独创的一个概念。它是华夏抒情文学审美理想的集中体现。文学意境论早在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中已见端倪，盛唐之后开始全面形成。相传王昌龄作的《诗格》中，甚至直接使用了“意境”这个概念。但他当时的意思，只是诗境三境中的一境：

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共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这段话从诗歌创作的角度，分析了意境创造的三个层次。认为要写好“物境”，必须心身入境，对泉石云峰那种“极丽绝秀”的神韵有了透彻了解之后，才能逼真地表现出来；描写“情境”需要作者设身处地地体验人生的娱乐愁怒，有了这种情怀，才能驰骋想象，把握情感，深刻地把它表现出来；对于“意境”，作家必须发自肺腑，得自心源，这样的意境才能真切感人。他还探讨了意与景的关系，提出“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这些都是前无古人的深刻见解。王昌龄之后，诗僧皎然又把意境的研究推进了一步，提出了诸如“缘境不尽曰情”、“文外之旨”“取境”等重要命题，全面发展了意境论。中唐以后，刘禹锡提出了“境生于象外”的观点，晚唐司空图对此加以生发，提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和“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等观点，进一步扩大了意境研究的领域。至此，意境论的基本内容和理论构架已经确立。总的来说，它有两大因素、一个空间，即情与景两大因素和审美想象的空间。这就是所谓“境”。

此后，意境论逐渐成了我国诗学、画论、书论的中心范畴，历代都有学者文人对它作补充、发挥，清末王国维是意境论的集大成者。可是，由于意境概念历经了千余年的沿革变化，更由于南宋以后意境与境界概念的混用，其内容更为丰富复杂。有人统计它几乎有四大类十种以上的涵义和界说。主要是“情景交融”说，“典型形象”说，“想象联想”说和“情感气氛”说。意境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综合性概念。理论发展的教训告诉我们，当一个概念被引申得无所不包时，也就失去了理论意义。所以，我们主张以意境创立时的基本意义为准，来界定意境概念的内涵，让意境作为一个表意单纯的概念进入现代文艺学，而把此外的诸多含意，让给更为宽泛的概念“境界”去承担，从而区分“意境”与“境界”的不同。这样，我们才能对意境作出适当的界说：意境是指抒情型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相的形象系统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

摘编自《文学理论教程：意境的形成与界定》

材料二：

情景交融是意境创造的表现特征。王国维说：“文学中有二元质焉：曰景，曰情。”意境创造就是把二者结合起来的艺术。由于它直接关系着意境的生成，所以古人在这方面研究得十分深透。南宋范晞文在《对床夜语》中说：“情景相融而莫分也。”清人王夫之论述得更为精要。他说：“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又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他们揭示了情景交融的两种主要表现方式。如果把居于二者之中的也算作一类，那么，我们就有了三种情景交融的不同类型：

第一是景中藏情式。在这一类意境创造中，作家藏情于景，一切都通过逼真的画面来表达，虽不言情，但情藏景中，往往更显得情深意浓。如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诗全是对客观景物的具体描写，字面上一点也没有透露出对友人的态度。但通过孤帆消失，江水悠悠和久伫江边若有所失的诗人形象，我们能够感受到作者对友人依依不舍的眷恋之情。

第二是情中见景式。这种意境的创造方式，往往是直抒胸臆。有时不用写景，但景却历历如现。李白的《月下独酌》《行路难》，陆游的《示儿》等名篇，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创造了意境。

第三种是情景并茂式。这一类是以上两种方式的综合型，抒情与写景在这里达到了浑然一体的程度。如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首诗欢畅明快，一气流贯：先是诗人为收复蓟北的消息激动得老泪纵横，接着见老妻都消失了愁容，才觉自己激动过分而失态了。于是漫卷诗书欢喜若狂，实际上又失态了。但诗人于狂欢之中放歌纵酒，手舞足蹈，畅想，回家的路线，浑然不知自己已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儿童。诗中处处情态毕现，情景并茂，自然天成。

摘编自《文学意境的特征之情景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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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首先，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汉朝人所谓的文学是指学术，特别是儒学，《史记》中“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所说的文学显然是指学术。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同时又有文笔之分，刘勰《文心雕龙》言：“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元帝萧绎对文笔之分有进一步说明：“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了文之抒发感情以情动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他所说的“文”已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了。

其次，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文体辨析可以上溯至《汉书·艺文志》，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所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将诗和赋分成两类，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到了南朝，文体辨析更加深入、系统。《文心雕龙》和《文选》对文体的区分更系统，讨论更深入。《文心雕龙》上篇的主要篇幅讨论文体，分33大类。其《序志》说：“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对每种文体都追溯其起源，叙述其演变，说明其名称的意义，并举例加以评论。《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一部文学总集，当然对文体有详细的辨析。如果对文学只有一种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区分，还不能算是对文学有了自觉的认识，所以文体辨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

再次，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特性。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上面所说的“诗赋欲丽”的“丽”，“诗缘情而绮靡”的“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浏亮”，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到了南朝，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再加上对用事和对偶的讲究，证明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这对中国文学包括诗歌、骈文、词和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材料二：

鲁迅论“文学自觉”，指出其关键乃世情的变化促使思想的新变，遂引起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其优点是自尊、自我觉醒，其缺点则是消极避世。他认为世情思想的演变、人之觉醒，乃文学自觉的动因。事实上，思想之活跃、人之价值之重视、精神之摆脱束缚而趋于自由，乃文学自觉之前提。

文学自觉是一个渐进的进程。以文字记述事件，表达思想与情性，进而描摹物象，传神写照，娱情悦性，经历了漫长的演进，日益积累了创作的经验与体会。从此，文学的表现内容扩大，文学性日趋明确、丰富。内容的扩大与丰富，不仅关注“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的自然景物之感发，而且关涉“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的广泛的人生悲欢离合。动荡社会中的民生百态，开始进入了建安、曹魏时代作家的视野，尽情展示时代乱离与悲苦人生，抒写个体命运的焦灼忧虑。汉代体物浏亮的大赋，难见个人情性，至此遂发生巨大的变化，王粲《登楼赋》、向秀《思旧赋》等，旨在表现个人悲苦以及对他人悲惨遭遇的感同身受，日趋多样和深切。即使实用文体，如阮藉《大人先生传》、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等，亦有着鲜明的个性特色。就文学性而论，曹丕“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旨在强调作家才情、生命体验的独特性；陆机“诗缘情而绮靡”，明确主张诗歌应基于个人情感，而有“绮靡”之美；刘勰兼重“风骨”与“情采”。更是基于作家生命活力、体验、才情。

文学自觉，指的是一种自觉之创作意识与状态。为艺术而艺术，仅仅指作家看重艺术，借艺术（文学）表达自己独特的生命意识和人生体验。魏晋张扬文学的个人情性表现、审美追求，打破寓训勉于文学的樊篱，也并不意味着否定文学应该承载的社会责任。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既突出文章之价值，也强调文章可以使作者“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以自我的努力，达到超越权势、生命局限的不朽。而这正可以视为文学自觉的宣言。由此，文学自觉，乃是魏晋时期的特殊文学现象，开启于建安时期，兴盛于曹魏、两晋，影响于南朝。因而，魏晋文学自觉正是对这一特殊文学现象的高度概括，并且最终开启了唐代文学之雍容大雅和丰富多样。

（摘编自雷恩海《自觉是魏晋文学的特征》）

材料一：

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的文化就是以诗歌传统为中心的文化。我们今天如何借鉴这一传统呢？

从艺术的角度说，我们能够借鉴的主要是诗的语言。因为小说有人物、情节，戏剧还有舞台、表演等，而诗歌除了语言之外，什么都没有。语言是人类非常宝贵的创造，有了语言，才有充分的思维，才有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使人类从本能向无限发展。可是，艺术需要鲜明的感性，而语言中的感性却是间接的。音乐可以使用音响，绘画可以使用色彩、线条，它们都能直接诉诸听觉和视觉。而语言却不能直接被感受，而是通过许多概念的间接认识。所以，这是一个困难，诗歌的艺术就在于能充分地发挥语言的创造性来获得最新鲜、最丰富的感受。杜甫的名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给我们何等深刻的印象！但诗人不过是使用了“落日”“大旗”“马”“风”这样一些意象。这便是语言的艺术性，证明了诗歌创作的成功。

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既不能舍弃语言，又不应被概念和逻辑性所局限，这就要有特殊的处理办法，诗歌因此又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最起码的一点，在形式上，诗歌要分行。古典诗歌过去是可以不必分行的，那是因为古典诗歌在形式上具有鲜明的节奏性，不分行也等于分了行。分行也好，节奏也好，都是为了有利于摆脱散文与生俱来的逻辑性和连续性，使语言中感性的因素得以自由地浮现出来，这也就是诗歌语言的飞跃性。富于跳跃感的节奏有利于诗歌语言的飞跃，从日常的语言中萌发出特殊的语言，捕捉到日常语言中难以捕捉到的新鲜感受。唐诗在诗歌语言上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那些为语法而存在的虚字都可以省略，因为这些虚字都没有什么实感，省略了就更有利于飞跃。可是我们又不能失掉现实生活中的语言，因此，省略掉这些字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掌握过程。我们新诗的这个过程还很短，就还不容易做到这一步。比如唐诗中可以完全不用“之”字，而新诗中“的”字就还不能完全不用。古典诗歌的语言离开散文越来越远，这就是“诗化”的过程。诗化而自然天成，一点也不别扭，这标志着古典诗歌语言的真正成熟。

古典诗歌的高度艺术成就，给我们以丰富的启发。但启发既不是止境，更不是胶柱鼓瑟。一切繁琐的技巧上、形式上的讲求，都往往只会把诗歌引入歧途。艺术上的借鉴近于一种修养，艺术的修养好比人体丰富的营养，要能够创造性地消化它，才能成为自己的新鲜血液。否则，营养太多了，反而容易使人变成不爱多走路的胖子，觉得古诗的语言处处方便，信手拈来，一切都是现成的。不少新诗的作者因此往往写着写着就放下新诗，又作旧诗了。我们需要古典诗歌的丰富借鉴，但愿这借鉴是创造性的，它将有助于新诗的成熟和发展，而不是拜倒在古典诗歌之前。

（摘编自林庚《漫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借鉴》）

材料二：

光明智库：谈到中华诗词的传承与发展，网友们最集中的主张有两种：一是跳出“曲高和寡”的小圈子，真正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贴近百姓生活；二是坚持与时代同步。对此，您怎么看？

葛晓音：中华诗词的传承和发展首先要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传诵的面越广，传统诗词的生命力也越长久。现在能写古体诗词的人还有不少，并不限于专业研究者。运用传统形式，写出百姓喜闻乐见的诗词，不是没有可能。闻一多先生、林庚先生探索新诗格律，就是希望将古体诗词的形式原理用到新诗创作中去，创造出和古体诗一样容易传诵的新诗形式。但由于古体诗词的语言基础与现代不同，这种探索可能还要走很长的路。

当然，形式只是诗词发展的影响因素之一，关键还是要能写出真正代表新时代精神的好诗。在这方面，盛唐诗的经验值得借鉴。“歌诗合为事而作”是白居易提出来的，首先是强调诗歌要反映时代和社会的重大问题，这是诗词创新的重要动力。同时，他也希望诗歌明白易懂，为大众所喜闻乐见。他用自己的讽喻诗和新乐府的创作实践证明了二者统一的可行性。

康震：如果把古典诗词比作一个优盘，那么它便将古代社会丰富的情感与内容都聚合保存了起来。普通百姓读一些篇幅较长的文言文有困难，而读一些语言浅显、内涵深刻的诗词就容易些。诗词以一种便捷、扼要、明快的方式将中国人的价值理念进行了充分表达。传承中华古典诗词需要从孩子抓起，让他们从小接触诗词，等他们长大后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再来理解这些诗词就能有更深切的体会。

余江：诗词创作既要源于现实生活，又要反映时代的变迁与脉络。近年来涌现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等传承中华经典诗词的节目，一系列对诗词发展作出突出贡献人物的评选表彰，各级学校品读、诵读优秀诗词作品的活动……都是很好的传承方式，能够以大众化的方式实现中华诗词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摘编自《古典诗词如何赏其美、品其意、传其神》）

材料一：

对于文学研究来说，人类性是一种视角和意识。不是简单地把阶级、民族、时代性解释为人类性，而是把它们置于“人类”的视野中看它的意义。比如，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人在现代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过程的艺术表现，文学中的政治、阶级斗争内容。这是“特殊”现象，但其中又包含人类“争取自由”的普遍意义，是文学人类性在中国的具体体现。那些被解释为有鲜明的阶级性、民族性的中国现代主流文学，其所表现的现代中国人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宁死不屈的自由精神、为了民族利益牺牲个体的献身精神等等，与人类普遍的积极精神和人性追求是相通的，也具备人类性。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反映着中国人精神中的许多本质特点，这些特点与人类共同的美好追求具有相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性与民族性、阶级性、时代性并不矛盾，但有意蕴和研究视角的区别。

现代中国文学所反映的中国人在现代历史进程中的主动精神、进取精神、抗争精神、自由精神等，就蕴含着人类性要素。中国现代文学在整体上真实地表现了中华民族为自己的翻身解放而不屈不挠的战斗过程，它展示了人类的正义力量和反抗精神，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中国现代历史的波澜壮阔及其人性情感起伏变化本身，中国历史从封建制度向社会主义的前进过程及其曲折本身，历史演变过程中人的情感的变化，就极具世界性，也具有人类性。它是独特的又是人类的。在人类文学史上，很少有哪一种文学像中国20世纪文学在如此剧烈的历史变革中诞生演变，又曲折地反映了这种历史。20世纪中国文学所提供的“研究资源”异常丰富，是奉献给人类的精神财富，但它们还未被世界所充分认识到，人类需要时间认识和消化它。

中国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得到延续的传统文明，这一精神现象本身就具有人类意义。这一文明在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汇过程中，受到了最严峻的考验。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一个贯穿的主题就是反省传统文明，重铸民族精神，它所具有的意义需要以“人类”的眼光才能看得清楚。当西方现代派文学热衷于抽象的人性探讨和作家个人痛苦体验表达的时候，中国现代作家为了民族的新生在现实的“铁屋子”里发出了战斗的呐喊。鲁迅的《狂人日记》具有对传统文明异常深刻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是其他民族的文学家很难做到的，特别对一个十分重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来说更是难能可贵的，是值得钦佩的。《阿Q正传》在反省民族灵魂方面达到的深刻性，超越了民族和阶级界限，“精神胜利法”极具中国特色，同时又具有人类普遍性。

（摘编自程金城《中国20世纪文学思潮》）

材料二：

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将其内涵主旨就设定在了探讨人性深层问题这一核心上。路遥通过对《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设计来对人性之美进行呈现，并通过人性之美的呈现来支撑整个作品的意义。《平凡的世界》在我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主要文学价值就在于作者能够生动而准确的刻画出人性之美，给读者以心灵洗礼的体验。

路遥通过在《平凡的世界》对普通人物的刻画，将人性内在的正向能量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呈现。从创作技巧的角度讲，是对人物的内在情感进行设计，并通过人物的不同维度的矛盾冲突来展现给读者。《平凡的世界》中忠厚朴实的农民孙玉厚是具有深层内涵的人物，路遥将中国农民的优秀的道德品质浓缩在一个人物身上，并通过孙玉厚在故事情节中的行为将其完美地展现。通过对金俊海以及其家人的帮助，孙玉厚呈现出作品的内涵和人性之美。这些普通人物的普通事件，都是“平凡”的，但正是这种“平凡”才能够真实体现出人性内在的本质，也使人性之美感呈现在《平凡的世界》的字里行间。朴实的农民孙玉厚，虽然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宏图伟业，但是却做出了感人肺腑的、感动读者内心的“平凡小事”。正是这种深层的人格力量打动了读者，这种人性之美不需要强烈的故事情节来呈现，但是需要故事人物具有深刻的人物内涵——人性之美。

文学作品的创作离不开对于矛盾冲突的设计，而且矛盾冲突也是文学作品内涵的重要呈现方式。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对于矛盾冲突的设计也颇为讲究，通过故事人物不同层面发生的矛盾冲突，使人物在其行为中展现其自身的优秀品质和内涵。所以正是基于故事人物在故事情节的矛盾冲突中的外在表现，《平凡的世界》将人性的美感生动地呈现给读者。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对故事人物孙少平的设计充分体现了这一创作手法的精妙之处。通过孙少平在面对困境和挫折时产生的矛盾心理，以及在困境与挫折中所作出的选择，使坚毅、自尊、自强、勇气等优秀的品质通过人物外在的行为进行了生动的展现。读者跟随孙少平在故事情节中的发展，切身体会到了孙少平身上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品质。这一过程正是读者在《平凡的世界》中欣赏人性光辉的过程，同时也是读者在《平凡的世界》中感悟人性之美的体验经历。故事人物与其面临的困境与挫折，是文学作品中的核心矛盾冲突，也是文学作品主题的重要呈现途径。

（摘编自刘予倩《探究当代文学在主题中的人性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