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典诗词是美的艺术创造，是活的文化经典，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存在于历史文化之中，存在于现实文化之中，也存在于国人的思维观念之中。

中华古典诗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佳作之所以能被人们口头吟诵和书面引用，固然是因其简洁凝练、古朴高雅，更是因其内涵深刻、意存高远，蕴含着崇高的人格美和深刻的智性美，蕴含着中华民族不死的精魂，并积淀着中华民族的传统，作用于中华儿女个人，作用于中华民族整体，作用于中华民族发展前进的始终。吟咏古典诗词，能激发情感共鸣，促进文化认同。

蕴含于中华古典诗词中的民族精神，是在中华大地上产生出来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和民族感情的综合反映，它对于中华儿女感情的濡染、人格的熏陶、习惯的培养、环境的营造以及力量的凝聚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个民族的凝聚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其民族成员对本民族传统精神的认同范围和程度。认同的范围越广、程度越高，其民族凝聚力就越强。任何一个中国人，无论身处何时何地，一首脍炙人口的古典诗词往往会使之想起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国，并因此而神思飞跃，热血沸腾。古典诗词传承文化传统，高扬民族精神。

中华古典诗词乃中华国学经典。国学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中国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构成了令中国人自信的三个层面。有了文化自信，便有了民族自信、国家自信。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生成的必要条件。弘扬国学经典，能增强文化自信。

（摘编自陈载舸《刍议中华古典诗词的民族凝聚功用》）

材料二：

诗歌之所以为诗歌，在本质方面是一直有着某些永恒不变之质素的缘故，那就是诗歌中“兴发感动”之作用。所谓“兴”，就作者而言，是见物起兴所引起的一种感发；就读者而言，则是指读者在阅读时由“诗可以兴”所引起的一种感发；“发”，则是作者要将涌动于心间的情愫表达出来，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当作者心中的某种触动转化为情感的升华之时，作者便通过文字的载体将其抒发出；“感动”，则是作品在读者的接受过程中引发的感受，是对作者所诉说的情感的一种共鸣。

“兴发感动”之力的形成，应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感性的直接的自然的方式。一般来说，“兴发感动”之力的产生，原当得之于内心与外在事物相接触时的一种敏锐直接的感动。因此，触物兴感或即事抒情，应该才是表达内心感动的一种自然流程。大自然风霜雪雨，草长莺飞，尘世中周遭变故、世态炎凉都能引起诗人情感的波动、灵魂的震撼，于是在心里酝酿成一种兴发感动的情感，这是诗人写诗、词人作词的缘起。第二种是理性的间接的不自然的方式。诗词“兴发感动”的这种形成方式很容易被人忽视或排斥，因为此方式是经过了作者理性的思索安排，尤其在咏物之作中表现得最明显。所以，要把咏物寄托之词写得好，便不仅要求作者自己心中先须有一份极为感动的情意，而且更要求作者对所咏之物也要有一份感动的情意，更需要能把内心之情意与所咏之物的情意融为一体，而且要使这种情意的感动和用以铺陈叙写的事典相结合，如此则藉咏物来寄托的安排思索，便不仅不会蒙蔽和伤损原有的情意的感动，反而会使原有的情意经过这一番安排思索，而更显得有盘旋沉郁的姿态和力量。也就是说，如果作者把内心那份感动的情意与外界事物及手段天衣无缝地有机结合，那么定会形成一种独特的更能让人富于联想和启发的兴发感动的情感来。第三种是意象与音声的巧妙结合。“兴”的作品一般本是指由物象所引起的一种感发，不过这种感发却实在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之处，那就是引起这种感发的“物象”有时与后面所叙写的诗意却似乎并无意义上的关联。而如果就“兴”之直接感发的特色而言，则音声之相应实在应该乃是较之情意之相通还更为基本的一种引起感发之动力。也就是说音声相应是引起感发的一种最原始的动力。

对于诗歌的评赏，自然应当以其能否传达出生命，以及所传达之质量的纯驳、多少为主要之标准，而造成这种质和量上精微之差别的主要因素，则与酝酿和孕育出这种感发之生命的作者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如果不从理性做客观的评判，而只就感发性的特质而言，诗歌中这种感发之生命，原来也可以具有一种超乎于外表的是非善恶之局限以外而纯属于精神本质上的伦理价值存在，这种本质方面的价值，第一在其真诚纯挚的程度，第二在其品质的厚薄高下，而并不在于其外表叙写的是何种情、事。至于作者品格之高下、性情之纯驳、胸襟之广狭，这种种现实生活之伦理价值，既原属于作者“能感”与“能写”的因素之一部分，自然也会对其作品中感发之本质中的伦理价值产生重要的影响。

（摘编自叶嘉莹《清词选讲》）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学术基础是考古学，中国现代考古学之所以能够承担这样的任务并取得目前的成就，缘于其研究扎根于中国广袤的土地，揭示了创造中华文明起源的先民们与这片土地真实的互动。

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与这片土地的地理形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类文明的起源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大型河流为农业的稳定提供基础，二是生活环境周边有天然屏障为文明的存续提供保障。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巴比伦依托两河流域，在伊朗高原、安那托利亚高原和波斯湾的包围下发展起来；古埃及依托尼罗河三角洲，在沙漠、地中海和红海的包围下发展起来；古印度依托印度河流域，在喀喇昆仑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和印度洋的包围下发展起来。而古代中国的文明尺度，却不是一两条河流的流域和一块拥有天然屏障的地理空间可以概括的。

中华文明诞生的舞台空间广阔，地形多元，以高原以及大海为天然屏障，内部拥有高原、盆地、平原等丰富多样的地形，划分出各具特色的地理单元。中华文明起源依托的河流众多，水系发达，又因为流域地形的多元而拥有丰富的支流水系，塑造出自成一体而又融汇连通的地理空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现表明，正是在这若干大河及其支流流经的无数个地理空间内，诞生了“灿若星斗”的早期中华文明∶湟水、洮河流域孕育了马家窑文化，渭河、泾河流域孕育了仰韶文化，钱塘江和太湖流域孕育了良渚文化等等。在这片广阔而又独立的空间里，多元的文化沿着相通而汇聚的水系在冲突与交流之中不断融合，逐渐塑造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独特气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揭示的，不只是中国史前文明的发展水平和分布格局，更是中华文明这一优秀基因的源头所在。

中华文明诞生的这片土地空间广阔而多元，水系丰富而汇通，又因主体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主导的太平洋西岸地区而多水旱之患，所以自古就需要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群在水利、救灾、交通等公共领域开展广泛的协调合作，才能实现群体的存续和文明的发展，达到“天下太平”之境。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对“统一”和“大同”的追求由此发端。

无论是良渚古城气势恢宏的水坝，还是秦始皇辐射天下的驰道，抑或是隋炀帝沟通南北的大运河，都是中国人数千年不变的文明初心在这片土地上刻下的痕迹。当我们通过考古工作重新认识它们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感叹于祖先为文明发展所做的努力，更可以坚定我们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和信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探索的是文明的过往，其成果却昭示了中华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未来。进入新时代，中国考古学对此依然重任在肩。

（摘自高逸凡《中华文明探源的历史意义与中国考古学的未来之路》）

材料二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华文明既是在自身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原生文明，在形成过程中，也与域外其他文明发生交流、碰撞与融合。

大约5000年前，发源于西亚地区的小麦和家畜黄牛、绵羊等经中亚传入我国西北地区，并继续向中原地区传播，丰富了中原地区农作物和家畜的种类，在黄河流域形成了五谷农业体系和家畜饲养体系。与此同时，来自西亚地区的冶金术经我国西北地区传入黄河中游地区后，与此前仰韶和龙山时代已经掌握的高温烧制陶器的技术相结合，诞生了青铜容器铸造技术，为夏商周王朝时期辉煌的青铜文明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放眼世界其他原生文明，无论是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还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皆是如此。至于世界各地非原生文明地区，更是由于接受了周围地区业已成熟的文明影响，从而加快了本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发展，甚至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例如，日本列岛的史前文化在自身基础上发展缓慢，进入公元前五六世纪，中国周代的稻作与粟作农业技术和青铜器经由朝鲜半岛传至日本列岛西部。进入公元一世纪后，日本列岛西部九州地区的一些小国向东汉王朝朝贡，与汉王朝建立了直接联系。由此，中国汉文化传入日本，稻作技术、铜器和铁器的制作技术陆续被其接受，大大促进了日本古代历史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学大力吸收借鉴欧美国家先进的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和理念，特别是各种自然科学的方法手段，令中国考古学焕发生机活力，极大提升了中国考古学分析研究古代遗存并从中提取各种信息的能力。加之中国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历史文化精彩纷呈，地下遗迹遗物极为丰富，我们采用这些技术手段研究出的成果，远远超过欧美发达国家应用它们所得到的信息量。这是我们作为文明古国拥有考古沃土的得天独厚之处。比如，关于良渚水坝的建筑年代，学术界曾有争论，通过对水坝建筑材料“草裹泥”中的草茎进行测年，确定了水坝是在约5000年前修建的。

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变化都充分说明，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保持活力的法宝。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

（摘自王巍《从中华文明探源看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十八岁的李响

蔡楠

说实话、我比较讨厌李响。我这些天很忙，正忙一件大事。我越忙，他越来添乱。

他这么大岁数了，冷不丁就会出现在我的办公室，还一直蹦来跳去的。他耳不聋眼不花，就是嘴笨，说话磨磨唧唧的。我就讨厌他这一点，有话就说，说完就走不好吗？还有，我还怕他蹦来跳去摔坏了，我可没时间送他去医院。李直也没时间。李直比我更讨厌他。

于是我想赶他走。我泡上了一杯茶，给他端过去。我把茶水送到了他的嘴边，喝点吧，喝完了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吧，我明天还出门呢！

李响就把一杯茶喝光了。我看到那杯茶透亮亮地流到了李响的体内，他的身体就不飘了，也不蹦不跳了，稳稳当当地站在了那里。

我知道，茶水冲掉了这些年堵在他喉咙里的东西，他的声道开始通畅了。我拿出一个宜兴紫砂陶壶，又拿出一罐好茶给他，“你可以走了！”他把东西拨拉到一边去，清清爽爽地说，“我不是来要东西的，我想跟你出门，去南泥湾——”

我吃了一惊。他怎么会知道我要去南泥湾？我赶紧去扶他，我怕他说胡话犯病啥的。我把座椅搬了出来，放到他的屁股底下。他却不坐，腰板挺直了盯着我：“李游，你说到底带我去不？”

“我去是有项目做，你去干什么？”

“我给你当向导，我熟悉那里，在那里打过仗！”李响一字一顿地说。

“快别说你打仗的事了，你当年是偷着跑出去的，瞒着父母，连新婚10天的媳妇都瞒着。知道李直为什么讨厌你吗？就是讨厌你偷着跑了。”

“我那不是偷着跑，是当兵抗日去了。”李响争辩着。

“那你打仗了吗？”

“打了，不过，也算没……没打。”李响这回坐下了，我看到他的眼神有些黯淡，“我跟队伍走的第三天，就在石家庄附近的陈庄和鬼子打了一仗，还没冲锋，我的腿就中了一枪。后来腿瘸了，我就当了炊事员。”

我“噗嗤”一声，刚喝进去的一口茶差点喷出来。

“那后来呢？”

“后来我还参加了百团大战，后来就跟着部队去了晋西北，再后来……就去了延安。”李响的眼神突然有了光芒，“我是一瘸一拐地跟着部队来到延安来到毛主席身边的。那时候，我和战友们都觉得这回有仗要打了，我们得保卫延安啊！可是……可是毛主席却让我们去南泥湾种地。”

“你是说，你去南泥湾开过荒？”我觉得李响顺畅的话有点离谱，“怎么这些年也没听你说过呢？”

“这有什么好炫耀的。我在老家又不是没种过地！”李响摆了摆手，“再说了，你和李直哪里关心过我啊。”

李响说得对，李直和我确实不大关心他。他从18岁就扔下媳妇跑了，李直出生的时候都不知道他爹是谁。李直他们娘俩在动乱的时光里自己熬过来就不错了，哪里还能关心他。

“你们不关心我，可我惦记你们！”李响叹了口气，“原来我想打完鬼子就回来，后来我又想等南泥湾的地种好了再回来。可南泥湾很难缠啊……”

“你就别找理由了，你根本没想过回来！”我望着李响。

“别……别瞎说，我李响不是那种人。那时候的南泥湾，天寒地冻，荒无人烟。部队开拔到那里，没吃没穿没住的。我当炊事员还不知道吗？红米饭南瓜汤，那是后来才有的，挖野菜也当粮，大冬天往哪里去挖野菜？反正，炊事班里也没饭可做，我就拿起做饭的铁铲，穿着单衣，跟大家去开荒了……”

我不说话了。听李直讲过，他两岁的时候，县上的干部送李响的包裹回来时，确实带着一把铁铲，不过铲子只剩了个破片片。

见我不说话，李响来劲了，说，“你承认我说的是真的吧？带我去吧！”

我凑近李响，把他抱住了。他的身体很轻，我知道我抱住的不单是李响，还有李响的故事。

我决定带李响走。

李响跟着我来到了南泥湾，却蒙圈了。他找不到开过荒的地方了。他不吹了，只能由我给他当向导。我开着导航，带他去了三五九旅旅部旧址、南泥湾垦区政府旧址，带他去了党徽广场，还带他去了南泥湾风景区，参观了南泥湾特有的民宿……

“看，我就在这里开过荒，在这里住过——”

李响在一孔被改造成农家院的窑洞前站住了，大呼小叫起来。

我知道，我应该办我的大事了。我走进窑洞，一群人早已等在那里了。那是南泥湾开发区的领导。我从电脑包里拿出了一份签好字的合同。我说：“这是我们公司引进的石墨烯技术，现在我无偿地献给南泥湾，用上这种材料，窑洞加热快，也非常环保。再有，我的集团公司，捐献一批白洋淀环保充电车，方便旅游，第一批已经在路上了……”

办完这件大事，我回头再找李响，却没有他的踪影了。我不能弄丢李响。

我知道李响去了哪里。我急匆匆来到了九龙泉烈士纪念碑前，果然看到李响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确切地说，是他的名字嵌在了纪念碑里。我听到了导游的讲解：

李响，河北雄安人，曾经创造一天开荒4.23亩的记录，他用铁铲和镢头连续开荒一个月，最后累死在了地里，那年他只有十八岁……

我的眼泪急速地涌了出来，我大声喊道，爷爷，你的孙子来看你了……

（有删改）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简子使尹铎为晋阳，尹铎损其户数。简子谓无恤口：“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及智宣子卒，智襄子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智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不然。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弗听。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智伯悦。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与。任章曰：“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与之万家之邑一。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二子乃潜与张孟谈约，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之众，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唯辅果在。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选自《通鉴纪事本末·三家分晋》，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