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年去苏州市，那时还没出租车呢，叫辆人力车，坐在上面，欣赏着小桥流水，听着洗衣洗菜女子的吴侬软语，不熟悉的温情扑面而来，恍如置身于旧电影之中。

一个北方壮汉游走在古街旧巷，颇感同宗文化的差异。【甲】湿漉漉的井，浸出绿苔；斑驳的墙，爬满古藤，透着历史和文化。【乙】小时候对苏州的了解仅限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宋·范成大《吴郡志》）”，再无其它。当你真真切切地置身其中，才知这天堂的诱惑。

苏州的园林可谓名扬遐迩。我移步换景，她千姿百态。即使入我眼时已不是本来面目，但仍能看出她早年的风姿。一个有内涵的老者，风烛残年也藏不住道骨仙风。【丙】站在苏州小园中，可以看到清，看到明，看到元，看到宋，看到文人墨客的高远，看到雅士高人的闲情……等等。

我曾经动过心，人生如有第二居所，一定住在此，享受书中的闲趣，继承古人的文明。苏州没有大城市的喧嚣，桃红柳绿之间都是莺歌燕舞，连个佐酒的小菜都让北方人不好意思动箸。

勒·克莱齐奥：批评家是作家最大的敌人。有一次，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在咖啡厅看到有人吵架，想去劝解，他的朋友告诉他别去，那是作家和批评家在吵架。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有好有坏，但评论总是有价值、有用的。

余华：作家和批评家就像世界上最糟糕的夫妻，天天吵却天天黏，夫妻是为了孩子，作家和批评家是为了文学。

新儒学与书院讲学

中国社会由唐以下，科举制度之功效，而使贵族门第彻底消失。同时亦因印刷术发明，书籍传播方便，更使文化大流益易泛滥，渗透到社会的下层去。到五代、宋初，雕版印书术正式应用到古代经典上来，书籍传播日易日广，文化益普及，社会阶级益见消融。

到了宋代，新儒学崛兴。他们讲的是万物一体之道，故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他们的工夫则从“存天理，去人欲”入手。他们的规模与节目，则为古代《大学》篇中所举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项。他们大率都像范仲淹那样，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他们都抱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他们全都是具有清明的理智而兼附有宗教热忱的书生。这一派儒学，从宋初开始，直到明末清初始见衰替。前后有七百年长的时期，中国近代文化向社会下层之更深入与更普及，全由他们主持与发动。他们之间出过不少有名的学者，最为后人敬重的，则如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

与这一派儒学相随并盛的，则有“书院制度与讲学风气”。汉、唐两代，国家的公立学校，规制颇为详备，学员亦极盛。只有魏晋南北朝时代，公立学校有名无实，严肃的讲学风气，掌握在佛教的寺院里。宋、元、明、清四代的书院制度，则是一种私立学校而代替着佛寺严肃讲学之风的。书院的开始，多在名山胜地，由社会私人捐资修筑，最重要的是藏书堂，其次是学员之宿舍，每一书院，常供奉着某几个前代名儒的神位与画像，年时举行祠典。可见书院规模，本来是颇模仿佛寺而产生的。稍后则几于通都大邑均有书院。有的亦由政府大吏提倡成立，或由政府拨款维持。但书院教育的超政治而独立的自由讲学之风格，是始终保持的。在那时期里，政府仍有公立学校，国立大学与地方州县学均有。尤其如宋、明两代常常采取私家书院规制，模仿改进。但从大体说来，一般教育权始终在书院方面，始终在私家讲学的手里。我们可以说，自宋以下一千年的中国，是平民学者私家讲学的中国，教育权既不属之政府官吏亦不属之宗教僧侣了。

说到讲学的风气，最先亦由佛寺传来。宋、明儒的讲学，与两汉儒家的传经，可说全属两事。传经是偏于学术意味的，讲学则颇带有宗教精神。因此宋、明儒的讲学风气，循其所至，是一定要普及于社会之全阶层的。自北宋二程以下，讲学风气愈播愈盛，直到明代王守仁门下，如浙中之王畿，以及泰州之王艮，他们的讲学几乎全成了一种社会活动。同时又因为他们号为“新儒家”，讲的多注重在现实人生与伦常日用，因此他们常常不免要牵涉到政治问题。如是则私家讲学常要走上自由议政的路，而与政府相冲突。因此宋、明两代，亦屡有政府明令禁止书院讲学与驱散学员等事，宋代的程颐、朱熹，都曾受过这一种排斥与压迫。最显著的如明代末年的东林党，他们是一个学术团体，而同时被视为一个政治集团，他们虽多半是在野的学者，但在政治上形成了绝大的声势。因此我们若不了解此七百年来新儒家之精神与其实际的活动，我们亦将无法了解近代中国文化动态之枢纽所在。

（节选自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