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的本质在于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学生获得身心二元的全面解放。劳动教育在现代社会实现自觉转型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前提的，这在劳动教育上就体现为现代性的转换。劳动教育的现代性转换首先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和自然的关系，站在人类生存发展的高度思考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现代工业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现代儿童的童年远离大自然，他们的生活大多偏离了自然本性的轨道。劳动教育将为现代儿童提供复归自然的平台，实现当代人自然本性的释放，解决人与自然相割裂的现实问题。因为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而且是联结人与自然的重要媒介。因此劳动教育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关系的重要途径。现代劳动教育的根本在于体现人与自然的生态互动过程。一方面，劳动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懂得人与世界的认知关系；另一方面，劳动教育使学生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此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其次，劳动让原本没有任何关系的人走到了某个集体中，由此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因此，劳动是现代伦理关系彰显的一种重要方式。现代劳动教育所蕴含的实践精神正是个体与世界关系的现实反映。人在劳动中要想得到发展，必须遵循共同的伦理规范，遵循群体的价值观念及行为准则，从而实现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一方面，劳动教育使学生通过相互间的合作交流，更好地塑造自己的品性；另一方面，劳动教育能帮助学生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以社会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不断建立自我与他人良好的社会关系。因此劳动教育作为一种个体社会化的媒介，能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最后，现代劳动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个体的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通过劳动教育，人的潜能才能得到越来越好的发展，学生才能在不断自我确证的过程中，获得自身审美与道德能力的不断提升。由此，学生接受这样的教育能让自我的生命得到不断成长与完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现代教育的终极目标，劳动教育对于达成这个目标具有现实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哲学重视人的自由与解放，强调人的主体意识的重要性，劳动是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路径，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教育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只有劳动才能激发人潜在的主体意识和提高人的创新能力；只有劳动教育才能重建人与自我的丰富关系，才能使人在创造性劳动中享受作为存在意义上的人的价值美好。

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互动的自然关系、人与他人之间的良好社会关系、人与自我之间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自我关系等都是检验教育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具体标准。现代劳动教育需以客观规律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为重要根基，以公共理性与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以自我实现及主体发展为终极目标，三位一体相互作用，才能使学生在实践中学会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高度统一，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摘编自袁利平《劳动教育：让身心获得全面发展》）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三十多年前的一道考题，冥冥之中决定了朱有勇为农业科学奋斗的一生。1982年，朱有勇参加研究生面试。后来成为他导师的段永嘉问道：“追溯世界农业历史，依靠化学农药控制病虫害不足百年，在几千年传统农业生产中，人们靠什么控制病虫害？”这一问把他问懵了。那个年代，农作物单一品种大面积种植容易发生病虫害，致使农药用量大幅增加，对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和粮食生产构成潜在危险，水稻稻癌病即为典型。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提出了很多办法，但收效甚微。

1986年，朱有勇在云南省石屏县田间考察，偶然发现“当地农民用杂交稻和糖稻间种，稻田很少发生稻癌病”。难道稻感病发病率跟水稻品种的多样性有关？循着这个思路，他开始了利用生物多样性防治病虫害的研究。此后10多年，他边研究控病机理，边进行了近千次试验，最终确证了作物多样性时空优化配置是有效控制病害的新途径。2000年，他的研究成果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上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引起全球关注。

朱有勇研发的“遗传多样性控制水稻病害”技术在全国推广6000多万亩，并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科研一等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物种多样性控制作物病虫害”技术在国内外应用3亿多亩，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两项技术都创造了显著效益，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有勇没有躺在功劳簿上，他选择投身新战场一

云南省澜沧拉粘族自治县，2015年贫困发生率仍然高达41%。这一年，中国工程院结对帮扶澜沧县。谁来牵头挑起重担呢？时年60岁的朱有勇主动请缨：“我年轻，我来干！”

说干就干，朱有勇把院士专家工作站建在了澜沧县竹塘乡云山村蒿枝坝组，带领团队一竿子插到底，在这个寨子扎下根，一待就是五年。

倡导种冬季土豆，农民刚开始不积极，他跟村组干部搞起了示范种植；考察三七基地的路上，车子陷进了泥坑，他第一个下去推车，任凭泥巴溅了一身；寻找水源时，他拄着扬枝穿行在雨后湿滑的山坡，一路上跌了三跤……驻村扶贫，迷彩服就是朱有勇的“作战服”。他要求参加院士指导班的学员都要穿上迷彩服，因为这样可以一扫长期贫困滋生的萎靡气息，激发起奋斗的姿态来。种出五斤重的“神奇土豆”，种出药企抢着买的“有机三七”，培养科技致富带头人……“农民院士”把“冬闲田”变“致富田”，把“树下空置地”变“发财地”，老百姓的评价，就是朱有勇脱贫战缆上的口碑。

1955年，朱有勇出生在云南个旧市一个农村家庭。他经历过艰难困苦的年代，对贫穷和饥饿的记忆刻骨铭心。“农民种地很辛苦，但再怎么拼命干活，种的粮食仍吃不饱。”他甚至做梦，一个玉米秆上结出五六个棒子，一株植物上面结西红柿、下面长土豆，这样大家就能吃饱了。“让农民过好一点，就是我的初心，是童年最早理想。”朱有勇说。

恢复高考第一年，朱有勇考上云南农业大学。读大学期间，他成绩优异，名列班级第一。毕业前夕，朱有勇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党组织派人与他谈话，他表示：“我愿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终生，毕业后绝对服从组织分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一句承诺，映照了一名共产党人初心不改的一生。留学澳洲时，他本来有机会留在悉尼，“一天的工资可能相当于国内一个月”，但他毅然回到祖国，立志“科研报国”。

201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把云南农业大学奖励的200万元悉数捐出，在学校成立“有勇奖学基金会”；2015年获得“云南省科学技术奖杰出贡献奖”，他又将200万元奖金捐赠给了基金会，专门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和潜心研究的老师，鼓励学农爱农的师生踏实耕耘、奋发前行。

把论文写在大地，把农民装在心里。朱有勇说：“看到科研成果在千万户农民家里开花结果，比拿多高的奖金、发表多重要的文章都更高兴。”“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是我的本分；作为一个科技扶贫代表，我不是一个人在努力，是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都在努力。”2019年12月被评为“时代楷模”的朱有勇曾说：“全国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把他们的科技成果应用到了千万家，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积极贡献，他们才是千万个‘时代楷模’。”

　　　　　（摘编自《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我是一个会种庄稼的农民”》）

相关链接：

①朱有勇在全国首创中国工程院科技扶贫技能实训班。院士专家直接为农户授课，以“课堂在田间、考试看收成”的全新教学模式，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理论、教生产，手把手地在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种植，直至学懂学会。到目前为止，院士专家已培养了840名乡土人才，这些学员回乡以后为脱贫致富发挥了带头作用，变成一颗颗脱贫致富的“种子”洒递澜沧大地，形成脱贫攻坚的“星火煤原”之势。

（中宣部评选“最美奋斗者”朱有勇事迹材料）

②在澜沧开始推广林下三七种植技术时，扶贫团队里起初有两种声音，有人认为研究林下三七花了10多年时间不容易，应该技术保密，通过技术转让盈利。但朱有勇坚持免费给老百姓使用技术，他说：“不能我们发财了，老百姓用不上。”

（《光明日报》《朱有勇：用知识改变农民命运》）

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

贾平凹

多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在家读《西游记》，门被咚咚敲响。

咚，咚，门还在敲，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最后是唯的一下，用脚踢了。

我有些愤怒，一把将门拉开，门口站着的却是刘书桢。

我说：是你呀，几时进城的？他说：我已经在城市生活啦！他的嘴里永远没有正经话。“书祯，你个嘴儿匠！”

“你不要叫我书祯，我现在改名高兴了，你得叫我刘高兴！”

这就是刘高兴，《秦腔》中的书正就是以他为原型。我们一块长大，小的时候，我并不热惦他，他头发有些卷，鼻孔里老流着黄涕。

“文革”中我和书祯一起从初中辍学回乡务农，后来他去当兵，我上了大学。再后来我是逢年过节回老家看望父母，他已经在乡政府做起饭，但人家嫌他不卫生，又常常将剩莱剩饭要送回家喂猪，就辞退了他。再再后来，我写我的书，他做过泥水匠，吊过挂面，磨过豆腐，也在三六九日的集市上摆过油条摊子。他几乎什么都干过了，什么都没干出个名堂，日子过得狼狈，村里许多人都在笑话他。

我一回去，他逮住消息了，天晴下雨或黑漆半夜，肯定要跑来看我。我们便嘻嘻哈哈谈说几个小时，不累不困，直到我母亲做过饭一块吃了，他嘴里叼着纸烟，耳朵上再别上一根，才走了。

我喜欢和他说活，他说话有细节。

那天，我们谈论的就尽是有关拾破烂的事，而且，他拾破烂的经历似乎成了他考察了解城市和来城市打工的过程。他见我惊讶的神色，越发得意扬扬，盘脚搭手坐在沙发上，一边口水淋漓地吸纸烟，一边慢条斯理地排说。

从他的口里，我也才知道我们贾姓族里其实有很多晚辈都在城里打工，但他们从来没有和我联系过。或许是我长年不回去和他们隔远了，或许是他们都混得不好，觉得羞愧不愿见到我。

我也曾想，即使他们来找我，我虽有文名但无官无权无钱的又能帮他们做些什么呢？

刘高兴之所以来找我，他不想求我什么，他也知道我的处境和性情，又因为年龄相近，他需要说话，我需要倾听。

他的衣着和容貌明显地和所有宾客不一样，就像苹果筐里突然有了一个土豆。但这个土豆是欢乐的，他的大嗓门和类似于周星驰式的笑使大家不习惯。他就会说许多乡下的和在城里拾破烂中的奇闻逸事，他说得绘声绘色，等大家听得一愣一愣的，他却一脸严肃地说一句很雅的古句。

于是那些教授都感慨了，说：刘高兴，你形象思维好啊，比老贾还好！

他说：我在学校的功课是比平凹好，可一样是瓷砖，命运把他那块瓷砖贴到了灶台上，我这块瓷砖贴到了厕所！然后又是嘎嘎大笑，擦了一下鼻涕，说：我是闰土！我赶紧制止他，说你胡比喻，我可不敢是鲁迅。他说：你是不是鲁迅我不管，但我是闰土！

他不是闰土，他是现在的刘高兴。刘高兴和他那个拾破烂的群体，对于我和更多的人来说，是别样的生活，别样的人生。

他是拾破烂人中的另类，也是拾破烂人中的典型，他越是活得沉重，也就越懂得轻松，越是活得苦难，他才越要享受着快乐。他是泥塘里长出来的一枝莲！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这就是刘高兴。

在所有的大都市里，我们看多了动辄一个庆典几千万，一个晚会几百万，到处张扬着盛世的繁荣和豪华。

我掂量过我自己，我可能不是射日的后羿，不是舞干戚的刑天，但我也绝不是为了迎合和消费去舞笔弄墨。

我要写刘高兴和与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他们如何的命运感，能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我总想，如果不是1972年以工农兵上大学那个偶然的机会进了城，我肯定也是农民，到了五十多岁了，也肯定来拾垃圾，那又会是怎么个形状呢？

这样的情绪，使我为这些离开了土地的人在城市里的贫困、卑微、寂寞和受到的种种歧视而痛心着哀叹着，一种压抑的东西始终在左右我的笔。

我常常是把一章写好了又撕去，撕去了再写，写了再撕，想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打工的这么一个阶层呢？这是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的无奈之举、权宜之计，还是长远的战略政策？这个阶层谁来组织谁来管理，他们能为城市接纳融合吗？进城打工真的就能使农民富裕吗？没有了劳动力的农村又如何建设呢？城市与乡村是逐渐一体化呢，还是更加拉大了人群的贫富差距？

我继续去那些拾破烂人租住的村巷，每每到城南，就要拐过去看看，而在大街上碰上拾破烂的人，也就停下来拉呱几句，或者目视很久。差不多又过去了一年，我所接触和认识的那些拾破烂人，还在拾破烂，状况并无多大改变。那个供养孩子上大学的，孩子毕业了，但他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已不能再拾破烂，又回到老家去。其中有一个攒了钱，与人合伙办了个超市，还在老家新盖了一院房。他几乎是拾破烂人的先进榜样，他的事迹被普遍传颂……

（有删改）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也。本名真宰，以避则天母号改焉，初，为太学生，志气倜傥，不以举荐为意，累年不调。仪风中，吐蕃频犯塞，元忠赴洛阳上封事，言命将用兵之工拙，帝甚叹异之，授秘书省正字，寻除监察御史。文明年，迁殿中侍御史。其年，徐敬业据扬州作乱，左玉铃卫大将军李孝逸督军讨之，则天诏元忠监其军事。孝逸至临淮，惧其锋，按甲不敢进。元忠谓孝逸曰今大军留而不进万一朝廷更命他将代公其将何辞以逃逗挠之罪幸速进兵以立大效不然则祸难至矣孝逸然其言，乃部勒士卒以图进讨。时敬业电于下阿奚，敬业弟敬献率偏师以逼淮阴。前军总管苏孝祥为贼所破，孝逸又惧，欲引退。元忠固请决战，乃平敬业。元忠以功耀司刑正，稍迁洛阳令。寻陷周兴狱，诸市将刑，则天以其有功，特免死配流贵州。时承教者将至市，先令传呼，徐待宣救，然始起谢，观者成叹其临刑而神色不挠。长安中，奉哀令张易之尝纵其家奴凌暴百姓，元忠答杀之，权豪莫不敬惮。中宗即位，安乐公主尝私请废节愍太子，立己为皇太女。中宗以问元忠，元忠固称不可，乃止。元忠又嫉武三思专权用事，心常愤叹，思欲诛之。神龙三年秋，节路太子起兵诛三思，既斩三思，又率兵谐阙，遇元忠子太仆少卿升于永安门，协令从己，后升为乱兵所杀。三思之党兵部尚书宗楚客与侍中纪处讷等又执证升，云素与节愍太子同谋构逆，请夷其三族，中宗不许。元忠惧不自安，上表固请致仕。手制听解左仆射，以特进齐国公致仕于家，仍朝朔望。元忠行至涪陵而卒，年七十余。开元六年，益曰贞。

（节选自《旧唐书·魏元忠传》，有删改）

【南吕】骂玉郎过感皇恩采茶歌①

四时佳兴（春）

元·钟嗣成

梅花漏泄阳和信，才残腊又新春。东风北岸冰消尽。元夜过，社日临，中和近。天气氤氢，花柳精神。驾香轮，驰玉勒，醉游人。清明过了，飞絮纷纷。隔孤村，闻杜宇，怨东君。叹芳辰，已三分，二分

流水一分尘。寂寂落花伤暮景，萎姜芳草怕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