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现代新诗批评与新诗相伴而生，甚至略早于新诗。五四文学革命前的两年，胡适在美国读书时就和杨杏佛等反复讨论如何改革中国文学及作新诗的问题。正是在往复切磋中，胡适对新诗的语言、形态、作法有了清晰的认识。这些富含学理思考又不乏少年人意气的书简、应答诗，成为现代新诗批评文本的最初形态。由此，现代新诗批评展开了它的建构过程。

现代新诗批评发展的过程，也是逐步获得自身专业性的过程。对外，新诗批评要引导新诗前进的方向、指出新诗出现的问题。它是新诗发生发展的孪生话语，新诗的目标、问题往往也是它的目标、问题与向内，新诗批评须不断完善自己。在现代文化“分科化”的进程中，新诗批评要纠正自己模糊、零散的面貌，逐渐转变为独立的知识体系、学科门类。为此，现代新诗批评不惜向西方借力，搬用西方诗论资源，输入欧美文学，西方诗论、诗学中的绝对观念和分析方法也渗透了进来，一度成为现代新诗批评走向现代、科学的主要内涵。

冷静省察会发现，其实中国化的愿望自一开始就深藏在现代新诗批评的腠理。以胡适为代表的现代早期新诗缔造者本来就是将新诗、新诗批评置于革新文学、“再造文明”乃至“东方的文艺复兴”的大框架中来培育的。五四新文学作家在形成“世界主义”观念的同时都抱有“中国本位”的理想。朱自清是有高度自觉意识的现代新诗批评家，他认为在传统的“诗文评”向“文学批评”转变的过程中，不单要做到“将一时代还给一时代”，更要做到“将中国还给中国”。朱自清分力于新诗批评，在促进新诗批评走向“分业”“系统性”的同时，一直在努力地“参用本国的传统”。

尽管新诗充满了对“新”的渴望，但是新诗批评在话语层面上，远没有摆脱古典、传统的影响，“新旧同台，古今杂陈”是现代新诗批评话语的重要表现形态。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为了给湖畔派几位少年诗人的情诗一个地位，特别说到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诗，这是因为他明白，新诗地位的给定或意义的赋予，要在与传统的比照中才有可能实现。说李金发的诗一部分一部分可以懂，合起来却没有意思，仿佛大大小小红红绿绿一串珠子，藏起了串儿，得读者自己串着瞧。明眼人可以看出这是对南宋张炎《词源》中“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说法的现代翻版。后来卞之琳“小处敏感，大处茫然”的说法以及废名对林庚等人诗歌的界说，都不同程度地移用、衍化了张炎的话头。甚至批评家对初期新诗喜欢“说理”的判定，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诗论中“唐宋之争”的潜在影响。

20世纪30年代以后，有感于现代派诗歌文本的晦涩难懂的现状，朱自清率先开启了“现代解诗学”的尝试。他拿来朱熹的话，“晓得文义是一重，识得意思好处是一重”，巧妙地切中了文本细读的关键。在“解诗”实践中，他以林徽因《别丢掉》等作品为例，细微谨慎地拆碎文辞表达意思，又苦心地逗拢在一起。“现代解诗学”的方法呼之欲出。朱自清特别注意训释难解的字词的意思、意味。中国古典的诗话、词话，尤其朱熹的《诗集传》是他特别熟悉的。他将中国的方法盐溶于水般地放进了现代新诗批评的实践中。

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九叶派诗人唐浞等人仍在借庄禅美学理解“意象”。此外，大量的评述诗人都不同程度地综合运用了注疏、感悟、评点、考证等中国传统批评方法。西方的刺激，服务于现代新诗解释、评判的需要，重新释放了中国诗歌批评方法的活力，也促进了古典方法向现代的合目的的转化。

（摘编自程继龙《现代新诗批评的中国形态建构》）

材料二：

新诗已过百年，数量庞大，其中不乏平庸之作、滥竽充数的伪作劣作，与古诗相比，新诗经典的认同度却不那么理想。没有经典，就没有说服力。新诗到底有无评价标准？对于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有助于新诗经典的建构。因此，在当下探讨现代新诗批评的中国形态建构，尤为迫切。

西渡在《新诗为什么没有产生大诗人》一文中说：“尽管新诗已有众多优秀的作者和作品，但对于那些怀疑新诗的读者和批评家，这些都不够。他们会用不屑的语气反问道：‘新诗有李白吗？有杜甫吗？’没有公认的大诗人要算是新诗的软肋之一。”西渡看到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即如果在中国谈诗，必谈李白、杜甫，就像谈书法，必谈二王和颜、柳。无论新诗怎样辩解，怎样试图摆脱与古诗的关联，古诗都会作为新诗的标杆而存在。这就是文化的活的灵魂。

现代新诗批评的中国形态建构，离不开向古诗学习。围绕建构新诗经典的目标，新诗批评可以从技术和思想两个方面确立新的标准。这方面杜甫能为我们提供很多启发。

首先是名词意识。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样近于苛刻的诗歌标准，完全可以为新诗批评所用。如果诗是一座建筑，那么语言就是砖瓦。砖瓦如果是劣质产品，那建筑质量就不会好到哪里去。中国形态的新诗批评，首先应当谈字法、词法。拿杜甫的炼字来说，杜甫诗歌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各类词汇的运用，均独具匠心。其次是名句意识。杜甫的经典诗歌，往往伴有经典名句。新诗中经典的句子也不少，像“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但新诗批评引用古诗名句乐此不疲，而对挑选新诗“金句”则用力不多。

一个优秀诗人在作诗时可以靠才情，甚至靠技术，但到“伟大诗人”这样的级别，必然取决于其思想境界。就杜甫而言，他有四个方面的思想维度可为新诗批评借鉴，即宇宙意识、家国情怀、人道主义、草根情结。杜甫的宏大可用于对照新诗中流行的小我私人、肉身等狭小的思想观念，使之成为解决新诗中诸种问题的一个镜鉴。

实际上，新诗走向伟大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从杜甫诗歌那里或多或少都可以得到启示。

（摘编自师力斌《从古典诗学传统看新诗批评的建构》）

文本一：

西湖梦

余秋雨

西湖的文章实在作得太多了，作的人中又多历代高手，再作下去连自己也觉得愚蠢。但是，虽经多次违避，最后笔头一抖，还是写下了这个俗不可耐的题目。也许是这汪湖水沉浸着某种归结性的意义，我避不开它。

初识西湖，在一把劣质的折扇上。那是一位到过杭州的长辈带到乡间来的。折扇上印着一幅西湖游览图，上面清楚地画着各种景致。图中一一标明各种景致的幽雅名称，凌驾画幅的总标题是“人间天堂”。乡间儿童很少有图画可看，于是日日逼视，竟烂熟于心。年长之后真到了西湖，如游故地，熟门熟路地踏访着一个陈旧的梦境。

明代正德年间一位日本使臣游西湖后写过这样一首诗：

昔年曾见此湖图，

不信人间有此湖。

今日打从湖上过，

画工还欠费工夫。

的确对许多游客来说，西湖即便是初游，也有旧梦重温的味道。这简直成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常用意象，摩挲中国文化一久，心头都会有这个湖。

奇怪的是，这个湖游得再多，也不能在心中真切起来。过于玄艳的造化，无法与它进行家常性的交往。正如家常饮食不宜于排场，可让儿童偎依的奶妈不宜于盛妆。

西湖成名过早，遗迹过密，结果成了一个象征性物象非常稠厚的所在。它贮积了太多的朝代，于是变得没有朝代。它汇聚了太多的方位，于是也就失去了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虚幻，像一个收罗备至的博览会，盛大到了缥缈。

西湖的盛大，归拢来说，在于它是极复杂的中国文化人格的集合体。

一切宗教都要到这里来参加展览。佛教胜迹最多，不必一一列述了，即便是超逸到家了的道家，也占据了一座葛岭。作为儒将楷模的岳飞，也跻身于湖滨安息。宁静淡泊的国学大师也会与荒诞奇瑰的神话传说相邻而居，各自变成一种可供观瞻的景致。

绿绿的西湖水，把来到岸边的各种思想都款款地摇碎，溶成一气，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游客。①它波光一闪，嫣然一笑，科学理性精神很难在它身边保持坚挺。

也许，我们这个民族，太多的是从西湖出发的游客，太少的是鲁迅笔下的那种过客。过客衣衫破碎，脚下淌血，如此急急地赶路，也在寻找一个生命的湖泊吧？

多数中国文人的人格结构中，对一个充满象征性和抽象度的西湖，总有很大的向心力。社会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绎，秀丽山水间散落着才子、隐士，埋藏着身前的孤傲和身后的空名。天大的才华和郁愤，最后都化作供后人游玩的景点。②景点，景点，总是景点。修缮，修缮，再修缮。

西湖胜迹中最能让中国文人扬眉吐气的，是白堤和苏堤。两位大诗人纯粹为了解除当地人民的疾苦，浚湖筑堤，终于在西湖中留下了两条长长的生命堤坝。清人查容咏苏堤诗云：“苏公当日曾筑此，不为游观为民耳。”就白居易、苏东坡的整体情怀而言，这两道物化了的长堤还是太狭小的存在。他们有他们比较完整的天下意识，他们有他们比较硬朗的主体精神、理性思考，在文化品位上，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峰巅和精英。他们本该在更大的意义。上统领一代民族精神，③但却仅仅因辞章而入选为一架僵硬机体中的零件，被随处装上拆下，极偶然地搞了一下别人也能搞的水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历代文化良心所能作的社会实绩的极致。尽管美丽，也就是这么两条长堤而已。

也许正是对这类结果的大彻大悟，西湖边又悠悠然站出来一个林和靖。他似乎把什么都看透了，隐居孤山20年，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他的诗写得着实高明，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来咏梅，几乎成为千古绝唱。在后世文人眼中，白居易、苏东坡固然值得羡慕，却是难以追随的。然而，要追随林和靖却不难。哪儿找不到几丛花树、几只飞禽呢？在现实社会碰了壁、受了阻，扮作半个林和靖是最容易不过的。……

结果，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黯淡。春去秋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

与这种黯淡相对照，野泼泼的，另一种人格结构也调皮地挤在西湖岸边凑热闹。

西湖所接纳的一具可爱的生命是白娘娘。虽然只是传说，在世俗知名度上却远超许多真人，因此在中国人的精神疆域中早就成了一种更宏大的切实存在。人们慷慨地把湖水、断桥、雷峰塔奉献给她。

她是妖，又是仙，但成妖成仙都不心甘。她的理想最平凡也最灿烂：只愿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可是，法海逼白娘娘回归于妖，天庭劝白娘娘上升为仙，而她却拼着生命大声呼喊：人！人！人！

在我看来，白娘娘最大的伤心处正在这里，而不是最后被镇于雷峰塔下。她莫大的遗憾，是终于没能成为一个普通人。雷峰塔只是一个归结性的造型，成为一个民族精神界的怆然象征。

1924年9月，雷峰塔终于倒掉，一批“五四”文化闯将都不禁由衷欢呼，鲁迅更是对之一论再论。鲁迅的朋友中，有一个用脑袋撞击过雷峰塔的人，也是一位女性，吟罢“秋风秋雨愁煞人”，也在西湖边上安身。我欠西湖的一笔宿债，是至今未到雷峰塔废墟去看看。据说很不好看，这是意料中的，但总要去看一次。

（有删改）

文本二：

余秋雨对文化人格存在内蕴的深刻探寻，已经突破了散文长期被拘禁于个人生活琐事及人生常态的狭窄视界，冲破了散文以所谓“小感触”“小哲理”见长的旧审美规范，而以启人深思的力度实现了散文界追求多年的审美超越。多少文人作家写过西湖，但真正从西湖的碧水柔波看出它在中国人文景观上独具的内蕴的又有几位，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只是人对自然的浅层次情感反应，只有以这种激动为情感唤起，并能进而深刻地体悟自然独具的人文内涵，生命意味者才真正感知了自然的生命力。层次多而厚重是《文化苦旅》的一个创作特色，《西湖梦》增加了西湖的厚重感。

（节选自施旸《简析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创作特色与文化内涵》）

初读良渚，良渚是一部古典的线装书。我们无法确切地洞悉，五千多年前的阳光如何照耀在九州大地上。但我们知道，五千多年前的阳光曾照耀在草木葳蕤的天目山脉上，在那里，人类已经走向了有秩序的玉帛王国。建造城郭，手工琢玉；城外种植水稻，水利工程可观，让肥沃的土地随时可以得到浇灌润泽……这是低调的江南。这里的先民用黑土烧制古朴的陶器，把精美的玉石雕琢成“琮璧”。（            ）当年没有农业、手工业的称谓，但基本的分工已经产生，规模化的玉器生产已经出现。成片的稻田和巨大的粮仓，诉说着日子的殷实。

良渚的记忆，重新奠定；江南的聪慧，历来如斯。再读良渚，良渚是一部现代的精装书籍。良渚成为世界遗产，那些散落在平原绿地上的村庄，全都发生了变化，处处整洁、靓丽，释放着江南特有的韵味。博物馆、遗址公园和附近的环境更加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