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类综艺一直都是电视台的杀手锏，隔三岔五来一次，总不会错。

因为，人本身对知识就有着天然的渴望，通过从小到大的学习，每个人都储备了一定的知识。而知识类综艺就是拿出某一方面知识去考验答题者，但答题者并非万能，当出现观众知道答案而答题者答不上来的情况，观众的虚荣心就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若出现一类无所不能、无所不晓的答题者，观众又会有一种极其强烈的崇敬之心，心生“怎么可能”的五体投地之感。

在各类综艺霸屏的现在，知识类综艺总还是能占据一席之地。无论社会怎样变迁，对于知识的渴求依然旺盛，我们抛开那些比赛类综艺，其他的类似介绍某一工种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介绍美食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等同样引起很多人极大的兴趣，这些综艺或者纪录片都蕴含极大的知识量，在看节目中学习，不也是老百姓一个小小的消遣吗？

(摘编自《从<中国诗词大会>的走红聊聊国内知识类综艺节目》

近年来，针对电视娱乐节目过多、跟风现象严重、内容质量不高等问题，相关部门下发了多项被业内称之为“限娱令”的相关政策。每有相关政策出台，伴随而来的是一大批节目面临调整。更有一些节目制作者因政策转向，选择了向文化类节目转型，以保守方式进行所谓“安全”的制作。

记者注意到，目前很多文化类节目收视并不理想，不少卫视刚刚摆脱唯收视率的极端，又陷入了无收视率的尴尬。如果说，曾经业内担心的是真人秀的泛滥因而质疑文化类节目到底“有没有”，那么当文化类节目兴起，同样需要提出到底“好不好”的疑问。毋庸置疑，文化类节目要努力提高节目质量，力求实现收视和口碑双丰收的效果。

央视科教频道副总监阚兆江曾表示：“文化类节目的挖掘目前还远远不够。”在他看来，一些文化类节目之所以受到质疑，一个重要原因是电视人思考不足，缺少应有的探索和努力，使得文化的呈现方式出了问题，把握文化含量、层次时忽略了大众传播的因素，忽略了节目追求的终极目标在于高收视背后的文化影响力。

(摘编自《别让“限”成综艺回归文化的动因》)

(摘编自人民网)

《国家宝藏》能够成为“网红”，就是因为它从大众比较喜闻乐见的“八卦”的视角解读国宝，而日本富士电视台的《我们一起学艺术》、英国数字频道CBBC的《Horrible History》能够在本土火热，也是因为他们将高冷的文化用喜剧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

以色列Armoza的益智答题类文化节目《Who’s asking》，通过让观众提问的方式来增强观众的参与，节目里选手需要作答的问题全部来自环形大屏上的场外观众。而德国的《Time Travel Show》则通过复原某一时代内容的特定背景，营造沉浸式的观看体验，让观众跟随选手在不同时代穿梭。

《朗读者》在播出期间设立了朗读亭，借此扩大自身的影响范围；《见字如面》将节目切割成短视频，并推出“与你见字如面”的社交应用，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而《国家宝藏》则将B站作为自己的“热度发酵地”，以此打破“次元壁”，引发全民热议。

摘编自《从<中国诗词大会>到<一本好书>，文化类综艺的爆款方法论》)

中国第三大无桩共享单车创业公司小蓝单车已停止运营，,成为这一快速发展行业第一个倒下的主要共享单车创业公司。许多分析师警告称,共享单车行业很快将迎来“清算”。在小蓝单车倒闭之前,已有多家中国小型共享单车创业公司在过去6个月内倒闭,包括悟空单车、3vbike和町町单车。许多分析师预计,共享单车行业将迎来血腥的整合期,只有一家或两家公司能够存活下来。,目前共享单车行业的两大巨头摩拜单车、ofo被普遍视为行业的最终赢家,他们分别获得了腾讯控股、阿里巴巴集团的投资,已各自完成逾10亿美元融资。

小蓝单车管理疏松的问题早已清晰显现。但是,在中国共享单车行业,即便是管理出众的公司也面临困难。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共享单车泡沫化的问题已经很明显:大量资本的涌入使得太多创业公司获得了资本支持,但争夺的市场却很有限,利润也十分微薄。洗牌在所难免。

（摘编自《财富:小蓝单车倒闭,中国共享单车泡沫开始破裂》,2017年11月20日凤凰科技网）

早在今年8月交通部等十部门就已经出台了《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需要对共享单车用户的押金、预付金建立专用账户。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所有的共享单车企业都没有提过“专用账户”这四个字,而是用其他相似的词语代替。共享单车企业和各商业银行为什么不建立新规中要求的“专用账户”呢?记者查询了我国商业银行账户管理的相关规定发现:专用账户,也就是专用存款账户,除了社保基金、住房基金等常用的15项资金外,要想设立,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者政府有关部门的文件。即使现在共享单车企业想要注册专用存款账户也注册不了。共享单车只能注册一个一般存款账户,再和商业银行签署一定的存管办法。

（摘编自《共享单车企业倒闭,每人赔一辆车?》,2017年12月17目央视财经)

“共享”单车企业在竞争,用户个人素质也在引发争议:损坏率居高不下、私自占有现象屡禁不止,近日有人还在成都琉璃立交附近发现了约100辆被焚烧损坏的共享单车……这不禁让人怀疑“共享”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可能。

这方“共享单车”尚自顾不暇,那方“共享手机”也已上台唱戏。共享手机平台“享换机”宣布完成1.1亿人民币天使轮和A轮融资。而在这之前,京东、支付宝、国美等公司已经介入“共享手机”领域，让“信用租赁”成为了一种新的“共享模式”。但是“共享手机”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还涉及信息安全及隐私问题，该如何安全“共享”仍无定论。

(摘编自《一批共享单车企业相继倒闭,“共享”模式还能走多远?》,2017年12月4日红网）。

（摘自新华社2017年3月9日上海报道）

2016-2019年中国共享单车用户规模及预测

（摘编自智研咨询《2017-2022年中国共享单车行业深度调研与投资战略研究报告》）

材料一：共享经济，是由个人或第三方平台将闲置资源或服务以有偿分享给需求者，并从中获得报酬的经济模式，其核心特征是基于信息技术平台的资源优化配置。共享经济的发展驱动力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产生与普及。开放数据、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为共享经济平台进行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技术条件。二是人口红利。近年来共享经济在中国的大发展也源自人口基数带来的互联网人口红利。三是大量共享经济服务提供者。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大量的传统行业劳动力进入共享经济领域，个人的技能或服务借助第三方平台实现更快速的流动。四是大量闲置资源可供优化。以汽车为例，根据摩根士丹利的研究显示，平均一辆车只有4%的时间在行驶，而在96%的时间中被闲置，这在客观上提供了可供优化的资源。

（摘编自《国家地理》周刊编辑部《共享经济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

材料二：共享经济的发展能够有效利用过剩产能、闲置资产、闲置时间、闲置技术，是去产能去库存的有力方式，不仅提升了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而且拓展创新了分工合作的方式和模式。共享经济的发展不仅为个人带来发展的契机和动力，而且对企业、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的发展带来了强大的发展动力，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实施，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共享开放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共享带来的合作与创新将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开放发展、协调发展、创新发展。

（摘编自陈健、龚晓莺《共享经济发展的困境与突破》）

材料三：相对于共享经济在全球范围的蓬勃发展，共享经济在国内的发展似乎还是慢了一拍，大体量的共享经济企业还不多，涉足的领域也较国外为少。究其原因，一是国内的共享经济起步本身较晚，在共享出行以外的其他很多领域都还在学习和培养用户习惯的阶段。二是因为人际信任基础相对薄弱。大部分的共享经济商业行为都会与不曾相识的人打交道，但在中国对陌生人的信任度相对还比较低，此外也缺乏可靠的个人信用体系可供参考。三是文化差异与社会环境的不同。例如在西方国家人们善于也鼓励社交，人们对于在陌生人家里借住、将车借给陌生人出行等事情上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比中国人要小很多，因此在某些领域就会存在西方成功的商业模式无法移植的问题。

（摘编自财新网《共享经济将会在中国如何发展》）

材料四：共享单车矩阵分析图

（资料来源于李琨浩《基于共享经济视角下城市共享单车发展对策研究》）

【推荐1】①以“君子”为中国理想道德人格的典型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今天人们仍将“君子”作为人格美的典范。在孔子之先，君子主要指统治者，自孔子后才成为主要以道德为标志的理想人格。很多论著中都有这样的解释：儒家所推崇的君子，是指拥有高尚道德和理想人格的人。

②《论语》中，君子是有着几乎完美人格的人，他们有着极高的内心修养，极好的行为准则。君子内心的人格修养来自不断地学习和思考。学习和思考是君子实现其人格理想、成为人格典范的前提和基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有通过学习和思考，才能拥有自立于世的能力，拥有洞穿宇宙人生的犀利眼光与广阔视野。孔子重视学习儒家典籍，强调在政治实践中贯彻礼乐教化的原则，以实现儒家的社会理想。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表明，《诗》在孔子时期是君子修身的重要项目。正是通过学《诗》，君子才更具有人生美学意义上的价值——仁义，知礼。

③“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是精神化的人，他追求的不是物质和名利，而是一种崇高的道德感，其核心就是仁义。仁者，爱人；义者，宜也。但很多时候，人总要面临仁义与利益的选择。《里仁》篇对此表达了明确的看法：“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也就是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④君子知礼，以礼来处理人与自身、他人、社会的关系。《论语》中以君子衣食住用等方面的礼节来表明君子好礼的品质。日常生活中，对祭祀礼仪的推崇与尊重最能表现君子好礼的品质。在周礼几近消亡时，孔子的弟子问他是否可以结束一些祭祀仪式了，孔子表现得十分不舍。他难以割舍的不是礼的具体形式，而是礼所包含的精神导向作用。这不仅是对长幼有序、尊卑有法的留恋，更是对礼制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的不舍。

⑤无论君子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君子”形象所承载的人生美学价值一直是几千年来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人格美的典范。君子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是理想形象：博学多识，仁义知礼，德行高尚：有治国安邦之能；处下位不馁，居上位不骄。在道德和行为上，君子由内而外的人格魅力始终令人神往。当今时代，作为有知识有理想的一代人，我们仍然向往君子式的人生。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自现代考古学在我国兴起以来，诸多考古发现与宏富考古资料，不断引起学术界瞩目，为研究增添新可能、新视角。比如汉字研究，现代考古学就使其突破传统小学、金石学、书学范畴，步入全新的广阔领域。《中国汉字美学史》的研究就建立在20世纪现代考古发现的新资料基础之上。

汉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代表，历经几千年发展，至今仍以蓬勃生命力在当今社会发挥重要作用。汉字也是解读中国历史文化奥秘的钥匙，一个字、一个读音、一个偏旁部首甚至一个点画，都蕴藏古老文化和深厚内涵。在漫长发展演变中，汉字发展出独特美学，《中国汉字美学史》聚焦于汉字形体及其美学特征，尤其是汉字的装饰美化功能。

汉字的装饰美化功能萌生于史前刻画符号，成熟于商周图形文字，继之有春秋战国以鸟虫书为代表的金文以及秦汉篆书，转折于宋元雕版宋体字，昌盛于20世纪现代美术字。这一研究与文字学、艺术学、史学、考古学等学科关系密切。汉字是线的艺术，装饰文字笔画中的直线、曲线及其变化组合，构成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象形是汉字最鲜明的特征，其在史前文化的陶器、玉器刻画符号中已见雏形，其中蚌埠双墩文化与良渚文化器物上的诸多动物形象就很突出。在史前时代，刻画符号已经初具垂直刻画和纵向构造的骨架，具备平衡对称架构，具有造型装饰美感，是汉形体美的源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以鸟虫书为杰出代表的金文中，文字装饰丰富多样。现代美术字是20世纪初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诸多现代设计观念和设计流派，改变传统文字美化观念，形成具有现代设计观念的文字造型装饰形式。

汉字之美不仅体现在汉字自身，还体现于汉字与其载体的构成关系上。比如，史前刻画符号多集中在器物外口沿、上腹，正中、圈足底部等，也有些居于器物的柄部、容器的流部，均以特定器体的中轴线为参照。即便是玉琮、玉壁等礼器，也从其形体出发，选取最利于人们观察的部位，使符号成为视觉焦点。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铭文的“文饰”作用加强，文字对器物美化的意识尤为突出。以越国剑器为例，铭文造型与剑身、剑格、剑首浑然一体，铭文采用错金银与镶嵌工艺，更是锦上添花。

汉字载体有各种材质，如陶器、玉器、青铜器、刻石、木器、金银器、纸品等，载体材质固有的色泽和质地以及不同的工艺，都使汉字表现出独特美感。据《周礼·考工记》所记，周代工艺技术中攻木、攻金、攻皮、设色、雕刻、制陶等手段俱全，说明当时针对不同材质的制作工艺已经相当成熟。随着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后世文字刻画工艺更是远超周代。

欣赏这些优秀文化遗产，感受其艺术魅力，是我们研究汉字美学秉持的基本态度。希望从海量资料中遴选的这些文字作品以及从中梳理总结的美学规律，对发扬汉字文化有所裨益，在当代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摘编自李明君《展现汉字之美》此文为其主编的《中国汉字美学史》书序言）

从“变话”看六十年变化

李 勇

人民解放军进北京后不久，老同盟会会员、南社创始人、诗人柳亚子先生呈诗毛泽东，开首两句是：“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毛泽东唱和一首，最末两句是：“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两位诗人以独特的话语方式交流，其背后的深意，则需在那个天翻地覆的时代语境中去体会。

而在今日，人们的交往话语却是另一种风格。你可能接到朋友的这类短信：“别总当宅男，今晚请你出去‘撮’一顿。”收短信后可能这样回复：“只要老哥你埋单，我打的飞速赶到。”这番对话，散发着网络时代的话语气息。

中国语言文字曾数千年大体保持稳定。而肇始于清末民初的“白话运动”，是秦汉以后中国语言文字最大的一次变革。这次变革发端于民间，顺应了历史潮流。从中国社会巨变洪流中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敏锐捕捉、深刻理解了这种话语变化趋势，逐渐形成了明白通晓、生动活泼的话语方式，从“打土豪、分田地”到“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在革命年代不断号召和凝聚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伟人一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开启了全新的话语时代。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整个社会话语激情澎湃，呈现泛政治化和泛军事化的特点，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在“极左”时期，从“坚决打退”发展到“横扫一切”，连恋人之间的通信，也充斥着这类语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话语表达进入了又一次巨大的变化期。这种变化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呈现的特点是社会对知识的尊重，以及“经济建设为中心”语境下对财富的追求。如“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东南西北中，发财在广东”等等。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下海”“申奥”“入世”、炒股、买房、“奔小康”、依法治国……一长串热词相继涌现，见证了人们生活不断变化和国家发展的历程。而由于人员流动加快和传播技术进步，社会语言的流变也由点到面，由一隅走俏到风行全国。如广东方言词汇“的士”“搞定”“埋单”和东北方言“忽悠”，很快就成为全国人民通用的词汇。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等为代表的新话语日益深入人心。而互联网技术掀起的信息化浪潮，也使中国人话语表达呈现全新面貌，年轻人成为了推动语言变化的生力军。在网络时代，年轻的“新新人类”创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话语，如“东东、美眉、雷人”等等。这些话语创造，虽然还有争议，但已经开始影响国人的表达方式。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处在一个不断“变话”的时代。话语表达方式呈加速度变化，犹如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不同时代的丰富内涵，映照出人们心灵世界的多彩变幻，构成了60年中国社会历史巨变的别样风景。

（选自2009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

明清方志中的小说史料，比此前更显繁复与庞杂，同时也倍具价值，因此更加值得精心整理。约略而言，其研究价值大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扩充古代小说文献存量，丰富古代小说研究对象。文献留存问题一直是文史研究的出发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否有文献留存是一个学科生命力能否持续长久的关键要素。新时期以来，古代小说研究之所以能不断开拓新的研究境界，是与《古本小说丛刊》《古本小说集成》等大型小说文献丛书的整理出版以及相关学者积极爬梳钩沉之功密切相关的。在明清方志的人物传记、逸事、仙释等门类中，有不少小说类文献作品得以载述，这些作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不乏佳作，值得辑录。例如，顺治时期的《潮州府志》卷十“轶事部”载“交趾道士”：“金山上有交趾道士，年近百岁。渡海船坏，结庵于此。养一鸡，大如倒挂子，置枕中，啼即梦觉。又一胡孙，小如虾蟆，以线系几案间。”此篇作品亦见诸万历时期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二十二，所不同者，其中开篇则言“广东有道士，年九十九，状貌奇古，目光射人。自言来自交趾，别号漫叟。”据推测，《涌幢小品》的载述极有可能源自嘉靖或弘治时期的《潮州府志》。

第二，助推小说家生平考辨，深化与填补小说家生平认识。古代小说在文体序列中备受轻视乃至诋毁，因而小说作者往往无意署名，这使得大量小说作品难见真正著者，这给小说研究带来了诸多困扰。而倘若将视野投向明清方志，往往能有一些意外收获。例如，明末清初《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一直以来学界对其生年、字号、交游等情况的认识有不少错误，笔者在梳理清人汪曰桢编《南浔镇志》、光绪《乌程县志》与同治《湖州府志》等诸多方志文献的基础上，进行了细致考辨，得出了“陈忱生于1615年，字遐心而非字敬夫，号雁宕或雁荡，平生交结对象主要为惊隐诗社成员”等结论，修正了既有的不当认识，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

第三，折射古代小说理论观念的复杂性，反映古代小说的实际生态。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大都依托于小说评点、序跋等批评文献而展开，此举固然有其必要意义，不过这未必能广泛反映古人有关小说观念认识的真实状态，因为刻意标榜与别有用心式的批评在这类显性理论文献中普遍存在。而就明清方志而言，其介乎正史与稗官野史之间的存在性质、编撰者大都既非名流显达亦非市井盲丁的身份特点，使得明清方志得以更普遍地反映主流民众的相关认识，因而其中的小说史料所体现的有关小说理论观念更为确切：一是小说价值的可观与可废并存，二是文体属性的虚构与征信并存。

在整理明清方志文献过程中，研究者要尽可能贴近古人小说观念，以宽严相济的眼光来审视相关史料，对其中的作伪史料也应认真对待，因为从小说研究视野而言，作伪史料同样具有价值，毕竟文学研究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研究。当然，在涉及作家作品的史实问题上，作伪史料显然不具价值。此外，研究者也应注意版本的甄选比勘，以免误入歧途。

（摘编自杨志平《明清方志中的小说史料》）

材料一

一网友无意中发现，自己在某网站经常预订的酒店房间价格在380 -400元之间，而用朋友的账号查看时，同一房间的价格只有300元左右。老客户看到的价格居然高于新客户！该网友认为自己遇到了大数据“杀熟”。

大数据“杀熟”行为，经济学上称为“价格歧视”，指同样的商品或服务，在不同的市场面对不同的顾客，采用差异化定价。这与生活中常见的套票、学生票等“差别定价”不同。“差别定价”时，商家的标准是公开透明的，消费者会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主动“对号入座”，本质上增加信息供给，促进了市场交易。而大数据“杀熟”却是有意放大信息不对称，利用企业数据、定价规则上的信息优势，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攫取更多的利润。

大数据“杀熟”的基础是大量的消费行为数据，主要来自消费者在相关平台的行为记录。当我们使用 APP时，我们的大部分行为都在被实时获取，变成一个个小标签，这些标签中，除了性别、地区、是否使用苹果手机等基本信息之外，还有你浏览了什么商品、看了多久、价位如何等等。平台根据这些给用户“画像”，对用户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于是，那些不起眼的小标签，有可能最终成了商家算计我们的利器。

要知道，消费者贡献数据，默认数字平台使用相关数据，其初衷是为了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即期望由此获得更安全、更有效、更便捷、更个性化的服务。而平台企业根据这些数据进行“杀熟”式差异定价，显然是一种对数据的滥用以及对社会信任的破坏，实质上可视为一种欺诈行为。

值得欣慰的是，现在国家监管层面已经开始在互联网领域推出了反垄断法，进一步厘清用户数据使用范围权限，明确数据使用权利义务，建立更完备的法律保护体系。同时完善群众举报渠道，使用数据追溯技术，对违背诚信原则者，加大处罚力度。

（摘编自顾彦《你又被大数据“杀熟”了？》）

材料二

打开叫车软件，目的地里赫然有家庭住址；使用搜索引擎，能自动补全脑中想打的字；浏览网页时，弹窗也总是推荐别处看过的商品……在大数据的算法面前，人的生活轨迹变得没有秘密可言。作为工具的电脑、手机，反过来像是盯着我们的眼睛，让不少人有种说不出的不自在。全面数字化的今天，个人隐私的形态和观念已经发生重大改变。如果说传统意义上，保险柜、房屋构成的物理空间就能守护我们的秘密，那么现代意义上的隐私，却可以转化为数据，借助一根网钱、一个路由器传遍各个角落。隐私是从个人生活过渡到社会生活的缓冲地带、安全阀门，一旦失去保护，不仅会扰乱日常生活，甚至可能让社会治理顾此失彼。经常会接到各类推销电话，对方甚至连你的爱好和近况都了如指掌，让人不堪其扰更不寒而栗。一些电信诈骗案，甚至酿成社会悲剧。

然而，为了生活便利让渡出一部分个人信息，可能是信息社会必然出现的发展形态。无论是分享经济，还是云计算，方便你我生活的经济形态和先进技术，恰恰都是建立在信息和数据的广泛共享之上。换句话讲，也只有将我们的生活细节数字化、虚拟化，更多优质的服务才能实现。比如，出行信息能够为城市交通的合理规划提供依据，对手机应用的评价能够帮助开发者提升用户体验，甚至我们发布的周边信息、分享的位置，还能成为公安部门追查犯罪活动的线索。可以想象，当物联网时代到来，我们将不得不让渡出更多的周边信息，以享受更高效便捷的生活。

就发展趋势看，越来越多的个人信息将成为玻璃房间中的摆件，我们需要以更合理的策略来保护个人的隐私尊严和生活场景的舒适度。首要的就是，不能以“授权”使用的方式让隐私保护变成一句空话。尽管心知每一次搜索、每一次用户注册、每一次账号关联，都有可能让自己的生活陷入他人窥探之下，但大多数人除了随着人流一起登上信息化列车，没有更好的选择。

从这个角度讲，保护个人隐私既不能靠简单授权来约束，也不能停留在事后惩罚、追责的粗放思维中，而要在全社会范围实现对个人信息的精细化管理。一方面，这需要法律为个人信息的使用设定底线、细化规则。最新通过的民法总则首次写入了个人信息保护条款，在实践中还要通过“负面清单”等制度，一步步构建起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掌握海量用户数据的政府机构、企业和社会团体，也应该用好新的技术手段，减少个人信息的不必要曝光，同时建立可追溯的信息保护责任链条，防止信息泄露无从查起。

我们身处的大数据时代，就生活便捷而言是最好的时代，从隐私保护角度看可能是最坏的时代。无论如何，虚拟化、数字化、信息化已经在重塑日常生活的形态，我们只能不断升级“杀毒软件”，捍卫自己的生活。只要保持清醒，坚持扬长避短，相信我们能在信息玻璃屋上建立起属于这个时代的生活安全感。

（摘编自彭飞《大数据时代，隐私不能粗放管理》）

《论语》开篇《学而》中提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此句“弟”通“悌”，指出了孝与悌是为人的根本。“本立而道生”，生生不息的人道，其根源在于孝悌。孟子则进一步提出“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从人伦关系和人伦次序来说，“孝”一般是子女对父母的孝顺孝敬，指的是上下两代人的纵向人伦关系，“悌”指的则是兄弟姐妹间的横向人伦关系，“一纵一横”所形成的“十字形”的人伦构造，无疑是中国人伦关系的重要构造，悌文化在其中的作用与重要性，“悌”的价值与意义不可忽视。

关于“悌”的含义，可以从三个逐步递增的意义来理解：首先，就悌的本义来说，“悌” 字最初使用是在汉代，由“弟”字演化而来，故前文经典中将“悌”通用为“第”，《三字经》中说“悌于长，宜先知”，可见悌是对年幼者提出的，要求共对足长恭敬顺从。其次，悌道从兄弟关系扩展到家庭，家族。与弟对兄的悌相对应，兄对弟的道德要求则是友，兄友弟悌，以达到兄弟姐妹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再次，悌道进二步拓展到尊敬非血缘关系的同辈，“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弟子入则孝，出则梯。”理论上的“四海之内皆兄弟” 和形式上的“义结金兰》，都为悌在社会上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空间。“悌者，所以事长也。” 举凡年纪、辈分、职位、德行、学问较我长者，都应尊敬逊顺。而尊老尚齿更与悌密不可分。《礼记·祭义》云:“食三老五更于大学，所以教诸侯之弟也。”悌之道内在地包含着对长 者和老者的尊敬与照顾，以达到“民知尊老养老，而后乃能入孝悌，民入孝悌，出尊老养老”。

伦理型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色，人伦关系与人伦关切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根本。悌 文化在其中的作用与重要性，具体体现为三个“有利于”：其一，有利于个人的修养成才。悌作为对兄长的敬爱，与孝具有天然的联系性。将对兄长的敬顺扩大至父母便成了孝。同时，维持兄弟姐妹关系的和睦本身也是孝的一个方面，“兄弟睦， 孝在中”。义与悌更是紧密联 系。“义之实，从兄是也。”义为行事得宜，分寸得当之意。幼弟对长兄的得当行为正反映 了义的内容和要求。孝悌作为个人修养的核心，做好它，仁义礼智便能顺其自然，故孟子说“尧舜之道，孝悌者也”。其二，有利于家庭的和睦与团结。悌对于“先生为见，后生为弟” 的强调，在家庭内部确立了普遍认同的同辈兄长核心和井然秩序心在孝悌思想的指导下，古人崇尚同居共财，兄姐弟姐之间的悌德成为家健家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的重要因素。其三， 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悌德明确长幼秩序,强调长幼两者各中其道，各安其分与强调父子关系的孝相结合，培养出每个大的伦序意识与伦理关切，“孝以事君，弟以事长，示民不贰也”。用悌道来侍奉尊长，在法治不健全和政权不下乡的社会中，孝、悌思想很好地维护了社会秩序和政局稳定。

今天，随着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被陌生人社会所取代。悌道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为现代的人际交往提供了良好的思路，以一颗友好善意的心来面对所有熟人和陌生人，在此基础上建立融洽的社会关系。如今社会上出现的许多人情冷淡的现象，正是因为对陌生人缺乏兄弟般的热情，而习惯用冰冷的利益衡量人际间的关系所致。将悌道贯彻于社会中，不仅能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更能推动社会更好的进步与创新。

(摘编自丁成际《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