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在《道德经》中标举的有别于儒家“仁义”道德的“玄德”伦理价值观,不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古代文人和文学传统有着重要影响,这一问题需要从哲学到文学作交叉贯通性的深入探究。
老子的“玄德”,作为沟通天人、协和天道与人道、实现天人合一的伦理价值观,不仅是一个哲学、伦理学、价值论、实践论的学说,也是一个影响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文人和文学的文艺理论学说。其核心影响在于,“玄德”以其对中国古代文人道德观的影响,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审美境界的生成。早在《尚书》中,“德”就既有天地乾坤之德,也有人生社会之德。然而自老子标举“玄德”和孔子高扬“仁义”之后,逐步形成了儒、道两种具有对立性的伦理道德学说。就古代文人的个体人生修养而言,这两种“德”是可以互补的,并非决然对立和不容。他们既以“明德”精神修养儒家的仁义道德,又以“玄德”观念修炼道家的自然之德,从而形成了“儒道互补”的双重道德人格,进而形成“入世”和“出世”兼容的人生观。他们普遍“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朱光潜)。这样的道德人格境界表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就是既有诉诸“明德”的家国情怀和道德境界,又有诉诸“玄德”的宇宙情怀和天地境界。
冯友兰先生将人生境界由低到高区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他指出,道德境界相当于儒家的“仁义”境界,“其行为是为义的”;天地境界相当于道家的“道德”境界,“其行为是事天的”。儒家的“仁义”道德境界和道家的“玄德”天地境界都具有超功利性,因而都是审美的境界,但相对于自由平等、无私忘我、超尘拔俗、天人合一、回归自然、独立不羁等极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美学精神来说,以“玄德”品格生成的天地情怀和天地境界,无疑是最高层次的审美境界。
文学史上,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一大批优秀文士和他们的作品,正是“玄德”与“明德”兼修的生动体现,他们既以家国情怀、道德人生的书写著称,又以天地情怀、天人相和的歌吟长存,苏轼最为显著,他一生既坚守儒家的家国情怀和道德境界,又始终呈现出宇宙情怀和天地境界。他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又说“若使人人祷辄遂,告物应须日千变”,他还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图缺,此事古难全”“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等,都是“天人合一”的玄德心灵在文字中的具体呈现。尤其是他被贬黄冈时写的《赤壁赋》,更是一曲把自我融入天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心灵之歌。
文学是心灵的镜子。以“玄德”建构起来的道德人格和心灵境界,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天地情怀所赖以滋生的心灵之源,呈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天地境界超越了儒家的仁义道德这些社会性审美价值,走向了天人一体化的“无我之境”。作者在以物观物的观物之乐中,走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审美境界。这正是中国古代文人和文学作品共同呈现出来的极富民族特色的审美文化精神。
(摘编自胡立新《“玄德”的审美境界》,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老子“玄德”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影响是,它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文人的道德观,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观。 |
B.就古代文人的人生修养而言,老子标举的“玄德”和孔子高扬的“仁义”并不能互补,相反,二者是对立和不容的。 |
C.冯友兰将人生境界分为四种境界,指出“道德境界”就是儒家的“仁义”境界,“天地境界”就是道家的“道德”境界。 |
D.以苏轼为代表的古代优秀文士儒道兼修,既以家国情怀、道德人生的书写著称,又以天地情怀、天人相和的歌吟长存。 |
A.文章运用先总论后分论的结构,论证老子标举的“玄德”既是哲学学说,也是文艺理论学说,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
B.文章从哲学层面和文学层面作了交叉贯通性探究,来论证“玄德”审美境界高于儒家的仁义道德等社会性审美价值。 |
C.文章在论证天地境界是人生最高层次的审美境界时,将儒家的“仁义”道德境界和道家的“玄德”天地境界做了对比。 |
D.文章第四段运用举例论证,以苏轼为例,列举了苏轼的大量诗句,突出了“玄德”观念对古代很多优秀文士的影响。 |
A.如果没有《尚书》对“德”的全面阐述,就不会有老子和孔子的道、儒两种具有对立性的伦理道德学说。 |
B.冯友兰认为,儒家的“仁义”道德境界和道家的“玄德”天地境界都具有超功利性,因而都是审美的境界。 |
C.屈原等历史名人儒道兼修,形成“入世”与“出世”兼容的人生观,从而“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业”。 |
D.“天人合一”的“玄德”审美境界,正是中国古代文人及其作品共同呈现的极富民族特色的审美文化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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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①数字人文是采用数字技术来解决人文领域研究问题的新型学科。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目前至少存在着资料离散和时空分离两大难题,不借助数字人文技术就较难突破和解决。
②文献资料的离散,有“同类异处”和“异类分隔”两种状态。“同类异处”是指同一专题、同一领域、同一学科的材料,往往分散在不同的文献里。“异类分隔”是知识分类造成的资料分离。由于人类知识的广泛性、辛富性和复杂性,不同性质、不同领域的文献资料总是分门别类收藏和存储。比如,书写梅花的文学作品,收藏在文学领域的总集、别集里,而介绍梅花生物特性、栽培技术的知识,则在植物学著作里。无论是“同类异处”还是“异类分隔”的文献资料,人力都难以改变其离散状态。
③古代文学研究的时空分离,体现在两个层面。在观念意识层面,是时间意识强烈,而空间意识淡薄。文学史研究,注重时间的变化进程,而忽视空间的离合分布;时间进程的描述多,作家活动、作品创作的地理空间分布的考察相对少。作家年谱、别集编年笺注和文学编年史之类的著作,注重时间编年而不注重空间系地,时间信息具体而空间信息模糊,时间感强而空间感弱。
④在实践操作层面,受思维方式和纸本载体功能的限制,文学史和文学编年史的呈现,只能是单向呈现,而不能多向呈现。按照时间序列呈现文学史的发展历程,就难以兼顾空间序列的分布和变化。如果按照空间序列来呈现各地文学图景,又难以从时间序列上观察和呈现一代文学的发展进程。简言之,以时间为轴心,空间秩序就被割裂;以空间为轴心,时间的序列就被打断。比如我们从《杜甫年谱》知道,天宝十三年杜甫在长安,过着“朝扣富几门,暮随肥马尘”的窘迫生活,但我们无法知道,这一年李白在哪里,岑参在哪里,高适在哪里。《苏轼年谱》可以告诉我们苏轼一生到过杭州、密州、黄州、儋州等地,但不能告诉我们,在苏轼生前和身后,还有哪些作家到过这些地方,写有什么作品。
⑤怎样运用数字人文技术解决资料离散和时空分离这两大难题呢?以运用数字人文技术开发的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为例,它旨在囊括历年来有关唐宋作家作品编年的成果信息,包括年谱、别集笺注、考订论文等。要让计算机能够识别处理这些编年文献资料,并在地图中可视化呈现,需要经过数据建模、数据转化、数据关联和呈现三个阶段。
⑥数据建模,是为数据挖掘、信息提取建立模板。而建立什么样的模板,取决于平台的要素和功能。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包含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作品这五大要素,需要实现浏览检索、关联生成、数据统计、时空定位和可视化呈现这五大功能。不同要素只有形成一定的结构之后才能产生功能,因而需要围绕时、地、人、事、文这五大要素来设计数据模板。
⑦数据转化,是根据数据模板,挖掘提取文献资料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和作品等有效信息,转化为计算机系统可以识别、关联和统计的数据。
⑧数据关联及呈现,是将各类数据进行融合,开发成关系型结构化数据库。作家作品的数据通过编年和系地两个属性,可形成关联数据。借功GIS(地理信息系统)地图技术及软件编程技术;将数据融合成一体。数据关联融合后,文学编年地图平台就能可视化呈现作家行迹。既可以呈现一时一地一个作家一生的行迹,也可以展现不同时间多个地方多位作家的活动行迹。时空一体,在这里得到初步实现。
(摘编自王兆鹏、邵大为《数字人文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初步实践及学术意义》)
材料二:
段海蓉:数字人文给科研工作者带来研究便利的同时,可能带来哪些问题?
郑永晓:比如相关论文中各种数据、图表的泛化现象,用“检索代替研究”“技术伪装学问”等就是突出的问题。此外,还涉及研究成果中文献利用或者说引用的规范性、版权问题等。古代文学研究,需要我们研究者与古代作家建立心灵的对话,需要对作品有良好的感悟能力,才能对古代文学现象作出有深度的阐发。前《文学遗产》主编陶文鹏先生就对满篇都是通过检索罗列的各种文献,而没有思想、没有艺术分析的论文很不满,斥之为“电脑体”,我对此很赞同。
我们提倡关注数字人文研究,不能只有数字而没有人文,归根到底它应该还是人文研究,需要保持人文研究的根本属性和基本特点。技术和数据驱动是为了让我们的研究建立在更坚实的科学依据之上,是为了让我们的学术观点更具有说服力,也是为了让人文研究在新时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段海蓉:我们是否应该担心数字人文会对人文精神造成戕害?
郑永晓: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关键是如何趋利避害。数字人文的目的是通过新的方法去解决一些传统方法不能解决或解决不好的问题,并非要完全取代传统人文研究,也不可能完全取代传统研究。如果运用得当,数字人文应能够促进人文精神的弘扬而不是阻碍、妨害人文精神。以最具个性化的也是最具人文特点的文学作品鉴赏为例,我们借由作品与古代作家进行的心灵对话,似乎与冷冰冰的计算机毫无关系,但是有计算机的帮助效果可能不一样。比如我们读纳兰性德的“片帆何处,南浦沉香雨”,稍有文学常识的人会联想到屈原的“送美人兮南浦”,白居易的“南浦凄凄别”等。但计算机可能做得更多,它会把与“南浦”相近似的“灞桥”“长亭”等聚在一起,分析这些表达离别的意象的相似、相异之处,统计它们被历代作家使用次数的多寡,并将这些信息共同呈现给读者。有了数字人文的帮助,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会更为深入,而不是相反。
我以为,避免数字人文产生弊端的最有效办法是学者必须具备深厚的人文学术修养。只有在具备深厚人文修养、精通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同时深入了解计算机科学的特点和数字人文的长处,从问题出发,将传统人文科学方法与数字人文有效整合,才能将二者的优势结合起来,趋利避害,在学术上开辟出新的天地。
(摘编自《古籍数字化、数字人文与古代文学研究——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郑永晓教授》)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借助GIS地图技术和软件编程技术,文学编年地图平台能可视化呈现作家行迹。 |
B.技术和数据驱动可以为人文研究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可以让人文研究焕发新的生命力。 |
C.传统的文学史和文学编年史很难打破时空局限,无法兼顾时间序列和空间序列。 |
D.同一专题、同一领域、同一学科的材料,往往分散在不同的文献里,这形成了文献资料的“异类分隔”。 |
A.若要实现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的各项功能,需围绕时、地、人、事、文设计数据模板。 |
B.读者无法从《苏轼年谱》中获得杭州、密州、黄州等地的文学创作和发展情况。 |
C.只要学者具备深厚的人文学术修养,就可以避免数字人文产生弊端。 |
D.古代文学研究的时空分离,与研究者的观念意识、思维方式和纸本载体等有关。 |
A.分析李清照诗词创作风格的变化及其成因。 |
B.研究魏晋诗歌版图的静态分布和动态变化。 |
C.考证《四库全书》的底本及成书过程。 |
D.对《水经注》进行辑补、校对和注释。 |
5.数字人文是一门新型学科。有人认为,它有很大的发展前途,未来或许可以取代人文学科;有人认为它存在很多弊端,会慢慢走向没落。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材料一:
中国诗和西方诗的发展的路径有许多不同点,西方诗同时向史诗的、戏剧的和抒情的三方面发展,而中国诗则偏向抒情的一方面发展。我们试设想西方文学中没有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和拉辛诸人,或是设想歌德没有写过《浮士德》,莎士比亚只做过一些十四行体诗,就可以见出史诗和悲剧对于西方文学的重要了。中国恰是一个没有荷马和悲剧三杰的希腊,杜甫恰是一位只做过十四行体诗的莎士比亚。长篇诗的不发达对于中国文学不能说不是一个大缺陷。
西方史诗都发源于神话。神话是原始民族思想和信仰的具体化,史诗则又为神话的艺术化。中国原来也有一个神话时代,不过到商周时代已成过去。神话时代是民族的婴儿时代。中国是一个早慧的民族,老早就把婴儿时代的思想信仰丢开,脚踏实地地过成人的生活。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可以说是代表当时一般人的心理。西方史诗所写的恰不外“怪力乱神”四个字,在儒教化的“不语怪力乱神”的中国,史诗不发达,自然不是一件可奇怪的事。
西方悲剧不外两种:一种描写人与命运的挣扎;一种描写个人内心的挣扎。没有人与神的冲突,便没有希腊悲剧;没有内心中两种不同的情绪或理解的冲突,便没有近代悲剧。中国人民的特点在处处能妥协,“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是他们的处世方法。这种妥协的态度根本与悲剧的精神不合,因为它把冲突和挣扎都避免了。
西方所崇拜的英雄为希腊的阿喀琉斯、拉丁民族的查理大帝和罗兰,日耳曼民族的西格弗里和贝奥武甫都是气盖一世的伟男子,具有扛鼎搏虎的膂力,一生全在困苦艰难中过活,打过无数的胜仗,杀过无数的猛兽,如果没有他,全民族就要灭亡。中国儒家所崇拜的圣人如二帝三王,大半都是在“土阶茅茨”之中的“端冕垂裳而天下治”的君主,敬天爱民之外,不必别有所为。
中西的人生理想所以有这种分别者,也和社会开化的早晚有关。中国社会安定极早,没有很大的内忧外患,所以当时所需要的人物只是“无为而治”的“太平天子”。西方民族在文学初露萌芽时代,还在和天灾人祸奋斗,所以当时所需要的人物是“杀人不敢前,须如帽毛磔”的战士。这种人生理想的差异在文学上也留下很深刻的影响。史诗和悲剧都必有动作,而且这种动作必须激烈紧张,才能在长篇大幅中维持观众的兴趣。动作的中心必为书中的主角,主角必定为慷慨激昂的英雄,才能发出激烈紧张的动作,所以西方所崇拜的英雄最宜于当史诗和悲剧的主角。中国“无为而治”的圣人最不适宜于作史诗和悲剧的主角,因为他们根本就少动作。
(摘编自朱光潜《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
材料二:
《三百篇》的时代,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从此以后二千年间,诗——抒情诗,始终是我们文学的正统的类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唯一的类型,赋、词、曲,是诗的支流,一部分散文,如赠序、碑志等,是诗的副产品,而小说和戏剧又往往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夹杂些诗。诗,不但同化了绘画,又装饰了建筑(如楹联、春帖等)和许多工艺美术品。
从西周到宋,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只是一部诗史。但是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也就完了。南宋的词已经是强弩之末。就诗本身说,连尤杨范陆和稍后的元遗山似乎都是多余的,重复的,以后的更不必提了。本来从西周唱到北宋,足足二千年的工夫也够长的了,可能的调子都已唱完了。到此,中国文学史可能不必再写,假如不是两种外来的文艺形式——小说与戏剧,早在旁边静候着,准备届时上前来“接力”。
故事与雏形的歌舞剧,北宋以前在中国本土不是没有,但从未发展成为文学的部门。对于讲故事,听故事,我们似乎一向就不大热心。不是教诲的寓言,就是纪实的历史,我们从未养成单纯的为故事而讲故事、听故事的兴趣。故事本是民间的产物,它的本质是低级的。正如从故事发展出来的小说、戏剧,其本质是平民的,诗的本质是贵族的,要晓得它们之间距离很大,而距离是会孕育恨的。所以我们的文学传统既是诗,就不但是非小说、戏剧的,而且推到极端,可能还是反小说、戏剧的。若非宗教势力带进来那点新鲜刺激,而且自己的歌实在也唱到无可再唱的了,我们可能还继续产生些《韩非·说储》,或《燕丹子》一类的故事和《九歌》一类的雏形歌舞剧。然而本土形式的花开到极盛,必归于衰谢,那是一切生命的规律,而两个文化波轮由扩大而接触而交织,以致新的异国形式必然要闯进来,也是早经历史命运注定了的。
(摘编自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材料一和材料二中“诗”的概念不尽相同,前者包括抒情诗、史诗和戏剧等,后者特指抒情诗,相当于材料一的“中国诗”。 |
B.“杜甫恰是一位只做过十四行体诗的莎士比亚”,意思是说杜甫和莎士比亚一样伟大,但是杜甫只有抒情诗,而无戏剧。 |
C.中国没有悲剧,是因为中国没有激烈的社会冲突,缺乏悲剧产生的社会基础,且中国人容易妥协,避免了冲突和挣扎。 |
D.“而距离是会孕育恨的”中的“恨”字突出了诗与小说、戏剧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和对立,即诗有可能是反小说、戏剧的。 |
A.中国社会发展形态和西方不同,当西方处于民族婴儿时代时,中国社会已然成熟,所以中国诗不可能向史诗方向发展。 |
B.不同社会需求不同,西方在和天灾人祸奋斗时,需要阿喀琉斯那样的英雄,但社会一旦安定,就需要敬天爱民的圣人。 |
C.中国文学大体定型于《三百篇》时代,作为正统类型的抒情诗,除了在文学领域大放异彩,还对绘画、建筑等产生影响。 |
D.小说、戏剧作为新的异国形式闯进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中国抒情诗即便盛极一时,最终也必定会归于衰谢。 |
A.《烛之武退秦师》和《鸿门宴》故事曲折生动,为纪实的历史。 |
B.《庖丁解牛》和《齐桓晋文之事》都为教诲的寓言,没有故事。 |
C.《促织》和《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都是小说,不是单纯的故事。 |
D.《窦娥冤》是元杂剧,《雷雨》和《茶馆》是现代戏剧,均非故事。 |
①新时代领路人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要认真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语言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助于夯实语言文字认同这一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石,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国家认同和国家形象的重要标志。
②从历史文化看,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绵延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并保持“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总体格局,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拥有统一的语言文字。可以说,在中华民族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宝库中,多元多样的语言文字是要素和动力,朝向一体的发展进步是主线和方向,二者辩证统一。从秦朝“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到北宋将“楷书”作为正体;从汉代扬雄《方言》中所谓“通语”,到宋代《广韵》、元代《中原音韵》、明代《洪武正韵》、清代“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再到近代“白话文运动”,其中有一条清晰可见的历史线索,就是不仅需要一种全国通用的书面语,还要有一种大家都能懂能说的共同语作为口头交际工具,亦即从多元多样的语言文字中找寻“天下通语”,实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通用”。这是中华文明赓续绵延的大势所趋,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③从基本国情看,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的国家,有56个民族、73种语言,30个有文字的民族共有55种现行文字,其中正在使用的有26种。新时代领路人深刻指出:“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达成理解,就难以形成认同。”只有书同文、语同音,方能心相通、情相融。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我国语言文字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言文字事业发展道路。正是借助于多年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从乡村到城市,从西部到东部,各族群众在全国范围流动更加频繁,各民族各地区之间交往交流更加密切,经济社会联系更加紧密,精神文化生活融合更加深入。通过充分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作用,进一步促进交往、加深交流、拓展交融,符合各族人民的利益福祉,已经成为各族群众的共同需求,有利于促进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繁荣发展,“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④从实际效果看,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让各族群众提高了交流交往能力,拓宽了信息渠道,增强了致富本领,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为各族群众打开了一扇窗,有助于了解外面的世界,发现广阔的天地,实现美好的向往;架起了一座桥,有助于提高职业技能,提升综合素质,助力个人成长;插上了一双翅膀,有助于掌握文化知识,增强就业创业能力,获得更多实现梦想的机会。特别是随着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深入实施,“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语”已成为各族群众的广泛共识。
⑤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统一的语言文字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断发展和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文化根基。有语言学家说,宽阔的语言文字大道,是获取知识、赢得机遇的坦途。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无异于拿到了一把打开出彩人生的钥匙,必将助力各族群众追梦圆梦,让大家的美好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选自龙国贻《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中华文明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绵延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中华民族能够形成并保持“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总体格局,原因就在于拥有统一的语言文字。 |
B.为找到能够全国通用的书面语和大家都能懂能说的共同语作为口头交际工具,实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通用”,历代统治者都做出了很多努力。 |
C.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的国家,30个有文字的民族共有55种现行文字,其中正在使用的有26种。只有书同文、语同音,方能心相通、情相融。 |
D.正是因为多年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我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交往交流更加密切,经济社会联系更加紧密,精神文化生活融合更加深入。 |
A.文章在第一段就提出了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性,后文分别从历史文化、基本国情和实际效果三个方面进行论证。 |
B.文章全文采用总一分一总结构,中间部分从不同角度展开论述,层层递进,深刻地对论点进行了阐述。 |
C.文章第二段通过举例阐明了找寻“天下通语”,实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通用”,是中华文明续绵延的大势所趋。 |
D.文章最后一段再次强调统一的语言文字对于国家、社会的重要性,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 |
A.充分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作用,进一步促进交往、加深交流、拓展交融,有利于促进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繁荣发展。 |
B.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我国各族群众都有深远的影响。 |
C.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全面胜利离不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攻坚工程的深入实施。 |
D.只要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就一定能够追梦圆梦,收获多姿多彩的人生。 |
在现有的认知中,科学与艺术相去甚远。科学属于理工科,艺术属于人文学科;科学家往往被想象为一丝不苟、衣着整洁,艺术家则是不修边幅的形象;科学研究是集体协作、分工明确,艺术创作是内心独白;科研成果通常表现为公式、符号,高深莫测,艺术作品则非常亲和,大家都懂。概括来说,科学和艺术最大的不同是:科学求真,艺术求美。
但是,一些科学家并不认同科学和艺术的分歧。物理学家李政道认为:“科学和艺术的共同基础都是创造力,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所以科学、艺术之间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同。”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表示: “让一个方程具有美感,比使它去符合实验更重要。”数学家外尔甚至说:“我一辈子就是想把真和美结合在一起,如果实在结合不了,我就选择美。科学理论的成就在于美学价值,缺陷的地方恰恰就是艺术上不足的地方。”
顶级科学家高调宣传“美高于真”,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其实,science(科学)这个词来自拉丁文scientia(科学),表达的是希腊文episteme(知识)的意思。而艺术、技术等词统统来自希腊文techne(艺术)一词。古希腊人认为,艺术、技术是比科学“低等”的存在。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看来,自然高于人工,越是没用的东西越高级,越是自由的事物越是无功利。科学研究自然的奥秘,崇尚科学就是遵循自然;而艺术、技术的产生,本质上都是造出了自然界本来没有的东西,是违背自然的。科学重要而艺术不重要,是因为艺术有实用价值,有功利目的,在“自然”的层面比较低级。
科学和艺术的分化并不是古以有之,启蒙运动的时期,科学、艺术才正式成为两个门类,至今不过二三百年。近代以来,科学处于下行的过程,从高高在上的地位慢慢跌落到工匠层面,由纯粹科学变成技术科、技艺科,由求真的科学变成求力的科学。与此同时艺术不断上升,从低级的实用之学慢慢演变为具有纯粹审美性质的自由之艺,这个时候它才获得高雅的境界,具有陶冶心灵的力量。但无论如何,“自由”是它们共同的源头。因此,一旦涉及自由,科学和艺术就认出了彼此,顶级的科学家和顶级的艺术家就产生了“美就是真”的认同感。现在时常有人说,“生活很枯燥,学一点艺术。”如果把艺术看作“放松、消遣”的手段,那是在贬低艺术,科学也是一样。只有进入自由境界中,科学才能呈现为艺术,人们才能真正领悟什么是科学精神。
(摘编自吴国盛《科学与艺术》)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科学与艺术的区分是显著的,但是也有许多顶级的科学家、艺术家强调科学与艺术之间的相似性。 |
B.物理学家李政道认为,科学与艺术有许多相同之处,创造普遍的真理,是艺术和科学的共同特征。 |
C.希腊人曾尊科学贬艺术,今人则尊艺术贬科学,因为艺术演变为了纯粹审美,而科学多追求实用。 |
D.作者认为,科学与艺术从近代社会以来开始分化,但他们都有共同的起源,头脱胎于希腊母体。 |
A.文章首段从多个层面论述科学与艺术的不同,作者认为求真与求美四科学与艺术的最大区别。 |
B.文章引用三位科学家的话进行道理论证,把科学与艺术相联系,强调科学发现中的审美因素。 |
C.文章论证思路清晰,用每段首句概括引出下文,围绕科学与艺术的异质性与关联性进行论述。 |
D.文章追根溯源,帮助读者了解科学与艺术的关系;剖古析今,阐明自由是艺术和科学的共同源头。 |
A.数学家外尔一辈子就想把真和美结合,结合不了,他就选择美,可见他认为艺术比科学更重要。 |
B.古希腊人认为,科学研究自然的奥秘,艺术创造自然没有的东西,科学高于艺术,所以自然高于人工。 |
C.一旦科学与艺术都涉及到它们共同的源头自由时,科学家和艺术家们就会认同“美就是真”。 |
D.“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将科学与技术相提并论为生产力,体现出近代科学对实用价值的追求。 |
政府开展慈善,亦即政府直接或间接委托其它组织开展慈善募捐。不仅是因为在实践层面上,出现“红头文件劝捐”“政府慈善一日捐”等争议;且在规范层面上,基于宪法等法律的视角予以审视,政府开展募捐存在明显的合法(宪)性问题,具体来说其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就政府的募捐权力而言,其违反了宪法的“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收法定主义的核心即是就政府而言,无论是基于税还是非税(典型的如捐赠)之收入都应当获得法律的明确授权,我国《宪法》一方面要求公民需要承担依法纳税的义务,另一方面强调政府在税收的征集时,必须在其税收的具体要件上体现法定性和明确性。
如果赋予政府开展募捐的权力,显然将与税收法定主义相冲突,具体来说:一方面,由于募捐对象并不具有法定性,因此其最终将由政府的主观来决定,这就赋予了政府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向任意对象开展募捐并要求捐赠;另一方面,募捐标准也难具有法定性,名义上是由捐赠者自己决定。但即便撇开其可能发生的摊派等问题,从以上两个方面即可以发现,政府募捐由于在收入的来源对象和具体标准方面难以由法律规定,因此政府募捐则等于享有可以无需依法而获得收入的权力,其无疑与税收法定主义控制政府纳税权力的观念相悖,因而这也就成为了禁止政府募捐的第一重理由。
第二,就政府的监督职责而言,赋予政府募捐的权力将与其监督职责产生无法协调的内在矛盾。法律的有效实施必须具备诸多条件,亦即符合所谓法律的“内在道德”,而“法律无内在矛盾”就是重要标准之一,其要求法律所授予的政府权力与职责必须相互协调,不存在相互矛盾内容。《慈善法》赋予了政府从募捐开展到使用的全过程监督职责。如若此时又允许政府开展募捐,那么究竟由谁来予以监督?毕竟“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的法官”,其监督职责与募捐权力必然出现矛盾。事实上,用一个较为贴切的比喻来说明:如果我们将慈善募捐比作一场活动,那么政府在本场活动中已经负有“裁判”的职责,而如果再允许政府作为一名“运动员”的权力,那么实际上就使得政府拥有了“运动员”与“裁判员”双重角色,这显然将使得整场活动演变为一场不公平之竞争。政府将由此获得一种“垄断”地位,并最终使得整个慈善事业由于缺乏竞争,导致其进入一种难以发展的恶性循环,而这就构成了禁止政府募捐的第二重理由。
第三,就公民的宪法权利而言,赋予政府募捐的权力将非常可能发生侵犯财产权。财产权是公民所具有的处分其私有合法财物之权利,而作为最为典型的消极自由,其核心内容引用我国《宪法》第十三条第一款所述,即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而在《慈善法》所调整的慈善活动中,慈善捐赠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而慈善捐赠本质上就是捐赠者对其财产行使权利,将其无偿赠与募捐者,募捐者则显然无权强迫其予以捐赠。事实上,当捐赠者与募捐者都是平等的主体如公民之间时,鉴于两者地位平等原因,,捐赠与募捐都能够相对平等的开展。但当政府成为募捐者之时,权力的渗入将非常容易打破捐赠者与募捐者之间的平衡状态,由此造成的不平等将使得捐赠者难以自由决断是否捐赠,进而产生各种侵犯公民财产权的“被赠与”和“被慈善”现象,这就构成了应当禁止政府募捐权力的第三重理由。
(摘编自吕鑫《政府开展慈善的正当性反思》)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政府开展慈善,虽然在现实层面有争议,但在法律层面却有明显的合法(宪)性。 |
B.“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核心是,就政府而言,税和非税收入必须有明确法律授权。 |
C.“法律无内在矛盾”即法律之间相互协调,是法律“内在道德”的重要标准之一。 |
D.权力的渗入非常容易打破捐、募之间的平衡,使得捐赠者难以自由决断是否捐赠。 |
A.文章主要从“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法律无内在矛盾”以及公民的宪法权利三个方面对中心论点进行了论述。 |
B.文章开头写“‘红头文件劝捐'‘政府慈善一日捐’”等争议是引论,由实践层面的问题引出规范层面的法理。 |
C.作者把政府开展慈善募捐活动,比喻成既是“运动员”同时又是“裁判员”,形象地论证了其法律上的内在矛盾。 |
D.作者主要运用了理论论证的方法,除此之外还运用了引用论证、比喻论证、举例论证、对比论证等多种手法。 |
A.依法纳税是公民的义务,法律赋予了政府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以督促公民履行义务。 |
B.《慈善法》赋予政府从募捐开展到使用的全过程监督职责,这就导致了政府权、责的不协调。 |
C.慈善捐赠,本质上就是捐赠者对其财产行使权利,而这个权利是受《宪法》明确保护的。 |
D.“被赠与”和“被慈善”现象,就是因为政府权力的渗入打破了捐与募之间的平衡状态。 |
家庭是一个人生命的发源地,也是一个人获得情感满足、终生幸福的源泉。当下,我国正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新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存方式受到强烈冲击,家庭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为了家庭和睦、幸福、安宁,应着重从夫妻伦理、代际伦理、邻里关系三方面积极建设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家庭伦理新秩序。
当代家庭日趋小型化、核心化,要保持夫妻关系和睦,就要树立平等的观念。对于未成年子女,夫妻双方有共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对于年老父母,夫妻应互相协调,以物质上、精神上尽到对老人的赡养职责。夫妻之间应相互尊重对方的兴趣、爱好与习惯.以及工作、学习、人格。应认识到家务是夫妻的共同事务,并相互配合、共同完成。现代家庭中的夫妻常忙于工作或应酬,彼此沟通交流机会较少,久而久之可能导致夫妻关系紧张。鉴于此,夫妻双方应注重在家庭中培养共同、健康的兴趣,以此加强交流与沟通,并从中感觉到被爱、技尊重、被接纳,从而对家庭产生更多依恋和热爱。
在家庭中,中老年长辈应摆正位置、不以家长自居,理解支持年轻一代:在处理家庭重大事情时,应发挥示范主导作用,并以平等开放的心态多听取子女意见;当子女遇到困难时,应及时给予指导帮助;在婚姻、就业问题上,长辈应尊重子女的意见和选择。在当代社会,中老年人容易产生孤独感和被排斥感,渴望与子女的情感沟通、渴望来自家庭的浓浓亲情。孝敬父母,不仅在于尽力满足父母物质生活的需要,更在于给予他们精神上、情感上的赡养,让父母有闲暇时间,尊重、支持父母通过参加老年大学或社区老年活动追求精神享受。
传统家庭伦理强调子女在敬爱自己父母兄长的同时,对家庭之外的人也要尊敬与礼让。当每个家庭都能自觉地按照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的要求来规范自身行为,尊重他人、札让为先,就一定能够保持团结和睦的邻里关系,推动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健康发展,从而使家庭伦理新秩序的构建具有良好社会氛围。邻里之间应相互关心帮助,想问题、办事情不能只图自己方便,而置左邻右舍于不顾。比如为了家里整洁宽敞,将杂物堆放在楼道:楼道公共卫生从不打扫:在小区随意丢弃垃圾等,这些缺乏起码公德心的行为都会疏远邻里之间的距离。建立和谐邻里关系,就应遇事多为左邻右含的方便想一想,注意自身行为对左邻右舍的影响并努力约束自己,这样才会化解矛盾、保持邻里关系和谐融洽。
(摘编自王燕《构建新时代家庭伦理新秩序》
1.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时代的急剧变化对人们造成的冲击,从根本上改变了千家万户的人伦亲情。 |
B.新时期的家庭伦理秩序,应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与正确的价值观念等相匹配。 |
C.夫妻之间要树立起平等相处的观念,相互尊重、配合,构建和睦的夫妻关系。 |
D.中老年长辈应在理解的基础上支持、尊重年轻一代,及时发挥示范指导作用。 |
A.文章开篇点题,首段以家庭的重要作用及当下时代的变化引出中心论点。 |
B.全文采用了总分总的结构,从夫妻伦理等三个方面对中心论点展开论述。 |
C.在论证要构建平等互尊的代际伦理关系时,文章采用了递进的论证结构。 |
D.文章采用举例论证的方法,有力地论证了遇事应该多为邻居的方便着想。 |
A.较多的工作或应酬,较少的沟通和交流机会,久而久之导致了夫妻关系紧张。 |
B.只要夫妻双方培养了共同、健康的兴趣,就会对家庭产生更多的依恋和热爱。 |
C.中老年人易产生孤独感和被排斥感,是他们大多数情况下以家长自居造成的。 |
D.邻里团结互助是家庭和谐的外延和社会和谐的保障,邻里之间应坦诚、宽容。 |
“知人论世”最早见于《孟子·万章下》。孟子这里所谓的“知人论世”,其本义是指“交友之道”。后经文论家的发展,“知人论世”成为一种论文的方法,即“知人论世法”,是一种要理解文本必须先了解作者为人及其所处时代的论文方法。
“知人”是指鉴赏作品时必须了解作者的身世、经历、思想状况及写作动机等信息;“论世”是指联系作者所处的时代特征去考察作品的内容。“知人论世”是广为人知、影响深远的传统诗歌鉴赏方法,其基本的原则是:分析理解和评价诗歌,必须将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以及作家的生平遭际等与作品联系起来。清人黄子云认为,在吟咏之时,应先揣知作者当时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窅冥恍惚之间。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也提出,不了解古人生活的时代,不可妄论古人的文辞,知其世,而不知古人的身处,也不可以遽论其文。王国维也认为,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人之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由此看来,在教学古代诗歌的过程中,必要的背景简介不可少。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师要有意识地加以引导,通过持续的背景简介,帮助学生建构文学史的框架,这样学生就会在文学常识积累中逐渐拥有高瞻远瞩、触类旁通的文学鉴赏智慧和能力。
鲁迅在评论陶渊明时曾说,陶渊明固然写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寄兴田园的篇章,却也写过“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等愤世嫉俗的悲壮之歌;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同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朱熹也曾评论说,陶渊明的诗,众人皆说是平淡,据我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不易察觉,露出其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又如何写得出这样言语的诗句。由此看来,没有对作者及其时代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而是任意取舍,必定会影响到对其诗作的理解。
唐代诗人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首诗表面上写一位新嫁娘精心打扮自己等待天亮见公婆时的忐忑不安,心理描绘惟妙惟肖,其人呼之欲出。而诗人的本意却是以此为喻,委婉试探自己的诗作合不合主考大人的评判标准。“洞房昨夜停红烛”喜举进士也,“待晓堂前拜舅姑”将见主考大人也,“妆罢低声问夫婿”以所作之诗请教于张籍也,“画眉深浅入时无”能否获主司之赏识也。张籍自是心领神会,于是用同样的手法做了巧妙的回答,《酬朱庆馀》:“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前两句是说朱庆馀德才兼备,文质彬彬,自知文章写得好,但是还不够自信;后两句张籍对其作了肯定的回答,同时流露出对朱庆馀的赞赏之情。不了解诗人这些进献、酬和文字背后的交往,就无法理解作诗的本意。
“知人论世”对古诗文教学和文学作品鉴赏,对更深刻、更透彻的全面了解作家的创作本意和思想情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王美智《知人论世与古代诗歌鉴赏》)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文论家发展了孟子的“知人论世”,使其成为交友和理解文本的一种论文的方法。 |
B.“知人论世”的传统诗歌鉴赏方法广为人知、影响深远,是因为它的基本原则。 |
C.将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与作品联系,是分析理解和评价诗歌的一种方法。 |
D.了解作家的生平遭际等,是古诗文教学和文学作品鉴赏必须使用的一种阅读方法。 |
A.清人黄子云、章学诚的论述,分别一正一反论证了评论诗文必须先了解作者的身世处境和时代背景。 |
B.王国维运用假设论证指出,如果已经做到了知人论世,还不能正确解读诗歌,这样的读者是很少的。 |
C.鲁迅和朱熹对陶渊明的评论,强调对陶渊明要有全面的了解,有力地论证了“知人论世”的必要性。 |
D.朱庆馀和张籍的献酬诗,极富生活气息,似写闺情则另有深意,以此论证了“知人论世”的重要性。 |
A.只有构建起文学史的框架,才能有文学常识的积累,有高瞻远瞩、触类旁通的文学鉴赏能力。 |
B.如果对作品任意取舍,不全面而深入地了解作者及其时代,就必定会影响到对其作品的理解。 |
C.如果不用“知人论世”进行赏析,那么很可能无法理解出作者《近试上张水部》一诗的本意。 |
D.高中学生文学鉴赏能力的培养,是离不开对作品相关背景知识的深入了解和正确把握的。 |
字序为什么从上至下
李海平
左图为良渚黑陶贯耳壶;右图为龙虬刻文陶片。
汉字最初的行款应该是自由的,字序并没有明确的规则。目前出土的大量疑似文字的行款方式,如江苏吴县澄湖良渚古井出土的黑陶贯耳壶,腹部的4个字呈横斜状排列;而江苏高邮龙虬发现的刻文陶片,可以分为两组,4个字的那组应是竖排。
不过,这种自由式的行款在面临字数增多,或是有其他更高功能需求的记录时,不足就非常明显,新型的行款必然出现。
对新行款真正起关键作用的,应是新需求。根据早期汉字的应用情况,我们不难猜测,它就是甲骨文占卜、竹简记录等活动。所以,能对行款样式起主要作用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甲骨和竹简本身,二是活动性质的影响。
第一个方面的甲骨常被略去,因为甲骨本身对字序没有多少约束;而竹简常受关注,学者们常从持简习惯、书写习惯等方面入手,认定竹简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然而,对于自上而下的字序,尤其是单简书写时,无论是“方便说”,或是“持简习惯说”,都略显牵强。
“方便说”认为,汉字字形便于竖写,所用的竹简宜于竖写,这是汉字竖写的决定性条件。但事实上,尚没有真正讲究书写顺序的初期汉字,是无所谓竖写横写的,这时候的书写是为字形服务,而非字形为书写服务。
“持简习惯说”认为,古人应是席地而坐,左手持简,置于胸前,右手执笔而书,正是持简的习惯性动作决定了字序的下行。这个说法的前提条件是古人必须有竖向持简的习惯,而这其实是很难确定的。
这样,就剩下第二点,即活动本身。毫无疑问,甲骨占卜活动占据了纯对的“话语权”,它具有两个先天优势。
首选,地位优势。“生民之初,必方士为政”,当时以卜问吉凶、占福祸、决犹豫、定嫌疑,无论政治还是生活,占卜可以用来指导一切活动,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其次,亲缘优势。很多学者认为,汉字的诞生与巫及其活动有密切关联。那么,汉字应用相关规则的制定,很大程度上会遵循巫相关活动的需求,而甲骨占卜是先民最重要的巫术活动之一。
如此种种,我们不难发现甲骨占卜活动在行款基本样式确立中的关键性作用。
从目前出土的甲骨文内容来看,它绝大部分是占卜的结果,即神意由甲骨兆相表达出来的
文字呈现,是一种来自神灵的从天而降的“天垂象”式的昭示。行款自上而下的字序,从形式上正好吻合这个特点。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9年11月19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从目前出土的大量疑似文字的行款方式,可以看出汉字的行款是自由的,字序并没有明确的规则。 |
B.汉字的字形便于竖写,所用的竹简宜于竖写,以及左手持简右手书写的习惯,是汉字竖写的决定性条件。 |
C.对于自上而下的字序,无论是“方便说”,还是“持简习惯说”,都明显牵强,没有事实依据。 |
D.出土的甲骨文呈现行款自上而下的字序,形式上吻合神灵从天而降的“天垂象”式的昭示这一特点。 |
A.文章以良渚黑陶贯耳壶和龙虬刻文陶片为例,证明了汉字最初的行款应该是自由的。 |
B.文章引用“生民之初,必方士为政”一句,说明占卜在生活中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
C.文章末段论述了甲骨文的内容与占卜结果的关系,从而解释了字序自上而下的原因。 |
D.文章采用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方式展开论证,在结构上呈现出逐层递进的特点。 |
A.新型行款的出现,与书写字数增多,或是有其他更高功能需求的记录等原因分不开。 |
B.“持简习惯说”的前提是古人要有竖向持简的习惯,但古人是否有这个习惯很难确定。 |
C.初期汉字已经开始讲究书写的顺序,书写是为字形服务,而非字形为书写服务。 |
D.甲骨占卜活动具有地位优势、亲缘优势两个先天优势,从而占据了绝对的“话语权” |
“君子”一词,最初是社会阶级地位的象征,是与普通百姓相对、贵族专有的称号。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对君子这一概念,进行了创造性改造,赋予其更多道德内涵,使其从社会阶级概念,转变为“人人可学而至人格典范”。战国时期,孟子在孔子理解的基础上,又加以阐发,在强调内在道德的同时,又突出德性的外在发展,将那些具有高尚道德、且追求人生价值和人生目标、实现社会理想与政治理想、具有完美理想人格之人视为君子。
孟子心目中的君子是具有道德修养的,并能够在社会生活中采取积极的生活态度。在对君子如何进行修为的问题上,孟子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则君子必自反也。”从自我内部来寻找施行“仁义”的原因,而不是向外部去探寻其根由,实际上这正是孔子“君子反求诸已”思想的体现。如果一个人以“自反”的态度在生活中施行“仁义”,“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那么这个人也就具有了君子的自我要求。
追求人生价值和人生目标的实现,追求完美崇高的理想人格境界,一直是包括孟子在内的儒家学者所孜孜以求的重要课题。孟子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心目中的君子,不仅要具有内在道德,还要把这种德性推向外部,以便对国家、社会作出贡献。孟子将建功立业视为君子人生的一部分。孟子心目中的君子是具有“内圣外王”之修为,能以个体的道德自觉为修身原则,终而立于天地间,担当起国家、民族之“治平”重任的。
孟子不只说出心目中的君子形象,还道出了塑造“君子”的主要方法:一是修身修心与道德修养。孟子主张人性善,强调“四端之心”根置于人心之中。孟子以先天先验之内心善念来激发唤起人潜意识中善之本性,极力促使人们通过主体自身的道德修养来达到改造自我的目的。孟子认为,要解决任何问题,都要从事物内部寻求原因,内部原因解决了,其余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孟子的修身、修心学说是他改造人、改造社会、治理国家的重要理论手段,也成为与其性善学说相互发明、相互补充的重要内容。
二是节欲寡欲与存心养性。孟子塑造“君子”的另一方法是节欲寡欲与存心养性。孟子试图通过两种方式来解决当时的社会和道德问题:一种是通过游说诸侯国君的方式,目的是使他们接受他所主张的“仁政”学说,施行“仁政”,但这一方法在当时没能奏效;孟子采用的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强化自身道德修养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孟子认为,一个人在道德修养过程中,首先面临的是人的感性欲望与道德理性的关系。在孟子看来,人性虽善,但受物欲影响多了,便可能趋于恶。因此,要完善自我的道德修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节欲寡欲,他告诫梁惠王如果想实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之“大欲”,就必须节制自己肥甘轻暖、声色犬马之小欲,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一天下”的大欲望。
孟子的君子观对后世仁人志士所奉行的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目标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古代仁人志士无不以孟子的君子标准来要求自己,在实际生活中塑造自己的人格。他们的精神与气概构成了中华民族崇尚民族气节、坚持正义、具有顽强民族凝聚力和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特征,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很好地继承和发展。
1.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孟子在孔子理解基础上,突出了德性的外在发展,认为君子应该实现社会理想与政治理想。 |
B.孟子认为君子生活态度积极,能自我反省并在生活中施行“仁义”的人具备了成为君子的条件。 |
C.孟子主张人性善,强调“四端之心”根置于人心之中,所以对人们来说,修身、修心不难。 |
D.节欲寡欲是塑造“君子”的方法之一,孟子认为能做到节欲寡欲,就有了完善的道德修养。 |
A.文章开头由“君子”的概念内涵演变引出观点,中间深入论证,结尾总结,结构完整。 |
B.文章大量引用孟子言论并进行诠释,使说理更加透彻,文章更有文化底蕴和思想深度。 |
C.文章举孟子告诫梁惠王的例子论证了让诸侯国君接受其“仁政”学说来实现节欲寡欲。 |
D.文章从孟子君子观的内涵、塑造君子的方法等几方面展开论述,条理清晰,逻辑严密。 |
A.孔子赋予君子更多道德内涵,使其从社会阶级概念转变为普通人可以学习并达到的人格典范。 |
B.孟子心目中的君子“内圣外王”,“内圣”要求担当“治平”重任,“外王”要求道德自觉。 |
C.孟子试图通过游说诸侯国君,使他们施行“仁政”,来解决社会和道德问题,但在当时没有奏效。 |
D.很多仁人志士都受到孟子关于君子标准的影响,他们的精神气概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
“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王阳明语)不论是“心即理”还是“致良知”,从字面上看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可表现为自我生命活力的释放,也可能表现为随心所欲、恣意妄为。所以,在心学体系里,王阳明对个体的主观意念做了限制,提出了明确的修养功夫论,这里的“知行合一”具有明显的道德内省标准,心有邪念,即是行恶。此外,“知行合一”作为一种自我要求更是为了避免知而不行,只满足于训诂条理和口舌之争。“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王阳明语)日本学者冈田武彦认为,阳明学是“培根之学”,偏重实行和事上磨炼,是其精神要旨所在,知而不行,只是不知。企业家立“知行合一”之旨,便意味着严格自我要求的开始。
“知”有其独特的哲学含义,与“良知”相近,知行合一即表现为我的“良知”须化为真切实在的行为,而我的所作所为又都符合我的“良知”。这里有着怎样的境界寓意?知行合一的状态又具体化为“致良知”的过程,“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阳明语)“归于寂”不是客观上的不存在,而是个体主观觉知的灭寂,即主观之间的隔绝,它表明一种我与万物相“绝”的状态。“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王阳明语)王阳明所说的“天下无心外之物”意味着使万物皆得吾心之理,也就是个体德性向客观事物的迁移,与之相对,这表明的是我与万物相“通”的状态,良知是个体的内在本质力量,“知行合一”就是把这种内在的本质力量,体现到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自体的中正向客观性的迁移,实现自我价值的社会性存在。
在企业经营中,这意味着辩证理性的利他精神,企业有了这种利他精神,就能同时实现企业发展与员工幸福、企业盈利与顾客满意的目标。超越“小我”而观“大我”,人的视角和世界观都会随之发生变化,企业家收获经济成就的同时,也收获人格成就。企业家的最高形象如同“企业图腾”般存在,通过第一个阶段的自我修养达到第二个层次,也通过第一个阶段的言传身教,从而影响到每一个企业成员,“无为而民自化”。企业家的个人境界与企业的卓越发展同步并行,企业家的价值追求与员工的价值实现同道相益,这样的企业一定是长盛不衰、基业长青。
(摘编自《经营与管理》2019年第二期《“阳明心学”对现代企业经营的启示》)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心即理”和“致良知”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都表现为自我生命活力的释放和随心所欲、恣意妄为。 |
B.王阳明所说的“天下无心外之物”意味着使万物皆得吾心之理,表明的是“我”与万物相“通”的状态。 |
C.“我”的所作所为都要符合“我”的“良知”,而“我”的“良知”须化为“我”的所作所为,这是“致良知”的具体表现。 |
D.如果把“知行合一”作为自我要求,目的虽然是避免知而不行,但只能满足于训诂条理和口舌之争。 |
A.文章在论述过程中引用了不少王阳明的语录,增强了说服力使论点更加明确。 |
B.文章从“知行合一”的自我要求到超越自我的生命境界再到企业的经营境界层层深入论述。 |
C.文章在分析具体概念时用了比较的手法,使概念的界定更加准确、使读者容易理解。 |
D.文章用冈田武彦的看法来证明企业家践行“知行合一”要严格地从自我要求开始。 |
A.王阳明自己也认为,良知之说来之不易,理解起来很容易,但实践起来却很困难。 |
B.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具有明显的道德内省标准,只要心有恶念,就是有恶行。 |
C.只要企业家的价值追求与员工的价值实现一致时,企业就会快速发展,长盛不衰。 |
D.“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中的“归于寂”既是客观存在,也是主观隔绝。 |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城市建设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进程。而关于城市建设,传入我国的主要有两种理论。第一种理论表现为“明天的城市”模式,即按照理想兴建一个完美的城市,实现一夜之间的突变。这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中国的城市建设。第二种理论表现为“拼贴城市”模式,即不是完全去掉旧的元素,而是在此基础上把好的、新的元素拼贴进去,使这个城市既有新的元素,也有旧的元素。这是一种温和的建设方式,对当下中国的城市建设有重大启示。
这两种城市建设模式蕴含的思维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明天的城市”模式的思维方式是,生活是根据理性人为构建出来的。“拼贴城市”模式的思维方式是,生活不是靠一夜之间的创造突破形成的,而是历史文化自然演变而成的。因而,在前一种理论框架下,城市的历史只能是负担,是应该抛弃的;在后一种理论框架下,历史却是宝贵的财产,是应该尊重和珍惜的。实践证明,一个城市要有独特的魅力,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历史。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在城市建设上对现代化的理解是片面的,所想象的现代化城市都是以西方为蓝本,唯“洋”是从一度把钢筋、水泥、玻璃视为现代化的代名词,而对城市的历史视而不见,甚至完全视为包袱。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进程对自然生态及历史文化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体现了城市建设模式的激进。
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建设向来是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智慧的。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中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正如在《清明上河图》、平遥古城所看到的,中国古代的城市建设丝毫不比西方逊色。甚至,它还是多元的,至少可以分为三种城市群落。第一种,“宇宙之城”,天人合一的行政都会,以元大都奠定基础的古代北京为代表。城市方正规则,左右对称,秩序井然。这代表着当时中国人对当时城市的一种理解,他们认为城市的秩序是对宇宙秩序的复制,人间的秩序要对应宇宙的秩序。这种城市建设就寄托了这样一种追求。第二种,“生态之城”,道法自然的山水小城,以湖南凤凰为代表。整个城市依山傍水,依照山水的自然曲线布局,充满诗意。这种城市建设体现了中国人对城市的另一种理解,认为人应道法自然,城市要按照自然的规律来设计,山水自然,城市与人完美融合在一起。第三种,“人文之城”,儒商精神凝聚的江南市镇,以杭州、苏州、扬州为代表。明清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江南城镇的发展。这些城镇是儒商聚居的地方,形成了人文氛围浓厚的江南城镇群。这三种城市建设都体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特色。
一个城市要有独特的个性,最重要的不是空间上的拓展,而是历史文化上的继承与发展,这需要我们的城市建设要回顾历史并深入地反思与总结。城市发展要搞好建设,主要考虑两个方面:城市地标是什么?城市文化母体是什么?如果一个城市地标模糊、母体过度损坏,那么这个城市就丧失了个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回答,什么是好的城市。
(摘编自许纪霖《优美是否离我们远去》,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明天的城市”模式是按照理想兴建完美城市,而“拼贴城市”模式是对新旧元素合理地取舍。 |
B.生活是由理性人为构建还是由历史文化演进而成,是由人类城市建设不同模式决定的。 |
C.一个具有独特个性与魅力的城市,不是将历史视为负担,而是珍视并传承自己的历史文化。 |
D.中国古代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注重人文精神,城市建设呈现多元特色。 |
A.文章开篇对两种城市建设理论及模式进行阐释,指出新中国城市建设深受第一种理论影响。 |
B.第二段通过两种城市建设理论思维方式的比较揭示了我国在城市建设中曾经出现的问题。 |
C.第三段以中国古代各具特色的城市群落为例,说明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中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
D.文章在结尾处提出了好的城市建设的标准,强调处理好城市地标与城市母体关系的重要性。 |
A.新中国初期工业化进程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及历史文化,可见“明天的城市”模式是错误的。 |
B.“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体现了环境与人的融合,实现了道家建设生态城市的主张。 |
C.好的城市建设,首先要实现城市空间拓展,之后要完成对城市原有特色文化保留与传承的任务。 |
D.“拼贴城市”是一种温和的建设方式,有助于实现历史与现代的对接,对当下中国的城市建设有重大启示。 |
《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写的都是侠肝义胆、急人所难、为知己者死的侠义之士。他们最为可贵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奋斗,不为名利而改变志节,不为权贵而放弃操守,在他们的心目中,“义”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本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为人准则,坚守自己的独立意志,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无怨无悔。
《刺客列传》中以荆轲为代表的义士,思想境界虽有高下、阔狭之分,但他们视道义高于生命、“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优秀品质令司马迁大加赞扬。豫让宁可让自己承受涂厕之辱、漆身吞炭之苦,也要采取他认为最正当的方式,不惜牺牲生命为智伯报仇;聂政为完成严仲子所托,最后竟“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荆轲为捍卫自己的尊严帮助燕太子丹刺杀秦王,而使自己走上了不归路。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这样表现朱家的侠义:“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他“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的助人为乐精神已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为了体现郭解的侠义,司马迁则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数例。郭解姐姐的儿子被杀害的事例,说明了郭解明善恶、辨是非的正直;邻里从傲视他到“肉袒谢罪”的改变,说明了郭解以德服人的豁达……
《史记》中的侠义之士是有着真正作为“人”的意义上的独立意志与高尚人格的。
《刺客列传》中的义士,所作所为均是为报答知遇之恩。“士为知己者死”是他们最高的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专诸与公子光、豫让与智伯、聂政与严仲子、荆轲与燕太子丹……他们不是仆与主、臣与君的隶属或等级关系,也不是雇佣或利益交换关系,他们是平等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的壮举不是为了获利,也不是为了谋权,完全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份信任、一份赏识、一份重托,就因为这份厚重的情谊,他们愿意赴汤蹈火,他们明知走上的是一条不归路,却无怨无悔,视死如归。
《游侠列传》中的游侠,就是在社会底层的平民中敢于坚持自我、敢于对抗强权、敢于对抗卑鄙与丑恶的侠士与义士,他们因为不代表统治者,所以没有名分,故而被称作“游侠”。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意志不受名分与职责所限,当然也就没有了统治者意志的羁绊;他们的行为不因权势而改变,因为他们既不弄权也不接受权势的约束;他们的操守不因利益的诱惑而改变,因为他们“急人之难,甚己之私”。
侠义之士的人格是独立的、高尚的,但在那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因此而注定成为悲剧。《刺客列传》中的刺客,为报知遇之恩,便心甘情愿地去冒险。专诸受公子光所托去刺杀吴王僚。专诸的行刺行动是他高尚人格的悲壮表现。豫让、聂政、荆轲的刺杀行动无一不是如此,他们的人生选择又是惊人的相同,原因就在于他们有着相同的人格基础——悲剧人格。
《游侠列传》中的游侠,他们没有显赫的权势,甚至所为有悖统治者的规矩,但却比为官者更坦荡磊落、重情重义。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是与传统的礼法、虚伪的道德相对抗的表现;“义不苟合当世”,是绝不为了官爵俸禄而改变个人的品格、操行的坚守。而这样的游侠,其所作所为却偏偏是违犯当时的法律法规的。可见,游侠们高尚的人格、独立的意志与统治者的专制统治相违背,这也注定了他们的人生悲剧,其人格注定是悲剧人格。郭解为御史大夫公孙弘所害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选自《<史记>侠义之士的独立意志与悲剧人格》,有删改)
1.下列关于《史记》中对“侠义之士”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A.侠义之士具有侠肝义胆、急人所难、能为知己者死的精神。他们不自我夸耀,不轻易改志节,不放弃操守。 |
B.侠义之士奉行言必信、行必果、不惜死的为人准则。他们有着真正作为“人”的意义上的独立意志与高尚人格。 |
C.“士为知己者死”是侠义之士的最高的道德标准。在他们眼里,道义和生命总是都一样珍贵,他们为报答知遇之恩视死如归。 |
D.游侠们高尚的人格、独立的意志与统治者的专制统治相违背,这注定了他们的人生悲剧,其人格注定是悲剧人格。 |
A.《游侠列传》中的游侠,如专诸、豫让等,虽没有权势,但他们坦荡磊落、重情重义,不为名利而改变志节,不受权势约束。 |
B.从朱家的急人所难而不矜其功的处世方式,足可以看出朱家是一位“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的助人为乐的侠士典型。 |
C.侠士、义士的人格是独立的,也是高尚的,有着相同的人格基础,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注定了他们的人生悲剧。 |
D.荆轲为捍卫自己的尊严帮助燕太子丹刺杀秦王,他明知走上的是条不归路,却无怨无悔,在死亡面前大义凛然。 |
A.“济穷救急”是游侠之“义”,“报答知遇之恩”是刺客之“义”。他们对道义的尊崇得到了司马迁的极力赞扬。 |
B.游侠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没有名分,但他们却坚持自我、敢于对抗现实中的卑鄙与丑恶,他们不代表统治者,代表的是社会底层的平民。 |
C.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义不苟合当世”的所作所为与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法律法规是相违背的,这是他们不受统治阶级欢迎的原因。 |
D.侠义之士的思想境界都非常高,专诸、豫让、聂政、荆轲、朱家等人对当时社会的道德风尚以及现代人的思想觉悟都有很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