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疟疾威胁人类健康长达数千年。1967年，中国政府启动“523”项目来抗击疟疾。1969年，中医研究院任命我领导抗疟药研究工作。我带领由植物化学和药理学专业研究者组成的团队，开始从中草药中寻找并提取可能具有抗疟疗效的成分。

在第一阶段，我收集了2000个方药，挑选出可能具有抗疟作用的640个，从其中的200个方药中提取了380余种提取物，在小白鼠身上测试抗疟效果，然而进展甚微。

研究的转折点出现在青蒿上，其提取物显示有一定的抗疟效果，然而，实验结果很难重复，而且似乎与文献记录相悖。

为了寻求答案，我们查阅了大量的文献。最早提到青蒿治疗疟疾的记录，出现在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中，书中有这样的话：又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这句话让我深受启发：我们使用通常的加热提取方式，也许恰恰破坏了青蒿的活性成分。因此考虑改为低温提取，以保存其抗疟有效成分。改变提取方式后，抗疟效果果然大幅度提升！

我们随后将青蒿提取物分为酸性和中性两大部分。在1971年10月4日，我们成功得到了安全性高的中性提取物，并获得对感染疟疾的小白鼠和猴子百分之百的抗疟药效！我们终于找到了发现青蒿素抗疟疗效的突破口！

青蒿素是中医药学给予人类的一份珍贵礼物。和植物化学的其他发现在药物开发中的应用相比，这绝不是中医智慧的唯一果实。中国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还发现，具有悠久应用历史的中药砒霜，用于治疗白血病颇具疗效，已经成为治疗白血病的重要选择。对治疗失忆有效的石杉碱甲，也是从中草药“千层塔”中提取的，是我国用于治疗老年性精神障碍的一种临床用药。

然而，单一药物治疗某一特定疾病的现象在中医实践中非常少见。通常，中医师按中医理论和方法诊断病人症候，对症开出由多种中药按君臣佐使组成的处方，并随着病情的发展和症候的变化，随时调整处方的药味和剂量，以达到良好的疗效。这样的辨证施治疗法和有效处方药的积累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积极贡献。我们从中药青蒿研发出抗疟药物青蒿素，仅是发掘中医药宝库的努力之一。

心血管疾病的治疗也受益于中医药学。中医的一个治则是活血化瘀，这一治则也适用于冠心病的术后维护。中药提取的芍药苷等被用于防止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后的血管再狭窄，临床显示再狭窄率大幅降低。还有许多其他证据支持中医活血化瘀的临床疗效。

（摘编自屠呦呦《青蒿素：人类征服疾病的一小步》）

材料二：

青蒿素的发现者获得诺贝尔奖，是否意味着中药这个宝库可以挖掘出更多的“青蒿素”，走上现代化之路？事实上，从中药中寻找“下一个青蒿素”的努力一直在持续。据悉，美国NIH（国立卫生研究院）此前就与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令板蓝根这种有2000多年应用历史的抗病毒中药，成为首个进入外国实验室接受药效研究的中草药。业内人士表示，中医正越来越为国际所承认，中药的现代化将推动中医的现代化。这一举措也成为中医药走向国际的推动力。

近年来，中药引起西方一些国家的重视。以植物药为例，西方有40家植物研究机构，500多个研究项目，在日本，许多汉方药企建立的研究机构从事汉方药物研究，建立了药材生产基地。美国NIH和艾滋病防治中心分别对300多种中草药进行筛选和有效成分研究，从植物药中寻找抗癌活性成本。

不过，中医药走向国际仍有不少障碍，中药研发能力严重不足是一大问题。我国对中药作用机理、物质基础以及新技术、新方法应用等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缺乏统一的质量控制和检测标准。我国药用资源丰富，药物植物5000多种，但做过化学或药学研究的不超过20%，600多种中药中不少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药物，而国家食药监总局药品审评中心发布的《2014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14年149个获批上市的新药中，中药有11个，占比只有7.38%。

而即使是中国人最早发现的原创新药青蒿素，由于缺乏国际视野和先进技术，我国反而沦为世界青蒿素原料生产供应地。浙江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对国内青蒿素产业形势痛心不已：“一条在原料的源头上中国有绝对控制优势的产业链，（中国）居然仍然还是廉价原料的供应国，至多只是制剂产品市场的配角和补充，连以做仿制药而闻名的印度在这个领域的影响力都远超中国。”

据报道，由于目前疟疾爆发地主要在非洲，以WHO（世界卫生组织）联合环球基金、比尔梅琳达等大基金采购为主，供应商则要通过WHO的GMP（对所有制药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具体要求）认证，这一通道大多国内药企并未打通。不过，复星医药子公司桂林南药生产的青蒿琥酯通过WHO—PQ（生产预认证）认证，在国际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

（摘编自严慧芳《中药现代化，能否走青蒿素之路？》）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最伟大的一部杰作，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因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并且形成一门学问：“红学”。

《红楼梦》研究源远流长，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划分出几个时期，出现过几个高潮，但是红学一直没有间断，并且呈现出明显的历史特色。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红学研究的主流依然是自胡适以来的考证派，以红学大师周汝昌、冯其庸为代表，以专家、教授、学者为骨干，几乎囊裹了红学研究的全部精英，翻开这一时期的《红楼梦学刊》，基本是他们的文章，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持反对意见的如戴不凡、欧阳建先生，虽然在观点上不一样，但其论证方式也是考证派一路，考证派研究的主要方向是，曹雪芹的家事，《红楼梦》的成书过程，《红楼梦》版本、作者，脂砚斋批语以及《红楼梦》诗词、典故、医药、典章等细节的考证。

其次是文本研究派，以台湾的余英时，香港的梅节，大陆的李希凡等为代表，近年来许多教授、研究生也都加入了这个行列，文本研究包括《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人物、诗词、文学比较、文化背景等。在这一方面也有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这与在几次红学研究会上大家的呼吁有很大的关系。

第三就是异军突起的索隐派，真正使红学再次出现高潮的正是索隐派的再次崛起，首先是霍国玲姐弟的《红楼解梦》，据说是找到了《红楼梦》的真谛。其次是土默热先生的《红楼梦》作者“洪升”说，现在是无论网络还是出版界，都很热。再次是刘心武的“秦学（秦可卿）”，通过电视的魅力和出版界的推波助澜，现在还方兴未艾。其他如南明说，石涛说，朱琏说等等不一而足，但尚未产生较大的影响。

中国台湾学者蒋勋的《细说红楼梦》提倡“回归文本”的阅读。

百家讲坛讲解《红楼梦》的时候，是一个人物一个人物介绍的，而且在介绍的时候加入了很多《红楼梦》小说中没有的东西，比如，百家讲坛上曾经分析秦可卿可能是皇族之后，讲宝玉在进入她的房间以后看到的武则天的镜子，赵飞燕舞过的金盘等屋内装饰，说秦可卿屋子里装饰的都是暗示秦可卿皇家高贵的身份，从中又推演出许多关于秦可卿身世的揭秘。蒋勋先生曾说，他希望大家关注《红楼梦》的时候能更多地关注《红楼梦》文本本身。所以，蒋勋先生在讲解的时候，把每一章回当作是一个短篇来讲解。蒋勋先生分析曹雪芹高超的写作技巧，用词的精妙。《红楼梦》很多句子都很简短，简单几个字就把人的神态描写得活灵活现，例如，宝玉“猴”在王夫人身上；“门子听说，方告了座，斜签着坐了”。蒋勋先生每次的讲解都是先读《红楼梦》文本，一边读，一边欣赏文本本身的精妙。《红楼梦》中出现了很多人物，各个人物的性格阶层都有所不同。曹雪芹在描写每个不同的人物的时候，他都化身为人物本身，描写的时候也用贴近不同阶层的语言，作诗也是符合各个人物的文采、性格。所以蒋勋先生在讲解的时候经常说，你把前面的名字盖住，只通过语言，你就可以知道这是谁在讲话。曹雪芹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在描写每个人物的时候都没有加入自己的喜恶，他对每一个角色都怀着同情之心在描写。

（摘编自《回归文本读〈红楼梦〉：从蒋勋的〈细说红楼梦〉说起》）

从20世纪初至今，我国乡土社会已发生巨大变化，但是，乡土社会也存在一些沿袭已久的问题，如城乡差距日益增大，某些乡风民俗守旧落后，少数农民的现代化认识有待进一步提升，等等。这些是现实问题，也是历史问题，20世纪以来，它们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作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将其思考融入艺术创作中，从而形成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传统。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传统具有丰富的内涵，包含了几代作家对重要文学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如小说的创作目的、正确处理文学与现实关系的方法、作家基本的价值立场等。在这些问题中，作家的价值立场尤为重要。在现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乡土文学作家有基本一致的价值立场。从鲁迅及其影响下的青年作家群，到废名、沈从文等一批作家，都相信民主与科学，努力追求国家现代化，积极谋求大众福祉。因此，他们的文学创作具有厚重的现实关怀和强烈的现代性诉求。

以鲁迅小说为代表的乡土文学具有很强的魅力，这与其在形式、技巧、语言方面的革新有关，同时，也与其创作目的紧密相联。鲁迅在概括现代乡土文学的创作目的时说，文学“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为人生”“改良人生”是鲁迅1933年回顾自己的创作目的（也是起因）时追述的。在为其第一本小说集《呐喊》所作《自序》中，鲁迅称他创作这些作品的目的是“改变（国人的）精神”。

乡土文学“为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契合了时代需求，也体现出作家的爱国情怀和忧患意识。此后，这一创作目的被一代代乡土文学作家所坚持，成为乡土文学的灵魂。

坚守现代价值立场和“为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现代乡土作家在处理文学与现实关系时，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作为乡土文学传统的奠基者，鲁迅提倡“睁了眼看”，反对闭着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

鲁迅一直认为，只有直面现实，揭示现实的缺憾和不足，才能“引起疗救的注意”，因而他辛辣地讽刺那些逃避现实的人。《狂人日记》《药》《明天》《故乡》《祝福》《长明灯》等小说，也无不以现实主义精神描绘乡土社会落后的文化和窘迫的生活，并深入挖掘两者之间的关系。“揭出病苦”并非鲁迅创作乡土小说的最终目的，探究阿Q、七斤们应有的、幸福的、合理的新生活，才是作者的真正意图。鲁迅乡土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蕴含了作者对国家、对人民最深沉最炽热的爱，也体现了中国现代作家的使命感和担当意识。

虽然中国社会历经种种变化，但乡土文学热却经久不衰。在一个世纪里，乡土文学一直是最热门的题材领域之一，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加入其中。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乡土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建设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进一步加强美丽乡村建设，为广大农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中国当代乡土文学作家需继承现代乡土文学传统，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秉承“为人生”的创作目的和现实主义精神，创作出真实反映社会主义美丽乡村的发展变迁和新时代农民精神面貌的优秀作品。

中国诗歌史上，盛唐诗歌何以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究其原因，关键之处便在于殷潘所说的“声律风骨始备”。何谓“风骨”？“风骨”既含有道德修养、人格气质方面的内涵，亦成为诗歌辞章的一种审美标准，被盛唐诗人所崇尚与延续。在历史的变迁衍化中，“风骨”早已融入中华传统文化，凝结为一种延续下来的“传统”，构成中华传统精神的基座和主脉，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与发扬“中国风骨”应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是新时代语境下每位诗人需要思考的新课题。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诗歌界充斥着大量低俗、恶谷、粗俗、媚俗之作，犹乱了诗坛的审美秩序与标准。因此，新诗急露反躬自省，重新建构“风骨”，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诗歌气韵。

继承与发扬风骨的关键在于诗人要有风骨，具体而言则是指诗人应秉持使命感与责任心。古语云：“诗者，天地之心。”当下很多诗人都沉溺于写 “小我”的日常琐碎、鸡毛蒜皮，缺少大情怀大境界，更有甚者为出版、发表、出名或赚取眼球、点击量、关注度，批量生产媚俗之作，究其原因就在于缺乏作为诗人的使命感与责任心。诗人本应怀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应有王冕笔下“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正气，应有杜甫虽居茅屋却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悲悯情怀，然而当下许多诗人都缺少这种“风骨”。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华诗瑰”的艾青一生心系大堰河那样的劳苦大众，曾发出“为什么我的眼里常舍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的感叹， 写出《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忧国忧民的诗作，正是使命感与责任心的体现，是中国风骨在现代诗人身上的延续。

诗歌在内涵上需要建构中国风骨。凤骨首先属于道德范畴，如古代“风”所蕴含的教化之义，是对诗歌所拥有的诗教功能的肯定。曾卓《悬崖边的树》一诗中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食指《相信未来》一诗中蕴含的坚定信念，吉狄马加《我，雪豹……》中对人类生态、人与自然关系的此虑，李少君的诗句“我会日复一日自我修炼”中那种慎独自省，都具有深则的教化和启迪作用，是现代风骨的典型特征。新时代的新诗需要延续中国风骨的血脉，创作出充满正气、崇高，具有神圣内涵的佳作，建构新时代的诗歌风骨。

新诗在语言文辞方而亦需要有“风骨”。“风骨”不仅属于内容层面的诉求，更是审美范畴的艺术标准。自从一些诗人提出“拒绝隐喻”“诗到语言为止”等口号，一些诗人便不再讲究文辞、技巧，虽然形式上采取了新诗的分行形式，却不过是将一句话分行排列，如梨花体的“一只蚂蚁又一只蚂蚁”、乌青体的“白云真白啊真白”等，用词直白随意，失去了汉语诗歌的美感，风骨显然早已荡然无存。诗的语言如跳舞，是要讲究舞姿与步法的，新诗语言依然需要以跳跃性、非逻辑性、写意性、含蓄、凝练、雅致等作为诗歌语言的特质，需要在不断的锤炼、锻造和打磨中形成。唯其如此，新诗才不会被质疑为“口水诗”“废话诗”，才能重新建构诗歌的语言风骨，传达出内在的精神风骨和新时代气韵。

总之，新时代诗歌需要重塑李白所说的“蓬莱文章建安骨”，需要继承与发扬古典诗歌传统与中华传统精神延续下来的“中国风骨”，从而向新的诗歌高峰挺进。

(编摘自罗小凤《新时代诗歌需要中国风骨》)

日常概念与科学概念

陈嘉映

①自然概念以人的日常生活为基准，科学概念则不受这种约束。对我们来说，火是热的，冰是冷的，但在科学话语中，冰同样包含热量。热量是由分子的运动规定的，而不以我们的感觉为基准。在日常话语中，地球是静止的，并以大地为参照规定了什么在动，什么静止不动。而在科学话语里，这个参照系被废除了。

②自然概念以经验为基准，而经验是互相交织的，与此相应，自然概念是互相渗透的。在我们的自然理解中，圆和圆满，正方和方正是联系在一起的，几何学的圆则通过定义和其他概念构成联系，洗净了圆这个自然概念的内容，和圆满、圆滑没有任何关系。

③在一个领域中最初发现的那些重要事实，通常并不只是一些新事实而已，它们改变了我们对该领域的基本看法，改变了我们的基本概念。即使我们用既有的语词来描述它们，这些语词的意义也不得不悄然改变。空气是有重量的，这不仅是发现了一个新事实，不仅是用我们既有的概念来描述一个新事实，空气和重量这些概念本身也经历了细微的转变。空气有了重量，不再是完全的无物、空无。重量本来是我们能够直接感觉到的，现在，这层约束被取消了，重量概念得到了自然的扩展，开始从感知向测量倾斜。

④有学者在对日常语汇和科学词汇做了系统研究之后，认为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的，科学概念来自日常概念。例如，“电子”一词今天的意义和最初的意义已大不相同，但“电子”一词前后的各种用法之间存在着“推理之链的联系”，正是这条连续的理由链使得我们今天仍然可以正当地谈论“电子”这个词的概念、意义或指称。尽管摸索科学概念和自然概念的连续性是极有意义的工作，但不可因此模糊了科学概念和自然概念的根本不同之处。

⑤理由链也许可以解释那些来自日常语词的科学概念语词，如力、运动、惯性、时间、迁跃、细胞，但它无法解释那些科学理论创造出来的科学概念。虚数、力矩、电离、夸克这些词，并不来自日常语词，而是直接由理论得到定义。即使一个科学概念来自日常语词，这个语词的意义也可能变得面目皆非。日心说的反对者中有人拒绝伽利略的邀请，柜绝从他的望远镜里看一看天空；有的人看了，但不承认他在望远镜中所看到的。他们也许只是些老顽固，然而，用望远镜看还是看吗？我们多半会说：当然还是。用射电望远镜看呢？当天文学家声称“看到了”银河系中实际存在的黑洞，他们是怎样“看”的呢？他们看到了一个黑黑的洞吗？在现代物理学中，“看”和“观察”这些语词的含义已经被更新了。

⑥像力矩、电解质这样的纯粹技术性术语，我们一望而知它们的意义是由某种特定的科学理论规定的。我们也许不懂得这些语词，但它们并不造成混淆。带来混淆的反倒是运动、加速度、动机这类语词，它们来自自然语言，同时又是科学理论中的概念。外行很难摆脱这些概念的自然意义，然而它们在科学理论中往往有很不相同的意义。

⑦关键的是，那些来自日常语汇的科学术语，在一门成熟的科学中，其意义是由科学理论规定的。运动、力、空间、时间、质量、真空，这些词在科学中的用法与日常用法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我们平常怎样使用这些词，对科学家没有多少约束。

（节选自《哲学·科学·常识》，有酬改）

所谓大众知识分子，是指随着教育普及、文化普及以及大众文化渐渐成为社会文化主流而产生的新型知识阶层。其主要特征不在于他们的平民出身，也不在于他们无权无势的实际状况，而在于他们的言说立场与文化认同——真正的平民立场以及对大众文化的认同。

千百年来，知识分子早已习惯了主流文化创造者、引领者的身份和权威发言人的地位，所以他们对于自觉放弃这一身份与地位的大众知识分子的抵制与对不受自己引领的大众文化的抵制是同步的。对于大众文化的抵制是伴随着大众文化的出现而出现的。

在19世纪后期，出于资本主义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英法等发达国家的政府致力于教育普及，一般民众也可以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以前只有精英知识分子才与“读者”这个概念相关联，一般社会大众是与之无缘的。现在“读者”群体扩大了，阅读不再是精英知识分子的特权，差不多成了全民性的能力与习惯。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报刊和书籍之书写方式的变化，这对于精英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种致命的威胁。据尼采说，贱民“吐出他们的怒气，称之为报纸”，“我们蔑视所有与读报、更不要说为报纸撰文之类相一致的文化”。

然而，无论精英知识分子如何抵制与否定，大众文化依然以无比包容的态度吸纳着以往一切文化形式中有价值的因素。基础教育的普及造就了能够欣赏大众文化的庞大无比的群体，商业运作和科技推动给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无可比拟的驱动力，于是大众文化就势不可挡地发展壮大起来了。在拥有巨大整合能力的大众文化面前，精英知识分子开始认真关注大众文化现象，而且许多人已经置身其中了，成了大众文化的消费者，实际上也就等于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精英立场，而这种情形正预示了“大众知识分子”的出场。

在教育普及的情况下，人人都有一定的知识基础，都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思考能力，因而可以说人人都是知识分子，区别只在于程度的深浅高下与专业的差异而已。大众知识分子出身于社会大众，与社会大众拥有同样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利以及大体相近的经济水平。大众知识分子不再以社会精英自居，不再热衷于想方设法与社会大众相区隔，不再讳言自己拥有与社会大众相近的审美趣味。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大众知识分子还有什么作为呢？

大众文化并非民间文化，它实际上是借助于现代传媒、服务于社会大众的集体性文化生产活动。其思想文化资源乃是人类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把以往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融会于当今的大众文化之中，既是大众知识分子的使命，也是使大众文化提升精神品位和文化内涵的不二法门。

然而由于专业分工的限制，即使是知识分子，面对古今中外那浩瀚无际的典籍与各种文化形式时也只能是茫然无措。这就显示出专业知识的重要性了。专业知识分子的介入会让大众审美文化获得专业水准，拥有更丰富的知识含量和更高的文化水准，这样生产出来的大众文化产品成为一种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的文化消费品，但又不是人们常说的“文化快餐”，而是包含深厚文化底蕴的文化消费品。

这就意味着，大众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是专业知识分子，从各自专业角度介入大众文化，从而成为某一学科领域古今中外经典文化向着大众审美文化过渡的中介；大众知识分子还可以以专家的身份来研究大众审美文化，向着社会大众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从而建构起大众文化内部的对话机制、使大众文化成为社会大众共同参与的交流与对话的平台，成为有效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孵化器。因此，对于大众文化来说，大众知识分子是最理想的批评者、中介者和对话者。

（摘编自李春青《论大众知识分子与审美》

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遵守“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等基本原则。先来看“不忘本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关系上，一些人存在一种文化悲观主义的看法，即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因其所依附的封建政治体制的消失，二者注定一同成为历史。同时，当今人们生活在资本霸权所主导的全球化语境中，导致传统文化与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日益分离。对此，美国学者列文森就认为，“生活也不再干扰它们（传统文化），它们已成了博物馆的老古董”。

这个观点实质上早在中国寻求“站起来”的时期便已存在。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悲观的背后，是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确实，儒家学说中存在不合时宜的观念，如封建等级制等。这在越来越追求现代文明的今天，很难赢得认同。但这并不等于说要将“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随着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我们开始摆脱因落后、自卑而带来的情绪化否定，逐渐看到西方社会在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确立起来的价值观念及其发展道路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西方文化等同于“先进的”、代表“现世的趋势”的看法正在被打破，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在不断提升。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忘本来”正在指引、激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它将打破文化悲观主义的论调，有助于我们从传统中汲取精神养料。

“不忘本来”不是“固守本来”，而要用“吸收外来”的方式来助益“本来”，要用现代文明成果及适应现代生活的话语去激活传统的生命力。一些人强调，弘扬传统只要对流传下的经典文本给予原汁原味的解读即可。他们忘记了中国传统文化需要鉴别转化。这种原教旨主义的立场，表面上看是在为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出力，实质上会把传统文化送进故纸堆、博物馆。发展到极端，还会出现另一种倾向——文化保守主义。

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传统的就是好的，都值得顶礼膜拜；人类在资本全球化和现代性发展中遭遇的问题，都能在老祖宗的智慧中找寻到“药方”。由此，他们拒绝“吸收外来”。国内外的实践反复证明，只有“吸收外来”，才能够知道自己的文化在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坐标位置，才不至于将一些野蛮、粗俗甚至丑恶的东西假借传统之名予以宣扬。新时代，倡导“吸收外来”依然需要进行世界文明成果的广泛阅读、了解和借鉴，需要积极促成“外来”与“本来”相结合，促进西方先进文明成果的中国化，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真诚是自我意识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一个成天工于心计、忙于俗务的人，一个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诚意的人，也不会面对自我进行反省。人们经常赞扬儿童般的赤子之心，赞扬品德高尚的人有一颗“水晶般透明”的心。人们希望人与人之间不要有虚伪、欺瞒，要以诚相待，认为只有这样才符合人自身的本性。这的确不失为千古不变的信条。中国古代的子思主张“慎独”，认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也曾经提出，“尽其心”可以“知其性”，“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只要真诚，就可以把握和实现人的本来的天性。

但奇怪的是，在古希腊却似乎找不出这样一套以诚为本的说教。 西方第一位最著名的道德家苏格拉底，其道德原则就不是建立在真诚之上，而是建立在知识之上，这就是所谓“美德即知识”。同样，在德谟克利特留下的两百多条道德箴言残篇中，没有一条说到“真诚”，只有一条谈及“说真话”，是这样说的:“说真话是一种义务，而且这对他们也是更有利的。”中世纪基督教强调信仰，强调全心全意对上帝的畏惧、爱和感恩，但是这也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诚，而是宗教上的“虔诚”，即是说，它并非“反身而诚”，而是系于一个彼岸世界、一个不可捉摸不可理喻而只能服从的神秘权威之上的“诚”。至于这种“诚”的“反身”目的，用中国传统眼光看却是没有任何诚意的，因为它无非是为了个人灵魂的“得教”和解脱，因而是出于利害和恐惧而不得不虔心信仰。

直到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出，中国人比较讲真诚，西方人比较讲真实。真实不可能返身内求，而只能外向进取;真诚则是从自己出发而又复归于自己，不计利害与客观效益的。西方人要证明自己确有诚意，总要凭借外在的真凭实据，如契约、财产、互利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签字和信誉。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要凭借这些才相信另一个人，这恰好是不相信人、不“以诚相见”的表现。这种差异在日常交往中也常常体现出来。西方人在社交场合尽量调动切外在手段， 如拥抱、亲吻和眉飞眼动的表情，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真诚，而这一切在一般中国人看来却像是做戏-样的夸张和矫揉造作。

(节选自邓晓芒《灵之舞》，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