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长期存在的厕所问题，我们如何寻找解题之钥？韩国制定《公共卫生间法》，对公厕实施评价认证制度，使当地厕所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一道风景线。美国则开放餐馆、商场等地厕所，还要求配有残疾人厕位、“同伴帮助厕位”等。

重庆市旅游系统从2015年起掀起了一场“厕所革命”，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结合全域旅游发展，打造了一批“设计独特、注重实用、倡导环保的旅游厕所。如黑山景区以鹅卵石装饰旅游厕所墙面，卧龙岗景区则以单向可视玻璃做墙面，游客如厕时可欣赏风景。璧山引导鼓励社会企业参与建设，以捐建单位命名公厕，公厕显示屏还滚动播放企业公益广告。依靠创新，该区走出一条以厕养厕的市场化经营新路，目前该区建好的AA级厕所，有80%来自企业捐建。

两年多来，重庆市新建和改扩建旅游厕所2458座，超过目标任务6．45%，厕所存在的供给不足、分布不均衡、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旅游服务环境有较大改善，旅游形象有极大提升。

（摘编自《重庆“厕所革命”调查：既要面子更要里子》2017年12月05日《重庆日报》

（摘编自《关于苏州市厕所革命实施工作群众满意度问卷调查》2017年12月01日《苏州人民网站》）

如何进行“厕所革命”？首先要突破简单技术思维的桎梏，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智慧。回顾人类发展史，东西方关于“如厕”的文化和技术发展脉络有明显分野。西方文明，自古便重视技术的改进，水冲清洁方式加上坐便器的改进，构成西方厕所的基本演化逻辑，冲水马桶便是其代表性成果。而东方社会，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与“物尽其用”。先人们从西周时就开始探索粪便与土地肥力的关系，战国时已经掌握粪便积肥技术，汉代便有“美粪良田”的说法。直至上世纪中叶，粪肥依旧是中国农民耕种的法宝。但随着化学工业的发展在大规模施用化肥后，土地与人类、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天然连接断裂，城市居民的粪便成了城市的巨大负担，不得不建设越来越庞大的污水处理厂，斥巨资将原本宝贵的有机质从相对洁净的杂排水中分离出去。城市人口越来越密集，污水处理的成本不堪重负，农村土壤日渐贫瘠……进入21世纪，有更多的学者在反思今人的如厕问题，在重新思考“美粪”与“良田”的关系，这也成为“生态厕所”设计的基点。

（摘编自《生态厕所：社会转型中的设计实验》，2017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

人文精神的建设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国家才有的，全世界也都存在。近两三百年，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整个世界的科技和人文两大文化体系一直处于失衡状态，科技占主导，人文却总是追赶不上科技。科技可以直接用到生产，是硬实力，而人文作为软实力，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从而影响生产。

特别是近一百年来，一些所谓的落后国家为了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提升经济实力，更多地关注科技文化，而人文文化被抛得更远。中国如果不调整这种失衡状况，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科技文化在造就了物质发展的同时，也在以经济发展规律来构建整个社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用经济学上的等价交换原则作为价值观的核心，这是科技、人文的比例失衡引起的。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是以人为本，不是以等价交换原则作为价值观的核心，也不追求付出和收获相等。人文的价值观应该是付出大于收获，甚至是完全付出，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一定是建立在等价交换的原则上。

近些年来，我们在道德伦理上甚至出现了一种倾向：给我多少权利，我就尽多少责任和义务，追求责任、义务跟权利完全等价。其实，权利义务不是简单的等价关系。责任、义务是个体的行为，权利是社会赋予的。从道德实践上看，我们应遵循董仲舒提出的原则——“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应为了匡扶正义而不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个体在道德实践上只管正谊明道，而不是谋利计功，社会需要给这些正谊明道的人相应的功利，但个人不是为了功利而去正谊明道的。如果社会对正谊明道的人置之不理，给歪门邪道的人以奖励，社会就失去了公正。如果社会不奖励正谊明道的人，只能说明社会是不公正的，但个体还是要无怨无悔地去正谊明道，这才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可怕的是我们把经济学上的等价交换原则看作价值观的核心，绝大部分人都想着有相应的回报才去尽相应的义务。

社会最根本的要求就是个人尽伦尽职，在什么位置上就要把这个位置上的工作做好，并得到一份相应的回报。但是，更高的人文要求是自觉把事情做得更好，产生精神上的愉悦，心甘情愿地去做事，这是人文的价值追求。与物质上的回报相比，更重要的是得到精神上的回报。要让更多的人了解人文的价值追求，而不是以经济学上的等价交换原则来衡量一切。以等价交换原则作为价值观的核心是科技文化发展的结果，也是人文价值失落的表现。

（摘编白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材料一：

“减负”问题由来已久，伴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普及，从恢复高考到推出新高考改革等一系列转变，我国已经进入“后普及化”教育新时代。今天，我们强调大力“减负”，是因为当前教育功能从过去的“快出人才”“出好人才”开始逐渐转向“人人成才”“各尽其才”。我国考试的作用也正从选拔精英向甄别、鉴别不同人的潜能转变。

针对各种认识误区和偏差，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并从现实出发，加大治理学业负担过重的力度，继续深入地走好统筹协同治理学业负担过重问题的“减负”之路。

（摘自《中国教育报》，有删改）

材料二：

日本作为人口稠密、重视学历的东方国家，考试竞争异常激烈，有“考试地狱”之称。在民众压力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宽松教育”政策，比如缩减课本、减少课时、入校由择校改为抽签等。但是，这些手段根本没有达到减负的效果，还产生了副作用。

在PISA（国际学生评估）测试中，日本学生原先在数学、阅读等方面一路领先，但是“宽松教育”实施了十几年之后，日本学生数学、阅读等方面的测试排名连续下降，产生了“全世界小学生都知道了，只有日本小孩不知道”“科技立国成为泡影”等说法，不得不促使日本政府改变“宽松教育”的政策。

（摘自搜狐新闻，有删改）

材料三：

中新社北京3月16日电“鸡汤喝得众人醉，错把忽悠当翡翠，不听忠告听忽悠，负担增加人人愁”。中国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一些培训机构的广告词，很多都是“鸡汤+忽悠”。陈宝生还指出，学业负担指的是违背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超出教学大纲、额外增加的部分。

不留作业和提高成绩是否矛盾？沈阳铁路第五小学用实践给出了近乎完美的答案。当众多家长奔跑在课外辅导班、为陪孩子写作业而焦虑时，这所小学三任校长坚持34年不留书面家庭作业。铁路五小推出了“有字书”和“无字书”，通过开设阅读交流课，引导学生每日阅读报纸、听广播、关注网络新闻等。学校还开设了智能机器人、奥尔夫音乐、数字美术等20门必修课，成立了科技、艺术、健身等60多个选修社团，不让学生被“书山题海”淹没。一路走来，疑虑和质疑声从未消失，但铁路五小初心不改，坚持探索愉快教育办学新举措，并交出了一份份漂亮的成绩单：学生学科质量监测名列全区前茅，语文和英语学科成绩在全市试验区55所小学中名列第3名和第4名，近5年获省以上科技、艺术、体育等荣誉上百项。

（摘自中国新闻网，有删改）

材料四：

客观地说，中国教育正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面对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渴盼，学校教育怎样通制片面追求升学的冲动，怎样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时下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尤其是科学的教育观还未在全社会真正树立，实际工作中背离教育规律的情况还时有发生。

今天我们面对的很多教育难题，都是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将是中国教育长期要面对的工作主题。正因为如此，面对教育“减负”，我们应多一点平和心态，以更加理性的、建设性的态度去看待。

（摘自《“减负”需要全社会树立科学教育观》，有删改）

【推荐1】阅读下面文字，回答下列问题。

中国有很多节日，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重阳……中国人最看重团圆。每逢春节，家就成了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方向，人们从天南地北赶回家中，团团圆圆地过个年。春节团聚已成为一种精神寄托，蕴含着无限亲情。利用春节相聚时刻，培育优良家风，也是古往今来的文化传承。

春节习俗，既有行礼如仪之义，也有修身养性之用。“尽人伦曰忠曰孝，守家业以俭以勤”“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在春联中，我们常能感受到劝人向善、勤俭持家的力量；在一家人围炉夜话、一起守岁的过程中，我们能感受到团圆和秩序的价值，更能由此对传统、对时间多一分敬畏之心。一些地方还形成了过年期间晚辈给长辈拜年，长辈给晚辈讲老故事、老规矩以及各类生产知识和生活经验的习俗，被称为“讲古”。民间也素有“老人不讲古，后生会失谱”的说法。

春节团聚，一家人坐在一起讲讲老故事，是一种文化传统，更能够在不知不觉中把家风建设融入节日之中。一家人沉浸在节日气氛和浓浓亲情之中，对是非对错、善恶好坏更容易产生共鸣，更能够接受崇德向善、勤俭持家、廉洁自律等正向价值观。“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良好的家风家教就在这个过程中口口相传、代代传承，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一个人的成长成才，一个党员干部的律己修身，如果受到好的家风家教的熏陶，就更能怀有敬畏之心，做到心有所畏、行有所止；相反，如果不注重家风建设，就可能扣不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孩子们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教，有什么样的家教，就有什么样的人。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也就是古人说的“爱子，教之以义方”“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农历新年将近，这是一个回归家庭、阖家团圆的时刻，也是一个感受家风家教的契机，广大党员干部更应廉以修身、廉以持家，培育良好家风，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领导干部带头抓好家风，更要借助春节之机，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在和家人团聚时，把讲古、话廉、修身、齐家作为一道精神“大菜”，与家人共品共鉴，互相提醒，在常抓不懈、久久为功之中，让家的味道更浓、更足、更有感染力，让优良家风扎根更深、影响更久、传播更远。

（摘编自姜林《把家风建设融入传统节日》）

方勇教授开创“新子学”，尝试为整个诸子学界乃至思想界探索发展新方向。“新子学”所主张的多元文明的观念已经成为常识，当代的学术眼光应更为开放，不应对经学、子学做出高低判断，也不必拘泥于六家九流之说。先秦经典是不同源头思想融汇的成果，我们应当一视同仁，观其会通，发掘早期文明之幽光，熔铸现代中国之魂魄。

先秦是中国哲学的开创期，构成了轴心时代精神突破的核心内容。与古希腊哲学家不同，先秦诸子大多着眼人间，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儒家如此，道家也如此。

先秦时代思想多元并起，道、儒、墨、法四家的影响都很大。儒家虽然保守，但是其人文传统是值得肯定的。墨家可以说是古代的社会主义者，其兼爱的思想蕴含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其对亲亲政治的批评到今天还有意义。法家反对人治，主张法治，反对贵族特权，积极入世，这些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诸子各家间思想相斥又相生，道家的艺术心态可以调剂法家的泛政治主义与儒家的伦理绝对主义，其天道自然的观点也可以纠正儒家的天命论和墨家的天志论，而儒、法、墨积极入世、顽强奋斗的精神，则又可以补道家无为之不足。

诸子学自诞生伊始，各派之间便蕴含着“对话传统”与互补的可能，作为儒道两派创始人的孔、老二位先哲便有过相会和交流，许多典籍中尚保存有他们交谈的相关内容。从这类记载来看，孔、老对于混乱的时代该如何应对，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在对待周代礼乐制度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孔、老之间观点的差异代表了儒道两家文化观的差异，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两种价值取向和处世态度的分歧，这也让中国文化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传统。不过，孔、老之间并非绝对的对立，学术宗旨的差异恰恰为两者之间的互补提供了可能，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所指出的：“这两派思想主张如同两极那样背反，但它们又像同一个轴的两极。”雅斯贝尔斯在《大哲学家》中则将孔子跟苏格拉底、佛陀、耶稣一同列为“思想范式的创造者”，把老子列为“原创性形而上学家”，并认为孔、老只不过是同一个基本的见解所产生的相反的实践结果而已，虽然两位大师放眼于相反的方向，但他们实际上立足于同一基础之上。

诸子学研究可以为当今世界展示一个多元的古代世界，各家互补，共生齐鸣。我之所以对方勇教授的工作表示赞赏，正是缘于这点。历来子学研究成果固然丰硕，但我们要面对的是现代中国的复杂情境，故而当代子学要有更开阔的视野，应在世界哲学的大背景下，召唤出中国哲学的真精神，开出新境界。

（摘编自陈鼓应《当代子学要有更开阔的视野》）

礼乐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两元，“礼”是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祭祀的规章制度及其相关的仪式；“乐”是以音乐歌舞为中心的各种艺术活动。最早的艺术活动是在原始的宗教活动中产生的，而最早的礼也是有关祭祀的礼。礼主要是政治、伦理之礼，乐与这种礼仍然有密切关系。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礼乐结下了不解之缘。与之相应，中华文化中，善与美也就牢不可分。善最早产生于礼之中，美最早产生于乐之中。因而可以说，礼乐相亲是中华文化的最本质的特点，也是中华美学最本质的特点。

中华文化的礼乐相亲传统可以追溯到黄帝、炎帝时代。《韩非子·十过》云，黄帝曾大合鬼神，在泰山举行过部落联盟大会，在会上，演奏了大型歌舞——《清角》。《清角》集合了虎、豹、象、蛟、风、雨等，共同起舞，这众多的动物合舞，可能是在表演各部族共同的图腾——龙。炎帝部族的乐舞《咸池》，是歌颂太阳的。帝颛项的乐舞为《六茎》，是一种植物歌舞，可能是一种植物崇拜。这些乐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用自然形象来起舞，是典型的自然图腾歌舞。

在原始舞中，帝舜的乐舞最为重要，《尚书·虞夏书》中有诸多记载，这些记载就礼乐的关系来说，礼与乐的关系相当明确，也相当完整了。与前代的乐舞相比较，它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它不是全用动物、植物形象，而是主要用人的形象；第二，它用了许多的乐器；第三，它奏的乐是孔子极为崇拜的《韶乐》；第四，乐舞的价值乃在合礼、成礼。帝舜还为乐作歌，其歌词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意思是大臣们兴高采烈，国君奋发有为，百姓们安居乐业。

自远古帝王历代承继并在承继中有所创造的礼乐相亲体制，至帝舜可谓相对比较地完善了。其后，这一体制为周公所继承。周公的最大贡献是将这一宗教性的礼乐文化改造成政治性的礼乐文化。周公制礼作乐，将礼乐作为国家的根本制度。孔子是周公的崇拜者，他概括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复周礼，而他又特别喜欢乐，重视乐。孔子于礼乐文化的重要贡献，就是将周公的政治性的礼乐文化进一步美学化了。在他看来，乐具有非同寻常的怡情悦性的功能，他说他听《韶乐》三个月不知肉味，诚然是有所夸张的，但他从《韶乐》中获得极大的精神愉快是确实的。乐在帝舜是娱神的工具，在周公是合同人心的工具，而在孔子主要是审美愉快的重要源头。至于“礼”，作为国家、部族的关涉宗教、政治、道德等一系列的制度，其功能性是很鲜明的，其目的是维护国家的、部族的、社会的利益，当然其中主要是统治者的利益。孔子承认并肯定这方面的作用，但是，他提出“文质彬彬”说，用“文”来修饰礼，规范礼，强调仅仅只是“质”好，还不是君子，还需要“文”，于是，审美就给提出来了，“礼化”的实质成为“文化”。

礼乐文化经过孔子的改造成为儒家文化的总体名词，也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就其美学意义来说，礼乐相亲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文化基础。礼乐中所包含的政治与审美的不可分离性是中华古典美学的精髓。只要明白了它的源头，就能理解，为什么在中国，政治与审美虽然有矛盾，但更多的是和谐。诗之言志与诗之言情、诗之教化与诗之悦情从来就是统一的，而且这种统一，不是外在，而是内在的。

（摘编自陈望衡《原始歌舞：礼乐相亲》，有删改）

老子不是美学家，《老子》中也很少谈文学艺术，但其中某些用语如“妙”“朴”“虚实”“有无”，某些命题如“大音希声”“大巧若拙”“知白守黑”等，却对后来的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理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美学的重要范畴和艺术创作的基本法则。而其中最具根本性、最广为人知的，则非“道法自然”莫属。

“道法自然”语出《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人取法于地，地取法于天，天取法于道，而道则取法于自然。对老子所说的“自然”，今人容易产生两个误解：一是将“自然”理解为一个比道更高、更抽象的存在物，二是将“自然”等同于与人类社会相对应的自然界。但事实上，老子所说的“自然”并不是一个居于道之上的抽象存在，也不是那个外在于人类自身的客观之物，而是本然，是自然而然。因此，“道法自然”的意思其实就是遵循事物自身发展的规律，它的另一种表述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者，顺其自然也，因其本然也。唯其如此，道才能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自然成就一切。

老子所说“自然”非客观之物，但“道法自然”并不反对以自然造化为师。既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么天地万物无疑是人取法的对象。问题的关键在于，所法者并非物之表象，并非天地、自然万物的客观形态，而是显现于其中的某种意蕴。老子有关道的认识，得自他对自然万物的观察和思考。万物各有其道，有其自身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人道、地道、天道莫不如是，而皆以自然为依归。

庄子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同时也把隐含在老子哲学中的潜在美学思想充分地展开了。在《庄子》一书中，“道法自然”的思想以寓言的形式得到了具体生动的阐述，如通过“东施效颦”“混沌开窍”等故事说明自然为美的道理，通过“伯乐治马”“鲁侯养鸟”等故事批评人为改变事物自然本性的做法。值得一提的是，庄子并不绝对否定人为的作用。固然，“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但如果是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从事人的创造，“既雕既琢，复归于朴”，便能巧夺天工、妙造自然，臻于“刻雕众形而不为巧”的境界。较之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庄子上述见解对中国美学的影响更为直接。

在“道法自然”等观念的影响下，古代中国孕育出了独特的美学系统。与西方哲人认为艺术起源于对自然的模仿不同，中国古人并不赞成逼真地复制现实，而主张在作品中呈现自然昭示的意蕴。相应地，中国古代艺术家在观察事物，进行创作时，其目的也不止于对物象外部形态的把握和描摹，而更着意于传达物象背后的理趣。进而言之，中国古典艺术之所以重神贵虚，如书法讲究神采为上，绘画追求气韵生动，诗歌推崇意在言外等，与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

（选自张海明《中华美学关键词：道法自然的要义》，有删改）

唐诗的自然精神

唐诗有诸多丰富的精神特色，其中自然精神对唐诗的浸润十分深刻，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自然精神塑造了唐诗令后世无限企慕的艺术境界。

自然精神发端于先秦道家自然哲学，老子说“道法自然”，“道”是世界的根本，“道”就是“自然”，它就是它自己的样子，独立而不改。然而人生和社会常常是背离“道”，背离“自然”的，人应该超脱这种“背离”，去体会恒常不变的本然之道。被后人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他的诗歌有浓厚的自然之趣，《饮酒》中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写黄昏中归巢的飞鸟，正是一幅万物归于本然的画卷。陶渊明用他的方式，展开了诗歌自然之美的隽永画卷，而这幅画卷，正是在唐代呈现出了丰富而灿烂的内容。

唐代超一流的诗人中，王维和李白的诗歌都深受自然精神的影响。自然精神对王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山水诗方面。贯穿其中的山水审美精神，不以描摹山水之形态为旨归，而是要通过俯仰山水去体会自然之道。

中国的山水诗追求“静”的境界，这个静是哲学上的静，是内心安静澄明的状态，王维的山水诗是展现“静”的绝佳典范。王维刻画山水，广阔浩渺而辽远，进入一种超脱现实功利的辽远境界，是一种精神之“远”。王维被称为“诗佛”，他的山水诗对“静”与“远”的刻画，萦绕着深邃的“空”趣。例如《新晴野望》，描绘一场雨水后天清地朗开阔澄澈的原野，其中“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两句，写河水映照阳光，远方青翠的山峰因空气清澈而呈现在诗人的眼前，爽朗明澈的诗境，又是精神宁静澄明的写照。其《汉江临泛》“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写江水浩渺，天水相接相融，远山似有若无，这是山水之远，更是精神之远。《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诗中幽远的山林是充满深邃“空”趣的至静之境。这是唐诗艺术最深刻的地方，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理解唐诗的自然精神，提到的第二位大诗人是李白，李白更是自然精神塑造的诗人，今天的我们要理解他，要抓住他的两个鲜明的精神特质，即大鹏精神和赤子之心。

大鹏精神，这个“大鹏”就是《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李白一生皆以大鹏自比，他说自己“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李白的豪迈奔放，就是大鹏扶摇高举的境界。然而同时也要看到，李白和庄子是有所不同的。庄子所说的逍遥远游之境，和人世是有对立的，超脱流俗的同时，也有背离常情的怪诞，自己的妻子去世不仅不悲痛反而鼓盆而歌，这和常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很不一样。李白不是这样，他天才豪放，但身上毫无怪诞之处，他的悲欢喜怒同于常人，却又比常人表达得更浓烈，更为本然。这种本然的表达，使李白的诗歌经常呈现出天真如赤子的境界。他的《长干行》，刻画一位女子与丈夫两小无猜，笔触极为纯净天真，“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王维和李白的诗歌正是在自然精神的浸润下，呈现出许多难以言传的艺术神妙。宋代以下，随着思想文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唐诗所赖以形成的许多精神氛围发生了改变。这些都增加了理解唐诗的难度。理解唐诗应深入其精神文化背景，对唐诗的自然精神，对唐诗神妙的艺术之美，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不断去品味和思考。

(选自2018年10月9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在这次抗击疫情过程中，中医药参与面之广、参与度之深、受关注程度之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先后派出5批近800人的专业队伍驰援武汉，全国支援武汉的医疗队里有4900余人来自中医药系统。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0．6%。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了90%以上。

国际临床评价指标认为，对于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真正反映疗效的关键指标是转重率。临床发现，中医验方在减轻发热咳嗽症状、控制病情进展、提升人体免疫力方面有独特优势。德国病毒学家奇纳特尔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中西医结合疗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中医药在防止病毒吸附细胞、病毒复制等方面有明显效果。

作为欧洲第一个实现中医药立法的国家，匈牙利在抗击疫情之初就非常重视中医药的作用。今年2月底，在匈中医师就开始熬煮可以增强免疫力的中药茶饮，并免费向当地民众发放。“中医药能因人而异地进行针对性治疗，帮助病人减轻病症，独特优势和作用显著，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获得越来越广泛认可。”匈牙利前总理迈杰希·彼得认为，“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已经是抗击疫情的重要方案，中医药正为全球抗疫作出贡献。

（摘编自《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医药抗疫》，《人民日报》2020年3月24日）

材料二：

有人质疑，面对一个新发疾病，西医没有特效药，中医为啥有方子？

其实，中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二者看待人体和疾病的角度不同，治病方法也不相同。例如，面对新冠病毒，西医的重点是寻找有效药物，直接消灭病原体；而中医则着眼于病因和病机，通过整体调节，清除病原体的生存环境，调动人体的自我痊愈机能，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在本次疫情初期，我国中医专家对患者进行诊察分析以后，结合武汉气候特点，得出一个基本判断：新冠肺炎属于“寒湿疫”，在治疗上应主要针对寒和湿，用辛温解表之法。为此，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推荐“清肺排毒汤”。此方是对张仲景相关经方的融合创新运用，既祛寒闭，又利小便祛湿；既防疫邪入里，又调肝和胃。除了通用方，还有针对不同病情、不同证型的其他方剂和中成药。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一把钥匙。回望中华民族历史，中国人和疫病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说文解字》云：“疫，民皆疾也。”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疫”的记载。东汉中后期，张仲景著成《伤寒杂病论》，创立六经辨证体系，不仅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而且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明代医学家吴又可写出了我国温病学第一部专论疫病的著作——《温疫论》。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在传染病防治中起到积极作用。凭借浩如烟海的中医经典和针、灸、砭、药、按跷、导引等医术，中华民族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凶险疫情。中医药学组方的关键，在于精准找到病因病机，明确治则治法。无论什么疾病，中医只要找到致病原因，就能从古代经典中得到答案，从而制定出诊疗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定要保护好、发掘好、发展好、传承好。”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医并用，是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法宝”。在抗击疫情的战场上，中医和西医是战友。只有互相取长补短、携手共进，才能降伏病魔、造福患者。我们应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看待中西医的差异，不可厚此薄彼，更不可盲目否定中医。

（摘编自白剑峰《用疗效证明中医实力》，《人民日报》2020年3月13日）

材料三：

3月18日，中国第二批赴意大利抗疫医疗专家组一行13人抵达意大利，其中中医专家引人注目。这是中国首次派出有中医的医疗专家组驰援海外战“疫”。中医专家将向海外讲述中西医结合战“疫”的中国经验，并为当地侨胞提供诊疗咨询。

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数据显示，迄今，中医药参与治疗的中国确诊病例超过90%。世卫组织近日发布消息，决定删除其官网上关于抗疫“常见问题”一栏中“不应使用传统草本药物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有关内容。此举被认为是中医药抗疫的临床效果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同。

目前，中医药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103个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其中29个设立了传统医学的法律法规，18个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

全球战“疫”，中医大有可为。然而，受文化传统差异和各国法律政策影响，在参与世界各国的临床救治过程中，中医和中医药依然面临重重阻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道人类共同考题，疗效是最佳答案。中医出海，和西医强强联合，势必为世界彻底战胜疫情注入一剂“强心针”。

（摘编自《侨胞为何对中医战“疫”充满信心？》，《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3月23日）

中国的桃花文化

桃花以它俏丽的色彩、缤纷的落英触动了人的某种情绪和情感，汇入了人们审美的心理因素，逐渐形成了中国的“桃花文化”。

桃花文化历史悠久，从《桃之夭夭》一直唱到《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桃花文化还具有普遍性，凡恋爱、婚姻等人生喜庆活动，桃花总是“尚红”礼俗的主要角色。包含“桃花”一词的人名、地名更是不胜枚举。民俗中的“踏青”，采撷的也多是几枝早开的俏丽桃花。至于与桃树、桃实相关的文化事象，几乎无所不在；“桃都”、天鸡报晓、王母蟠桃盛宴、寿星捧桃、春日桃符、“桃李满天下”……

桃花文化体现了中国文化人的自然观。人类诞生于大自然，与大自然永远有一根剪不断的脐带。

大自然最美的季节是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春天。“咏春”的诗文，倾注了中国文人的炽热情感；春天又美在桃花盛开的时节，于是铺陈春景，不能不写桃花……

永恒的自然界，极富生命力的桃花，推动着中国文人的艺术想象力和热爱生活的心愿。中国文人把自然界的桃花作为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本质力量和自己情感意识的对应物，加以抒写。他们借桃花，歌颂自然美、劳动美、创造美，表现对永恒的自然、永恒的生命的向往。

桃花文化还渗透着“儒与庄禅互补”的文化精神。中国的文人，一方面要身体力行，去实现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的理想；另一方面，又要准备在理想之梦被击碎时“穷则独善其身”，寄情山水，回归田园，在庄禅的境界中求得精神的休憩与解脱，于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为自己，也为与他一样的失意文人创造了一个虚幻的理想世界。

桃花源作为一个“理想世界”，作为精神栖息之所，世世代代吸引着文人学士，形成了他们的“桃花源情结”。中国一些文人并非不知道桃花源之不可寻，他们寻找桃花源，几乎与屈子的《天问》一样，上升为一种探求宇宙、社会和人生意义的思维模式。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转移

周振鹤

中国古代史是一部农业文化发生发展兴盛衰落的历史，小而言之，也是一部农业文化重心从北到南转移的历史。在铁器未曾发明的远古，黄土高原的土质松软，易于耕种，自然成为中华文化的摇篮。《禹贡》将九州大地的土壤分成九等，雍州黄土高原的土壤仍认为是上上等。从气候来看，秦汉以前也是南不如北。北方气候凉爽，雨水虽少但集中，于旱地作物勉强够用。因此自远古直到秦汉一统时代，北方的农业文化得到有利的发展，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方面都对南方显出压倒的优势。秦汉时期，北方已形成关中和山东两大农业经济中心。而南方却还是“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在农业社会里，人是最主要的生产力，人口数量是农业文化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西汉元始二年的人口统计表明北方人口是南方的三点二倍。虽然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南方的农业经济也在逐步向前发展，但是速度很慢。例如牛耕技术直到东汉时期才传播到淮南地区。然而魏晋以后中国社会的大变动大大加速了南方的开发过程，使南方的农业文化水平不但赶上而且超过北方，实现了文化重心由北到南的转移。

从东汉末年到两宋之际，北方曾经出现过几次大动乱，迫使黄河流域人民南迁到淮汉、长江以至闽岭以南地区。南迁的人民不但给南方增添大量劳动力，而且带来先进的技术和文化，移民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快速传播的过程。同时，割据的政权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也要积极发展经济。这两个因素都促使南方的开发速度比正常的一统时期要快。

在南下的移民长河中，有三次蔚为大观的浪潮，使南方农业文化的发展出现三次飞跃。第一次大移民发生在西晋永嘉丧乱之后，南来的北方侨民大都集中在淮水以南、太湖以北地区，使江淮一带的农业经济在东晋南朝时期取得长足的进步，将三国东吴以来南方已经加速开发的势头更加推向前进。但其时北方在十六国的混乱之后，也相对安定百余年时间，使黄河流域传统的优势继续向前发展，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农业文化水平尚未完全赶上北方。南北朝之后，隋唐重又建立一统宇内的大帝国，黄河流域重新得到繁荣，关中仍称沃野，南北文化都臻于昌盛。天宝初年，南北户口之比达到四比五之谱，双方相去不远。盛唐文化堪称南北共荣的文化，而北方似略占优势。

但是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将北方诸道化为千里萧条荒无人烟的灾区，大批难民蜂拥而至淮汉以南地区，形成了第二次移民浪潮。南方经济以安史之乱为转折点，已足与北方抗衡。北宋初年的人口统计表明南北户口之比已为三比二，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五代末期，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得以恢复发展，但通观北宋一代，南方的经济力量已经完全超过北方，不过，在商业方面，北方之发达不让南方。

靖康元年，金人南侵，宋王室辗转南逃杭州，大批各阶层的北方人随之南迁，形成第三次移民浪潮，使南方经济再度加速发展。两浙地区聚集移民最多，农村和城市经济发展至为迅速。相反，在北方，由于战争的影响，经济受到破坏，文化日见萎缩。从东汉末年到两宋之际的八百年，这一重心开始并完成了向南转移的全过程。金宋以后的元明清统一王朝，除了政治中心依然在北方外，经济文化重心已经固着南方不可移易了。

（选自《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

材料一：

从传说的炎黄二帝至今，我们强调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可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却很难以实物证明其存在：秦汉时代的人们尚且在说虞夏商周为四代，到了秦汉以后就以夏商周为三代，自动选择忽略掉了虞朝。这一切使得中国人心中的五千年文明史更难成功论证。虽说当时的先民并没有什么文明史论，但是到清末因西方文化的冲击，有人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一个系统归纳，当时的学者以及儒家读书人普遍认为炎黄二帝是确实存在的，无论是按照西元纪年法还是中国人的天干地支纪年法，中华文明从上古传承到清都是拥有着五千年的完整脉络，但它是建立在二十四史的基础上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书论史”。

“以书论史”是古代中国的一个学术文化，最早存在于春秋时期，后被司马迁打破，他不仅仅是以书论史，更多的是奔赴实地考察，访问天下老者，记录了诸夏与诸夷狄之间流传的炎黄二帝时代争夺天下的故事。这种以书论史和实物辅佐的文明记录方式一直在中国历代传承，但古代中国不兴考古，所以实物辅佐与实地论史的手段在清末乃至近代逐渐式微，更多的近代学者采用的依旧是以书论史的手段，从诸多帝王的纪年中进行加减，从而得出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说法。可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新史学的出现，全球的历史研究者制定了新的标准，即一个文明的存在必须要有两个条件符合，一个条件为古文明的文字，另外一个条件为古代国家的都城。大家一致认为一个文明国度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必然会出现这两样东西。而当时的中国还是“以书论史”的时代，故而夏朝与殷代都不被国际所承认。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受到质疑。

（选自《炎黄二帝与华夏文明的兴起》，有删改）

材料二：

殷墟早在清末就已出现，当时甲骨是被当作“龙骨”来售卖的，清朝史学家研究发现，龙骨也大多是传说中殷代文字的承载之物。上面的文字记录与司马迁史书上面的商王世系几乎完全契合。甲骨文证明了殷代的确是存在的，并且在西周之前已经统治中国数百年，西方史学家口口声声说中国文明止步于周的说法被打破。中国人一直坚持的五千年文明史观也一下子被证明大半。

后来三星堆的横空出世让整个中国史学吃惊。三星堆的古蜀国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文化古国，谁也没想到华夏五千年的历史需要靠它来旁证。那里出土的青铜器物无一不代表着古蜀国有着与华夏文明相似的太阳神崇拜，而上面的铭文雕刻也叙述着古蜀与夏朝之间的恩怨。经时间验证，它们都是四千八百年前的物品。

可我们心心念念的炎黄二帝却始终虚无缥缈。而位于郑州双槐树的考古却让中国人的五千年实物文明梦得以实现。2020年5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确认位于巩义市河洛镇的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有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双槐树遗址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三处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三处夯土祭祀台遗迹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这处都邑性聚落遗址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也就是说，在5000多年前的黄帝时期，黄河中下游流域就形成了繁华的都市群。”郑州市文物局局长任伟说。

“根据过去的考古发现，中原地区给人一种5000多年前社会发展相对沉寂的印象，有过‘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说法。双槐树遗址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选自《河洛古国：炎黄二帝的时代以信史重现人间》，有删改）

材料三：

曾三次担任双槐树遗址发掘领队的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最津津乐道的，是一处用陶罐模拟天上北斗九星的天文遗迹。“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天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业。”他说。专家认为，这一天文遗迹明显具有特殊人文含义，表明在聚落布局中的礼仪化思维和“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已经形成，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

“河洛古国”还发现了国宝级的文物——一只用野猪獠牙雕刻的、正在吐丝的家蚕。作为已发现的中国最早骨质蚕雕艺术品，与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实证了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养蚕缫丝。李伯谦认为，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最早的代表。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河洛古国”的出土器物包含许多外来文化因子：折腹鼎、背壶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双腹器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这证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就是联通四方的交通孔道，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这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

（选自《同望5300年！——“河洛古国”文明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