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考伯先生容易动感情，他是决不肯去处理这些东西的。而克莉基特——这是从济贫院来的那个女仆——“是个粗人，要是过分信任她，她就会放肆起来，弄得我们受不了的。所以，科波菲尔少爷，要是我可以请你——”

现在我懂得米考伯太太的意思了，就求她尽管支使我，做什么都行。从那天晚上起，我就开始处理起她家的那些轻便的财物来了。此后，几乎每天早上，在我上谋得斯通-格林比货行以前，都要出去干一次同样的事。

最后，米考伯先生的困难终于到了危急关头，一天清晨，他被捕了，被关进塞德克的高等法院监狱。在走出家门时，他对我说，他的末日到了——我真以为他的心碎了，我的心也碎了。可是我后来听说，就在那天上午，还有人看到他正兴高采烈地在玩九柱戏呢！

刘半截

吴金良

刘一杰原名刘杰。这名字，太容易撞车。上小学的时候，一个年级就有俩刘杰，外加一个刘婕。三个刘jié，经常把老师都弄蒙了。他爸爸心生一计，给他名字中间加了个“一”，笔画少，区别大，挺实惠。

刘一杰当年插队回城，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到了报社。我到报社的时候，他已经是发行部的老职工了。行业报，发行部就是个摆设，实际上除了文字工作什么都管。以致好长时间，我都以为刘一杰是烧茶炉兼管收发的杂役。

茶炉不大，刘一杰每天早起捅开火，添几铲煤，水烧开了，关上炉门就干别的去了。别的是什么呢？前院有个小花圃，他侍弄花草；后院有几棵柿子树和枣树，他扫树叶。扫地属于搞卫生，这个业务一延展，他就把各办公室和编辑部的卫生工作也包揽了。这也不错，那些废报纸废信封和不用的来稿，几天就能搜罗一麻袋。街上有收废品的，每个周日来一次。

他家就在报社收发室后面的套间里，老婆孩子，三口人，两间房，挺滋润。

名字实惠，日子滋润，工作轻松，我们都很羡慕他。他自己也挺满足，快四十了，又没文凭，在报社干不了什么，这个位置挺适合他。

刘一杰抽烟，在家抽烟总是抽一半就掐灭；再想抽的时候拿新的。等到上班，他烟盒里装的都是抽了半截的烟。报社烟民不少，惯例是彼此散烟给大伙抽。刘一杰就免了这个程序，不用散给别人了。因为他烟盒里都是半截烟，那是不能给别人抽的。时候一长，我们都看懂了他的小心思。“刘”和“留”同音，于是我们开玩笑，说你这家伙连一杰（截）都不够，你就是个刘半截。

私下里，刘一杰跟我抱怨：老婆限制我抽烟，两天一盒。我要给你们散烟，一天两盒也不够！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他过于节俭。比如，每逢周末，他就回父母家，把攒下的脏衣服、床单被罩之类的拿回报社，大洗特洗。偶尔有人看见，他就解释：家里没地方晾晒。

报社老职工说，老刘是太节俭了。当年搞对象，天儿热，女友要吃冰棍，他也只买一根。自己不吃，还编个理由说牙疼。趁女友不注意，找个水管子喝凉水。

节俭成习，导致公私不分了。那年我们到郑州开发行会，编辑部和发行部去了十来个人。领导认为刘半截会管钱，就让他管着差旅费。领导说出门在外怕上火，让他买点水果给大家吃。结果他转悠半天买回来一堆烂梨，说是用刀子削一下更好吃。气得我们集体罢吃。他惹不起我们，又怕糟蹋东西，把这些烂梨洗净削好，煮了两大锅梨水，号称这个更败火。念在他诚心诚意兢兢业业的份儿上，我们也只好喝了。

最气人的是我们该回北京了，让他去买火车票。他买回来的票，时间不好就不说了，还是站站停的普客，还无座。领导拍案质问：刘一杰，我可是能坐软卧的！咱就算不讲究那个，你好歹也给大家买个有座位的票吧！你怎么想的？

刘半截也是被领导训斥惯了，坦然道：我也没注意有没有座，我就从上往下捋，哪个便宜买哪个。反正都是到北京，干嘛多花那个冤枉钱呢！

结果，我们基本上都是站了八个小时到北京。

领导给他下评语：这人把省钱当作唯一目的，从不考虑性价比。所以，他办不了大事；但是小事交给他，尽管放心。领导果然交给他一件小事，让他做了发行部主任。只一年时间，发行业绩平平，但是发行费差旅费省了一万多。他还自鸣得意：节流相当于开源。

刘半截比我早退休几年。春节，我俩喝酒。酒至微醺，他也不忘炫耀，说他请了个半价保姆照顾老妈。细问，就是小时工，每天给老太太洗洗换换。别的事，都是他做。他说，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

我说你节俭一辈子了，还这么想不开啊！再说，那是你妈，你也这么省着？

他猛喝一口酒：兄弟，我父母早殁了。现在这个是我当年女朋友的妈。我们都要领证了，女友得了白血病，走了。留下一个寡母，你说，我不管谁管？

我愣住，无言以对。他笑笑说：老太太九十多了，糊涂了，也不认得我了。我就好人做到底，给她送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