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中国的文化基因

陈胜前

①何为文化基因？其概念比较模糊。它是文化与生物长期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一个民族与其他群体间不可完全通约的东西。尼古拉斯·韦德《天生的烦恼：基因、种族与人类历史》一书中指出：人类当下的存在是过去所有时间在内不断进化的产物，其进化单位可以是人类整体，也可以是稳定的社会群体。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文化基因会产生变化，最终影响到当下的存在。

②中国是农业时代的幸运儿，史前时代温带区域，具有农业起源条件的地方并不多，中国则同时拥有南北两个农业起源中心。农业是靠天吃饭，在农民的心中，最重要的是勤快，唯有勤快才可能有好的收成。跟狩猎相比，农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从民族志中可知，农民往往瞧不上狩猎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狩猎者是真正靠天吃饭的群体，他们不会种植，很少储备，日子过得似乎很是自由潇洒，但少有保障。狩猎者之所以不愿意从事农业，多因为农业太辛苦，工作单调、繁重，需要长时间等待才有收获。中国人的吃苦耐劳是写在基因里的，这一点也是世界对在外打拼的中国人的印象，这背后无疑有千百年来吃苦耐劳生活历练的影响。

③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一部不同文化、不同族群融合的历史，非常幸运的是，中国完成了这一过程。相比而言，欧洲错过了融合的最好时机。历史上的中国统一局面远多于分裂，这其中文化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无疑有许许多多的矛盾与冲突，最终都为文化包容所化解。当代世界上许多地方还在为宗教矛盾相对立，中国早在上千年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包容作为一个优秀的文化基因在这个分化对立严重的世界上显得非常珍贵，设若这个世界多一些包容，何至于有那么多的冲突，那么多的流血。

④中国人思考问题的习惯总是先整体而后局部，比如中国人对“战略”一词的定义，就认为它是整体性、全局性的问题。而西方对“战略”的定义就是如何去战胜对手的、非战术的策略。整体性思维赋予我们在思考问题时有较好的宏观把握能力，而在微观、中观上较为忽视。考察西方当代社会科学，就会发现他们在中层的理论方法方面做得非常好，很值得我们学习。整体性思维的根源就是中国漫长的农业生活史，农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文化生态系统，它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生产与自然节律一致，与动植物的习性一致，与人本身的需求一致，整体性是生存的保证。相比而言，西方农业不是自给自足的，谷物农业与畜牧经济存在固有的矛盾，还需要通过远距离贸易才能满足生活需要，由此更偏向对抗与外求。

⑤上万年的农业生活，强烈的家乡、宗族观念形成一个个关系密切的群体，不合群的人是难以把基因传递下去的。也正因为合群，中国人也就成了世界上最难被同化的族群之一。文化是社会性的存在，因为有社群存在，种族文化彼此区别，各有共性，各自发展。不过，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个人经济能力与地位的提高，个人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再加上西方文化的影响，年轻一代合群性弱了许多。

⑥罗素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有一种旁观者的清明，他注意到一个我们几乎忘记了的中国特性，那就是雅致！琴棋书画诗酒花，中国人的生活已经为近万年农业社会的历史所积淀的文化意义所渗透。中国人可以欣赏素墙上梅花的阴影；可以在阴翳中沉醉于若有若无的画像；写诗追求典雅、精致、含蓄、传神；书法若是没有上溯古代碑刻名帖，笔墨之间看不出联系来，纵然工整也不会有人欣赏。这也可以追溯到中国新石器时代先民对玉石的爱好上，玉的美就是含蓄的，含蓄也成了中国审美的特征。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绵延不绝，我想不可能有积淀深厚的文化意义，也就不可能有如此悠长的回味。因为经历多了，中国文化不屑于那种没有余地、赤裸裸的表述。

⑦中国文化的基因根源在此，向史前时代的追溯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过去数千年中，大部分时候这些文化基因是有利的，近现代则饱受诟病。正当我们即将要将其抛弃的时候，它似乎完成了调整，重新焕发出了生机，与当代社会的发展找到了契合点。

（选自《读书》2020年第7期，有删改）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叙事作品大多以直述和顺叙为主，这种叙事方式虽能简洁地对历史进行记述，却造就了较为刻板凝滞的叙事风格。而《左传》叙事正打破了这一现象，成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的“另级类”。它擅长运用多种叙事技巧，活跃文本，使叙事带有“富艳”的风格。尤其是它常在历史记述中运用预叙手法，将对未来的预示穿插到与人物相关的种种异象中。这一独特的手法，避免了史书记述的单一叙事，增加了叙事文本的趣味性。

而这种手法在与人物相貌有关的异象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左氏笔下，人物异貌的现象不在少数。他们一出生便带有异于常人之处，或虎状豺声，或手有异纹。此类现象往往带有某种预见性，暗示着此人今后异于他人的特殊际遇。从这一角度出发，人物的相貌之异可以理解为一种预叙。虽然不同于占卜、预言之类显而易见的预见性叙述，但其特殊的相貌就已经包含着对未来事件的暗示，如《左传·宣公四年》所记子越椒之貌。子越椒出生时便有着熊虎之状、豺狼之声，因此子文感到不详，极力劝子良杀了子越椒，并预言不杀他则必有灭族之灾，子良不肯。而后子越椒果然残虐无德，若赦氏如子文所预言，惨遭灭族。

（摘编自赵嘉鑫《预叙在〈左传〉人物异象中的功用探赜》）

材料二：

《红楼梦》采取种种带有暗示性的手法进行预叙，具体形式灵活多样，大体有三种。

一是通过图画的形式。如第五回所写的“金陵十二钗正册”第一页“画着两株枯木，木上悬着一围玉带；又有一堆雪，雪下一股金簪”，这幅画不仅暗含林黛玉、薛宝钗的姓名，而且还暗示了两人不幸的命运。

二是通过诗词曲的形式。如第五回所写的《红楼梦》套曲，其中《终身误》云：“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妹寂寞林。”这实际上预示了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三个人的结局及贾宝玉当时的思想和情感。

三是通过谜语、酒令等形式。第二十二回诸人所制谜语，其谜面和谜底都带有预言色彩，如贾政所想：“娘娘所作爆竹，此乃一响而散之物。……今乃上元佳节，如何皆作此不祥之物为戏耶？”作者通过贾政之思对读者作出一种暗示，提醒他们注意这些谜语背后的内涵。

上述这些预叙方式与全书人物的塑造、故事的叙述有机地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严密的预叙系统。这些预叙大多是以暗示的形式进行，之所以如此，也与诗词、谜语等文学样式本身所具有的模糊性、双关性特点有关，它使作品中的不少语句获得双重蕴涵：一方面以字句表面的含义参与、完成作品的叙事，另一方面则隐藏着另一层具有预言、象征性的内涵。从艺术表达的角度看，它使作品的蕴涵更为丰富，读者在阅读时，有一种近乎猜谜的艺术享受，主动性和参与性都大大增强。

（摘编自苗怀明《论〈红楼梦〉的叙事时序与预言叙事》）

材料三：

纵观我国古典小说漫长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它的突出特点及深受民间口头文学的影响，民间讲故事的艺术犹如盐溶于水般流进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筋脉。

首先，讲故事的艺术是说和听的艺术。一则故事可能要说上一天两天甚至一月两月，为了使故事听起来不散漫，说起来不混乱，于是有经验的说书人一般会在整个故事情节展开之前对全书做出导向性的暗示，这样无论是说还是听都不会乱了阵法而导致结构的散逸，这样听众才会有耐心跟着说书人的节奏进入情节，小说的魅力才可能产生。

再者，讲故事的艺术是普通大众的艺术。德国本雅明说：“讲故事的人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当地住户的农民代表，另一类则是商船上的水手，大家劳累了一天，点起了油灯，围在一起，于是，讲故事的艺术家便诞生了。”迥然不同于现代孤独的书斋小说家，而更类似于戏剧需要观众和演员的交流，于是预叙的产生便水到渠成了，预叙通过预告预先为读者提示一种特殊的接受，将读者带入一种特定的情感态度中，随之开始唤起阅读的期待，同时激发读者创造的激情，同作家一起进入故事情节的设计与实现中，不再是局外人，而是参与者了。

最后，古典小说具有较强的教化意识，古典小说通过预叙使读者获得整体的情节，从而达到对人生宇宙的彻悟，不会因情节的散逸削弱感悟力量。

总之，古典小说的讲故事的特点，形成了预叙由结到解的特质，在结与解的对峙中形成了审美的张力。

（摘编自吴建勤《中国古典小说的预叙叙事》）

A．

B．

C．

D．

奥林匹克精神的背离

一百多年来，人们在奥运会上寄托了关于和平和奇迹的梦想，奥运也经历了战争的戕害、冷战的对垒，承载了众多体育所无法承载的东西，比如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随着奥运经济模式的转变，高科技的发展，在不断向“更快、更高、更强”发起冲击的同时，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也出现了与自身精神的背离，继续承载着超过体育本身的诉求，比如追求财富，比如展示国力。

奥林匹克运动寻求的是一种在努力中发现快乐的生活方式，是良好价值观的典范，能够使人们尊重普适的基本道德观念。然而，现在奥林匹克所倡导的价值观离人们越来越远。

更快，更高，更强？在雅典，希腊两名短跑名将肯特里斯、萨努涉嫌逃避检测，成为雅典奥运会第一起涉嫌兴奋剂事件的运动员。随后的十几天来，兴奋剂如瘟疫一般在雅典城迅速泛滥。尽管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声称雅典奥运会是反对兴奋剂战争的一个转折点，这场战争将取得胜利；但是一些专业人士认为，雅典甚至很可能会成为最后一届“干净”的奥运会。一位常年进行兴奋剂检测工作的人表示，“按照目前人类科技的发展，在下一届奥运会之前，人类将会研制并应用更不容易检测的‘基因兴奋剂’，用可以提高运动成绩的DNA对运动员进行基因改造，以获取竞技优势”。

精神愉悦的代价？７月份葡萄牙刚刚举办2004年欧洲杯，８月希腊又迎来了奥运会。这两个国家都是欧洲的小国，在欧盟15国中是最穷的，它们充满地缘上的、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焦虑。葡萄牙用了6.6亿欧元为４个星期的比赛兴建了10个足球运动场，对于一个经济连续30年衰退的国家来说，真是一个壮举。但是，葡萄牙却为了这次比赛成为欧元区12国中第一个突破《稳定和增长公约》预算赤字的国家。希腊也同样希望通过成功地举办本届奥运会，吸引旅游者和投资支持经济增长。但是，目前的奥运会的投资已经超过预期，而收益还不确定。如果在奥运会之后，希腊今年四季度的经济增长明显减缓，或者雅典的就业减少，人们就会怀疑：举办奥运会值得吗？希腊真的因为奥运会改变了吗？

奥运会成为民族国家？国际奥运会对自己的版图有着清晰的定义；比赛场馆、运动员村，只有那些有票和得到许可的人乘坐专用的交通工具才能到达；奥运会有着自己的“移民”程序，只有奥运会的大家庭的成员才能使用奥运会“护照”进入机场；在行政事务上，有着穿统一着装的志愿者为运动会服务；奥运会也有自己的货币，在奥运场馆和运动员村，人们只能用“维萨卡”买东西；奥运会还有自己的秘密警察，那些穿着黑色金属光泽衣服的人负责在开幕式上保证运动员和其他人的安全。奥运会越来越具备民族国家的特征。而对普通人来说，奥运会给予了他们什么特别的关照呢？希腊奥运会的老板们曾经争论，无需给观众提供更多的东西，因为门票销售收入不到奥运会预算的10％。

奥林匹克运动在21世纪得到了发扬光大，在规模上、场馆建设上，还有在她展示的雄心上；但是如果普通人不再愿意亲临现场去体验她，奥运会就将失去她的魅力。

让文化热情涵养更多经典

石羚

近几年我国话剧市场爆款频频，但“爆点”不一。去年《窝头会馆》的抢票热潮，热在明星大腕齐聚一堂；《哈姆雷特》因文学名著的号召力而票房飘红；而今年《茶馆》开票的场景火爆异常，则归功于豪华阵容、文学经典、品牌力量的多重效应。

“排队”现象是观察公众文化生活的有趣切面，而那些被争相抢购的文化产品，最能折射时代的需求。1956 年在南京，观众为了一睹梅兰芳的风采，带着铺盖卷买票；1986年在北京，歌迷排队花半个月工资只为听一场摇滚演唱会。而今天，文化消费方式更加多元，资源获取更为便利，但人们对高质量文化产品的热情始终如一。从“故宫跑”到“通宵等”，从“大英博物馆百物展”开启夜场到“妇好墓展”预约全满，为文化排队日益成为常态。

化解“一票难求”的尴尬，一味增加场次并不现实。毕竟，观看者数不胜数，而老戏骨精力有限，经典数目也有限。长远来看，戏台上不能只有《茶馆》和《雷雨》，音乐会不能只听莫扎特和贝多芬，用匠心浇灌更多的重量级作品，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与工业品不同，文化产品的供给不能毕其功于一朝一夕。经典化的过程、演员的成长，与喝茶一样得慢慢“泡”。这就需要观众多一分耐心，多一分理解，不放过佳作的成熟老到，也不妨看看新作的崭露头角，说不定你我当下相遇的，就是未来的经典。

另一方面，经典作品已是难得的文化名片，也可以进行多侧面的开掘，既丰富经典的表达，也丰富公众的生活。一部《茶馆》，焦菊隐导演版珠玉在前，曲剧版唱出了抑扬顿挫的京味儿，四川话版则别有一番“摆龙门阵”的江湖烟火，虽然都是茶馆掌柜王利发，但不同的演绎调和出不同的滋味，也挖掘出作品的深度。而与之相关的回忆著作、纪念商品层出不穷，就连剧中一碗烂肉面，也被商家复原出来作为招牌。它们共同拓展了作品的广度。而观众爱屋及乌，关注剧中演员的其他作品，不也算是一部戏带动“周边产品”吗？

在过去，人们休憩消遣的方式比较单一。而当下，“生书熟戏，听不腻的曲艺”，文艺活动获得了更多样态与空间。据统计，2017年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有15752 个，全年演出293. 77万场，是10 年前的3倍，看演出不再是稀缺品。但也要看到，一些作品因套路化、娱乐化而缺乏生命力，一些表演盲目追求声光电、大场面而脱离艺术本体，将艺术“改革”搞成“改行”……在文化供给持续发力而居民文化消费潜力依然巨大的今天，文艺作品“保量提质”同样很重要。

文化产品也需新陈代谢，与其坐等市场大浪淘沙，不如自觉提高创作品质。一位老艺术家在排演话剧《龙须沟》时，特意在排练厅门口备一堆泥，表演前在泥上踩踩，因为，这样可以找到人物的感觉。其实，对所有文艺工作者而言，踩在泥巴上、扎进现实中，“追随人民脚步，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让自己的心永远随着人民的心而跳动”，不正是最大的创作秘诀吗？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06月12日05版，有删改)

史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学科之一，特别是在中国，从先秦到今天史学一直连绵不断。为什么史学能够存在几千年？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是不断创新的。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高夫在谈到当时热议的“史学危机”问题时指出，“我们希望继续存在和发展，静止等于死亡”。这句话深刻揭示了史学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我们可以看到，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国际史坛上“新史学”运动连绵不断。从19世纪中后期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提出的“科学化历史”，到20世纪初期美国学者鲁滨孙提出的“新史学”，再到20世纪70年代勒高夫提出的“新史学”，“新史学”运动一波接一波地出现。每一波“新史学”都认为现有史学有重大缺陷，必须改进。在中国，自20世纪初以来，“新史学”运动也一浪接一浪。“新史学”这个口号是梁启超在1903年第一次提出的，接下来有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兴起，以后又是新中国的“革命史学”，到了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海峡两岸都出现了新一波的“新史学”。在21世纪，更新的“新史学”仍然不断涌现，比如全球史、加州学派、华南学派等，体现了不同领域的史学家希望创新的意识和努力。“新史学”之所以不断出现，是因为史学家们深有同感：现在的史学不能为我们提供对过去的最好解释，所以必须创新。

史学的创新，包括史料、方法和理论的创新。史学和文学、哲学不同，史学研究必须以充分、翔实的史料为依据。在史料方面，今天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可以称之为“史料革命”。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史料，在数量上是以往学者能够看到的史料的若干倍。这些前人所不知的史料也可称为新史料。新史料的大量出现和继续大量出现，使得我们能够看到诸多前人不可能看到的历史面相。

要创新，就要使用新方法、新理论。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里倡导史学革命，原因之一是中国传统史学“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也”。因此，“新史学”研究应当“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那么，新方法、新理论从何而来呢？一个人不可能关在房间里自己拍拍脑袋就想出来。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费尔普斯说：“一个人如果经常去了解他所在的社会或今天的全球经济中产生的新思想，他产生新创意的能力也会大幅提高。反之，被隔绝起来的个人或许能在某些时点上突然产生一些创意，但此后就少有了。经济学家兼小说家丹尼尔·笛福用鲁滨孙的例子告诉我们，如果不能从社会中获取灵感，一个人能产生的思想少得可怜”。

史学要创新，就要摒弃封闭心态，充分利用全人类几千年创造的全部知识。列宁说过：“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真正的创新，必须以人类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财富为基础。就中国经济史来看，中国过去只有食货学，没有经济史学。中国经济史学是1903年以后才有的，由海外引入。只有把握国际经济史学的主流学术，才能从中汲取我们所需要的学术资源。应当强调的是，国际经济史学的主流学术并非一成不变。一方面，它具有西方渊源与西方背景；另一方面，它在长期发展中也在不断科学化，这一科学化的过程也就是不断超越西方局限的过程。可见，国际主流学术往往具有双重性，正确的态度是充分汲取其合理部分，同时对其不合理部分加以改进。

(摘编自《创新是史学发展的主旋律》)

宋元山水画经历了北宋（主要是前期）、南宋、元这样三个里程，呈现出彼此不同的三种面貌和意境。

“无我之境”中的“无我”，不是说没有艺术家个人情感思想在其中，而是说这种情感思想没有直接外露，甚至有时艺术家在创作中也并不自觉意识到。它主要通过纯客观地描写对象，传达出作家的思想情感和主题思想，因而这种思想情感和主题思想经常也就更为宽泛、广阔、多义而丰富。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便是这种优美的“无我之境”。它并没有直接表露或抒发某种情感、思想，却通过自然景物的客观描写，极为清晰地表达了作家的生活、环境、思想、情感。画的“无我之境”由于根本没有语词，就比上述陶诗还要宽泛。五代和北宋的大量作品，无论是关仝的《大岭晴云图》，范宽的《溪山行旅图》，董源的《潇湘图》以及巨然、燕文贵、许道宁等，都客观地整体地把握和描绘自然，表现出一种并无确定观念、含义和情感，从而具有多义性的“无我之境”。

如果看一下南宋马远、夏珪等那许许多多的小品：深堂琴趣，柳溪归牧，寒江独钓……我们就会发现细节真实和诗意追求正是它们的美学特色。它不再像前一时期那样宽泛多义，而是要求得更具体和更分化了。尽管标题可以基本相同，由画面展示出来的情调诗意却并不完全一样。应该说，比起北宋那种意境来，题材、对象、场景、画面是小多了，一角山岩，半截树枝都成了重要内容，占据了很大画面；但刻画却精巧细致多了，自觉的抒情诗意也更为浓厚、鲜明了。这是不是“有我之境”呢？是，又不是。相对于第一种意境，可以说是：艺术家的主观情感、观念在这里有更多的直接表露。但相对于下一阶段来说，它又不是：因为无论在对对象的忠实描写上，或抒发主观情感观念上，它仍然保持了比较客观的态度。

上述第二种意境可说是形似与神似、写实与诗意的融合统一。矛盾双方处在和谐状态中。但形与神、对象（境）与主观（意）这对矛盾的继续发展，在元代社会氛围和文人心理的条件下，便使后者绝对压倒前者而直接表露，走到与北宋恰好相反的境地：形似与写实迅速被放在很次要的地位，极力强调的是主观的意兴心绪。自然景物不过是通过笔墨借以表达“不能不尽”的主观心意罢了。“远山一起一伏则有势，疏林或高或下则有情。”这当然是标准的“有我之境”了，它开拓了宋元山水画中的第三种意境。

（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当下大数据时代正在推动一场影响深远的思维革命。它将人类思维从有限的因果关系中解放出来。在大数据时代，史学家面临的将是如何突破数据无限的难题。一方面，微观史学研究将更趋广泛和深入；另一方面，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也将更趋严重。一旦史学家陷入史料的无限之境而又无技突出重围，就极有可能失去从整体上描述历史的能力。

作为极其古老的认识活动，史学一直是人类实现自我认知、达致群体认同的重要途径。原始社会末期，大型史诗创生并广泛传诵，与神话一道建构群体内部的认同，从而维系了较大规模人类社会组织的存在与发展，并最终促成文明时代的到来。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史学更是在促成民族认同、价值认同、文化认同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社会作用。司马迁在《史记》中建构了以黄帝为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起源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影响深远，其后拓跋鲜卑建立北魏，述其远祖即溯至黄帝之子昌意。蒙元和清朝，虽为少数民族所建王朝，但都自觉继承了为前朝修史的文化传统，其动因之一就是为了确立本王朝在这一时间体系中的位置。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风雨而能长盛不衰，发展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为庞大的民族共同体，离不开传统史学在推动群体认同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在《历史学宣言》中呼吁史学家们摆脱微观史学的狭隘局限，为人类思考现在及建设未来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这对于正在大数据时代走入史料无限之境的史学来说无疑是一次十分及时的提醒。

大叙事需要宏大的形式和时空，但这两者都非其本质。大叙事之“大”，主要体现在史学家的人文情怀上。希罗多德撰写《历史》，兼记希腊人和异邦人的丰功伟绩，藉此颂扬乃至炫耀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曾经焕发出的勇气和荣光。经典之为经典，除其事实详核外，更在于其文字之中处处渗透着对于人类命运的悲悯和关怀。大数据时代，凡一切能够量化的学术技能，都有可能由信息技术全部或部分代劳，唯有人文情怀是人类主体性的最后营垒，技术无法染指。作为一门思考人类自身的人文学科，史学必须警惕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所导致的工具性话语霸权。唯大情怀者才能驾驭好大数据、利用好大数据，书写出真正关注人类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伟大叙事。

（摘编自许兆昌《大数据时代史学更应有大情怀》）

为了反复地说明这个意思，我想将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对照地讲一下。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失，而是无的放失。……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恩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有删减）

材料一：

关于清明节，《历书》如此记载：“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丁，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岁时百问》云：“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由此可见，注重“清”和“明”，一直是清明节的一个重要文化内涵。今天的我们，也应当让这个节日气清景明。

让“奇葩祭品”走开，让祭奠情感保持气清景明。祭奠是一种礼敬、怀念，更是一种情感升华。站在历史和先人的肩膀上，让自我得到精神净化、智慧启迪，以期走得更远，这是清明节的一个内涵。所以，应当杜绝花哨的“护照”“房产证”“私人飞机”等“奇葩祭品。这些“祭品”和传统文化、公序良俗、传统美德不合拍，更和崇德向善的主流价值格格不入。

让陈规陋习走开，让祭奠形式保持气清景明。源于周代的清明节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时间跨度长，存留下来的惯性做法很多，而有些做法和当下社会已经格格不入，比如动辄大烧纸钱冥物，这不仅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也会污染环境，甚至酿成悲剧。所以，我们要让祭奠形式保持气清景明，多倡导文明、健康、干净、祥和的祭奠方式。例如，可以通过种植纪念树、召开家庭追思会等等，将感恩的心、思念的情，融入清明祭奠中。

让“代人扫墓”走开，让祭奠仪式保持气清景明。清明祭奠，就是要祭祖拜宗，追思先人，慎终追远，思亲念故。所以，这个祭奠必须有一定的仪式感。《论语》云“吾不与祭，如不祭”，意思是如果自己不亲自进行祭祀，而找别人替代，这对祖先来说是一种大不敬。毕竟，“代人扫墓”的商业化运作再精美，再细致，也终归是一种木偶式的虚假表演，是一种空洞的文化躯壳，它消损了清明节的庄严氛围，违背了气清景明的节日内涵。

文明祭扫，贵在心意；平安清明，需要每个人从自己做起。这样，不仅为个人积存正气，更为社会积存正能量。让我们用绿色清明寄哀思，还清明节一个气清景明。

（摘编自雷泓霈《回归清明的节日内涵》）

材料二：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又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

清明扫墓祭祀、缅怀祖先，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的优良传统。有人不顾山高水远也要返乡祭祖，有人千里迢迢携老带幼只求叶落归根，有人庄严肃穆深切缅怀英雄先烈……2020年受疫情影响，为避免人员扎堆聚集，减少交叉感染风险，各地倡导“云”祭扫。

通过“云平台”，献上一束鲜花、留一首歌曲、点一根蜡烛、种一棵松柏、写一篇祭文，举办网络追思会等方式祭奠先祖，同样可以表达追思与悼念。《朱子家训》说：“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这句格言告诉我们，祭祀的关键在于“诚”。只要心诚，哪怕人在天涯海角，祭祀的目的已然达致。多一些诚心，对于逝者来说，这是最大的敬意。纪念不在形式而在心，让祭奠形式也持有“绿色”，保持气清景明，也是“云祭祀”的题中之义。

祭奠是一种礼敬、怀念，更是一种情感升华。人们称清明节为“根的节日”。无论走到哪里、去往何方，故土家园永远是不变的精神根脉，家庭亲情永远是最深沉的精神依恋。在祭祖寻根中省思生命的意义，在行孝尽哀中体味亲情的价值。不忘根本、清心明志，让自我得到精神净化、智慧启迪，重整行囊再出发，这是“绿色”清明节之于我们的启示。

“绿色化”，不仅是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更是一种价值取向。多一点文明、少一些粗俗；多一点自律、少一点放纵，愿更多的人都能转变传统观念，恪守生态道德，倡导绿色文明、简朴节约的祭祖新风尚，真正把“生态环保”理念实践到生活中来，以自己的绿色文明举止为清明添“明”，为春光增色。

（摘编自李群《清明需要更多“绿色”》）

材料三：

每逢清明，人们或是来到公墓祭拜祖先，或是走进革命陵园缅怀先烈。在青松绿柏之下，在哀思怀念之中，庄重肃穆的仪式让中国传统文化情怀得以抒发。只是眼下，新冠疫情还未到结束的时候，人群大量聚集公墓陵园祭奠，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巨大的健康安全隐患。此时，网上祭奠成为一种新常态。

重在心，而不拘于形。网上祭奠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一种全新祭奠方式，它借助互联网跨越时空的特性，将现实的纪念馆与公墓“搬”到电脑上，方便人们随时随地祭奠先祖和先烈。只是，国人对清明祭奠多有“在现场”的庄重感，加之“不负四月天”的户外出游需求，使得网上祭奠显得相对冷清些。2020年形势的特殊性，让网上祭奠有了更多的现实操作性：在网页或是微信里献上一束鲜花、点一根蜡烛、写一篇思文，亦是一种“祭之以礼”。

指尖连着心灵。网上祭奠的绿色低碳，不正是“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的绝佳映照吗？祭祀自古就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朴素的家国情怀与互联网充分融合，既有时代发展的“轻推”，也有科技前行的使然。在清明祭英烈的网络祭奠主题中，可以看到中小学生们“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英雄永垂不朽”的众多留言。让传统不老，让英雄常在，在网上祭奠中，家族、民族、国家的共同记忆，也得以凝聚和升华。

网上祭奠，传统清明也当有些新常态。辩证去看，传统民俗的打开方式，只要是弘扬新风、摒弃陋习的，不正是要“多多益善”吗？

（摘编自谢伟锋《网上祭奠，传统清明节里的新常态》）

黄河文化内涵丰富、历史深远。一方面，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文化；另一方面，从中国文明诞生伊始到唐宋时期，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思想、文化中心和重心。可以从文明诞生到文化基因和性格的养成，再到“自在”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三个方面来看待黄河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历史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研究文明起源的一个主流范式是：把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以聚落形态的演进标识社会复杂化进程。中国文明起源路径可以概括为“聚落形态的三个演进”，即由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含有不平等和初步社会分层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国家的“万邦”形态。中国早期文明是多元的，其多元性可概括为两大河流域——黄河与长江。就黄河流域而言，在其上中下游都发现了作为上述三个阶段三种形态聚落的考古遗址，为我们展现出一部文明起源的真实画卷，显现出早期黄河文明的物化形态。

始自夏王朝的中原正统观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观念。它历经夏商周三代而奠定根基。在对夏商王都的历史地理考据中，夏朝和商朝的都城都有迁都情况，但其王都均在黄河中游地区。《论语·为政》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表明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是在继承基础上发展的，由于夏商周的王都均建在中原地区，所以中原正统观经夏商西周代代相袭，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种传统。

“大一统”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它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密不可分。从尧舜禹经三代再到秦汉，先后经历了三种背景指向的大一统观念，即与尧舜禹时代族邦联盟机制相适应的带有联盟一体色彩的“天下一统”观念；与夏商西周“复合制王朝国家”相适应的大一统思想观念；与秦汉以后郡县制机制下的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形态相适应的大一统思想观念。这三种背景指向、三个层次的大一统观念，是历史发展三个阶段的标识。在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对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一直发挥着深远而积极的影响，构成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基因性要素之一，而建都在黄河中游地区的夏商周三代和汉唐王朝，是为其奠基的两个重要阶段。

费孝通把中华民族的形成划分为“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两个阶段,古代属于“自在”阶段,近代以来进入“自觉”阶段。民族类型与国家形态结构有对应关系。中国从秦汉开始，国家形态结构变为“中央一郡县”制，大一统的封建王朝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为“自在”的中华民族的出现是与从秦汉开始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态结构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中央一元化统辖的郡县制结构。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国家结构本身使大一统的国家至今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并使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具有一体两面的关系。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而从秦汉到唐宋这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都就建在黄河中游地区。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都，既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同心圆圆心。由此，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游地区因其国都的地位而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所在地。在这个意义上，黄河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摘编自王震中《黄河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历史意义》）

礼乐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两元，“礼”是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祭祀的规章制度及其相关的仪式；“乐”是以音乐歌舞为中心的各种艺术活动。最早的艺术活动是在原始的宗教活动中产生的，而最早的礼也是有关祭祀的礼。礼主要是政治、伦理之礼，乐与这种礼仍然有密切关系。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礼乐结下了不解之缘。与之相应，中华文化中，善与美也就牢不可分。善最早产生于礼之中，美最早产生于乐之中。因而可以说，礼乐相亲是中华文化的最本质的特点，也是中华美学最本质的特点。

中华文化的礼乐相亲传统可以追溯到黄帝、炎帝时代。《韩非子·十过》云，黄帝曾大合鬼神，在泰山举行过部落联盟大会，在会上，演奏了大型歌舞——《清角》。《清角》集合了虎、豹、象、蛟、风、雨等，共同起舞，这众多的动物合舞，可能是在表演各部族共同的图腾——龙。炎帝部族的乐舞《咸池》，是歌颂太阳的。帝颛项的乐舞为《六茎》，是一种植物歌舞，可能是一种植物崇拜。这些乐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用自然形象来起舞，是典型的自然图腾歌舞。

在原始舞中，帝舜的乐舞最为重要，《尚书·虞夏书》中有诸多记载，这些记载就礼乐的关系来说，礼与乐的关系相当明确，也相当完整了。与前代的乐舞相比较，它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它不是全用动物、植物形象，而是主要用人的形象；第二，它用了许多的乐器；第三，它奏的乐是孔子极为崇拜的《韶乐》；第四，乐舞的价值乃在合礼、成礼。帝舜还为乐作歌，其歌词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意思是大臣们兴高采烈，国君奋发有为，百姓们安居乐业。

自远古帝王历代承继并在承继中有所创造的礼乐相亲体制，至帝舜可谓相对比较地完善了。其后，这一体制为周公所继承。周公的最大贡献是将这一宗教性的礼乐文化改造成政治性的礼乐文化。周公制礼作乐，将礼乐作为国家的根本制度。孔子是周公的崇拜者，他概括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复周礼，而他又特别喜欢乐，重视乐。孔子于礼乐文化的重要贡献，就是将周公的政治性的礼乐文化进一步美学化了。在他看来，乐具有非同寻常的怡情悦性的功能，他说他听《韶乐》三个月不知肉味，诚然是有所夸张的，但他从《韶乐》中获得极大的精神愉快是确实的。乐在帝舜是娱神的工具，在周公是合同人心的工具，而在孔子主要是审美愉快的重要源头。至于“礼”，作为国家、部族的关涉宗教、政治、道德等一系列的制度，其功能性是很鲜明的，其目的是维护国家的、部族的、社会的利益，当然其中主要是统治者的利益。孔子承认并肯定这方面的作用，但是，他提出“文质彬彬”说，用“文”来修饰礼，规范礼，强调仅仅只是“质”好，还不是君子，还需要“文”，于是，审美就给提出来了，“礼化”的实质成为“文化”。

礼乐文化经过孔子的改造成为儒家文化的总体名词，也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就其美学意义来说，礼乐相亲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文化基础。礼乐中所包含的政治与审美的不可分离性是中华古典美学的精髓。只要明白了它的源头，就能理解，为什么在中国，政治与审美虽然有矛盾，但更多的是和谐。诗之言志与诗之言情、诗之教化与诗之悦情从来就是统一的，而且这种统一，不是外在，而是内在的。

（摘编自陈望衡《原始歌舞：礼乐相亲》，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