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网络文学发轫于20世纪80、90年代，其源头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布朗大学开发的超文本编辑系统。中国网络文学的问世时间晚于美国，1994年互联网进入中国后，中国开始出现本土网络文学，并迅速发展。

自中国入网的20年来，网络文学以“中国速度”在发展。据中国作协于2018年5月17日在杭州网络文学周上发布的《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2017）》披露：截至2017年12月，中国网络文学用户3.78亿，其中手机用户3.44 亿。国内45家重点文学网站的原创作品总量达到1646.7万种。而作为网络发源地、最大经济体、出版强国的美国，网络文学产业的发展并不强势，规模很小，也没有相关的产业延伸。至今为止，网络文学在美国发展还处于较原始状态。

美国网络文学虽然发展缓慢，却在创作风格上与中国截然相反。美国网络文学具有先锋文学的特点和开创精神。在创作上追求打破传统模式，借用现代网络技术，颠覆传统阅读体验，以超文本、超媒体、交互小说为代表。在题材上美国网络文学有其奇特的克苏鲁神话体系和蒸汽朋克风格，具有怀旧和虚构的特点。中国的网络文学在创作风格上普遍缺乏创新精神，更像是单纯地将在纸张上的创作放到了网络上，然后借助网络来传播，体现出向传统回归的特点。在题材上是儒释道、二次元、修仙玄幻、西方魔幻、都市生活、历史架空、科幻灵异、穿越异界、军事体育等多个题材的杂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迅速发展引发社会各种思潮和文化的碰撞都交融到了网络文学之中，故而体态庞大百家争鸣。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网络文学中具有大量西方色彩，而美国网络文学中却很难看到东方元素。以阅文集团旗下的起点中文阅读网2018年12月份的原创风云榜为例，排名前100中，明显地以外国文化元素为主导的小说共有17部，其中美国文化元素占主导地位的小说就有12部。

美国网络文学在文学题材、风格、方式和阅读体验上都追求创新，注重对小说阅读方式的改变，并充分借助网络媒体的新技术。美国网络文学从超文本、超媒体到近几年的对话式小说，均具有颠覆传统小说阅读方式的变革性，而中国网络文学偏重追求商业价值，注重如何在大浪淘沙的市场中存活。一言蔽之，中国网络文学追求“爽感”的阅读体验，即那些现实无法实现的愿望在小说的虚构世界中得到象征性满足，之后产生强烈愉悦感以慰心灵、宣泄痛苦。中国网络小说的篇幅长，作品通常会连载一年左右，读者的订阅、即时评论和留言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文章情节的走向。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网络小说都不单单是作者一人的智慧，而是群体智慧的结晶。这一种群体性的创造过程使得文章往往偏向于追求“爽感”。而描述现实苦难、痛苦、彷徨的悲剧式小说，在网络文学中屈指可数，大抵因为他们阅读的目的并不追求思想的深度和现实的严肃，而是希望得到占有感、爽快感和优越感的满足。

综上所述，我们为中国网络文学的高速发展而欣喜，同时也认识到当今中国网络文学存在着大而不精的问题。数量多并不意味着精品多。中国网络文学要想进一步发展，必须提高自身质量，少些荒诞、粗俗的构思，多一些对现实的思考；少一些同质化的文章，多一些创新性的探索；少一些对阅读“爽感”的追求，多一些直面困难的勇气。

（摘编自史海兰、唐渠《跨文化视域下中美网络文学之比较》）

汉画像石是汉代地下墓室、墓祠、墓阙等建筑上的雕刻了画像的石块，其反映了汉代的生活方式、传统习俗、价值观念、文学艺术等。汉画像石中的树纹造型是汉代人认识自然的产物，体现了汉代人的一种宇宙观念。汉画像石中的树包括现实世界中的树和神话传说中的树，这两类树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宇宙空间。

现实世界中的树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树。汉画像石中的长青树就属于现实世界中的树。从外形看，长青树的原型是柏树和松树。人们认为长青树是不死的树，能起到避邪的作用。其实，长青树还蕴含着积极的精神内涵。树形纹饰呈现出树木的自然本性，点缀着画面，美化着环境，体现了墓主人对死亡的一种乐观态度。他们把地下世界装饰得不逊于现实世界，希望自己死后比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得更加幸福。

神话传说中的树也就是所谓的“神树”，其寄托了汉代人希望子孙永世繁衍的愿望。朱天顺在《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一书中说：“现代和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崇拜大树、古木，在迷信思想上有共同的地方，即崇拜生命力和繁殖能力。人和动物一代一代死去，可是有些植物活了几百几千年……人们崇拜这种超越人类的力量。”汉画像石中的神树有很多种，如生长在东方大海上的扶桑，是象征万物生长的生命之树，是太阳升起和栖居的地方；出现在西王母画像石中的若木生长于西方的荒野，是不死神树，是太阳落入和栖居的地方。在古代人眼中，神树是人们抵达仙界的天梯。人们把对自然、生命、未来的理解，渗透在对树木的崇拜中，神树体现了人们对长生不死的美好生活的追求，体现了人们征服天地的勇气和乐观的精神。

汉画像石中的树纹造型有的古拙大气，有的婉约纤巧，体现了汉代工匠和艺术家强大的造型能力。大部分树纹造型并非以精雕细琢见长，而是以粗狂浑朴取胜。汉画像石中的树纹造型的美感体现在诸多方面。一、线条美。如武氏祠画像石中的树纹，用流动穿插的线条表现出树木的繁茂，使整个画面显得饱满而富于韵律感。二、内涵美。画像石图案中的树纹造型虽源于现实生活中的树，但与汉代的社会背景、文化发展关系密切，树纹的造型被赋予了丰富的精神内涵。三、秩序美。很多树形纹饰讲究秩序美，用反复、连续的形弌组织画面，图像虽然紧密相邻但毫无拥挤局促之感，整个画面具有层次感和秩序美。四、和谐美。如沂南、嘉祥等地出土的树鸟纹画像石，图像中的树与禽、树与畜和谐相处，整个画面不仅体现出内容的和谐，也体现出构图、造型的和谐。

汉代画像石中的树纹造型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显示出浪漫洒脱、粗犷豪放之美，体现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是中华民族艺术的瑰宝。

（节选自臧之筠、王志刚《汉画像石中树纹的文化内涵与美学特征》）

用“传世之心”创作经世之文

艾斐

社会生活的无限丰富性，决定了文艺创作的多姿多彩。但不论作者写什么和怎样写，都必须具有真体验、真感悟、真情韵、真心境。也只有这样，才能以艺术的方式和美学的韵律还原社会生活的无限丰富性，并使原状的粗粝生活升华为纯正的思想，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和情感依托，乃至世代奉为经典，遂成“传世之文”！不过，这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真情实感的投入，对社会生活进行深度洞悉与深刻理解，即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及的作者必须有“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心境与情愫。因为任何的文艺创作，本质上都是创作者在深刻体验和深切领悟社会生活的内涵之后，所形成的艺术化了的精神产物，而绝非只是对社会生活的表象化描摹与单纯的素材堆砌。

中国最早的典籍之一《黄帝内经》原本是一部医学著作。可就是在这样一部医书中，对“心”的解释却是：心者，情志、意欲也。这种解释，显然超出了生理和物理意义，上升到精神层面了。由此可见，历来的文艺创作，虽然表面看来往往都只是对客观的人、事、物、象的叙说，但实质上却都是创作者之“心”的流露和“情”的抒发，只不过是作者借了人、事、物、象的“壳”，并将“心”和“情”藏匿在壳中隐形罢了。

事实上，但凡能够传世的文学名著与艺术佳构，就无一不是作者之心与历史之脉的交融、与社会之潮的共振、与大众之愿的耦合。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和基本要素，作品就无法扣人心弦。唯以心志与情愫之真诚，方能淬炼出文艺佳构与艺术杰作，这是铁定规律，具有普遍性，不仅广泛地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文艺创作，而且也成为创作主体在艺术实践中所必须遵奉和恪守的精神圭臬与美学法则。举凡真切而艺术地反映生活变迁、描画时代风貌、表现历史律动和社会变革的文艺作品，都是通过作者感情燃烧、心志沸腾所形成的。对于任何真诚的文艺创作而言，其创作者必定都会捧出一颗真诚的心来结构每一篇作品，并因此而每每耽溺于其中、陶醉于其中、融化于其中，乃至完全与作品中的情境和人物一体化了。像柳青之于改霞、梁生宝和梁三老汉，赵树理之于小芹和小二黑，周立波之于亭面糊、邓秀梅、刘雨生，路遥之于孙少平和孙少安，陈忠实之于白鹿原上的众乡亲，早已是心融意契、情深似海了。

古往今来，文艺魅力无不是内在充实的显现。凡是传世之作，必然是倾注心血的作品。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笃定恒心、倾注心血，自当是“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的题中之义。因为文艺作品中的传世之心，主要是通过创作主体对生活、对时代、对社会、对祖国的真诚与忠诚来实现的。没有这个前提，那就无法对事态人心有深切的认知和深邃的发掘，当然就更不可能掐准时代的脉动、滤出生活的本质、切中人心的向度，而是只能停留在事物的表层，仅仅捞取和表现一些生活的“渣滓”与人性的“浮层”，而其在本质上却远离生活、时代、历史和人的内蕴。

（选自2016.10.10《光明日报》）

诗人应该如何回应时代的呼唤，这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社会的进步，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进入全新的信息时代。新的传播手段，让诗歌这种曾是少数精英写作的“文学皇冠”艺术，变成了大众传情达意的工具，繁荣和杂芜共存，多样与无序同在，先锋与通俗携手。诗歌这门艺术，其边界被各种突破和探索改变，在一些人那里，诗歌成了一种面貌模糊的快餐产品。更有激进者和无知者进行无底线的尝试，以惊世骇俗的语言涂鸦从事所谓的诗歌写作。因此，真正热爱诗歌并坚守诗歌精神的诗人们，在今天需要更加努力回应时代的呼唤，写出无愧时代的诗篇，这是诗人的天职与担当。

努力提升诗歌精神的时代高度，是中国诗人特别是百年新诗历史所证明的诗之大道。百年中国新诗的发展，就是真实地记录并表达了中华民族奋起反抗、争取自由解放的百年心路历程，成为中国人百年来振兴中华的情感史。中国新诗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变革的每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代表性的诗人和里程碑式的诗篇。在“五四”时期，胡适、郭沫若、徐志摩、冰心等，都是开一代风气的大家。抗战时期，艾青的《我爱这土地》、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等一大批诗人的作品，记录了中华民族危亡时用血肉筑起长城的精神。新中国成立之初，贺敬之的《放声歌唱》，以及郭小川、公刘等诗人的作品，记录了一个站起来的新中国所激起的浪漫情怀。直到改革开放，重新歌唱的牛汉、绿原等老诗人，以及舒婷、顾城等青年诗人的作品，呈现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中国重新焕发青春的气象……坚守中国新诗与时代同行的初心，不忘中国新诗与中华民族同呼吸、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鼓与呼的使命，中国诗歌一定能产生更多更好的无愧时代的伟大诗篇。

努力开拓诗歌题材的社会深度，是中国诗人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所做的最重要工作。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间，诗坛空前繁荣纷杂，而创作主潮深化了中国诗歌的题材。自20世纪末以来，对外开放让中国年轻一代有机会接受现代文学思潮，中国孕育了影响深远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呈面对世界的向外姿态。向下面对脚下土地的写实主义，经过近四十年多次流变而成为诗坛主要的新写实主义诗潮。这些作品不拒绝在表现手法上向西方学习，但诗歌的元素和资源是目光向下，面对本土，表现大众生活，为普通百姓呐喊，同时强调自我独特的创作风格，具有较强的民族性。及物写作与表现自我之结合，成为诗坛的新主潮。而坚守古典诗歌的传统，坚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在诗坛也没有缺席。他们用文言创作的格律诗词表现社会生活，他们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

努力锤炼诗歌语言的艺术精度，是每个中国诗人的天职与担当。诗歌是一门与语言有关的艺术。悠久的诗歌发展史，也是诗歌语言越来越典雅精美并且富于活力的过程。《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近现代出现的新诗等中国诗歌的语言运用，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美绝伦，成为我们民族气质的体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鲜活且有生命的语言，拒绝粗鄙低俗的诱惑，拒绝空话套话的侵蚀，不仅考验每个诗人掌握语言的分寸和技巧，更能呈现诗人文化修养的成色。

（摘编自2019年9月11日《光明日报》叶延滨《回应时代的呼唤是诗人的天职》）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整体上已进入后期发展阶段。目前，全球城镇化的推进动力主要来自快速工业化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处于饱和城镇化阶段。有别于发达经济体系和快速工业化经济体，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后期阶段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独特问题与严峻挑战。一方面，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速度有所放缓；另一方面，由于路径锁定效应，城市经济快速增长阶段所形成的重速度、轻质量的粗放发展模式仍未得到有效改观，城市发展呈现高消耗、高排放、高风险的“三高”特征。这加大了城市对自然灾害的暴露程度，导致城市的高脆弱性。在极端气候与气象条件下，城市遭受严重损失的风险骤增。上述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对城市经济体系进行韧性与低碳重构。

中国工业化和域镇化后期阶段城市的“三高”特征与《巴黎协定》的愿景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尤其是目标11）不相符合。《巴黎协定》已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新的国际气候协议，为实现控制全球温升的长期目标，增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各国应评估并强化自身的国家自主贡献（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NDC），这表明从规划和治理层面推动城市韧性建设和低碳转型已刻不容缓。一方面，城市发展要气候适应，降低对气候变化的暴露程度，改善环境质量，提高城市韧性；另一方面，城市也要实现低碳发展，减缓气候变化。联合国启动了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际进程，其中目标II提出“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这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后期阶段的中国城市经济体系的韧性与低碳重构指明了方向。

中国在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方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国是《巴黎协定》的缔约方，通过NDC方式明确了到2030年的自主行动目标，积极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国还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工作。在城镇化推进方面，中国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积极推进城市发展转型。在这一背景下，如何以韧性和低碳为导向，探索重构新城市经济的模式、路径与方法，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还关乎国家新型城镇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具有现实迫性。在理论层面，需要清晰界定新城市经济体系的内涵与外延，将初性和低碳特质作为其核心属性，以此为基础构建新城市经济的测度指标体系，分析不同指标间的作用机理与协同方式，探索重构新城市经济发展的理论构架与基本范式；在应用层面，需要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促进绿色低碳转型的大背景下，响应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应对气候变化等国家政策需求，深入分析中国域市韧性与低碳发展的现状、条件与未来趋势，并探索以韧性和低碳为导向重构中国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径，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新型城镇化推进和城市转型发展提供决策支撑。

（摘编自潘家华《生态文明范式下的城市体系重构及政策含义》）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最成功的时代。它的成功不仅表现在国家财政的增收以及本国人民群众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体现在通过海上丝路推动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与文化交流，促进了财富在沿线国家间的流动并持续增长，是始自中国惠及全球的千秋伟业，是中华和平崛起与世界携手共富的最好证明。

宋元时期特别是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最繁荣的时代，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元经济最大的特点是工商业发达。据《文献通考》记载：宋神宗后期某年税赋总收入为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占30％，工商税占70%。这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而在工商业的税赋中，对外贸易又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这一切，均要仰赖被宋元视为黄金生命线的海上丝绸之路。所以宋高宗赵构才会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

在宋元时期，支撑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大宗商品，已由原来的丝绸变为瓷器。沿线国家也开始以陶瓷代称中国。自Seres（丝）到China（陶瓷）的称谓变化，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陶瓷在海上丝路中的主导地位。那时，海上航行的大都是中国的商船，船中大都是瓷器商品。

宋代记述海上交通贸易等内容的《萍洲可谈》这样表述瓷器海运情况：“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也就是说船中主要是瓷器，多得堆满船舱的所有空间，人晚上只能挤在货物上睡觉。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文宽研究员在《中国古瓷考古与研究五十年》一文中总结道：“中国瓷器可称为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数量最大、销售地点最广的商品。”日本著名陶瓷学家三上次男在著述的《陶瓷之路》一书中，干脆把这条运输瓷器的海上丝绸之路称为“陶瓷之路”。

探究瓷器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大宗商品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一是陶瓷的性价比高，需求量大，又极受国外欢迎，从业者能获取较大利润；二是海上运输方便，装载稳定后不易碎，运量又大，一些大船一次运载竟达10多万件。同时瓷器又是远洋帆船最好的压舱货物，装在底舱，还可以防止茶叶和丝绸等商品受潮，一举数得；三是自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开始的瓷器等商品可以代币直接博易等规定，也减少了贸易的中间环节，极大地促进了瓷器的出口外销。

瓷器出口量虽然大得惊人，需求却还是远远不能得到满足。导致中国瓷器一运到国外，立即身价倍增，价比黄金，成为外国人的珍藏和身份的象征。为此，世界各国一些有心的商人、传教士和制瓷工匠来到中国，通过各种途径千方百计学习中国的制瓷技艺。《欧洲陶瓷史》等有关史料也证明，西方及日本、韩国等国家发达的制瓷业与中国存在密切的师承关系。在中国瓷器的影响下，世界各国的制瓷工业从仿制到创新，均有了极大的进步，从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兴盛与经济的发展。中国瓷器真正成了联通古代中国与沿线各国人民的文化使者、帮助他们打开财富大门的金钥匙。

（摘编自王剑波《宋元及明初海上丝路探源》）

传统节日的意义，可以从文化、民俗学、经济等角度阐发，也可以放进文学世界理解。传统节日不仅能保存民族历史记忆，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民族情感，增强民族认同，还能促进社会文化再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

从文学的角度观照传统节日，并不牵强。传统节日在传承过程中，一些原初的价值与功能或有所丢失，或发生变异，节日仪式中的功利作用悄悄向审美作用转移，端午节就是例子。端午又称“重午”，阳气盛极，阴气初生。为避邪气，用置菖艾、戴香包等方式防五毒、送瘟神。延习既久，这些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活动，具备了功利和美感的双重作用。可见，在审美需求的层面，传统节日与文学有相通之处，因为所有的节日都带有娱乐性，能给人带来精神的愉悦。

文学的功用，并不仅仅给人带来心灵的愉悦。文学也经由审美活动，引发人们思考人的本原，即人从何而来、人之为人的意义和生命的终极价值。清明扫墓祭拜，是追念先人与逝者，祈求保佑的虔诚表达；中元节送河灯，活着的人希望那些无所归依的魂灵也应被善待。这些在固定时间里反复进行的活动，跟文学里对生者与死者、此岸与彼岸关系的思考，如出一辙。有些节日，由人类对自然的崇拜演化为人类对生活愿望的象征性表达，比如七夕节。七夕节由“天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座而来，反映了人类对天象的崇拜。根据这一天象，产生了牛郎织女鹊桥会的凄美爱情故事。这个节日的诞生，可以说与文学生产同时进行。

传统节日得以保存并成为中国人精神里不可剔除的部分，也依赖文学创造的艺术形象和语言篇章。从古代开始，对传统节日的吟咏，产生了大量的诗词歌赋。比如，说到春节，连小学生都会说出王安石的“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说到清明，无人不会吟诵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说到中秋，大家立即念起苏轼的名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传统节日由民俗风习向审美对象转化，文学起了主要作用。

成体系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人类文明的进步，由科学不断地对原始思维构造的世界形象“去魅”，造成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更重要的是对自然的科学认知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失去不少光彩。试想，只有陨石坑的月球，比起有嫦娥、玉兔和桂花树的月宫，是多么无趣。因此，保留传统节日以及相关的神话和文学形象，对于工业化时代的人们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复魅”，它将使日益单面化的人在精神世界里丰富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传统节日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是对全人类的一种文化贡献。而文学有责任在传统节日文化传承中不断地再生产。

（摘编自《传统节日的文学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