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对中国文学的历史动向有过深刻的宏观考察，他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说:“我们只觉得明清两代关于诗的那许多运动和争论，都是无味的挣扎。每一度挣扎的失败，无非重新证实一遍那挣扎的徒劳无益而已。本来从西周唱到北宋，足足二千年的工夫也够长的了，可能的调子都已唱完了。到此，中国文学史可能不必再写，假如不是两种外来的文艺形式——小说与戏剧，早在旁边静候着，准备届时上前来‘接力’。是的，中国文学史的路线南宋起便转向了，从此以后是小说戏剧的时代。”迄今为止，还很少见有研究者把南宋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对象进行宏观判断，闻一多可谓第一人。他的“中国文学史的路线南宋起便转向了”的论断，从一个特定视角，抓住了文学演变的关键。勾栏瓦舍中的说唱曲艺表演，通过艺术行为方式而深入于民间大众，表现出新的人物、新的文学世界和美学趣味；传统的诗、词、文以书面记载的形态而主要流行于社会中上层，一般表现为忌俗尚雅的审美追求。从《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等记载来看，南宋的说话讲史和演戏活动十分兴盛，尽管现存确切可考定为南宋白话小说的为数甚少，戏曲作品留存至今完整的仅只《张协状元》一种(或谓北宋或元代作品)，但其时品类繁多，从业人员也已形成规模，已正式登上中国文学的神圣殿堂，这是毋庸置疑的。闻一多上述论断有两点或可商榷:一是把“小说与戏剧”视作“两种外来的文艺形式”似与它们的发生史不符；二是对明清诗歌（实际上也包括散文和词)的成就，贬抑过甚。钱锺书先生在论及宋代白话小说时说过:“这个在宋代最后起的、最不齿于士大夫的文学样式正是一个最有发展前途的样式，它有元、明、清的小说作为它的美好的将来，不像宋诗、宋文、宋词都只成为元、明、清诗、词、文的美好的过去了。”这里将诗、词、文和小说、戏曲分别作为“雅”文学和“俗”文学的代表，又对它们与元明清两类文学的“承先和启后”的关系，都作了颇为准确、客观的说明。中国文学的雅俗之变，也就是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变，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变，南宋时期是一个历史的重要转折。

(节选自王水照《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有改动)

常识教育牵涉以下重大命题：培养健全人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传承人类社会的基本核心价值观，塑造基本社会共识；传承人类优秀思想文化学术；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和促进社会进步。

换言之，常识教育的命意和专业化教育不一样，后者主要措意于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和职业个体，乃至于螺丝钉似的现代“部件人”(工具主义个体)，或为学术而学术，为科技而科技，专意在促进专业学术发展和科技进步(有时甚至可能忽略对科学技术的价值判断和伦理反思)。常识教育则有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培育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道德判断的自由个体，以及随之而来的普遍的人文精神氛围和社会公共生活，抵御知识的异化、人的异化、制度的异化与社会的异化，促进社会的共同福祉。

另外，专业化教育往往着眼于知识的精深，常识教育则着眼于知识的基本、根本与全面，一为专家之学，一为通人之学。但这里的通人之学又不同于中国古代“通者千篇以为，万卷以下，通人也”的通儒硕学，或所谓的“大通人”(仍是相对而言)，这显然只能要求极少一部分人。此处所谓的通人并非意味着博闻广识，无所不通，事实上以人类有限的时间精力和智力水平而言，不可能做到“天上地下，无所不知”的地步，而在于对涉及人与自己、与他人、与社会、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基本常识的了解，尤其是涉及个体心灵生活和现代公共生活的最基本相关知识的掌握。换言之，常识教育或通识教育永远是与人类知识水平和智力水平相对而言的，是对最核心、最重要的基本常识的教育与掌握。

就此而言，常识教育或通人教育就是人的教育，旨在立人，培养基本的人，或所谓的“小通人”。专家亦必须具备“小通人”的相关常识，即先成为基本自由个体，然后才是专家和成就专家之学。“大通人”则不敢苛求所有个体，而且“大通人”亦可或亦须有一二专家之学，而有专家之成就业绩。专家之学不必苛求所有个体，“小通人”之学却须人人具备，这便只能通过教育，亦即普及的常识教育来实现。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教育素质和水平，便决定了一个国家和社会的人及其生活的整体品质和水平。常识教育水平高，则人民安居乐业，自由幸福指数高，社会稳定，国家繁荣昌盛。

今天，我们如何传承传统文化

今天，我们如何传承传统文化？我认为，“传承”分为“传”和“承”两个部分。

“传”就是记录、保存、延续，对于传统文化，“传”就是将其尽可能地原样保存下去。“传”的实质，就是尽可能使它延长，尽可能使它符合原来的内容。“传”是无条件的，不需要进行选择，也不需要考虑它有用没用，尽最大可能先保存下来再说。

如果对传统文化的“传”是无条件的，那有人会问，落后的、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传统文化，该不该保护？也要保护。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希特勒当年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现在就被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那么一个罪恶的地方，为什么还要把它作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留存呢？因为它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如果这个集中营不保存下来，后人便不能够通过它真切地感受那段历史，了解人性还能恶到那种程度。

因此，我们要尽最大可能把传统文化保存下来，这与被保存的文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好的还是坏的，没有关系。总之，先把它保存下来，而且要把保存传统文化由不自觉变成自觉，由无意识变成有意识。比如，我国一些农村可能还保留着一些古建筑。那里的人比较穷，建不起新房子，只能住在那些古建筑中，古建筑因而得以保存下来，这种保存就是无意识的。可农民富裕起来后，就会拆旧房，建新房，那种对古建筑无意识的保存也就越来越不可能。所以，我们要有意识地、自觉地、主动地去保存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传承中的“承”又是什么意思？我认为“承”就是继承、发扬，这跟只保存不同，而是要把它发扬光大。当然，“承”不是简单地传承发扬，而是要做到适应今天和未来的需要，也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这才叫“承”。仍然以古建筑为例，“传”的话，就是不破坏它，不让它倒，让它存在的时间越长越好。而把古建筑上合理有用的部分用到新建筑上，这就是“承”了。正因为如此，“承”的时候，要有所选择，要选择其中精华的、正确的、有用的部分进行发扬光大，糟粕部分自然是要扬弃的。

传统文化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几千年来，它一直在吸收外来、兼收并蓄中不断发展着。比如，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就得到了发展扩大，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化被吸收进来。语言方面，该地区南方的方言保留了华夏本音，而北方的方言大量吸收了外来民族语言。音乐、舞蹈方面，中原地区更是大量吸收外来少数民族的文化，这些后来都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通过不断吸收借鉴外来优秀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才历久弥新、经久不衰，形成了海纳百川、整合发展的优势。今天，在继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更要兼收并蓄，积极吸收其他外来文化的优点。

（摘编自葛剑雄《传统文化的“传”与“承”》）

地球的表面就是宇宙汪洋之滨。我们现有的知识大部分是从地球上获得的。近来，我们已经开始向大海涉足，当然，海水才刚刚没及我们的脚趾，充其量也只不过溅湿我们的踝节。海水是迷人的，大海在向我们召唤。本能告诉我们，我们是在这个大海里诞生的。我们还乡心切。虽然我们的夙望可能会冒犯“天神”，但是我相信我们并不是在做无谓的空想。

因为宇宙辽阔无垠，所以那些我们所熟悉的适用于地球的量度单位——米、英里等等已经没有意义。我们用光速来量度距离。一束光每秒钟传播18.6万英里，约30万公里，也就是7倍于地球的周长。一束光从太阳传播到地球用8分钟的时间，因此我们可以说，太阳离我们8光分。一束光在一年之内约穿过10万亿公里（相当于6万亿英里）的空间，这个长度单位——光在一年里所通过的距离——-称为一光年。光年不是度量时间的单位，而是度量距离的极大单位。

地球是宇宙中的一个地方，但决不是唯一的地方，也不是一个典型的地方。任何行星、恒星或星系都不可能是典型的，因为宇宙中的大部分是空的。唯一典型的地方在广袤、寒冷的宇宙真空之中，在星际空间永恒的黑夜里。那是一个奇特而荒芜的地方。相比之下，行星、恒星和星系就显得特别稀罕而珍贵。假如我们被随意搁置在宇宙之中，我们附着或旁落在一个行星上的机会只有分10³³之一（10³³，在1之后接33个0）。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机会是“令人羡慕的”。可见天体是多么宝贵。

从一个星系际的优越地位上，我们可以看到无数模糊纤细的光须像海水的泡沫一样遍布在空间的浪涛上，这些光须就是星系。其中有些是孤独的徘徊者，大部分则群集在一起，挤作一团，在大宇宙的黑夜里不停地飘荡。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们所见到的极其宏伟壮观的宇宙。我们隶属于这些星云，我们所见到的星云离地球80亿光年，处在已知宇宙的中心。

星系是由气体、尘埃和恒星群（上千亿个恒星）组成的，每个恒星对某人来说都可能是一个太阳。在星系里有恒星、行星，也可能有生物、智能生命和宇宙间的文明。但是从远处着眼，星系更多地让人想起一堆动人的发现物——贝壳，或许是珊瑚——大自然在宇宙的汪洋里创造的永恒的产物。

宇宙间有若干千亿（10¹¹）个星系。每个星系平均由1000亿个恒星组成。在所有星系里，行星的数量跟恒星的总数大概一样多，即10¹¹×10¹¹=10²²在这样庞大的数量里，难道只有一个普通的恒星——太阳——是被有人居住的行星伴随着吗？为什么我们这些隐藏在宇宙中某个被遗忘角落里的人类就这样幸运呢？我认为，宇宙里很可能到处都充满着生命，只是我们人类尚未发现而已。我们的探索才刚刚开始。80亿光年以外嵌着银河系的星系团催迫着我们去探索，探索太阳和地球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确信，有人居住的这个行星只不过是一丁点儿的岩石和金属，它靠着反射太阳光而发出微光。在这样的大距离里，它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节选自《宇宙的边疆》）

对大部分人来说，还不知道“量子”是什么的时候，“量子内衣”“量子床垫”“量子眼镜”“量子饮料”等“量子产品”就已经耳熟能详了。在搜索网站上输入“量子产品”，辟谣、科普的新闻报道中总会夹杂着“量子产品”的广告推广；在贴吧论坛中，有企业回答了“量子产品是真的吗”的问题：量子产品是真的，是运用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与量子理论相结合而生产出来的，可以纠正紊乱细胞的磁场，达到改善微循环障碍的目的，使得身体所有细胞有充足的氧气……

看到这里，笔者也只能苦笑了。尽管科学家们一直在辟谣，例如中国科学院院士、量子通信专家潘建伟就在采访中明确提醒：“现在民间有一些厂家利用量子的概念来推荐量子包装的保健品。这些几乎都是假的，不要受骗上当。”但科学的声音总会被花样更多、声势更大、传播更广泛的广告所湮没。

有评论认为，击破“量子产品”谎言需要加大科普力度。这话没错，毕竟让大家更多了解量子物理，就不会那么容易上当受骗。但问题在于，与经典物理不同，量子物理难以通俗化、科普化。经典物理中的理论往往与日常生活经验一致，即便没有一定的理论基础，通过适当的方式也能够让大家了解、明白。可量子物理已经超出了日常生活经验，对于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教育的人来说，非常难以理解和想象——曾有位物理学家说，从开始用日常语言表述量子物理那一刻，就已经错了。

不仅如此，即便我们能够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法科普量子物理，这个问题也难以靠科学的方式来解决。毕竟，广告的受众上至耄耋，下至垂髫，这让科普的工作相当艰难。毕竟，辟谣了“量子内衣”，还有“量子水”；辟谣了“量子水”，马上又会出现“量子袜子”……辟谣的速度总是赶不上“量子产品”面世的速度。

在笔者看来，击破“量子产品”谎言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社会管理问题。在公开可见的报道中，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产品”从来没有被科学鉴定过，广告文案只是一些科技名词的无逻辑堆砌。《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规定：“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使用虚构、伪造或者无法验证的科研成果、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等信息做证明材料”就可以被认定为虚假广告。那么，在科学家多次辟谣“量子产品”不靠谱之后，为什么这些虚假广告还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网络上？是监管部门不知道科学家的辟谣，是管理方式和手段跟不上社交媒体等新技术的发展，还是“民不举、官不究”的懒政。

对某些网络平台而言，又是否尽到审查的责任？《广告法》还规定：“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依据法律、行政法规查验有关证明文件，核对广告内容。对内容不符或者证明文件不全的广告，广告经营者不得提供设计、制作、代理服务，广告发布者不得发布。”那么，对这些网络平台而言，如果已经能够对广告实行精准推送、具有对核心词进行筛选的能力，所谓“技术跟不上”“识别有难度”又从何说起呢？

（摘编自《击破“量子产品”谎言须从社会管理人手》）

今天，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文学，正凝聚起中国思想、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作家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与时代同行，讲述新时代的中国故事。文学评论家也必须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这个时候，用“中国派”来强调文学评论家的文化身份、立场站位和思想意识，更能触及文学评论的根本。

说到文学评论的“中国派”，自然会让人联想到，是不是还有一个“西方派”。回答是肯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学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评论家读西方理论就更普遍、更深入。读来读去，一些人就读成了“西方派”评论家，另一些人则成为“中国派”评论家。前者容易当，留个学，读些书，接受个思想体系就可以了。后者不容易当，光留学读书不行，还得读懂中国经济社会这部大书。所以现在中国文学评论家群体里，总体态势还是前者多，后者少。

做一个中国文学评论家确实很难，难就难在读懂中国这部大书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一条披荆斩棘的艰难之路。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经受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因此这部书很难读，可是越难读、越读不懂，才越要去读。一个中国的文学评论家，必须要有读中国大书的文化自觉、责任担当和意志品质。对文学评论家来说，深刻认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才能认识把握中国文学的基本规律，才能准确把握文学的基本关系，也就是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生活、文学与人民的关系。能有这样的思想站位，文学评论的许多难题就能迎刃而解。

其实，在各种思想相互激荡的时代，文学基本关系有时很脆弱，不时会出现被模糊被动摇被颠覆的风险。基本关系不稳固，文学发展就会出问题，基本关系变了，文学的本质也就变了。挑战文学基本关系大都靠文学思想、文学评论。比如，用西方的历史虚无主义、文明冲突论来否定或妖魔化中国革命历史，否定或妖魔化新中国和改革开放，从而图谋改变中国当代文学的方向和性质。比如过分宣扬西方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并渗透到中国的文学观里，深度影响文学意识形态。比如用金钱和市场绑架文学，把文学变成金钱的奴隶。比如用西方的文学思想和体系来建立文学标准，引导中国文学向“西化”渐变等。对文学基本关系的挑战日益严峻，使得中国文学评论建设十分紧迫，这也在考验中国文学评论家的责任担当意识和攻坚克难的意志。

文学评论家的作用不言而喻。19世纪俄国历史转折时期，既有一大批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莱蒙托夫这样伟大的作家，也产生了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这样伟大的文学评论家。他们共同开辟了俄罗斯影响世界的文学时代。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力量正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我们需要产生伟大的中国作家，也需要产生伟大的中国文学评论家。这不仅是中国文学的愿景，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中国自己的文学评论家，才有中国文学评论的未来。

（摘编自张陵《做文学评论“中国派”》）

“毋不敬！”这句类似咒语的箴言，是《礼记》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敬的本义，不是对待别人的态度，而是对待自己的要求，是自己端正自己，让自己警醒起来。所以，“毋不敬”这句话的第一要义是不要不敬重自己。

一般认为，敬与不敬，是关涉孝与不孝、诚与不诚、君子与小人的问题。但古人之所以对敬这个问题特别重视，根本原因在于，敬与不敬，不只是如何对待他人的问题，而首先是关乎自身究竟是人还是畜生的问题，这才是古代人与现代人对待敬的最大不同。在《礼记》中，子路引用孔子的话说：“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孔子如此强调敬在祭礼中的主导作用，其实具有某种警示世人的意味。人们不禁要反问：如果在参加祭礼的时候缺乏敬畏之心，乃至玩世不恭，那会怎么样呢？历史的教训是：不能敬者，败以取祸！这就不只是关乎是人还是畜生的道义问题，而且是关乎生死的生命问题！《左传》中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个典故，讲的就是“失敬弃命”的生死故事。故事的主角成肃公在出征前依照常规参加例行祭祀，在社庙接受服肉的时候，漫不经心，态度举止失礼，不幸被在场的刘康公言中：“今成子情，弃其命矣，其不反乎！”成子这样失敬，无异于放弃自己的性命啊！他此去大概回不来了吧？果然，成肃公后来死在了战地。这个故事似乎有些危言耸听，但对于古人来说，祭祀不敬的因果报应之事经常发生。这正如现代社会的交通事故，每天都会以惨不忍睹的画面提醒人们：小心上路，谨慎驾驶，注意安全。人们对此深信不疑，但又时常抱有侥幸。怎样避免成子失敬之祸，无论对于古人还是今人，都是一个不得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面对的人生课题。

怎样才能做到敬呢？孔子给出的答案是“修己”，孟子给出的答案是“存心”。这两位圣人都强调，要做到敬必须发自内心而自警。而《礼记》的回答却略有不同：“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初看起来，这个回答似乎有点偏题，但实际上说的正是敬的根本，敬，不是一时表演出来的礼貌，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礼乐常态。《礼记》针对恒敬的人生难题——要做到一时的敬易，要保持一贯的敬难——从礼和乐两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有效的治难办法：一是致乐以治心，用音乐加强人的内在修养，让人安下心来；二是致礼以治躬，用礼来端正外貌，使之庄重恭敬起来。庄重恭敬，人就有威严。心里只要有一点点不平和，有一小会儿不愉悦，鄙俗狡诈之心就会乘虚而入，马上就会在外表上表现出来；外表上只要有一点点不庄重，有一小会儿不恭敬，轻率怠慢之心就会随之而来。

一言以蔽之，做人要敬。用礼和乐来加强自我修养是一门人生的基本课程，君子和小人概莫能外，古人和今人一样道理。

（摘编自刘建华《从腹言“毋不敬”说起》）

《红楼梦》新版电视剧忠实于原著，集中体现在它用了大量的原著文字作为人物的对白、独白和旁白，并用字幕将文字打出，既补充了画面表现的不足，更让观众原汁原味地体味原著文字的妙处。它对原著的忠实程度较之1987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特别是在影视作品往往作为经典代读的今天，这种回归小说文本的努力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问题是，我们究竟应如何理解忠实于原著？

首先，所谓忠实于原著，应是忠实于原著精神，而不是拘泥于形迹，追求表面的形似；更不是对原著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作为视听综合艺术的影视剧，理应充分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充分发挥特点和长处，否则，便有可能使影视变成小说的图解，成为一种配以影像的广播剧。《红楼梦》新版电视剧忠实于原著的出发点是好的，有些处理手法也相当不错，但总体上缺少对原著富有个性和新意的阐释，以及对时空的重新处理，感觉上只是按照一百二十回本的叙事时间和空间，按部就班地一集一集演下去。相比之下，1989年的《红楼梦》电影版，就完全打破了原著的时空分割方式，把第五回作为电影的开头，以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切入故事，而以暗示贾宝玉出家的悠扬钟声作为电影的归结，虚实相生，大开大合，显示出利用影视技术手段重新架构故事的气魄。

其次，忠实于原著也指对原著所反映的社会有本质的理解，是以更进步的思想意识照亮原著幽暗的一角，而不是把改编者自身的时代特点，生硬地添加到原著中去。新版电视剧中个别有新意的演绎值得我们肯定。比如王熙凤建议宝玉结婚的调包计，对于大家闺秀的薛宝钗来说，极大地伤害了她的自尊心。原著中写她母命难违而感受的委屈只一笔带过，但是新版电视剧用她的眼泪滴落于红锦缎的特写方式，进行充分渲染。这是基于现代人的思想意识对当时薛宝钗处境的深深同情，编导的处理相当到位。遗憾的是，这样的成功例子不是很多，更多是改编者的现代意识过度发挥。

曹雪芹笔下的贾府是礼法森严的大家族，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个别人有偶然放纵的时候，但即便骄纵如贾宝玉，按老祖宗的说法，“见人礼数，竟比大人行出来的还周到”。这种隐然存在的礼数对人的日常行为的制约，在新版电视剧中的许多场合被忽视了。比如，元春让众姐妹入住大观园，贾政有他自己的理解，吩咐说是把宝玉禁管。但新版电视剧加了一段王夫人当面反驳贾政的话：娘娘让宝玉入园读书，老爷如何说这是禁管？这在今天看来是最平常不过的，但在当时是非礼的。类似的非礼之举在新版电视剧中还有很多，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编导为了增加戏剧冲突，让情节显得热闹一点而有意安排的，但这却带来“取闹而无礼”的影响。当今天的演职人员以自身的时代性来演绎一个传统大家族的故事时，时代的民主进步意识给他们带来的却是一种误读时代的幻觉，他们对经典的演绎只能让里面的人物不断犯下时代的错误，结果模糊了人们对历史文化的差异性认识。

总之，如何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又融入富有新意的阐释，如何在回归小说文本的同时又发挥影视艺术的特点和长处，这是经典改编中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不独《红楼梦》而然。我们只要对经典抱着敬畏的态度，在认真阅读和理解原著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适度阐释和再创作，虽然其间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问题，但总的创作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摘编自詹丹、孙逊《名著改编与经典代读》）

金庸小说从文化角度构建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象，建立了一个磅礴宏伟的“文化中国”，从而赢得了不同政治立场、不同价值观念的大多数读者的喜爱。这是金庸小说的决定性魅力。

金庸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是在两个向度上同时进行的。一个是从大处着眼，展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综合性、融汇性；再一个是从小处入手，展示中华文化的奇妙性、精巧性和艺术性。从大的方面来说，金庸小说涉及儒家、墨家、道家、佛家等中国文化思想层面，组成了一部“三教九流”众声喧哗的文化交响乐。同时，他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描写了中国东西南北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神采各异的文化风貌，并且写出了不同朝代、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起伏演变，从而构成了一幅动态的、立体的中国文化长篇画卷。

在金庸的前期作品中，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明显占据显要的甚至主导的地位：《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都对主人公为民请命、为民锄奸的正义行为持赞赏笔调，《射雕英雄传》更是把郭靖所代表的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儒墨精神褒扬到了极致。在金庸的中期作品中，道家思想、游仙思想开始令人注目：《神雕侠侣》可以看做从前期进入中期的一座分水岭，这部作品既有郭靖掷地有声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之举，又有杨过蔑视宗法礼教、为个人爱情不惜与整个武林为敌以及单人独剑四方漂游之行。在金庸的后期作品中，佛家思想的气息愈来愈浓，在《连城诀》和《侠客行》中，是非善恶已经开始变得扑朔迷离、标准难立，狄云和石破天对于究竟应该如何做人，可以说自始至终也没有找到答案。

金庸的作品涉及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分区，从《雪山飞狐》中的雪山极顶到《天龙八部》中的苍山洱海，从《书剑恩仇录》中的新疆雪莲到《笑傲江湖》中的福建山歌……经常在一些大部头的作品中带领读者进行全方位的中国文化旅游。金庸不仅描绘出了各地不同的景物、风俗，更写出了各地文化本质上的区别，使读者鲜明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版块构成”。例如郭靖成长于蒙古大漠，黄蓉成长于东南海岛，萧峰成长于中原武林，韦小宝成长于扬州妓院……这些人物身上的个性都与他们的“水土”密不可分。

金庸笔下的中国文化，在时间轴上也是富有变化的。同是儒家思想，在金庸笔下，宋朝时显得博大刚健，如郭靖与萧峰成为金庸小说中最高大的英雄；到了宋朝以后，则显得气象衰弱、难克重任；到了明末清初，儒家文化更显得酸腐可笑、百无一用，《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自负文武双全，结果一事无成。金庸在表现中国文化时，并非一味弘扬，而是带有鲜明的批判。

金庸小说中这些“大文化”的展现是建立在具体描摹的基础之上的。例如在《天龙八部》中，金庸就通过对一个不知名的灰衣老僧的描写，充分展现了佛家文化——灰衣老僧轻而易举地制服了所有的超一流高手，他在给天下英雄论述佛法与武功的关系时说，练武功本是为了提高佛法境界，然而佛法境界达到很高时，却又不屑于练武功了。这种对“大文化”的了解，让金庸在写作时挥洒自如。

上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作品，出于“五四”新文学的美学惯性以及重写历史和歌颂新中国的需要，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否定多而肯定少，竭力给读者造成一种“开天辟地”的新气象。这样的国民文学使读者心理长期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相比之下，金庸小说所建立的民族国家形象，则从容、厚重，更具长久的稳定性。

(摘编自孔庆东《金庸与国民文学》)

①人们常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性质。乡土社会不是人治的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无法”并不影响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

②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的社会。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我们在旧小说里常读到杀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从现代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但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来说，与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之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礼却不需要这种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用事事费心，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

③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获取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其祖其父的经验。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有了敬畏之感了，礼并不是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④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的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的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的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应付生活的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个前提。

⑤法治和礼治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礼治和由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这是当下我们追求的目标。生态文明时代的审美形态在尊重生态这一前提下应该拥有诸多形态，但朴素是其中标志性的美。

距今两千多年前，中国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首倡“朴素”观。“朴”是没有雕琢的木，“素”是没有染色的丝。老子用它们代表事物原本的状态即自然的状态。老子从哲学的高度提出“道法自然”的思想，认为自然才是事物的极致，也是人精神所应追求的极致，“见素抱朴”是“道法自然”的美学表达。朴素观首创于道家学派，亦为儒、墨等学派采用并融入自身学说。在现实生活层面，朴素观与主要由墨家、儒家创立的节俭观结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奉行的道德观、审美观。

中国农业社会倡导由道家创立的朴素观，在精神上发展出一种以自然为本位的崇真尚善臻美的哲学观、道德观、美学观，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本色观。崇尚天然、崇尚纯真，以本色为真、以本色为美。二是恬淡观。不慕繁华、不贪名利，以清廉为贵、以平淡为美。三是清新观。不繁复、不艳丽，清雅、简洁，充满生气，以清廉为贵。

进入工业社会，朴素观被工业社会追求财富、追求享受的价值导向排挤，奢华成为人们竞相追捧的“香饽饽”，进而腐蚀人心、催生腐败，引发严重社会问题。以大量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奢华生活方式可以说是工业文明发展之“殇”。基于工业文明掠夺资源造成环境严重破坏的现实，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文明与生态共生的生产方式诞生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提出来了；与之相应，一种新的审美观念——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更受推崇了。

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既是对工业社会那种严重破坏生态的奢华美的批判，又是对农业文明时代具有生态意味的朴素美的回归，但回归不是复旧，而是否定之否定的升华，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与农业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有着实质不同。在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中，虽然也类似农业文明时代朴素审美观那样尊重自然、奉自然为美，但实际上这种尊重的立足点是生态，因而可以说，不是自然而是生态才是朴素美的灵魂。朴素作为生态文明时代标志性的美，必须是资源节约型的，任何高耗能的生活方式都谈不上朴素；必须是环境保护型的，任何生活方式如果产生诸多垃圾或者垃圾不易回收，这种生活方式就与朴素无缘；必须符合生态公正原则，这种公正一是体现为对动植物生存权利的尊重，二是体现为在精神上尊重动植物自身的价值。

从人类利益出发，我们所希望的生态不是与人类利益相敌对的生态，而是有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然而，生态自有其规律，完全不会迎合人类。人类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调节人与生态的矛盾，尽量实现文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就建构在这一宏伟的历史使命中，作为一种审美精神，它又反过来促进这一宏伟历史使命的实现。

（选自《人民日报》）

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为什么总是离不开诗呢？那是因为诗和我们的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这个民族把诗意看作自己民族文化的本质。说到底，西方人是用科学的方式来理解世界，而我们中国人则是用诗意的方式理解世界，这是我们特有的思维方式。

譬如说，苏东坡的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提到了一个典故：尧统治天下时，手下的法官皋陶要杀犯人，但尧反对了三次，主张不杀。主考官欧阳修特地问苏东坡这个典故的出处，苏东坡坦然回答：“何需出处!”他是根据策论的需要，自己编造出来的。还有个例子是《史记》。《史记》是司马迁写的史书，但鲁迅对它有这样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里鲁迅非常含蓄地指出，《史记》其实不是真实的史书，它是散文、是诗。譬如“鸿门宴”，写得如此精彩，所有的细节都栩栩如生，但鸿门宴在历史上有没有如此真切地出现过呢？其实司马迁只是非常合理地写了一段可能是真实的历史。这就是我们中国人，那么重要的一位史学家，也是用一种诗意的方式，在为我们民族留下那样一段可能存在的历史。

我们中国文化史的核心就是诗意，或者说诗意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诗像梦一样一直缠绕着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我们民族的每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能够读几首诗、背几首诗，因为诗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血脉里的东西。

纵观我们民族的文学史，应该说它也是一部诗的历史。大家可能很熟悉胡适先生关于文学史的观点，那就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他认为中国文学是这样发展的。但你要知道，当时胡适提倡白话文，他的意思是说文学是发展的、是进化的，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完全是有理由的。为此，他需要寻找一个根据、一个史实，所以提出了关于文学史的这个观点。然而事实上，他的这个观点把中国文学史中诗的重要地位给抹杀了。诗在我们中国文学里，实际上从来都是主导文学的。唐诗不谈，宋也是以诗为主。称苏东坡为诗人他很开心，叫他词人就未必，因为词是诗之余。元明也是如此。到了清代，晚清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诗人，在文字狱的背景下，这批文人实际上保存了汉文化的经典，清诗用了很多的文学典故，他们把诗写得非常含蓄、非常精彩。即便是小说《红楼梦》，它之所以精彩，也是因为它的诗意。整部《红楼梦》，写了许许多多的诗，但曹雪芹是根据小说中每个人的身份在写诗，因此小说中的这些诗并不能代表曹雪芹本人的最高水准。曹雪芹真正以自己的身份写的诗，流传下来的只有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这两句诗很明显有“诗鬼”李贺的味道，这也说明曹雪芹本人其实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个非常好的诗人。

(摘编自陈鹏举《用诗意理解世界，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