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有西方学者提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致力于社会和谐、天下大同。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减少纷争、消弭战乱，需要借鉴中国儒学智慧。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句话是讲君子的境界。君子能够与他人和谐相处，却不会简单苟同附和；小人则相反，往往苟同附和，却未必能与人和谐相处。

中国文化重“和”，以和为贵，但不是无原则片面追求“和”，而是不违背礼法，不为和而和。“和而不同”重点在“和”，同时强调承认差异，强调对差异的理解与尊重。“和而不同”不等于“不同而和”。

和而不同，以礼节和，关键在于“礼”。孔子说：“礼也者，理也。”人们循理而动，才能和谐。显而易见，和平与和谐需奠基于人类理性与道德的团结。然而。由于对彼此缺乏了解等原因，不同国家与区域之间还充斥着猜疑甚至敌意，有的则不顾及诸如平等、相互尊重等原则，以自身的傲慢与偏见看待他国，敌视其他民族。和平必须奠基于人类理性与道德之上，当今世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经济下滑，尤其需要国家间的互助与协作，各国政府和民族之间应求同存异，彼此尊重不同的想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特点在于以人为本，思考人性和人的价值。人是社会的人，就应该思考“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孔子教人修文德，立忠信，注重克己推己的修己功夫，这也是儒家思想学说的精髓与根本。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称这个“一”贯之道无非就是“忠恕”而已。忠，克己修己；恕，推己及人。

在早期中国，“一”意味着整体思维。人们认为世界原初状态是“太一”，现实世界由“太一”化生而来。孔子说“夫礼，必本于太一”，又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处理现实世界的各种关系，必须有“一”的思维。现实世界有数不尽的两两相对的关系，要有“一体”思维、“整体”的观念，处理人际关系则要遵从“忠恕”之道，有修己而推己的换位思考。“忠”是人们修养的基础，“恕”是为人处世的境界。修己使个人庄敬，修己以安他人，修己以安顿百姓，这是极高的境界。

安百姓，和天下，这是和谐世界的需要。“忠恕违道不远”，人若做到“忠恕”，距离“道”就很近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看似简单的道理，却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人们好像不难孝亲，却未必能将这种“亲亲”之心推衍放大。人能“亲亲”，才有可能“不独亲其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才能够“泛爱众”，让世界充满爱！儒家特别看重“忠恕”的修养方式，以之为“絮矩之道”，称之为“君子之道”，就是希望在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时推己及人、换位思考。

（摘编自杨朝明《用儒学智慧助力世界和平》）

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

①注重此世、安住当下，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精神品格，蕴含在儒、道、佛的经典文本当中。今天，我们学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应忽略中国文化注重“当下”这一重要维度。

②儒家注重此世，关注现实人生。孔子曾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在孔子看来，关注今生，活在当下，敬鬼神而远之，不做杞人忧天之思，不热衷于谈论怪力乱神之事，这才是对生命的敬重。《礼记·大学》载：“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里所谓的“安”，指的就是此心安住当下。儒家强调通过减少外缘，让自己的心慢慢变得专注，在这个专注的过程当中，内在的智慧将不断显现。反之，则“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

③道家也强调接受与安住当下。老子“无为”之道的本质就是接受与安住当下，这是一种随顺生命流动，而不逆流而上的简单而深刻的智慧。对于个体生命而言，活着的方式只有一种，那便是与当下接轨，而唯一能够体会到生命流动的地方，就是此时此刻。在《道德经》八十章中，老子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所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指的是，老百姓安于现状，活在当下，他们以其所食为甘甜，以其所穿为美丽，以其风俗为快乐，以其居住为安恬，这实际上是“有道”之人安住当下的状态。在道家那里，“无为”“不争”，就是顺应自然，安住当下，不滞留于过去，不执着于未来，而是始终对当下保持觉知，不争不贪，更重要的是，不与当下抗争。

④佛教更是强调保持觉知，活在当下。佛教中所说的“正念”，即是保持觉知、安住当下，也就是从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虑中摆脱出来，有意识地、全神贯注地觉察当下的一切，它是佛陀的根本教义“八正道”之一。在佛教看来，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当下发生的，完美不存在于将来，而是在此时此地，因此，只有放下过去，放下未来，时时保持全然的觉知，深入观察生命每一个微细的活动，安住在身心的各种现象当中而不执着于它，方能真正明了佛陀的教导。切勿“贪观天上月，失却掌中珠”。

⑤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主要是指“心”（“意识”）处在此时此地。王阳明多次告诫弟子思虑过多徒劳无益，他说：“只存得此心常见在，便是学。过去未来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对于那些已经过去的事和还没到来的事，思虑它们有何益处呢？那样只会距离自己的良知本心愈来愈远。故而，要通过“致良知”的功夫，破除“心中贼”，恢复“此心光明”，就是让心安住当下。

⑥应当指出的是，安住当下，并不意味着安于现状，及时行乐，浑噩度日，而是保持警觉，活在当下，更加有意识地去生活。也就是说，在学习、工作、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走出意识昏沉，远离心不在焉。对于过往，不作无谓的计较，也不作耽溺的留恋；对于未来，不作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作杞人忧天的担忧，而是将此心专注于此时此刻，在每一个行动当中保持觉察，即时应对生命中的每分每秒。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12月7号11版，作者谢青松）

当代中国的科幻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种为现实服务的创作。一些小说虽将时空延展至千年之后、宇宙之间，却仍然因为缺少对历史本质的深入观照而缺乏宏大感。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王晋康、刘慈欣、江波、阿越等人的笔下，中国科幻小说的时空维度才真正较为充分地得到了延展。从早期的《亚当回归》开始，到后来的《水星播种》《逃出母宇宙》等小说，王晋康科幻小说中的世界倏忽千年，动辄万里，故事中的人物或穿越到原始社会，或用星际冬眠的方式抵达遥远未来，通过这样的时空穿梭，站在人类文明史的高度思考基因技术、人工智能、太空开发等前沿科技对于人类生活可能产生的影响。

除却广阔的时空维度，科幻小说独具的科学精神与科学美学，也让这一文学类型本身具有宏大的特质。王晋康说过，宏大、深邃的科学体系本身就是科幻的美学因素。要把科学之美在文学中表达出来，需要小说家兼具文学与科学两种素养。英国的阿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与拉玛相会》等作品，用流畅的、极具画面感的文字为读者描绘出外太空极致的理性之美；刘慈欣的《地球大炮》里穿越地心向太空发射的地球大炮、《流浪地球》里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的地球发动机，生动形象地展现了科技铸就的机器美学。同样是充满力量感和惊奇感，但与自然山川河泽的雄浑壮美完全不同，科学之美是一种融合理性美、秩序美和逻辑美的“人类世”之美，冰冷、肃穆而崇高。

科幻小说宏大叙事的另一个层面，即作为文学长篇叙事的宏大。首先是“叙事的宏大”。在科幻小说家中，王晋康、刘慈欣努力以科技文明为内核书写价值信仰，但是对科学的坚定信仰并不能够支撑起人的全部价值理念，只有将科学精神与现代人本精神、人性探索有效地融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实现科幻小说的宏大叙事。在这方面，有些作品表现出科学精神有余而人本精神不足的缺陷。

其次是“宏大的叙事”。精神提得再高远，如果叙事能力跟不上，那么这个宏大叙事依然是有问题的。很多科幻小说可以轻易地把时空范围延展到星际之间、千年之外，但在基本的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设置方面，仍然比较单薄、生硬，观念化的痕迹相对明显。而另外一些科幻小说，则是叙事技巧到位，对人性、人情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为主流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比如陈楸帆的《荒潮》、韩松的《地铁》和《医院》系列等，但这些作品因为价值观念方面的问题，又比较难以展开宏大叙事。或许正由于此，刘慈欣的《三体》才始终会让人觉得难以超越。

（摘编自詹玲《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的宏大叙事》）

新时代应能产生伟大诗人及其伟大诗篇。然而，现阶段有些诗歌充斥着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和技术主义。除了能够看到一些诗歌技术上的明显进步外，在诗歌精神和诗歌美学上却给人萎缩和晦暗之感。口语诗歌和很多网络诗歌竟然以规避崇高和抵制优美为傲,更使诗歌蒙上浓重阴影。我们急切地向新时代中国诗人发出吁请: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崇高就是雄伟、庄严、壮丽、高远、道劲。诗歌的崇高美,是多样化的。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我们既有呐喊型的崇高,如郭沫若狂飙突进的诗歌;又有饱含热泪深情型的崇高,如艾青深沉浑厚的诗歌;也有愤激、劝勉和自省的政治抒情型崇高;还有国家情怀和人类意识的勇于担当型的崇高等。那我们在已有丰厚的新诗崇高传统面前,如何接续奋斗、创造出属于新时代新诗的崇高精神来?

要有始终心系人民的激越真情。并不是所有强烈激动的情感都能产生崇高。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感、幸福感、境界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是治愈新时代诗歌缺钙的灵丹妙药。许多诗歌故意淡忘人民,不会去“哀民生之多艰”,也不领会“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反而故步自封、夜郎自大,两耳不闻“人民事”、一心只写“自我诗”。仿佛崇高性的“宏大写作”是非诗的,而唯有欲望性的“个人写作”才是诗的。殊不知，“个人写作”与“宏大写作”是可以互为借鉴的，前者可以抵达后者。

要有庄严伟大的崇高思想。崇高是“伟大的心灵的回声”。心灵是可锻炼的,锻炼得好,就可以到达崇高。这就要求诗人努力克服自我.战胜自我，同时要与自然和传统“竞赛”，而不是臣服于自我和大自然，并对自我和大自然的细枝末节进行乐此不疲的摹写;也不能对古今中外传统“无主脑”地模仿,而是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与之对话、对抗,进而超越,形成自己的独特诗艺。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曾激励多少爱国民众投身于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曾鼓舞多少男女老幼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伟大的诗人必须心怀远大志向,必须统揽全局、无私奉献、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国家、社会和历史进步，同时具备广博学识和良好学养,才能写出“第一等真诗”。

要有表达崇高情感和思想的卓越能力。长久以来,西方“纯诗神话”控制了许多中国诗人,唯技术至上和语言至上，纯诗成为看上去很美而实则平庸的文字游戏。史诗性写作是对纯诗写作的置换。进入新时代,登月工程、大国重器和时代楷模等,这些恢宏雄壮的事物和英雄,一起来到了中国诗人面前;在丰沛的情感和高尚的思想催生下,它们会激发诗人磅礴的想象,最终凝结成崇高的诗歌意象。史诗的时代需要时代的史诗。而时代的史诗,需要与之匹配的堂皇卓越的恢宏结构以及使之最终得以呈现的华美壮丽的诗意辞藻。

概言之,新时代的诗歌写作,既要力避“假小空”的真平庸,也要警惕“假大空”的伪崇高。具有崇高美的诗歌不是说服,而是给人以狂喜、惊叹和激奋,并使人的思想得以净化和升华。也只有具备如此崇高美的诗歌,才有普遍性和永久性。

(摘编自杨四平《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生生美学”这一概念来自《周易》，所谓“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意即“生命的创生”，是我国古代哲思与艺术的核心所在。长期以来，许多哲学界与美学界的前辈学者就“生生”作了自己的探索。我国著名哲学家方东美明确将中国哲学精神概括为“生生”即“生命的创生”，而一切艺术均来源于体现生命的伟大。这种阐释形成“生生美学”的雏形。“生生美学”是一种相异于西方古典认识论美学的中华民族自己的美学形态，独具特色与魅力。而且，体现这种“生生美学”的中国传统艺术如国画、书法、戏曲、琴艺与民间艺术至今仍具有无穷生命力，它们就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因此这种“生生美学”也是鲜活的。

“生生美学”是一种古典形态的“天人相和”的生态之美。过去，我们认为“天人相和”是前现代的产物，所以没有勇气说这就是中国的生态美学，只说是生态审美智慧。但事实告诉我们，中国长期的农业社会以及由此产生的“天人合一”文化形态，决定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观在中国具有原生性特点。这种原生性的生态文化，曾经极大地影响了现代西方学者生态观的形成。“天人相和”的生态之美不仅仅是一般的生态智慧，而是具有原生性并活在当代的生态理论。“天人相和”所构成的人与自然亲和的“中和之美”，与古希腊强调科学的、比例对称的“和谐之美”是不同的。所谓“天人相和”具有明显的“生命创生”的内涵，天地相交、风调雨顺、万物生长就是一种美的形态。这种生态之美仍然存在于我国诸多民间艺术之中，例如年画之“瑞雪兆丰年”与“大丰收”等。

“生生美学”是一种“阴阳相生”的生命之美。“生生美学”是一种东方的生命之美。这种生命之美包含万物化生、宇宙变化等极为丰富的内涵，而且体现出“天地与我为一，万物与我并存”的理念，是一种古典的生态整体论与生态平等论。特别可贵的是，《周易》揭示了包括艺术创造在内的万事万物生长演化的规律，即“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不仅是万物生长之道，而且是艺术创造之道。中国艺术是一种虚实相生的生命艺术，形成特有的艺术生命体。阴阳之道还概括了艺术创造特有的规律，即凭借阴阳虚实的对比产生一种艺术生命力。例如，国画就是通过白与黑、浓与淡的对比形成一种艺术生命力。像齐白石的虾图，以其“为百鸟传神，为万虫写照”的精神，仅寥寥几笔，以大片的空白将几只小虾在水中活泼泼的生命力表现无遗。

“生生美学”还是一种“日新其德”的含蓄之美。“生生美学”作为一种含蓄的美，体现中国传统艺术的无限风光，是一种“言外之意”“象外之象”与“味外之旨”。诗歌之“意境”、绘画之“气韵”、山水园林之“写意”、书法之“神韵”等，说的都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含蓄之美，可以说是意味无穷。

“生生美学”化育于十几亿中国人的生活，蕴含在让我们流连忘返的无数民间艺术之中，寄托着我们绵绵的乡愁与无尽的情思，需要我们好好体悟、好好研究。

（选自2017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保持和谐悦乐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

“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节选自叶朗、朱良志《以乐治国》）

材料二：

欣赏音乐首先是一种美的享受，而音乐最鲜明的作用是娱乐。大部分情况下，普通人听音乐并不以受教育或者学习为目的，而是为了娱乐。当人们处于某种亢奋的状态中时，会歌唱；紧张的工作之余，会欣赏一首轻松快乐的歌曲；茶余饭后，会借音乐来调剂自己的生活。由此可见，音乐作为美的形式的存在，给予人们无限的精神享受，使人们可以放松自己，忘掉不快，赶走疲劳，从而得到身心上的舒缓。

音乐可以娱人，同样也能够自娱。音乐并不仅仅指那些广为传唱的经典，也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个别旋律，它还包括诸如劳动号子和民间小调等各种各样的形式。比如在人们日常的劳动生产过程中，民歌和号子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能够减少工作带来的乏味感、枯燥感，消除疲劳，鼓舞干劲。通过音乐的欣赏，释放出人们现实中的郁闷和压力，达到精神的宁静和安乐。从这个意义而言，音乐消解了社会个体的压力，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安定。

音乐是思想的载体，因而在音乐中，能传达出乐章所包含的神韵。人们能与音乐中所蕴神韵互交，这一互动过程，可谓之乐能动神，神可感乐。恰如其分的音乐，可以鼓舞人的斗志，提振人的情绪，激发人的潜力。例如古代行军作战，都备有战鼓。临战时，鼓声震天，士气如虹。一首《义勇军进行曲》，激励了多少热血志士奋发向前，每当我们行注目礼，目睹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耳闻雄壮的国歌徐徐奏响，有谁不心潮澎湃？有谁能不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坚定奋进？音乐能通过自身内蕴催人奋进，这方面具体的例子，不遑多举。哪个时代都不乏这样催人向前、催人奋进的音乐，它使得社会中有志之士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为了共同的目标拼搏不懈。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团结、和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音乐另外一个重大意义上的社会功能，在于道德教化。中外诸多先贤，对此都有过深入分析、研究和论证。汉代《毛诗序》讲道：“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在古代，诗、乐、舞是合为一体，密不可分的。

（节选自史其威《论音乐的社会功能》）

材料三：

近来，风靡电视圈的音乐类综艺节目《歌手2019》和《声入人心》就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其在兼具商业效应、娱乐大众作用的同时，使音乐表演融入民族文化元素和传统艺术形式，反映了部分音乐人对民族文化的守正与创新。

《歌手2019》总决赛上，歌手龚琳娜携手京剧艺术家王珮瑜、男高音歌唱家石倚洁，共同演唱了一首集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及西方古典音乐于一体的音乐作品，其中包含《垓下歌》《六州歌头》，囊括我国古典文学、民族音乐等方面的重要内容，以专业的功底和震撼的演唱为观众充分展现了“中国味”音乐。原创新形态声乐演唱节目《声入人心》及其同名音乐会全国巡演也是今年以来的文化热点。《声入人心》以深耕古典音乐、严肃音乐闻名，着重向观众展示美声、歌剧、音乐剧等西方音乐元素。但与此同时，其中的部分演唱成员也保持着自身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和坚守，从以西方元素占主导的音乐演绎中突出重围，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云南民歌《猜调》、湖南民歌《浏阳河》、江苏民歌《采红菱》、土家族民歌《龙船调》以及越剧《梁祝化蝶》等，都在节目当中有重点展现，为观众带来了不少日常生活中鲜能听到的民族调调和传统戏曲。这些都激发了观众对民歌和传统戏剧形式的兴趣，使民族音乐元素从一众美声、音乐剧演唱中脱颖而出。

歌者以自身对民族音乐和优秀传统艺术的观照，将本土元素更多地带入当下大众化、娱乐化的音乐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观众对音乐类综艺节目的固有印象和认知。对文艺工作者而言，在文化市场越发多元化的今天，如何守住“中国味”，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是不断思索与探究的重要问题。虽然在当下，一部分人更为看重节目制作所能带来的市场和流量，但在迎合市场需求的同时，我们不应丢掉民族的、传统的内容，应在大众化、快节奏的文化背景和传媒发展趋势下，更多地融入原汁原味的中国本土艺术元素，从而向大众普及民族音乐和传统艺术精华。期望令观众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宣传效应的音乐类综艺节目肩负起守护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本土经典的重任。

（节选自于溟跃《音乐类综艺节目应守住“中国味”》）

材料一：

对于整理改编传统剧目，不少创作者与以往一样，试图擦拭其粗糙的部分，在适当融入当下观众的审美质素、提升剧目品格的同时，更加重视保持剧目的民间性，凸显其市民性，使之成为既传统又焕发当代感、雅俗共赏的新市民戏曲。如2017年的京剧《徐母传》，根据传统京剧《徐母骂曹》等多个与人物徐母和徐庶相关的老戏提炼改编而成，是首次将过去仅作为折子戏或保留唱段、念白的徐母题材剧目改编扩充为剧情完整、人物生动的老旦行当唱功戏，注重呈现出传统戏质朴、本色、靠近民间的风貌。

加强舞台性、娱乐性或者说市民性、市场化的导向更为明显，如上海京剧院的连台本戏《七侠五义》，在恢复京剧连台本戏传统的同时注重当下观众的接受度，进一步理顺人物的行动线，重视武戏比重，机关布景适度，加快演出节奏，突出戏剧性、剧场性，彰显舞台整体性特质，其民间叙述在彰显传统文化的同时焕发民间活力，很受老百姓欢迎。很明显，它的传统底蕴、民间叙事及市场导向，较之21世纪初的新编连台本戏，如2000年的京剧《宰相刘罗锅》及稍后的越剧《甄爆》有很大的不同；亦甄别于近年重在恢复传统原貌的连台本戏，如莆仙戏《目连救母》、梨园戏《陈三五娘》等。

（摘编自《“新市民戏曲”：注重当下观众的接受度》）

材料二：

传神写意、空灵洒脱、机趣嬉戏，寓真实于虚幻，含情理于荒诞，是戏曲突出的美学特点。但如今编导的新编古代戏，很多都是理念膨胀，事件填塞，淹没了形象，扼杀了情趣，该喜的喜不起来，该悲的悲不起来，甚至把戏曲艺术变成某种观念的图解：或者是向观众宣传某种政治观点；或者是向观众证实一个历史问题；或者是向观众宣讲哲学、文化学、人类学的一个理念。有人戏称这类剧目是“化妆论文”。还有些剧目，虽保留着戏曲的唱、念、做、打，却使用着话剧的创作原则，极力向写实的叙事方法靠拢，失去了戏曲的神韵，也就失去了戏曲的味道。

戏曲是以演员为中心塑造人物、传达感情，而且以情感人的艺术。不知从何时起，导演们开始热衷于用晚会手段代替戏曲手段。在场面、灯光、布景方面大下功夫，虽强化了视觉冲击力，但不见人物形象，缺乏感情力量，戏曲手段大大消减。因为它极大地膨胀着戏曲的表层元素，甚至是游离层元素，忽视戏曲的核心元素，让技术扼杀艺术。这类剧目见物不见人，夺人耳目，不入人心，是艺术向技术异化。

每一个剧种存在的依据就是它的个性。现在很多剧种存在剧种个性、地方特色的“他者化”问题。一些地域的代表性剧种向京剧学习，照搬京剧的艺术语汇；地方小戏、少数剧种又向当地的代表性剧种学习，照搬当地代表性剧种的艺术语汇。自身的地方性、表演语汇、艺术成分大量丢失，甚至连地方语言也不“地方”了。

（摘编自《刘景亮：遏止戏曲异化》）

材料三：

近年来，许多优秀剧目被重新整理排演。许多多年未见于舞台的本戏、折子戏等得以被挖掘，重现于世人面前，例如“新捏”成的昆曲《桃花扇》、京剧武戏《朝金顶》等。但是有些剧种的剧目丧失了原有的野气以及应有的烟火气、市井气。一味追求雅致及“诗意”的倾向在当前戏曲界极为普遍，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剧种的“失味”：草根味、民间性、世俗性消失，地方文化特点不突出，剧种同质化或泛剧种化、泛戏曲化的倾向严重。

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对于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不少剧作家试图做到雅俗共赏，但要实现雅俗共赏太难了，便索性往“雅”的方向走。而掌舵全剧的导演多是高级知识分子，一旦偏好雅致，剧目的样式也就被决定了。对剧目的大投入也是一个原因，若舞美精致华丽，其他部门自然予以配合，形成统一风格。而根本的，在于“雅高于俗”的心理：戏剧工作者在创作辅导与推进传承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渗入了精英文化意识。这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的文人趣味偏雅好雅，另一方面也是多年来国内一些专家热衷于引进精英主义经典理论的结果。他们往往视戏剧戏曲为高雅艺术，并将之等级位阶化。这种等级划分，恰恰阻碍了戏曲的民间化、大众化，也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我们的很多戏剧工作者应辨清“唯美主义”与“伪美主义”，摒弃双重标准，不能只在理论上对戏曲美学、雅与俗的内涵很清楚，但在实践中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一味追求剧目的雅化。

地方方言对于地方戏曲而言是第一要素。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一度创作中不少剧作家不熟悉方言，不是用方言思维来写戏，而是用普通话思维来写戏。剧作家站在全国人民的角度上写戏是好事，但剧本往往存在方言转换的问题，并且在二度创作中又有大量的戏曲演员讲的方言不地道，方言的韵味自然无从“咂摸”。方言被嫌弃，仍然是地方文化自信的问题。我们依然缺乏对地方文化的自信，缺乏对地方方言、地方音乐及声腔等的自信。我们要有地方文化自信，这种自信并不缺乏历史底蕴，传统戏曲能流传至今就是最好的证明。可喜的是进入21世纪后，各地陆续提出了“保卫方言”的口号。现在传统戏曲进校园如火如荼，这让人期待方言进校园，或者借着戏曲进校园让方言热起来。

历史曾经给过我们启示。在清代中叶的花雅之争中，曾与昆曲争胜的弋阳腔失去刚健清新的特色，逐渐雅化，唯余衰落的命运，而广受老百姓喜爱、保持了自身特色的四大徽班最终站住了脚跟。警惕剧种的广泛雅化，不是不要剧种雅化，而是要保持剧种的特色，该雅的要雅，该雅俗共赏的要雅俗共赏。风格单纯的古老剧种如昆曲，其剧目要依从剧种特色；而风格多样的剧种，例如可俗可雅的闽剧，不仅要尊重剧种本体特质，也应根据题材特点来打造剧目，或偏雅或偏俗，但都应收到雅俗共赏的效果。

（摘编自《警惕当下剧种的“雅化”现象》）

读过《水浒传》的人，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它的语言的地域色彩与其他名著不同。它不像《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那样，是以一种地方话作为基础方言，形成全书的语言色彩，而是既有大量的山东话，又有大量的江浙话。两种方言构成了全书语言的地域色彩。

《水浒传》语言的地域色彩，与《水浒传》成书之前说话艺术发展的历史、与宋代“靖康之变”后 南北文化交流、其中包括说话艺术中心南移这两个因素直接相关。我国的说话艺术源远流长。大约在中唐时期，说话就成为一个面向社会大众的独立的艺术品种，到北宋时期，说话进一步发展，分为小说、说铁骑儿、说参请、讲史四家，还有了专题说话艺人、献艺的固定场地。当时的汴京成为全国的文化也包括说话艺术的中心。靖康之变后，杭州成为新的政治文化中心。北方官话作为一种强势方言，集中、成片地进入汪洋大海般的吴语区。同时，杭州原居民使用的吴语方言，因为有周围广大吴语区为依托，也不会被北方官话代替。两种方言在并存并行的局面中，经过长时期的交流、碰撞、磨合，就形成了以两种方言为基础的混合型的方言。《水浒传》的语言就是在这种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背景下形成的。

近代以来，学术界公认《水浒传》是在宋元说话艺术的基础上成书的。南末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的《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这四种话本的名目，应当是最平出现的小本水浒故事。最早讲说这些水浒故事的，是南宋初年南移入杭州的鲁西南籍山东人。他们以山东人用浓厚的山东乡音讲说发生在山东的英雄好汉的故事，受到新移居杭州的广大北方市民和北方士兵的热烈欢迎。但是，他们毕竟生活在杭州，他们的受众必然也有或多或少的杭州原居民，因此他们在讲说时也就不能不注意适当吸取一些吴语词汇，以吸引原居民。同时，他们的行业晚辈承传人,这些自幼生长在杭州的年青一代，在严格遵循父老、师尊的说话家数、规矩和口耳相传的水浒故事内容的同时，在讲说时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掺入了更多吴语方言词汇和句式。而且年代越久，承传的辈分越多，故事中的吴语方言色彩越重，以至达到了并存并行的程度。经过几代说话艺人淘沙取 金、删芜存精般的千锤百炼，水浒故事发展到南宋后期的《宣和遗事》具有整体框架的三十六人的大故事，最后到思想、艺术俱臻成熟的元代后期的“施耐庵的本”，水浒故事的基本内容、篇章结构、语言风格终于定型化，再也容不得后辈艺人随意作出改动了。直到元末明初经罗贯中最后“编次”成为定本的百回《水浒传》，罗贯中虽然作了一些加工和增益,但对我们前面指出的那些基本部分， 并未触动。

总之，《水浒传》语言以江渐吴语方言和山东方言为基础方言构成的双重地域色彩，是在南北宋交替之后，在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背景下出现的现象；是当时文化中心南移,大批北方包括山东籍说话艺人移入杭州，说话艺术在一个南北两方的人们群居共处、两种方言并存并行的特殊环境中生存和发展而形成的产物。这种双重语言成分，由于经过几代艺人千锤百炼的功夫，它们和谐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放射出强烈的艺术魅力，显示出有别于其他长篇名著的独特风格。

(摘编自李永祜《<水浒传>语言的地域色彩与南北文化融合》

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中华文明作为亚洲文明、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而且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历久弥新。其中，以“和合”为思想内核的“和平安宁”“协和万邦”“天人合一”“合力合作”等理念是文明对话乃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对于解决冲突，推动世界不同文明多元共存、寻求共识，建立和维护正常的国际秩序，进而维护世界持久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向世界阐释中华“和合”文化。他说：“计利当计天下利。世界大同，和合共生，这些都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一直秉持的理念。”他还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今天，和合显示出交融互动、有容乃大的气质，成为人类文明对话的牢固人文纽带。

在全球化语境下，“和合”体现在国与国的交往中，就是要和平相处，共谋发展。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在孔子看来，齐桓公多次会盟诸侯，是以“仁”而不是以武力来联合众力，这才是治国之道。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与亚洲地区稳定的中坚力量，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特别是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和合”是中华文明对外友善、友好交往的原则，与以武力征伐、对外扩张侵略获取自身利益的霸权主义行径和观念形成鲜明的对照。最近，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谈及中美竞争与冷战时期美苏对抗的差异时声称：“这是一场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这是美国以前从未经历过的。”显而易见，这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翻版，其目的在于为破坏世界贸易规则和秩序的肆意妄为行径披上一层新的遮羞布。在由美国挑起并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中，自由贸易理念已被撕得粉碎，贸易摩擦背后是美国的“文化霸凌”和“美国中心论”，美国的极端国家利己主义由此暴露无遗。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追求天下和平、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历史上所遭受的战乱和贫穷更让当代国人深感和平的珍贵以及发展的迫切。

世界文明多姿多彩，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不是导致冲突的原因，而是文明之间相互借鉴的前提。不同文明只有在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方能实现文明间和谐相处。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都应该担当起自己的责任，放眼全球发展，进一步扩展合作格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和合”理念正为世界文明发展贡献着中国智慧，它为人类文明对话所开出的文化妙方，将推动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和人类的繁荣进步。

（摘编自陈欣雨《和合：人类文明对话的人文纽带》）

消费=享受？

周国平

①我讨厌形形色色的苦行主义。人活一世，生老病死，苦难够多的了，在能享受时凭什么不享受？享受实在是人生的天经地义。蒙田甚至把善于享受人生称作“至高至圣的美德”，据他说，恺撒、亚历山大都是视享受生活乐趣为自己的正常活动，而把他们叱咤风云的战争生涯看作非正常活动的。

②然而，怎样才算真正享受人生呢？对此就不免见仁见智了。依我看，我们时代的迷误之一是把消费当作享受，而其实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并不想介入高消费能否促进繁荣的争论，因为那是经济学家的事，和人生哲学无关。我也无意反对汽车、别墅、高档家具、四星级饭店、KTV包房等等，只想指出这一切仅属于消费范畴，而奢华的消费并非享受的必要条件，更非充分条件。

③当然，消费和享受不是绝对互相排斥的，有时两者会发生重合。但是，它们之间的区别又是显而易见的。例如走马看花式的游览景点只是旅游消费，陶然于山水之间才是大自然的真享受；用电视、报刊、书籍解闷只是文化消费，启迪心智的读书和艺术欣赏才是文化的真享受。要而言之，真正的享受必是有心灵参与的，其中必定包含了所谓“灵魂的愉悦和升华”的因素。否则，花钱再多，也只能叫做消费。享受和消费的不同，正相当于创造和生产的不同。创造和享受属于精神生活的范畴，就像生产和消费属于物质生活的范畴一样。

④以为消费的数量会和享受的质量成正比，实在是一种糊涂看法。苏格拉底看遍雅典街头的货摊，惊叹道：“这里有多少我不需要的东西呵！”每个稍有悟性的读者读到这个故事，都不禁要会心一笑。塞涅卡说得好：“许多东西，仅当我们没有它们也能对付时，我们才发现它们原来是多么不必要的东西。我们过去一直使用着它们，这并不是因为我们需要它们，而是因为我们拥有它们。”另一方面呢，正因为我们拥有了太多的花钱买来的东西，便忽略了不用花钱买的享受。“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可是每天夜晚守在电视机前的我们哪里还想得起它们？“何处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在人人忙于赚钱和花钱的今天，这样的闲人更是到哪里去寻？

⑤那么，难道不存在纯粹肉体的、物质的享受了吗？不错，人有一个肉体，这个肉体也是很喜欢享受，为了享受也是很需要物质手段的。可是，仔细想一想，我们便会发现，人的肉体需要是有被它的生理构造所决定的极限的，因而由这种需要的满足而获得的纯粹肉体性质的快感差不多是千古不变的，无非是食色温饱健康之类。殷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但他自己只有一只普通的胃。秦始皇筑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但他自己只有五尺之躯。多么热烈的美食家，他的朵颐之快也必须有间歇，否则会消化不良。每一种生理欲望都是会餍足的，并且严格地遵循着过犹不足的法则。山珍海味，挥金如土，更多的是摆阔气。藏娇纳妾，美女如云，更多的是图虚荣。万贯家财带来的最大快乐并非直接的物质享受，而是守财奴清点财产时的那份欣喜，败家子挥霍财产时的那份痛快。凡此种种，都已经超出生理满足的范围了，但称它们为精神享受未免肉麻，它们至多只是一种心理满足罢了。

⑥我相信人必定是有灵魂的，而灵魂与感觉、思维、情绪、意志之类的心理现象必定属于不同的层次。灵魂是人的精神“自我”的栖居地，所寻求的是真挚的爱和坚实的信仰，关注的是生命意义的实现。幸福只是灵魂的事，它是爱心的充实，是一种活得有意义的鲜明感受。肉体只会有快感，不会有幸福感。奢侈的生活方式给人带来的至多是一种浅薄的优越感，也谈不上幸福感。当一个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的幸运儿仍然为生活的空虚苦恼时，他听到的正是他的灵魂的叹息。

材料一：

今天，人们对疫病的认识更为明晰，但几千年积攒下来的中医经验仍是抗疫“利器”。中医专家认为，新冠肺炎病性上属于阴病，是以伤阳为主线。中医治疗针对寒和湿，注重调节机体平衡，提高自身免疫力，对抗“疫”之气。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中，针对临床治疗期确诊患者推出了中医治疗通用方“清肺排毒汤”。“清肺排毒汤”用于改善患者发热、乏力、咳嗽、咳痰、气短等症状，使其“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从而阻断病情进展，大大降低了重症转化率、病亡率。对于重症患者，西医呼吸支持、循环吏持等技术对抢救生命来说必不可少，中西医深度结合，携手开展临床治疗，大批患者因此受益，推动患者救治形势积极向好。医学用各种有效的手段去照料和护理身体不适的人，让他们身心各方面与环境、社会相适应。中医、西医采用的手段不同，但都是在“照顾”患者，目的一致。在我国，将中医与现代西医结合，对症选用，优势互补，往往能产生“1+1>2”的效果。由于我国医疗资源相较人口数量始终比较紧张，中西医结合将有利于缓解资源紧张局面，用较低的成本实现高效的“照顾”。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在医学上的重大优势，也是宝贵财富，不应有孰高孰低、孰优孰劣之分。

(摘编自李红梅《用好中医瑰宝》，《人民日报》2020年3月4日)

材料二：

中医在治病和防病二者之间，重视以防病为主。中医说：“养之不素则病生。”这个“素”，是人生命的根本，也就是人生命的平衡态。中医是奉行中道的医学，和谐是它防病治病所奉行的至高原则。

中医预防医学首先强调人体在能量摄入上的平衡。没有能量，人的生命将无法维持。但中医并不鼓励过分地摄取能量，中医提出“饮食有节”的思想，强调适度地获取能量，因为能量的过剩，不仅不能给身体带来好处，身体内还需要分解出另外一种力量来消化这些能量，过分的能量摄取成了身体的负担。中医还强调能量消耗的适度。中医提出“不妄作劳”的观点——不要过分劳累。中医重视“固本培元”，注意身体内部根基的培植。人生病往往与对自身能量无节制的消耗有关，入不敷出，最终破坏了身体的内在平衡，形成疾病。

中医认为，防病的关键还在于人与自然的平衡。人生活在自然界之中，人的生命来自自然界，自然界的变化对人的身体会产生影响。中医主张人要注意契合自然的节奏，实现人与外在世界的和谐。如春天气温上升，人的身体也渐渐形成外张的态势，气血由内部浮向体表，皮肤松弛，汗腺舒张，容易产生湿症，必须防湿；夏天天气燥热，此时人容易急躁不安，要有所抑制；秋天是收缩的季节，人的气血由外部而潜向内里，皮肤紧缩，汗腺收紧，这时要注意水的补充，食物要清淡；冬季多有寒症，如伤寒、关节疼痛，由于室外活动少，长期封闭，容易消沉，必须注意调节。

中医预防医学最重要的方面，还在于保持精神的平衡。病从心起，养生重在养心。人不是机器，也不是一般的动物，人是具有复杂情感和精神的动物。人的精神性因素是内在平衡的根本。精神平衡被打破，容易引起疾病。如人遭受精神刺激，疾病往往也会跟着到来，人心胸狭窄，惠得患失，性情暴烈，盲目攀比，心情长期处于不平衡之中，或者是消极郁闷，或者是孤独无依，或者是偏执独断，等等，都是不良的心理状态，都容易带来疾病。中国人有“仁者寿”的说法，长寿的人，往往是待人和善、精神平衡的人，也就是心理比较健康的人。

(摘编自叶朗、朱良志《寻求整体平衡的中医》，《中国文化读本》普及本)

材料三：

中华医道以天人合一思想为核心，形成了天人感应、顺应自然、整体关联、阴阳平衡、调和致中、五行生克的阴阳五行学说和脏肺经络学说相结合的整体医道观，构建起一整套“治未病”的养生之道和望、闻、问、切诊断，针灸、按摩推拿、经方等“治已病”的理论和方法。

在这种整体论的指导下，中国医学形成了“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的疾病生成观；形成了“医之上者，理于未然，患居虑后，防处事先”“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冬不养藏，春必病温”“介疾有喜”的疫病防治观；形成了防微杜渐，治病求本，适时为度，辨证施治、扶正祛邪的医疗观；形成了“病从心起”，故“治心”“修养”的修心养性观和“饮食法地道，居处法天道”“制喜制怒”的养生观；形成了驱邪避毒、斋戒沐浴、打扫庭院、掸尘扫房，强身健体的卫生健康观；形成了“悬壶济世”“大医精诚，仁心仁术”“医者仁心，医德为先”“妙手回春，杏林春暖”的医德观。

“上医治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和医道观结合起来，发展创新，使其成为现代疫病防控观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并为打赢疫情防控战贡献智慧和力量。

(摘编自李伟《天道、人道、医道与疫情防控》，《光明日报》2020年3月16日)

材料一：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国强化中西医结合，促进中医药深度介入诊疗全过程，及时推广有效方药和中成药，有效减少轻型和普通型向重型、重型向危重型发展，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

在这次抗击疫情过程中，中医药参与面之广、参与度之深、受关注程度之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先后派出5批近800人的专业队伍驰援武汉，全国支援武汉的医疗队里有4900余人来自中医药系统。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0．6%。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了90%以上。

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纳入国家卫健委第三版诊疗方案，并在后面几版不断完善。第五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专门设置了中医治疗内容，针对医学观察期、临床治疗期和恢复期列出了中医诊疗方案。发挥中医药独特作用，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中国抗疫实践受到世界关注。

国际临床评价指标认为，对于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真正反映疗效的关键指标是转重率。临床发现，中医验方在减轻发热咳嗽症状、控制病情进展、提升人体免疫力方面有独特优势。德国病毒学家奇纳特尔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中西医结合疗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中医药在防止病毒吸附细胞、病毒复制等方面有明显效果。”

作为欧洲第一个实现中医药立法的国家，匈牙利在抗击疫情之初就非常重视中医药的作用。今年2月底，在匈中医师就开始熬煮可以增强免疫力的中药茶饮，并免费向当地民众发放。“中医药能因人而异地进行针对性治疗，帮助病人减轻病症，独特优势和作用显著，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获得越来越广泛认可。”匈牙利前总理迈杰希·彼得认为，“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已经是抗击疫情的重要方案，中医药正为全球抗疫做出贡献。”匈牙利卫生部补充医学工作委员会主任艾瑞·阿扬道克表示：“相信中医药会在匈牙利抗击疫情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医药和西医药可以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维护和增进民众健康。”

中国及时主动同世界分享中医药参与疫情防控的有关经验。在一些国家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医药同样发挥着独特作用。据介绍，目前，中国已向意大利、法国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捐赠中成药、饮片、针灸针等药品和器械，并选派中医师前往有关国家支援抗疫。

(摘编自《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医药抗疫》，《人民日报》)

材料二：

有人质疑，面对一个新发疾病，西医没有特效药，中医为啥有方子？

其实，中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二者看待人体和疾病的角度不同，治病方法也不相同。例如，面对新冠病毒，西医的重点是寻找有效药物，直接消灭病原体；而中医则着眼于病因和病机，通过整体调节，清除病原体的生存环境，调动人体的自我痊愈机能，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在本次疫情初期，我国中医专家对患者进行诊察分析以后，结合武汉气候特点，得出一个基本判断：新冠肺炎属于“寒湿疫”，在治疗上应主要针对寒和湿，用辛温解表之法。为此，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推荐“清肺排毒汤”。此方是对张仲景相关经方的融合创新运用，既祛寒闭，又利小便祛湿；既防疫邪入里，又调肝和胃。除了通用方，还有针对不同病情、不同症型的其他方剂和中成药。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一把钥匙。回望中华民族历史，中国人和疫病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说文解字》云“疫，民皆疾也。”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疫”的记载。东汉中后期，张仲景著成《伤寒杂病论》，创立六经辨证体系，不仅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而且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明代医学家吴又可写出了我国温病学第一部专论疫病的著作——《温疫论》。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在传染病防治中起到积极作用。凭借浩如烟海的中医经典和针、灸、砭、药、按跷、导引等医术，中华民族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凶险疫情。中医药学组方的关键，在于精准找到病因病机，明确治则治法。无论什么疾病，中医只要找到致病原因，就能从古代经典中得到答案从而制定出诊疗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定要保护好、发掘好、发展好、传承好。”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医并用，是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法宝”。在抗击疫情的战场上，中医和西医是战友。只有互相取长补短、携手共进，才能降伏病魔、造福患者。我们应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看待中西医的差异，不可厚此薄彼，更不可盲目否定中医。

(摘编自白剑峰《用疗效证明中医实力》，《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