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沈从文（节选）

汪曾祺

①一九三七年，江南失陷，我不能回校读书，在家闲居两年。两年中，我反反复复地看的两本书，就是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和《沈从文小说选》。

②我反复地看，一是因为没有别的好书看，二是这两本某些地方很相似的书，也和我的气质比较接近。这两本书甚至形成了我对文学、对小说的概念。我在中学时并未有志于文学。在昆明参加大学联合招生，在报名书上填写“志愿”时，提笔写下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当时许多学生报考西南联大都是慕名而来。这里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

③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各体文习作”就是教学生习作各体文章。他有时也出题目，曾出过“我的小庭院有什么”这样的题目，要求学生写景物兼及人事。有几位老同学用这题目写出了清丽的散文，在报刊上发表了，我都读过。也曾给我的下几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要求他们写一间屋子里的空气。为什么出这样的一些题目呢?沈先生说：先得学会做部件，然后才谈得上组装。大部分时候，是不出题目的，由学生自由选择，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课每周一次。学生在下面把车好、刨好的文字的零件交上去。下一周，沈先生就拿这些作业来讲课。

④说实在话，沈先生真不大会讲课。他不像闻先生那样，长髯垂胸，双目炯炯，富于表情，语言的节奏性很强，有很大的感染力；也不像朱先生那样，讲解很系统，要求很严格，上课带着卡片，语言朴素无华，然而扎扎实实。沈先生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因为就学生的文章来谈问题，也很难有系统，大都是随意而谈，声音不大，也不好懂。不好懂，是因为他的湘西口音一直没变，仍然是凤凰话；也因为他的讲话内容不好捉摸。沈先生是个思想很流动跳动的人，常常是才说东，忽而又说西。他的思想的跳动，给他的小说带来了文体上的灵活，对讲课可不利。沈先生真不是个长于逻辑思维的人，他从来不讲什么理论。他讲的都是自己从刻苦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之谈，没有一句从书本上抄来的话。这些经验之谈，如果理解了，是会终身受益的。遗憾的是，很不好理解。如，他曾经批评过我的一篇小说，说：“你这是两个聪明脑袋在打架!”让第三个人听，“这是什么意思?”我是明白的。我这篇小说用了大量的对话，我尽量想把对话写得深一点，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自己小说里的对话，大都是平平常常的话，但是一样还是使人感到人物，觉得美。从此，我就尽量把对话写得朴素一点，真切一点。

⑤沈先生用笔写下的东西比用口语讲出的要清楚得多，也深刻得多。使学生受惠的，不是他的讲话，而是他在学生文章后面所写的评语。沈先生对学生的文章也会作修改，但改得不多，评语却写得很长，有时会比本文还长。这些评语有的是就那篇习作来谈的，也有的是由此说开去，谈到创作上的某个问题，往往有独到的见解，文笔也很讲究。

⑥除了评语，沈先生还就学生这篇习作，与之相近的作品，他自己的别人的，中国的外国的，带来给学生看，因此，他来上课时都抱了一大堆书，让学生比较吸收，收效很好。他把自己的小说总集叫做《沈从文小说习作选》，这都是为了给上创作课的学生示范，有意地试验各种方法而写的，这是实情，并非故示谦虚。

⑦读他的小说，觉得他是把生活里的人都当成一个作品中的人物去看的。他用一种含蓄的热情对人，用一种欣赏的、抒情的眼睛看一切人。对前辈、朋友、学生、家人，都是这样。他津津乐道的熟人的一些细节，都是小说化了的细节。大概他的熟人也都感觉到这一点，他们在先生的客座（有时是一张破椅子，一个小板凳）上，也就不会谈出过于庸俗无聊的话，大都是上下古今，天南地北地闲谈一阵，喝一盏清茶，借几本书或资料，就走了。客人一走，沈先生就坐到桌子跟前拿起笔来了。

⑧我曾问过先生：“你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属于什么体系?”他微笑。我说：“你是一个标准的人文主义者。”沈先生微笑着，没有否认。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四日

鉴赏家

汪曾祺

全县第一个大画家是季陶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

叶三是个卖果子的，他专给大宅门送果子，到了什么节令送什么果子都是一定的。他的果子不用挑，个个都是好的。他的果子都是原装，四乡八镇，哪个园子里，什么人家，有一棵什么出名的好果树，他都知道，而且和园主打了多年交道，熟得像亲家一样了……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棒打萝卜”，摔在地下就裂开了。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白得像一团雪，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蜜桃。再下来是樱桃，红的像珊瑚，白的像玛瑙。端午前后，卖枇杷。夏天卖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卖马牙枣，卖葡萄。重阳近了，卖梨：河间府的鸭梨、莱阳的半斤酥，还有一种叫作“黄金坠儿”的香气扑人、个儿不大的甜梨。菊花开过了，卖金橘，卖蒂部起脐子的福州蜜橘。入冬以后，卖栗子，卖山药（粗如小儿臂）、卖百合（大如拳）、卖碧绿生鲜的檀香橄榄。他还卖佛手、香橼。人家买去，配架装盘，书斋清供，闻香观赏。

不少深居简出的人，是看到叶三送来的果子，才想起现在是什么节令了的。

叶三五十岁整生日，老大老二都提出爹不要走宅门卖果子了，他们养得起他。

叶三有点生气了：“嫌我给你们丢人？我给这些人家送惯了果子。就为了季四太爷一个人，我也得卖果子。”

季四太爷即季陶民。他大排行是老四，城里人都称之为四太爷。

叶三真是为了季陶民一个人卖果子的。他给别人家送果子是为了挣钱，他给季陶民送果子是为了爱他的画。

季陶民有一个脾气，画一张画要喝二斤花雕，吃斤半水果。

叶三搜罗到最好的水果，总是首先给季陶民送去。

季陶民每天一起来就走进他的小书房——画室。叶三不须通报，一来就是半天。季陶民画的时候，他站在旁边很入神地看，专心致志，连大气都不出。有时看到精彩处，就情不自禁地深深吸一口气，甚至小声地惊呼起来。凡是叶三吸气、惊呼的地方，也正是季陶民的得意之笔。季陶民从不当众作画，他画画有时是把书房门锁起来的。对叶三可例外，他很愿意有这样一个人在旁边看着，他认为叶三真懂，不是假充内行，也不是阿谀谄媚。

季陶民最讨厌听人谈画。他很少到亲戚家应酬，实在不得不去的，他也是到一到，喝半盏茶就道别，因为席间必有一些假名士高谈阔论。但是他对叶三另眼相看。

叶三只是从心里喜欢画，他从不瞎评论。季陶民画完了画，钉在壁上，自己负手远看，有时会问叶三：“好不好？”

叶三大多能一句话说出好在何处。

季陶民画了一幅紫藤，问叶三。

叶三说：“紫藤里有风。”

“唔！你怎么知道？”

“花是乱的。”

“对极了！”

季陶民提笔题了两句词：深院悄无人，风拂紫藤花乱。

季陶民最爱画荷花。有一天，叶三送了一大把莲蓬来，季陶民一高兴，画了一幅墨荷，好些莲蓬。画完了，问叶三：“如何？”

叶三说：“四太爷，你这画不对。”

“不对？”

“‘红花莲子白花藕。’你画的是白荷花，莲蓬却这样大，莲子饱，墨色也深，这是红荷花的莲子。”

“是吗？我头一回听见！”

季陶民于是展开一张八尺生宣，画了一张红莲花，题了一首诗：

红花莲子白花藕，

果贩叶三是我师。

惭愧画家少见识，

为君破例著胭脂。

季陶民送了叶三很多画，都是题了上款的。有时季陶民给叶三画了画，说：“这张不题上款吧，你可以拿去卖钱，——有上款不好卖。”叶三说：“题不题上款都行。不过您的画我一张也不卖！”

十多年过去了。季陶民死了。叶三已经不卖果子，但是他四季八节，还四处寻觅鲜果，到季陶民坟上供一供。

季陶民死后，他的画价大增。大家知道叶三手里有很多季陶民的画，都是精品。很多人想买叶三的藏画。叶三说：“不卖。”

有一天有一个外地人来拜望叶三，因为是远道来的，叶三只得把画拿出来。客人非常虔诚，要了清水洗了手，焚了一炷香，还先对画轴拜了三拜，然后才展开。他一边看，一边不停地赞叹：“喔！喔！真好！真是神品！”

客人要买这些画，要多少钱都行。

叶三说：“不卖。”

客人只好怅然而去。

叶三死了。他的儿子遵照父亲的遗嘱，把季陶民的画和父亲一起装在棺材里，埋了。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有删改）

【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每一寸墙 每一朵花

上海的马路纵横交错，总共5000多条，每年还会新辟出来一些路。每到年初，我会摊开新的上海地图，下棋一样看上半天。每一次，最早映入眼帘的是那些熟悉的马路。我有点路盲，找到它们，犹如找到坐标，这才能厘清陌生的新马路有多远、处在什么方位、如何能到达。

其实，我从不主动探访那些陌生的路，只是怀有一些好奇而已。说来惭愧，在上海居住超出60年，我熟悉的马路极有限，也许躲在书斋里，深陷写作的时间过多；也许我的居住、办公几乎集中在内环里，和母亲、兄弟的距离，按现在的说法，都是“一碗汤”的距离。个别亲友住得远，我每年邀请他们来这边聚餐一次，或改视频联系了。

熟悉的路，特别是有讲头，往深里看有螓的路有几处。想想每个人的人生也就一条路，生活中能有几条可恋的路，不觉得贫瘠。饱合深情的路未必和个人成长、情感轨迹、生命记忆相交织。爱上一条路，有时像爱上一个人，起源于某种相遇、相投，有时只是冥冥之中的偶然。

新华路，我从没在那儿居住过，但喜欢去。次数多了，那里的每一寸墙、每一朵花我几乎都认得。

1982年5月的一个中午，我第一次去新华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曾是“国宾道”，重要的外围宾客来往虹桥机场，车子从这里经过。当时我匆匆而去，不为马路风情、外国弄堂的建筑风格所感，直奔新华路邮局。当时的我是初出茅庐的文学新人，星星点点发表了一些作品，于是报社、杂志社、出版社陆续寄来样书和稿费，需要本人去邮局领取。从未去过的陌生马路，我心存好奇、从定西路左拐进入新华路，前行几十步，内心涌出一阵疑惑，太熟稔了，有前世今生一般的亲切感。

我找到一个常规的解释、这一截马路不宽，不是车流呼啸的干道，很少直通通对开的十字路口。马路带有微微的弯势。颇为好看、这气质和我从小居住的南昌路相像、于是好感呼之欲出。但是新华球朝气。清丽，不拘于老溺了沉稳、不停留在古朴。那里鲜有提鸟笼的、在弄堂口孵太阳的闲人，或什么摩登青年：沿街的洋房把明媚的花园敞开来，单纯清丽的初夏扑入我的怀中，耳朵清新了，仿佛能听得花朵和树叶沙沙地对话，偶然一抬头，因里一棵高瘦的杉树然是清俛。

也有翼笆、尾笆缝隙中探出一支可爱的小花。洁白花瓣、橘黄色的花蕊，嫩绿色的花茎上一抹星星似的亮光，花朵的形状如一个小风车，妩媚中带一点调皮和任性。迎着微风，仿佛能飒飒地飞转起来，它仿佛在对我微笑，让我回到童年南昌路老宅内绿意盎然的小花园。内心浮动久违的安谊。多好啊，不是每个人都能幸运地找回失去的童年心境。我略带‘痴迷地在微笑灿烂的风车茉莉所近兜兜转转，听民族乐团隐隐的琴声，欣赏法国梧桐合抱·而起的“梧桐隧道”、一些有浮雕的漂亮老别墅、欧式的半圆形阳台。

也在那一年底，我结识了我家先生，他是我中学好友的大学同窗，婆家恰巧住在新华路老烈墅群的后面。婚后，我俩周末去看婆婆，晚餐后回自己的小家，会特意绕过老别墅区，在新华路上走一段夜路。那里夜间灯光朦胧，无比静谧，仿佛一座小镇。

又过了几年，我们特地把家也安置在新华路附近。我喜欢清晨天光闪烁的新华路，在葱郁的梧桐树冠覆盖下，它像一条秀丽的河，有光泽，有荡漾感。在那样的早晨散步，我会有脑子放空的状态，将路人按不一样的走姿和步态，想成鱼类、虾类，和我一起在晨光中自在地游走。缓慢而过的小车，被想成轻舟，频簸着，逐渐流逝。偶尔路过的轧得马路发颤的货车，成了伸着脖子的大熊，笨拙，气昂昂的。

我把新华路看成“自己的地方”，有事没事来走走、停停，沉浸在静谧的心境中。我笔下的很多作品，灵感都是在放空的散步中形成的。

新华路上坐落着百余套异国建筑风格的别墅、洋房、高级花园住宅，聚集地被称为“外国弄堂”。外国弄堂离路边不远，恰好听不见外面的车声，像有意隔绝尘嚣。别墅群里有英国乡村式花园住宅，白色的粉墙露出黑色的木根架，古典大方。有带有法式风情风格的建筑，布局上轴线的对称，麻柱、雕花、线条制作工艺精细考究，屋顶上有精致的老虎窗，贵气典雅。也有气势恢宏的中式建筑以及意大利式、荷兰式的老建筑。有一幢双层圆形，形似奶油蛋糕的“蛋糕房子”，拥有蓝色的屋顶，曾是西班牙公使馆。很多老洋房有庭院，偶然穿过，只见绿色连绵，植物茂密，老洋房只成了绿树中的美丽点缀。

新华路160号上海影城，也是我心心念念的地方，在那里度过了很多美妙的时光。尤其每年电影节期间，我换上宽松的服装，带着大号瓶装水，赶场子似的看很多场电影。有时夜场龟影落幕后，顶着一头的星光回家。

秋天的逝华路有落叶景观。飘落的金色树叶满地，非常有味道。记得有一次我和女儿萦袅一路谈笑，在新华路上沙沙、沙沙地踩着落叶，忽然，我们默不作声了，被秋天的壮丽和伤感深深触及。若干年后，我写《小香咕全传》，里面有一条名叫“沙沙”的小路，孤独的香咕常会去和“沙沙”倾诉心事，每次小路轻柔地回复她：沙沙，沙沙。

新华路不宽阔，不显赫，不张扬，全长不过2公里多一点，始建于1925年，将近百年。最初因这一带有个小寺庙，慢慢地聚集人气，成了一条路。曾叫作安和寺路，1965年改名为新华路。这条路今天的魅力绽放，来自人文和景观，更来自历经近百年的岁月酿就独有的格调和积淀。

上海越来越大，车流滚滚，不喧哗、有风采、静美的马路如今已不太多。上海有64条“永不拓宽”的景观路，南京东路、淮海中路、武康路、新华路都在列，原则上说，50年、100年后，这些马路仍会保留基本的风貌。

但保持一条马路原有的风骨和风情太难，它们在被岁月销蚀。就在前不久，多少年静静开在新华路上的老牌面包房马可李罗悄悄关门了。新华路上的每一寸墙、每一朵花也被改变，我熟悉的篱笆也找不到了，但每年5月，我还会小心寻找曾对我微笑的风车茉莉，期盼那枝风车茉莉躲在隐秘的花丛中。可惜，始终没找到。多少年了，一枝也没有寻到。

也许我曾经邂逅的一株白色风车茉莉只是内心偶然闪过的幻影？有这幻影，不奇怪，人总想在时间长河的洗涤中，做回真正的自己。

沙枣

梁衡

沙枣是农田与沙漠交错地带特有的树种，研究黄河沙地和周边的生态不能不研究沙枣。沙枣的外表极不惹人注意，叶虽绿但不是葱绿，而是灰绿；花虽黄，但不是深黄、金黄，而是淡黄；个头很小，连一般梅花的一个花瓣大都没有。它的幼枝在冬天时为灰色，发干，春天灰绿，其粗干却无论冬夏都是古铜色。总之，色彩是极不鲜艳引人的，但是它却有极浓的香味。我一下想到鲁迅说过的，牛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它就这样悄悄地为人送着暗香。当时曾写了一首小词记录了自己的感受：

千枝有刺，

叶小花开迟。

沙埋根，风打枝，

却将暗香袭人急。

1972年秋天，我已调到报社，到杭锦后旗的太荣大队去采访，又一次见识了沙枣的壮观。

这个大队紧靠乌兰布和大沙漠，为了防止风沙的侵蚀，大队专门成立了一个林业队，造林围沙。十几年来，他们沿着沙漠的边缘造起了一条20多里长的沙枣林带，沙枣林带的后面又是柳、杨、榆等其他树的林带，再后才是果木和农田。我去时已是秋后，阴历十月了。沙枣已经开始落叶，只有那些没有被风刮落的果实还稀疏地级在树上，有的鲜红鲜红，有的没有变过来，还是原来的青绿，形状也有滚圆的和椭圆的两种。我们摘着吃了一些，面而涩，倒也有它自己的味道，小孩子们是不会放过它的。当地人把它打下来当饲料喂猪。在这里，我才第一次感觉到了它的实用价值。

首先，长长的沙枣林带锁住了咆哮的黄沙。你看那浩浩的沙海波峰起伏，但一到沙枣林前就止步不前了。

沙浪先是凶猛地冲到树前，打在树干上，但是它立即被撞个粉碎，又被风卷回去几尺远，这样，在树带下就形成了一个几尺宽的无沙通道，像有一个无形的磁场挡着，沙总是不能越过。而高大的沙束树带着一种威慑力量巍然屹立在沙海边上，迎着风发出豪壮的呼叫。沙枣能防风治沙，这是它最大的用处。

沙束还有顽强的生命力。一是抗旱力强，无论怎样干旱，只要插下苗子，就会茁壮生长，虽不水嫩可爱，但顽强不死，直到长大。二是能自卫，它的枝条上长着尖尖的刺，动物不能伤它，人也不能随便攀折它。正因为这点，沙枣林常被裁在房前屋后当墙围，或在地边护田。三是它能抗盐碱。它的根扎在白色的盐碱土上，枝却那样红，叶却那样绿。因为有这些优点，它在严酷的环境里照样能茁壮地生长。

过去我以为沙枣是灌木。在这里我才发现沙枣是乔木，它可以长得很高大。那沙海前的林带，就像巨人手挽手站成的队列，那古铜色的粗干多么像男人健康的臂膀。我采访的林业队长是一个近60岁的老人，20多年来一直在栽树。花白的头发，脸上深而密的皱纹，古铜色的脸膛，粗大的双手，我一下就联想到，他像一株成年的沙枣，年年月月在这里和风沙作战，保护着千万顷的庄稼不受风沙之害。质朴、顽强、吃苦耐劳，这些可贵的品质就通过他那双满是老茧的手在育苗时注到沙枣秧里，通过他那双深沉的眼睛在期待中注到沙枣那红色的树干上。

不是人像沙枣，是沙枣像人。

第二年的端午节，我到离沙地稍远一点的一个村子里采访。这个地方几乎家家房前屋后都是沙枣，就像成都平原上一丛竹林一户人家。过去我以为沙枣总是临沙傍碱而居，其叶总是小而灰，色调总是暗而旧。但在这里，沙束依水而长，一片葱绿，最大的一片叶子居然有一指之长，是我过去看到的三倍之大。清风摇曳，碧光闪烁，居然也不亚于婀娜的杨柳，加上它特有的香味，使人心旷神怡。沙枣，原来也是很秀气的。它也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能上能下，能文能式，能防沙，能抗暴，也能依水梳妆，绕檐护荫，接天蔽日，迎风送香。多美的沙枣！

那年冬季，我移居到县城中学来住。这个校园其实就是一个沙束园。一进校门，大道两旁便是一片密密的沙枣林。初夏时节，每天上下班，特别是晚饭后，黄昏时，或皓月初升的时候，那沁人的香味四处蒸起，八方袭来，飘飘漫漫，流溢不绝，让人陶醉。这时，我感到万物都融化在这清香中，充盈于宇宙间。

宋人咏梅有一名句：“暗香浮动月黄昏”，其实，这句移来写沙枣何尝不可？这浮动着的暗香是整个初夏河套平原的标志。沙枣飘香过后，接着而来的就是八百里平原上仲夏的麦香，初秋的菜香，仲秋的玉米香和晚秋糖菜的甜香。

沙枣花香，香飘四季，40多年了还一直飘在我的心里。

（文章有删减）

明月清泉自在怀

贾平凹

读王维的《山居秋瞑》时年龄还小，想象不来“松间明月”的高洁，也不懂得“泉流石上”是什么样。母亲

说这是一幅很美很美的风景画，要我好好背，说背熟了就知道意思了可我虽将诗句背得滚瓜烂熟，其意义依然不懂。什么空山、清泉、渔舟这些田园风物也只是朦胧，而乡野情致则更模糊了。

后来上了大学，有了些古文功底，常常自豪于同窗学友，翻来覆去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也能时常获得师长赞许。再后来深入乡村，那儿有田园，却无松竹流泉；及至上了华山、峨眉山，并且专在月夜听泉，古刹闻钟，乘江南渔舟，访溪边浣女，都为寻找王维《山居秋暝》的那种灿烂意境，都为了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那份执着情结。一段时间，于人世纷杂之中，自以为林泉在胸，甚至以渔樵野老自居，说和同事纠纷，劝解祸中难人。自以为心中有了王维，就了却了人间烦恼，看透了红尘纷争；更自以为一壶清茶，便可笑谈古今。

真正进入了人生的生存程序——结婚、生子、住房、柴米油盐等等，才知道青年时代“明月松间照”式的“超脱”，只不过是少年时代“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浮雕和顺延。真正对王维和他的诗的理解，是在经历了无数生命的体验和阅历的堆积之后。人之一生，苦也罢，乐也罢；得也罢，失也罢——要紧的是心间那一泓清潭里不能没有月辉。哲学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顶上的松阴，足下的流泉以及座下的磐石，何曾因宠辱得失而抛却自在？又何曾因风霜雨雪而易移萎缩？它们自我踏实，不变心性，才有了千年的阅历，万年的长久，也才有了诗人的神韵和学者的品性。

我不止一次地造访过终南山翠华池边那棵苍松，也每年数次带外地朋友去观览黄帝陵下的汉武帝手植柏，还常常携着孩子在碑林前的唐槐边盘桓……这些木中的祖宗，旱天雷摧折过它们的骨干，三九冰冻裂过它们的树皮，甚至它们还挨过野樵顽童的斧斫和毛虫鸟雀的啮啄，然而它们全都无言地忍受了，它们默默地自我修复、自我完善。到头来，这风霜雨雪，这刀斧虫雀，统统化作了其根下营养自身的泥土和涵育情操的“胎盘”。这是何等的气度和胸襟？相形之下，那些不惜以自己的尊严和人格与金钱地位、功名利禄作交换，最终腰缠万贯、飞黄腾达的小人的蝇营狗苟算得了什么？且让他暂去得逞又能怎样。

王维实在是唐朝的爱因斯坦，他把山水景物参悟得那么透彻。所谓穷极物理形而上学于他实在是储之心灵，口吐莲花！坦诚、执着、自识，使王维远离了贪婪、附庸、嫉妒的装饰，从而永葆了自身人品、诗品顽强的生命力。谁又能说不呢？的确，“空山”是一种胸襟，“新雨”是一种态度；“天气”是一种环境，“晚来”是瞬时的境遇。“竹喧”也罢，“莲动”也罢，“春芳”也罢，“王孙”也罢，生活中的诱惑实在太多太多，而物质的欲望则永无止境，什么都要的结果最终只能是什么都没有得到。唯有甘于清贫，甘于寂寞，自始至终保持独立的人格，这才是人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王维的人生态度正是因为有了太多的放弃，也便才有了他“息阴无恶木，饮水必清源”的高洁清怀，也便才有了他哲悟金铂般的千古名篇！

“明月松间照”，照一片娴静淡泊寄寓我无所栖息的灵魂；“清泉石上流”，流一江春水细浪淘洗我劳累庸碌之身躯。浣女是个好，渔舟也是个好，好的质地在于劳作，在于独立，在于思想——这是物质的创造，更是精神的明月清泉。

（选自《青年博览》2006年12期）

神手

张国平

过收费站，下高速，不远处有座挺大的院子，那便是石匠方宽的石碑厂。

院子足有二亩大，因为离城区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显得有些孤单，陪方宽的除了大大小小的石碑就只有两个徒弟，偶尔来造访的还有收费站的老贺。

方宽搬了两次家，最后一次是三年前搬到了收费站这里。不这样不行，叮叮当当的刻石声影响居民休息，再者搬运石碑进出石料都是大车，白天不好进城，很不方便。反正自己的手艺有目共睹，不管搬到哪儿，生意一样好。

也图份心静。两个徒弟手艺也学成了，方宽多半时间都放在操练书法上。石碑绝大部分是墓碑，是留给故去人的。人辛苦一辈子，死了除了一把灰，就剩下墓前石碑上这几行字了，马虎不得。

虽谈不上书法大家，但方宽的字无论楷、隶、行书都颇具功底，尽管如此，方宽一点也不敢松懈，仍坚持每天两次操练书法，早晚各一次，一共两小时。端端正正在石碑上写好字，下余的工序就留给徒弟了。除非哪位客户愿意出大价钱，点名要方宽亲手刻。

闲暇的时候就找收费站老贺下棋。

老贺是个单身，每逢歇班就来找方宽下棋。于是，叮叮咣咣的刻石声里便夹杂了方宽和老贺“啪啪”的杀棋声。

院子里那棵毛白杨已成荫了，斑斑驳驳的树荫下对杀几局，逍遥得赛过神仙。墓碑离生死最近，每个石碑的形成几乎都代表着一个生命的结束，石匠这行当干得年头多了，方宽什么也都看得淡了。

那个干瘦老头出现的时候，方宽正和老贺在白杨树下捉对厮杀。老头说，我刻石碑。棋盘上激战正酣，方宽头也没抬，说，价格在墙上写着，有事找徒弟吧。

老头很固执，说，我想请你刻。

方宽抬头望了一眼。老头布衣打扮，其貌不扬，刀刻般的脸上透着铁青，裤角上似带些泥巴。方宽低下头去，一边抓棋子一边说，找徒弟吧，我忙。

老头说，我信不过他们。

哦。方宽挺了一步卒，才意识到老头的话，有些不高兴了，说，哦？你是外地人吧？别看他俩在我面前是徒弟，单拉出去都是响当当的高手。方宽见老头仍不放心，又说，我姓方，人说的那个方石匠就是我。

老贺出车捉马，眼看胜局已定，见老头仍纠缠，也不耐烦了，说，人说的石匠神手就是他。强将手下无弱兵，你尽管放心。

我仍想让你亲自刻。这时，方宽的马已身陷窘境，脸上漫过一片潮红。见方宽仍低着头，老头又说，我出大价钱。

棋局颓废，大势已去，再加上老头的喋喋不休，方宽很烦躁，抬头盯老头的脸，问，你？你出多少？

老头说，你出个价吧。

方宽见败局已定，认输了，一边重码棋子，一边伸出一个弯曲的食指说，九百。

徒弟刻石碑一般三百，方宽说出三倍的价钱，是想吓唬老头。不想老头爽快地答应了，说，九百就九百吧。

哦？棋子已码好，方宽意犹未尽，本不想接茬儿，看老头倒很爽快，就说，你先去看，石料吧，相中哪块就定下，我刻。

老头说，石料我带着。

哦？方宽彻底抬头了。自己带石料的人寥寥无几，除非那些政界要员和大款们，自己挑选上等的优质石料定做石碑，这个貌不惊人的老头居然也自带石料？

方宽说，推进来看看。

在这。老头“嚓”地拉开放在地上的黑提包，露出一块不大的方石。青石，泛着冷峻的光。是块好石料，可惜太小了，一尺宽，二尺长。方宽疑惑地问，做什么用？

老头说，只想让你亲手刻几个字。

方宽说，好吧，我刻。你有什么要求去那边对徒弟说，我一定按你要求办，也一定亲手刻，我方宽做石匠几十年，这点你放心。

这天方宽手气不那么顺，输多胜少，跟老贺下到天黑也没赢几局。留老贺吃了饭，送老贺出门，方宽才想起上午的事。去问徒弟，徒弟说老头只刻两个字：神手。神手？方宽吃一惊，再回想老头那双骨节突出的手，突然觉得怠慢行家里手了。

不敢懈怠，工工整整写上字，方宽抡锤子准备连夜做完石碑。嘭！方宽一锤下去，凿子下冒出一溜火星，一下滑到一边去了。那块一尺宽、二尺长的石料居然没留下一点划痕。

还从来没遇到过这般坚硬的石头。方宽不服，又抡起锤子。嘭！凿子再次滑到一边去了，石头上仍没留下任何划痕。

几十年石匠生涯，居然刻不动这块石头。方宽的脸立刻涨红了。

方宽羞愧多日，准备等老者再登门，好好讨教一番。可是，老者再也没有出现。

（有删改）

售棉大路

莫言

黎明时分，杜秋妹被冻醒了。这时，天忽然黑起来，暗蓝的天幕变得黝黑。天幕上寒星点点，空气冰冷潮湿。一会儿，黑暗渐渐褪去，天色也变淡了，天空也变高了。太阳虽然还没出来，但天已经亮了。赶马车的人们纷纷吹熄灯光，收拾起草料架子，准备赶车向前了。直到这时候，杜秋妹才算看清了这条长蛇般的车马大队，也搞清了自己的排子车在这条长蛇阵中的位置。她连夜拉着八百斤棉花走了四十里路，跌跌撞撞赶了几个小时，原以为能排在前头好早点卖了棉花，哪曾想到是这等阵势。

杜秋妹的排子车前是一辆装得像小山般的马车，马车主人是个小伙，脸平常得像一块方方正正的砖坯，浑身上下都好像带棱带角。杜秋妹是第一次来卖棉花，心里没底，便高声向年轻的车把式打听起来。马车右边那台拖拉机的主人狠瞪了杜秋妹一眼，仿佛责怪她打断了他的美梦。

到了十二点光景，车马大队再一次像死蛇一样僵在路上。太阳当头照耀，一点风也没有，骡马耷拉着脑袋，人垂着头，忍气吞声地受着“秋老虎”的折磨。车把式请杜秋妹替他照看牲口，他去打点水来润润人的喉咙，也饮饮牲口。想着杜秋妹同时顾不了两辆车，他把杜秋妹的排子车拴在马车尾巴上，这样马车就能拖着排子车前进。

车马大队蠕动起来，杜秋妹手忙脚乱地招呼着牲口，右边的拖拉机手却不停地猛踩油门，使没有充分燃烧的柴油变成一股股黑烟，喷到杜秋妹身边，把她包围在肮脏的烟雾里。车把式终于提着一桶水回来了。杜秋妹抢上前去，把嘴贴到水面，咕咚咕咚灌了一个饱。车把式招呼拖拉机手：“哎，伙计，喝水不？”拖拉机手坐在驾驶座上连头也不回，聋了似的一声不吭，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行进中，杜秋妹忽然闻到一股棉布或是棉花烧着的气味儿。她一边翕动着鼻翼，一边检查排子车。“八成是拖拉机上什么烧着了，刚才他还抽过烟。”杜秋妹腾腾跑上前去，高叫着：“停车！"拖拉机手瞪了她一眼，并不理睬。这时，杜秋妹已经看到了车上那只冒着白烟的棉花包，急忙大叫道：“你车上着火了！”拖拉机手一回头，脸唰地白了，急忙刹住车，跳上车斗，把着了火的棉花包扔下地来。棉花包一落地，呼啦一下子腾起了半尺高的火苗。杜秋妹一猫腰，拖着棉花包就滚下了道沟。人们一齐拥下沟去，捧土将火压灭……

众人经过反复检查，确信没有余烬，才纷纷议论起来：“伙计，你今天好大的灾福！再晚一会儿，这车棉花就算报销喽！”

“连我们也要跟着‘沾光’！还不闹个火烧连营！”

人们一齐又把赞赏的目光投到杜秋妹身上，看得她不好意思起来。她的手上烫起了几个大水泡，裤子也烧了一个鸡蛋般大的窟窿。

拖拉机手红着脸，嗫嚅着：“……大姐，您宰相肚里跑轮船，刚才……”可杜秋妹扭过身不去理他。这时，车队又开始蠕动，前进了一段距离，又彻底停住。拖拉机手带的收音机里播起天气预报：“今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雷阵雨！人倒不怕，权当洗个凉水澡，棉花可就完了。加工厂是不会要湿棉花的，还得拉回家去，再晾、再晒，但再晾再晒也白搭，棉花让雨一淋就会发黄、发红、降级、压价、少卖钱，还得再来排队、熬夜……

大家都抬头看天，东北方向的天空像有千军万马在集结待命，乌压压，黑沉沉，仿佛只要一声令下，就会冲过来。杜秋妹、车把式、拖拉机手这几个不打不相识的朋友聚在一起，冷静地分析了情况：走是不现实的，路上的车一辆接一辆，要想掉转车头抢在雷雨之前赶回家，简直比登天还难。只有留在这里，采取一些防护措施。拖拉机手有一块篷布，车把式车上有一块塑料薄膜。把三辆车上的棉花通通卸下来垛在一边，上边用篷布和塑料薄膜蒙住，在一般情况下可保无虞。

棉花盖好了。人无处躲藏，就一齐坐在马车上，静候着雷雨的到来。真是幸运极了，这场外强中干、虚张声势的雷阵雨并没落下多少。雨过天晴，车马大队又开始前进。从前面传过来消息说，县委书记亲临加工厂解决问题清理通道，赶铺新垛底，增设了新磅秤。开始人们还将信将疑，但一会儿工夫，队伍前进的速度果然惊人。不到两个小时，杜秋妹坐在高高的马车上已经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棉花加工厂挂在门口的大牌子以及门口挤成一个蛋的人马车辆。阳光照耀着杜秋妹欣喜的笑脸。

（选自《莲池》1983年第3期，有删改）

一对夫妻的奇遇

[意大利]卡尔维诺

阿尔图罗·马索拉里是上夜班的工人，早晨六点下工，回家要走很长的路，天气好的时候，他也骑自行车，雨天和冬季改乘电车。六点三刻和七点之间回到家里，正好赶上妻子艾莉黛的闹钟刚刚响过，或差一点就要响的时候。

经常是两种声响：闹钟的铃声和他迈入家门的脚步声同时闯入艾利黛的脑海里，把她从睡梦中唤醒。凊晨的觉是最香的时候，她总要把脸埋在枕头里，在床上再赖上几秒钟。然后，她倏地坐起身来，匆匆忙忙把胳臂伸进晨衣，头发耷拉到眼睛上。她就这副模样出现在厨房里，阿尔图罗正在那里，从随身携带的提包里取出空空如也的饭盒和暖水瓶，把它们放在水池里。在这之前，他已经点好了炉子，煮上了咖啡。

有时，还差一分钟闹钟就该响了，是阿尔图罗端着咖啡走进房间，将她唤醒的。她举起双臂，伸伸懒腰，然后一把搂住他的脖子。阿尔图罗还穿着风雨衣；她搂着他，根据他外衣的湿度和凉意就可以知道外面是什么天气：下雨、有雾、抑或降雪；不过，她仍然要问：“天气怎么样？”而他呐，也总是半带讥讽地嘟囔一番，把一天的不快从后到前倒着数落一遍；骑自行车的归途，出厂时的天气，头天晚上进厂时截然不同的气候，干活时遇到的麻烦，车间的传闻等等。

艾莉黛忽然喊道：“天哪！什么时候啦！”她连忙把脸凑近梳妆台的镜子，嘴上噙着发夹，用刷子梳通头发。阿尔图罗走过来，站在她的背后，瞅着艾莉黛。他待在那儿也帮不上忙，显得局促不安。艾莉黛收拾妥当，在走廊里穿上大衣，吻了一下阿尔图罗，打开门，匆匆往楼下跑去。

家里就剩下阿尔图罗一个人了。他听见艾莉黛的鞋后跟踏着台阶的声音，当这种声音消失后，他的思想又随着她疾步走在庭院里，来到大门口，行进在人行道上，然后，一直随她走到电车站。连电车叮叮的响声他似乎也听得见。车停下来，每个乘客上车时脚登踏板的声音他也听得见。他想：“好了，这会儿她乘上车了。”他仿佛瞧见妻子挤在十一路电车上男男女女劳动者中间，十一路电车像以往每天一样，把他的妻子带到工厂里。

阿尔图罗灭掉烟蒂，关上窗户，屋子里顿时暗了下来，他上了床，艾莉黛起来后没整理床，阿尔图罗睡觉的那边几乎没动，跟刚铺好的一样。他老老实实地躺在自己那边，但是，过了一会儿，他把一条腿伸到艾莉黛睡的那边，那里还有妻子的余温，接着，他又把另一条腿也伸了过去，就这样他一点一点把身子都移到艾莉黛睡的那边去了。那里有着妻子的体温，并且还保留着她的身体的形状。他把头枕在妻子的枕头上，脸紧紧贴住枕头睡着了。

艾莉黛晩上回家时，阿尔图罗已经在房间里转了半天了：他点上了炉子，把东西放在炉子上烧，在晩饭前几个小时里，他也做些事情，譬如铺床、扫地、把该洗的衣服浸在水里。他待在家里，手上在做这些事，可精神上早就去迎候她了。外面华灯初上，艾莉黛挤在煕来攘往的妇女群中，从这个商店跑到那个商店忙着采购物品。阿尔图罗终于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沉重的脚步声，跟早晨的那种声音全然不同。阿尔图罗走出房门，来到楼道，从妻子手里接过购物包。两人边说话边走进家门。艾莉黛连大衣也没脱，一下子就坐在了厨房的椅子上，与此同时，阿尔图罗把东西一件件从包裹里取出来。

“赶紧干活吧！”说着，艾莉黛站起身，脱下大衣，换上家常便服。夫妻俩开始做饭；两人的一顿晩餐，他带到工厂为夜间一点钟准备的宵夜，她明天带到工厂里去的午餐，还有他明天下班醒来吃的东西。咖啡还没喝完，阿尔图罗已经跑去检查自行车是否一切正常。他们互相依偎着，阿尔图罗感到妻子的身体是那么娇柔、温暖。然后，他扛起自行车，小心翼翼地走下楼去。

艾莉黛洗刷盘子，看着丈夫出门了。他眼下正穿行在路灯稀少的黑暗的街道上，或许这时他已经过了加油站。

艾莉黛上床，熄了灯。她躺在自己睡的一边，又慢慢把脚挪到阿尔图罗那边，寻找丈夫的温暖，可是每次她都发现自己这边更暖和，于是她明白了，阿尔图罗是在她这边睡的觉，顿时，一股暖流和柔情涌上心头。

牵风记(节选)

徐怀中

老乡们叹息说，可惜一台好节目，就这样吹灯拔蜡了。

“请等一下！请等一下！”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呼喊声。

“虎团”团长齐竞远远看到，那个女孩子站在场地最后，一只手袍着长长的一个什么物件。她很有自信的样子，脸上总挂着那么一丝天然的微笑。

女孩仰起脸，向高居于舞台台口的齐竞提出交涉：“首长同志，你好！碰巧我带着古琴，就由我为大家弹奏一支曲子可以吗？”

一个花季少女怀抱古琴，突然出现在队列前，齐竞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陪同女孩子的地方干部上前说明，她是从北平来的女学生，名叫汪可逾。路经此地，正好赶上“虎团”在开晚会。

齐竞脸上顿时感觉热辣辣的，这一下，让沦陷区来的女学生看笑话了！应该欣然接受，还是婉言谢绝呢？他心想，作为现场的最高指挥员，决不可冷冰冰地板起面孔，对待如此天真烂漫的一种想法，劈头一瓢冷水浇下来。

“欢迎欢迎！请到台上来！请到台上来！”齐竞正式发出邀请。

汪可逾登上舞台，她已经高兴得迫不及待地解开琴囊，取出了古琴。

“啊哟天哪！这不是一张宋代古琴吗？”齐竞随口吟诵出了白居易《废琴》诗句:“丝桐合为琴，中有太古声。古声淡无味，不称今人情。”女学生也来了兴致，以白居易的另一首诗作回应:“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心静即声淡，其间无古今。”

老乡们也都重新围拢上来，等待恢复演出。自然是由齐竞担任了报幕员:“安静！安静！现在请小汪同学为大家演奏一支古琴曲，好不好啊？”

“好！”

只见汪姑娘缓缓抬起右臂腕，纤纤素手弹出了一个散音——空弦音。她的这张宋琴共鸣极佳，洪亮一如铜钟。离开舞台一段距离，便可以隐约听到远处接连不断的炮声。台下观众早把战火纷飞隆隆炮声掷诸脑后了，一支古琴曲营造出了超乎音响感受的一种空幻氛围，清风明月，万籁俱寂，令全场军民泰然心悦，陶醉不已。

20世纪末，军事科学院一个战史编写小组重访太行山根据地。抗战初期许多著名战役，便发生在这一带，日军发起规模空前的一九四二年五月大“扫荡”。此地也正是遭受祸害的中心地区，当地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全都作为亲历者接受了采访。

让来访者大失所望，老人们对当年战斗中许多生动感人的细节记忆很模糊，掏不出他们几句话了，而对一个未成年的北平女学生，以她尚不娴熟的技艺弹奏了几支古琴曲，老人们却至今难以忘怀，连种种细节都能讲得出来，那位汪姑娘怎样席地而坐，怎样将古琴架在双腿上，又怎样缓缓抬起右腕，以右手中指尖弹拨出一个空弦音。

那天独立第九旅举办了居民同乐晚会，远远超出了娱乐的涵义，令战史编写组各位将校难以置信。

而事实上，那个夜晚军情正是十万火急。日军已经完成隐蔽合围部署，并组成了“挺进杀入支队”，企图对太行区领导机关来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向心奔袭，我军则采取“敌进我进”战术，适时向日军后方交通线和据点发起猛烈攻击，迫敌回援，变被动为主动。敌我双方作战指挥的电报讯号往返交错，在茫茫夜空织成了一张无形的网。汪姑娘的古琴曲悠然穿过那张炽热的电信网，随疾风流云远远传向四方。

齐竞接到指挥部AAAA加急电报，来不及先向汪姑娘打一声招呼，让她终止演奏，而是直接向全场宣布:“全体起立！出发！”。转眼之间台上已经空空的了，幕布一收，再看不出这里有过什么舞台的痕迹，一号和他的两名警卫员已经上马了，民众运动科科长跑来报告，说那个北平女学生向他报名参军，非跟着部队走不可。

齐竞一听就急了:“你有脑子没有？她拿着边区政府的介绍信，要去太行二中，你半路把人给拐跑了，怎么交代？”远远看见，小汪深一脚浅一脚向这边跑过来，他指头戳着民运科科长的鼻子尖喝令:“甩掉她！听清楚了，甩掉她！”

齐竞一抖绥绳飞奔而去，两名骑兵通讯员紧随其后，消失在黑暗中。

下坡或者上坡

从县政府往东走，是一条长长的下坡路。当然也可以这样说，从国税局往西走，是一条长长的上坡路。两种说法，指的是同一条道路。人间的事情就是这样，同一个事物，至少会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乍一听，好像是矛盾的，是相反的，仔细琢磨，其实是一回事儿。立场不同，视角不同，说法自然就不会相同嘛。

从县政府到国税局之间那条长长的下坡路，几天前发生了一场交通事故，把我和我的朋友老周都牵扯进去了。

老周曾经是我的同事，两个人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坐对面，关系相当密切。十几年前“下海”热的时候，老周义无反顾地下去了，开办了一个律师事务所。如今，老周的事业红红火火，连奥迪都开上了。我呢，还窝在原先的那个部门。当然也“进步”了，不过跟老周相比，我的“进步”可以忽略不计。

老周不忘旧交，忙里偷闲，会主动来电话，约我出去小聚。去的是老地方，农家菜馆。

那个黄昏跟往常一样，老周亲自开车来接我。跟往常不一样的是，在那个下坡路的中间地段，我们发现前面路边上围了一群人。老周把车停下了。

老周说：“肯定是交通事故。”说完，老周打开车门走了出去。我坐着没动。我不想管这种闲事，弄不好会管出一身麻烦的。这样的例子我见到的不少，听到的更多。原本是一种美德，可很多人都被自己的美德弄得焦头烂额……

我正胡思乱想着，老周回到车上，从公文包里拿出纸和笔，匆匆地写着什么。

我说：“老周，别管闲事。”老周没有抬头，边写边说：“不管不行，弄不好有生命危险。”我知道自己拖不住老周的后腿。他认准要做的事，谁反对都不行。当年“下海”的时候就是这样。

我心里有点儿不踏实，跟老周一起下了车。我看见柏油路上躺着一个白发的老人，脑袋上有血，手上也有。跟我想象的一样，肇事司机逃走了。没逃走的是一群围观的看客。事不关己，看看又何妨呢？何况，看过以后，他们至少会捡到一个话题，跟别人说来说去，还可以发几声感慨，加几句议论，甚至还可以骂骂娘。

老周走到白发老人身边，扶起了他的上半身，把纸和笔都递给他，说：“老人家，你签个字，证明我不是肇事的司机。签完字，我送你上医院。”老人的神志还算清醒，他看了老周一眼，点点头，接过笔，在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我注意到，老人的手有些颤抖，字写得歪歪扭扭，而且，还把手上的血蹭到那张“证明”上去了。

这时候围观的人群里发出不同的声音。

一个声音说：“救人要紧，签哪门子字呢？”又一个声音说：“快点吧，出了人命谁负责？”还有一个声音说：“人心不古，人心不古哇。”老周一声不吭。我不知道他在心里想什么。我倒是有些愤愤不平。一大群人没一个肯动手帮忙的，现在倒说起风凉话了。

我们把老人送进了医院。还好，伤势不算太重。医生说，需要住院观察一下。恰好，老人的儿子也赶到了，住院的事情，让他去安排吧。

老人的儿子是个穿着皮夹克的中年人，脸色很阴，似乎有些愤怒。他没去安排住院的事，而是瞪着眼睛走到我们身边，说：“怎么回事儿？”老周把前后的经过跟他说了一遍。皮夹克沉默不语，他的表情很怪，似乎不相信老周的话，又似乎是将信将疑。屋子里的空气僵硬了。老周轻轻叹了口气，把“证明”拿出来给他看。皮夹克低着头看“证明”，看了很久很久，才从牙缝里挤出了几个冷冰冰的字：“那就，谢谢啦。”说完，一转身走了，连老周的姓名都没想起问一下。老周不是肇事司机，他心里是不是特别失望呢？

我对皮夹克非常不满。什么人呀？人家帮了你父亲，你就用这种态度来对人家？老周长长吁了一口气，突然在我的胸脯上擂了一拳，大声说：“走，我们到富丽华大酒店，一醉方休！”富丽华是本地最高档的酒店，我和老周还从来没有一起去过呢。

我很纳闷儿，老周怎么变得如此兴奋呢？

髻

琦君

母亲年轻的时候，一把青丝梳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白天盘成了一个螺丝似的尖髻儿，高高地翘起在后脑，晚上就放下来挂在背后。我睡觉时挨着母亲的肩膀，手指头绕着她的长发梢玩儿，双妹牌生发油的香气混着油垢味直薰我的鼻子。有点儿难闻，却有一份母亲陪伴着我的安全感。

每年的七月初七，母亲才痛痛快快地洗一次头。乡下人的规矩，平常日子可不能洗头。如洗了头，脏水流到阴间，阎王要把它储存起来，等你死以后去喝，只有七月初七洗的头，脏水才流向东海去。所以一到七月七，家家户户的女人都要有一大半天披头散发。母亲乌油油的柔发像一匹缎子似的垂在肩头，微风吹来，一绺绺的短发不时拂着她白嫩的面颊。她眯起眼睛，用手背拢一下，一会儿又飘过来了。她是近视眼，眯缝眼儿的时候格外的俏丽。我心里在想，如果爸爸在家，看见妈妈这一头乌亮的好发，一定会上街买一对亮晶晶的水钻发夹给地戴上。

父亲不久回来了，没有买水钻发夹，却带回一位姨娘。她的皮肤好细好白，一头如云的柔鬓比母亲的还要乌，还要亮。两鬓像蝉翼似的遮住一半耳朵，梳向后面，挽一个大大的横爱司髻，像一只大蝙蝠扑盖着她后半个头。她送母亲一对翡翠耳环。母亲只把它收在抽屉里从来不戴，也不让我玩，我想大概是她舍不得戴吧。

我们全家搬到杭州以后，母亲不必忙厨房，许多时候，父亲要她出来招呼客人，她那尖尖的螺丝髻儿实在不像样，父亲一定要她改梳一个式样。母亲就请她的朋友张伯母给她梳了个鲍鱼头。在当时，鲍鱼头是老太太梳的，母亲才过三十岁，却要打扮成老太太，姨娘看了只是抿嘴儿笑，父亲就直皱眉头。我悄悄地问她：“妈，你为什么不也梳个横爱司髻，戴上姨娘送你的翡翠耳环呢？”母亲沉着脸说：“你妈是乡下人，哪儿配梳那种摩登的头，戴那讲究的耳环呢？”

姨娘洗头从不拣七月初七。一个月里都洗好多次头。洗完后，轻柔的发丝飘散开来，飘得人起一股软绵绵的感觉。父亲坐在紫檀木棍床上，端着水烟筒噗噗地抽着，不时偏过头来看她，眼神里全是笑。姨娘抹上三花牌发油，香风四溢，然后坐正身子，对着镜子盘上一个油光闪亮的爱司髻，我站在边上都看呆了。姨娘递给我一瓶三花牌发油，叫我拿给母亲，母亲却把它高高搁在橱背上，说：“这种新式的头油，我闻了就反胃。”

那时姨娘已请了个包梳头刘嫂。她每天早上十点钟来，给姨娘梳各式各样的头，什么凤凰髻、羽扇髻、同心髻、燕尾髻，常常换样子，衬托着姨娘细洁的肌肤，袅袅婷婷的水蛇腰儿，越发引得父亲笑眯了眼。刘嫂劝母亲说：“大太太，你也梳个时髦点的式样嘛。”母亲摇摇头，响也不响。

母亲不能常常麻烦张伯母，不久也由张伯母介绍了一个包梳头陈嫂。陈嫂是个爱说话的女人，她总是一边梳一边叽里呱啦地从赵老太爷的大少奶奶，说到李参谋长的三姨太，母亲像个闷葫芦似的一句也不搭腔，我却听得津津有味。有时刘嫂与陈嫂一起来了，母亲和姨娘就在廊前背对着背同时梳头。只听姨娘和刘嫂有说有笑，这边母亲只是闭目养神。陈嫂越梳越没劲儿，不久就辞工不来了。

从那以后，我就垫着矮凳替母亲梳头，梳那最简单的鲍鱼头。她的脸容已不像在乡下厨房里忙来忙去时那么丰润亮丽了，她的眼睛停在镜子里，望着自己出神。我手中捏着母亲的头发，一绺绺地梳理，可是我已懂得，一把小小黄杨木梳，再也理不清母亲心中的愁绪。因为在走廊的那一边，不时飘来父亲和姨娘琅琅的笑语声。

我长大外出读书，寒暑假回家，偶然给母亲梳头，头发捏在手心，总觉得愈来愈少。想起幼年时，每年七月初七看母亲乌亮的柔发飘在两肩，她脸上快乐的神情，心里不禁一阵阵酸楚。

在上海求学时，母亲来信说她患了风湿病，手膀抬不起来，连最简单的螺丝髻儿都盘不成样，只好把稀稀疏疏的几根短发剪去了。我捧着信，坐在寄宿舍窗口凄淡的月光里，寂寞地掉着眼泪。深秋的夜风吹来，我有点冷，披上母亲为我织的软软的毛衣，浑身又暖和起来。可是母亲老了，我却不能随侍在她身边，她剪去了稀梳的短发，又何尝剪去满怀的愁绪呢！

不久，姨娘因事来上海，带来母亲的照片。三年不见，母亲已白发如银。我呆呆地凝视着照片，满腔心事，却无法向眼前的姨娘倾诉。她似乎很体谅我思母之情，絮絮叨叨地和我谈着母亲的近况。说母亲心脏不太好，又有风湿病。所以体力已不大如前。我低头默默地听着，想她就是使我母亲一生郁郁不乐的人，可是我已经一点都不恨她了。因为自从父亲去世以后，母亲和姨娘反而成了患难相依的伴侣。我再仔细看看她，她穿着灰布棉袍，鬓边戴着一朵白花，颈后垂着的再不是当年多彩多姿的凤凰髻或同心髻，而是一条简简单单的香蕉卷，她脸上脂粉不施，显得十分哀戚，我对她不禁起了无限怜悯。

来台湾以后，姨娘已成了我唯一的亲人，我们住在一起有好几年。在日式房屋的长廊里，我看她坐在玻璃窗边梳头，她不时用拳头捶着肩膀说：“手酸得很，真是老了。”当年如云的青丝，如今夜渐渐落去，只剩了一小把，且已夹有丝丝白发。想起在杭州时，她和母亲背对着背梳头，彼此不交一语的仇视日子，转眼都成过去。

我怔怔地望着她，想起她美丽的横爱司髻，我说：“让我来替你梳个新的式样吧。”她愀然一笑说：“我还要那样时髦干什么，那是你们年轻人的事了。”

她说这话，一转眼又是十多年了。我也早已不年轻了。对于人世的爱、憎、贪、痴，已木然无动于衷。母亲去我日远，姨娘的骨灰也已寄存在寂寞的寺院中。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