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史不应无视旧体诗词
近几年,《中国诗词大会》《诗书中华》等传统诗词类电视节目一度在各类媒体上“刷屏”,其高人气可见一斑。诗词类电视节目的成功绝非偶然,它生动说明传统诗词在今天仍具有深广的群众基础,传统诗词背后所连接着的传统文化在今天仍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力。从人们对诗词类电视节目发自内心的热情来看,旧体诗词的阅读、创作及评论仍然是当代精神文化生活不容忽视的一部分。然而,翻开各类现当代文学史论著,却基本见不到现当代“旧体诗词”的踪影。一热一冷,引人深思。
传统诗词之“冷”,源自近现代以来中国诗歌传统的断裂。中国从来以“诗国”著称,绵延数千年的诗歌传统定义并深刻塑造着我们民族精神生活的整体品格。姑且不论《诗经》《楚辞》的滥觞、唐诗宋词的辉煌,即使是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语)逻辑下通常被认为以小说、戏曲为代表文体的明清两代,读书人也仍以“诗歌”为文学的正宗、以“诗人”为最高的褒扬。然而,这一诗歌传统在近现代出现巨大的断裂。造成断裂的表面原因是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的大潮以及白话文的提倡和推广,小说这一文体取代了诗歌成为中国文学新的“正宗”。其潜在原因是“进化论”逻辑在文学领域的消极影响:传统诗词因自身“不可避免”的落后与缺陷,“不可避免”地被“科学”“先进”的新诗所淘汰、取代。近几十年,在市场大潮挟裹而来的浮躁气息冲击下,中国诗歌传统的断裂就愈来愈严重了。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白话文学的兴起,大部分文体逐渐完成了由“文言”向“白话”的转换。正是在这一进程中,古典诗词不仅失去了文学主流地位,而且逐渐被排斥在“现代文学”之外。
其实在20世纪的文艺舞台上,旧体诗词的身影一直未曾消失:从1909年成立的南社,到上世纪40年代延安时期的“怀安诗社”,再到1976年的“天安门诗抄”,乃至如今个性鲜明、自成一家的网络诗词创作,旧体诗词都展现着绵长坚韧的生命力。这些旧体诗词的创作者来自广泛的社会阶层,郭沫若、鲁迅、郁达夫、毛泽东、程千帆、王季思、齐白石、黄宾虹……他们将旧体诗词与自身所长结合起来,开拓了旧体诗词的意境和表现领域。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旧体诗词”作品并非与现代绝缘。比如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毛泽东的“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些“旧体诗词”的用字、意象、意境,无不透露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新气象,它们是中国的,更是现代的,理应被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形态之一,甚至可以说,它们更直观地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承续与再创造。反对“旧体诗词入史”者多从旧体诗词缺少“现代性”这点来立论,可问题在于:倘若用以立论的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暧昧含混、充满歧义的概念,且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近百年复杂的文学生态“水土不服”的话,那么这些反对的声音是否依然有效呢?此外,倘若我们的文学史写作无视旧体诗词创作大量且客观存在着的这一现实的话,我们何谈尊重历史、何谈学术研究的客观中正呢?
虽然已经有学者开始尝试在现当代文学史书写中加入旧体诗词的章节,如严家炎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但是,正如学科规范的确立一样,学科规范的修改以及学界共识的调整还需要漫长的过程。我们目前距离“旧体诗词”真正“入史”似乎依然遥远。
(摘编自《人民日报》,作者为四川大学教授)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各类现当代文学史论著里已经见不到现当代“旧体诗词”的踪影。 |
B.诗词类电视节目的大受青睐,可以生动地说明传统诗词在今天仍具有深广的群众基础。 |
C.文学发展到了明清两代,人们也仍以“诗歌”为文学的正宗、以“诗人”为最高的褒扬。 |
D.诗歌传统断裂,它的根本原因是“进化论”在文学领域的消极影响,被取代无可避免。 |
A.文章采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方式展开,从社会热点现象入手,层层推进,条理清晰。 |
B.文章末段在上一段的论证基础上对“旧体诗词”目前能否“入史”的问题表达出了担忧。 |
C.作者列举鲁迅、郁达夫、毛泽东、黄宾虹等人的例子,可证明20世纪旧体诗词并未消失。 |
D.文章在行文过程中兼顾了道理论证和事实论证,既有理论的分析,也有摆事实举例子。 |
A.千年来延续的诗歌传统定义并塑造着我们民族精神生活的整体品格,是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之一。 |
B.如果没有五四以后,“文言”向“白话”的转换,古典诗词也就不会失去文学主流的地位,而被排斥在文学外。 |
C.旧体诗词可以通过意象、意境等来展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新气象,因此应该被视为现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形态。 |
D.反对“旧体诗词入史”的观点无论从“现代性”有无的立论基础看,还是从客观存在的事实看,都很难站得住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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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四章“差序格局”思维导图)
材料二:
《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一词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的逻辑和传统文化的特点。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和鲜明的社会特征。
一是差序格局的等级性。差序格局中的“序”,有等级之意。在儒家文化中,我国社会结构尤为注重人伦。“伦是有差等的次序。”君臣、父子、夫妇、政事、长幼、上下等都有着严格的伦理界限,不可逾越。“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在传统社会中,差序格局与礼治秩序紧紧弥合在一起,可以说,差序格局是伦理纲常、等级有序等儒家伦理存在的社会基础,礼治秩序从文化上不断型塑造着、强化着差序格局的存在。
二是差序格局的伸缩性。“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在家族中,以己为中心,血缘关系越近,关系网络就越紧密。依中国传统家族文化言,五服之内一般被视为差序格局的里层,五服之外则可伸缩,弹性度较大;外戚中,更是“一表三千里”。从广泛意义上论,地缘、友缘、学缘、业缘等关系有时也纳入差序格局中的关系范畴。如“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家乡水”“一辈子同学三辈子亲”等民谚俚语对这种情形作了生动的描摹。差序格局“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中心势力愈雄厚,“格局”就愈大,反之就越小。
三是差序格局的壁垒性。在传统社会中,差序格局体现的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模式。当资源稀缺时,如何分配资源,在没有国家计划和市场调节的情况下往往由个人依据与“己”关系亲疏远近这一标准进行。离“己”愈近,得到的资源可能就愈多。究其实质,这种资源配置模式的根本目的在于使自己利益最大化,保持已有差序格局的稳定性,同时具有强烈的排外性。而在整个社会中,差序格局则成了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与自由流动的结构性壁垒。
差序格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断被现代因子影响和浸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差序格局旧有的特质。有学者对费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作了拓展,认为当前我国存在着城乡差序格局、权力差序格局等。
(摘编自陈占江《差序格局与中国社会转型》)
材料三:
当人们普遍意识到社会急剧转型、农村面貌已经翻天覆地的时候,我们还需要阅读《乡土中国》,还可以从这样的阅读中得到颇具价值的启示。因为,作者所关注的并非只是当时的农村问题,而是整个中国文化传统问题,是中国文化传统与社会变迁的问题。
我们可以引用梁治平在其《古代法:文化差异与传统》一文中所说的一段话来印证上述观点:“一个被称作传统的东西,如果确实符合传统这个词的真实含义,那么,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过去,同时还是一个历史地存在的现在。因此,我们不但可以在以往的历史中追寻传统,而且可以在当下生活的折射里发现传统。今人对于历史的关注和对传统的兴趣,恐怕主要是从这里来的。”费孝通先生在《乡土重建》中也表达了上述观念:“传统的方式不但有记载可按,而且有现实的生活可查……”
明白了“传统”的此一层面的意义,我们即可重新看待和挖掘《乡土中国》的当代价值。如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提出了乡土社会理论中的差序格局概念可能无法适用于当代日趋复杂的人际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继承和发展差序格局理论,聚焦于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法则的研究,从现实中发现中国人注重人情与面子的人际交往关系的传统。
(摘编自胡成《<乡土中国>与传统文化的重建》)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费孝通《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网络的中心是“己”,各个网络的范围都不相同,界限清晰,具有很大的伸缩性。 |
B.差序格局强调社会关系的等级差别,在传统社会中,儒家倡导的礼治秩序决定了差序格局的长期存在。 |
C.差序格局深深嵌入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长达数千载,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历史惯性,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差序格局旧有的特质也在根本性改变。 |
D.差序格局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概念,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在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依然颇具启示意义。 |
A.从材料一的思维导图可以看出,费孝通先生试图通过与“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相比较,来阐明“差序格局”的概念内涵。 |
B.材料二整体上采用总分总结构,主体部分采用并列结构,从三个方面揭示“差序格局”的特点,思路清晰,层次分明。 |
C.材料二在论述过程中综合运用了事例论证、引用论证、比喻论证等多种方法,论证有力,说理透彻。 |
D.材料三中引用梁治平的话,意在说明:传统不仅存在于过去,也存在于当下,传统可以在历史中追寻,也可以从当下发现,这对重新挖掘《乡土中国》的当代价值有重要意义。 |
A.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弟子规》) |
B.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
C.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修身》) |
D.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 |
5.《红楼梦》第四回“雨村判案”故事的梗概为:冯家和薛家因为争买一个丫头(其实是甄士隐女儿甄英莲)而发生争执,拐子收了冯家钱又把丫头卖给薛家,薛蟠便喝令手下人把冯家公子冯渊打死了。贾雨村正要判案的时候一个幕僚拦住他,给他看“护身符”,贾雨村便改了结果,向冯家说薛蟠得病死了,就多赔了点银子给冯家,冯家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贾雨村借此拉拢薛家。
请结合材料二的内容,简要分析这一情节如何体现“差序格局”伸缩性的特点。
《国语》为何不是“经”书?
在众多与经书相关的典籍中,《国语》一直与《左传》内容相表里,且成书年代相近。但始终没有成为“经”。周予同先生认为“经”有三个特点。首先,“经”是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书籍,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需要,“经”的领域在逐渐扩张,从“五经”扩大到“十三经”。其次,“经”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代儒家的书籍。它不仅为“法定”,而且是从所有合法书籍中挑选出来的。后来儒家编著的书籍,固然不称为“经”,就是秦汉以前的儒家书籍,不是得到孔子“真传”的,也不能称之为“经”。
再次,“经”本身就是封建专制政府和封建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文化教育统一思想的主要工具,是封建专制政府培养提拔人才的主要准绳,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合法的教科书。这三个特点.是书籍成为经典的标准。在“经”的领域扩大到“十三经”的过程中,封建专制政府的法定始终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儒家思想,第三是孔子。
至于《国语》,不能成为“经”书,最重要的是它不是解《春秋》的。思想上,柳宗元《非国语》云:“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但《国语》中包含了儒家思想的很多内容,如礼治、民本、正名、忠恕等。其他学说在《国语》中也约略可见,驳杂的思想体系,使它不可能成为统治者所认可的典型合法的儒家经书。另外,《国语》不但不得孔子的真传,内容上对孔子事迹的记载也颇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相悖。因此“经”的范围虽在不断扩大,《国语》却不可能为儒者拥护,被统治者选中。
《国语》的辞采,也影响着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柳宗元称其令世之学者耽嗜,富艳浮夸。崔述曰:“《左传》一言可毕者,《国语》累章而未足也。”《左传》自成一体。语言风格一致,但《国语》诸语亦各有千秋。或长篇大论,侧重理性说教;或小巧精致,语言隽永;或以修辞见长,文字流畅而有气势。可惜语言上的优点,不能令《国语》一体,而诸语风格的差异,也使全书有割裂之感,多给史家留下批判和质疑的借口,哪里还有成为经典的可能呢?
基于此,《国语》无缘经书之列,进而无缘成为中国封建科举法定的科目。失去了广泛流传的机会。尽管如此,其与《左传》关系密切,颇受达官儒士们日常研读的重视,勉强维持着其“春秋外传”的声誉。刘知几《史通?六家篇》定《国语》为一家,为“春秋外传”。称其“六经之流,三传之亚”,是将《国语》视为准经典。
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将《国语》改隶“杂史类”,其地位下降。但仍有人把《国语》当经典来看,希望将之提升到“经”的地位。段玉裁主张于“十三经”外,加《国语》、《史记》、《说文解字》等,成“二十一经”,可惜没有响应者。廖平于光绪十二年,拟定《十八经注疏范例》,他将《大戴礼记》和《国语》升为“经”,合成“十八经”,终未成。
1.“《国语》不是经书”,以下解说不是其原因的一项是( )
A.《国语》中包含了儒家思想的很多内容,但其思想体系驳杂,没有得到统治者的认可。 |
B.《国语》没有得到孔子的真传,在内容方面对孔子事迹的记载也与孔子的思想不一致。 |
C.《国语》与《左传》关系密切,深受达官儒士的重视,从而赢得了“春秋外传”的声誉。 |
D.《国语》富于辞采,但语言风格的差异,使全书有割裂之感,遭到了史家的批判和质疑。 |
A.“经”必须是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书籍。 |
B.“经”是从合法书籍中挑选出来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代儒家的书籍。 |
C.“经”是封建专制政府和封建统治者用来进行文化教育,统一人们的思想的工具。 |
D.封建专制政府以“经”作为培养提拔人才的唯一标准,它是封建社会中合法的教科书。 |
A.秦汉以前的儒家书籍,只要是得到了孔子的“真传”,都被统治者认可,确定为“经”。 |
B.《国语》虽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但由于它不是解释《春秋》的,所以没有成为“经”。 |
C.《国语》语言风格多样,或长篇大论,或小巧精致,或以修辞见长,自成一体,文字流畅而有气势。 |
D.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国语》落到了杂史类的地位,而段玉裁、谬平等人都试图将《国语》提升到“经”的地位,但均以失败告终。 |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我国传统美学和文论中,“意象”是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是出现得很早并富有深广文化底蕴的一个重要概念。意象是主观情志与外界客观物象相撞而契合的产物,是指有意味的具体形象,即“意”与“象”的融合。
“意”和“象”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之言。东汉王充将“意”与“象”合成一个完整的概念。其在《论衡·乱龙篇》说:“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曹魏时代的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以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以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一段文字,阐明了意、象、言三者的关系。
从文学的创作来看,即从内心的“意”到关注的“象”,再至依托的“言”;从文学的欣赏来看,即从依托的“言”到关注的“象”,再至所传达的主观“意”。
将“意”“象”引进文学领域并实现其根本性语义转换的是晋代的挚虞,而南朝梁代的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则第一次将“意象”合为一词而又引进文学理论,使它具有了美学意义。实际上,刘勰是将营构“意象”作为艺术构思的首要任务来看待的。从此以后,对“意象”的认识及其在文艺美学上的地位就确定了下来,在文艺创作中,审美意象的营构是艺术家们必须要经过的一个步骤,是“眼中竹”至“胸中竹”的中间环节,即“意象”成为现实生活向艺术作品转化的必不可少的中介;而同样,在艺术欣赏活动之中,“意象”也起着一个读者从作品中获得审美感受的桥梁作用,亦是第二个中介。在艺术欣赏活动之中,读者要运用自己的还原能力、再创造能力去复现、补充甚至丰富作品中的“意象”。
由“意”“象”至合成词“意象”,经历一系列的演变过程和语义转换,作为一个专门的文学术语终于生成,并得到后世认同,被广泛运用于文学鉴赏、批评之中。
“意象”作为极具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一个重要概念、范畴,它经历了一个由哲学、文化概念向文艺理论和美学范畴演变的过程。以“意象”品评文学作品,更能准确地表述作家构思谋篇过程中的审美心理活动及其呈现在诗中的形态与情态,也更能准确地表述读者阅读鉴赏时所获得的审美快感。
总之,“意象”是有意味的具体形象,或者说是显现在具象中的意味,是“意”与“象”的融合,不是对现实的一种图像式的重现,而是一种在一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合体,是一种“各种根本不同的观念的联合”。“意象”如同是组件、基础、构架,不同的“意象”有机结合而组成文学作品,作品的意义和整体审美效应也由具体可感的“意象”生发而来,我国浩瀚的古典文学作品沉浸在“意象”的海洋之中,“意象”也成为评论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之一,在文艺创作和文学鉴赏中的作用和地位都是不可或缺的。
(选自雷江红《浅析中国传统“意象”的起源和发展》,有删改)
材料二:
意境为什么能引起强烈的美感?
“红杏枝头春意闹”“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是春天的优美景象;“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写边塞的崇高形象。“意境”引起人的美感,首先就是它的生动形象。意境中的形象集中了现实美中的精髓,也就是抓住了生活中那些能唤起某种情感的特征,意境中的景物都经过情感的过滤,芜杂的东西都被过滤掉了,所以说是情中景。刘熙载在《艺概》中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四句“借景言情”。所谓借景言情,就是用形象说话。当然也并不是说生活中任何一种形象都能引起美感,只有艺术家在自然形象中抓住那种富有诗意的特征,才能引起人的美感。
李方膺有两句诗“疏枝横斜千万朵,会心只有两三枝”。这会心的两三枝就是以情写景的结果,这两三枝是最能表达艺术家感情的两三枝。意境之所以感染人就是因为形象中寄托了艺术家的感情。形象成为艺术家情感的化身。意境中的形象来自自然,又能超脱自然,从属于表现情感。郑板桥画一幅无根兰花图,画面上几朵无根无叶的兰花,偃仰横斜随风翻舞。这兰花的形象,正是艺术家自己的形象,表现了他对清代腐朽现实的不满和孤高的性格。在这里自然的特征和艺术家情感的特征是统一的,而且前者从属于后者。当自然景物被反映在艺术中,它就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景物,而是一种艺术语言,透过自然景物表现了艺术家的思想感情。由于表现思想感情的需要可以对自然形象进行取舍、集中、夸张以至变形。
意境是一种创造。在意境中所使用的语言、色彩、线条都很富有表现力,既表现了情感,也描绘了景色的美。“红杏枝头春意闹”这个“闹”字,就体现了运用语言的技巧,这个“闹”字好在哪里呢?好就好在它既反映了春天杏花盛开,雀鸟喧叫,自然从寒冬中苏醒,一切都活跃起来,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心中的喜悦。没有笔墨技巧,只有思想感情,只有胸中对景物的感受,也形成不了作品的意境。意境的形成是艺术家的创造,技巧则是实际创造的本领。通过精湛的技巧才能达到情景交融。赞赏意境,同时也是赞赏艺术家的技巧。
意境中的含蓄,使人感到“言有尽而意无穷”“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意境的这种特性是和它对生活形象的高度概括集中分不开的。所谓“意则期多,字惟求少”,这是说以最少的笔墨表现最丰富的内容。至于如何才能做到用以少概多的形式表现丰富的内容,关键在于抓住主要特征(唤起特定情感的特征),而不必罗列全部细节,要给欣赏者留有想象的余地,要相信读者是聪明的,可以根据形象提供的条件去掌握形象内容。所以在意境中既能做到形象鲜明,又不是一览无余。艺术家通过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和体验,抓住了景物中那些能唤起特定情感的特征,就能够调动读者的想象,发挥意境的感人的力量。
(摘编自杨辛、甘霖等《美学原理》)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A.“意象”不是一种简单形象,而是主观情志与外界客观物象的碰撞、融合,在文艺创作和文学鉴赏都很重要。 |
B.文艺创作的过程是由心中之“意”到眼前关注之“象”,再到依托载体之“言”,而艺术欣赏的过程与之相反。 |
C.意境之所以能引起强烈的美感,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无论是优美的景象还是崇高的形象本身就富有诗意特征。 |
D.意境因寄托了感情而有感染力,意境中的形象不是单纯的自然景物,而是一种可以表现思想情感的艺术语言。 |
A.“意象”具有了美学意义并确立了在文艺美学上的地位,这和南朝梁刘勰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
B.在品评文学作品时,读者想要表述审美快感,就要借助作家在构思谋篇过程中营构的“意象”。 |
C.创作艺术作品,创设意境,必须用情感过滤景物,有时艺术家还会对自然形象进行夸张变形。 |
D.郑板桥笔下的兰花无根无叶可以证明,在艺术作品中,自然的特征和情感的特征可以相统一。 |
A.苏东坡的《江城子·记梦》中“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没有详细描摹久别重逢、卿卿我我的场面,却有一种无声之胜。 |
B.李清照《声声慢》中开篇“寻寻觅觅,冷冷清消,凄凄惨惨戚戚”婉转凄楚,有如听到一个伤心之极的人在低声倾诉。 |
C.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一)》中“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运用白描手法,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乡村生活图画。 |
D.杜甫《登高》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运用简单的意象写出了时光的流逝的无奈,不禁悲从中来。 |
5.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这两句能引起人们的审美愉悦,结合材料二简要分析其原因。
中国传统文学中,抒情与叙事、诗意与故事常常形影不离。
第一,以借景抒情为主、以叙事造势为辅,是诗词曲之韵文文体。其中,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以故事为主线的叙事诗,如《七月》《长恨歌》等;另一种以抒情为主,情中带事;还有一种是事隐藏于诗情画意之后,明其事方可体会诗境和真情。其中,第三种最知名的应算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此诗的关键词是“古人”和“来者”。这两个词隐含着一段诗人以乐毅自居、欲在军中施展抱负却反遭贬罚的悲伤故事,以及古代燕昭王筑黄金台招揽天下贤士的佳话。由此,“古人”和“来者”都是比喻伯乐。自信有乐毅之才的陈子昂,却找不到可识其才的伯乐,不由得怆然涕下。这样一来,叙事与抒情依然相从相生,只是事隐于情之后。
第二,以叙事为主,以造境写意为辅,是散文、小说的非韵文文体。其中,小说虽然主要是叙事的,却常伴有诗词曲赋和诗情画意的场景;唐传奇则倏忽奇变,给人诗情画意的美感,实为以诗思、诗笔叙写小说。就长篇小说来看,我们就不时能看到其中夹杂着诗情画意的场面。在《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刘备招亲”一类的场景画面屡见不鲜。在《西游记》《水浒传》中,也常见给人带来闲情逸致之乐趣画面。而《红楼梦》叙事如画,愈读愈感诗情画意充盈其内。且不要说黛玉葬花、宝钗扑蝶,单小说第一回写甄士隐的故事,便可谓一部《红楼梦》的缩影和解读之文眼。一僧一道之《好了歌》,贾雨村中秋吟月之诗,“贾雨村”“甄士隐”的谐音寓意,处处暗藏玄机。
抒情与叙事、诗意与故事形影不离现象的根源在汉字里。甲骨文字里的象形符号至少有两大类:一类是表意的物象符号,如山、水、日、月、鱼、马、牛、羊,一般表现静止的意义,多用来造境写意。另一类是事象符号,是一种有目的性、具有一定空间和时间长度的符号。比如“奠”字,上面是一个盛酒的容器,下面是一个有腿的长台子,将一大容器的酒搬放到一个大台子上,为的是祭祀神明或祖先。一般来说,物象符号多由单一的符号构成,事象符号则由多个物象符号构成。这种事实表明,事象符号是物象符号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更为复杂的产物。物象符号一旦进入事象符号群里,原来静止的属性就会被激活起来,从而具有动态性。由此,物象符号和事象符号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存关系。这种相互依赖性和同生性,正是中国文学中抒情与叙事、写意与故事同生共长的根源。
(摘编自许建平《读懂中国文学,还得从汉字入手》)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A.诗词曲之韵文文体一般以借景抒情为主,但也包括以故事为主线的叙事诗。 |
B.只有了解黄金台之典与陈子昂的抱负与遭遇,才能读懂他怀才不遇的悲怆。 |
C.甲骨文中多个物象符号构成更高阶段、更复杂的、具有动态性的象形符号。 |
D.“三顾茅庐”“刘备招亲”在叙事场景之中常夹杂着许多诗情画意的画面。 |
A.第四段分析了甲骨文两种符号的共存关系,指出中国文学的特点与汉字的关系。 |
B.文章第二段与第三段分别从韵文文体与非韵文文体两个角度阐述了首段的观点。 |
C.文章多处运用举例论证,特别是汉字象形符号的举例,便于读者明白汉字特点。 |
D.首段提出全文中心论点: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抒情与叙事、诗意与故事融为一体。 |
A.叙事诗与小说均以叙事为主,但是叙事形式不同,一属韵文,一属非韵文。 |
B.“奠”字以盛酒的容器、有腿的长台子等物象符号,表达祭神祀祖的含义。 |
C.《红楼梦》或穿插诗歌,或利用谐音手法,暗示情节发展,提供解读思路。 |
D.读《长恨歌》、《好了歌》、唐传奇等中国传统诗歌,都可以从汉字入手。 |
考古学界和陶瓷学界一般认为,要烧造出瓷器,至少需要三个先决条件在同一时空中产生作用:一是瓷上或高岭土的应用,二是窑炉烧成温度达到1200℃,三是釉的发明。
综合分析上述瓷器生成的三个先决条件,我们不难发现:原料是瓷器形成的最基本的条件,是瓷器形成的内因,烧成温度和施则是属于瓷器形成的外因。但是,在这三个先决条件上我国都不具有唯一性优势。其一,瓷土并非大熊猫,绝非中国所独有,世界许多地方都发现有瓷土,即是明证;其二,窑炉达到1200℃的烧成温度,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普遍低下的情况下,中国人丝毫不比外国人更容易获得成功;其三,如果说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即有了“釉陶”的话,那么在釉的发明和使用上我国更不占先机。此即意味着,试图直接从瓷器生成的三个先决条件入手,找寻中国人发明瓷器的原因可能是徒劳的。
事实上,当我们将中国瓷器发展史放置到中国乃至人类文化发展史中去系统分辨和考察之后,便会意识到:“尚玉”文化史可能是中国人发明瓷器的第四个重要条件。
人类社会发展史已经证明,对玉这种材料及其制品,中国是特别情有独钟的国度。考古发掘资料表明,至晚从河姆渡文化开始,“尚玉”文化不仅已经产生,而且开始流行起来。此后至今的七千余年里,形成了一部绵延不断的“尚玉”文化发展史。究其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作为“石之美”者的玉,具有与生俱来的审美性特征。这也以叫做“自然原因”。二是“人文原因”,即至晚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玉被儒家道德化、宗教化、政治化之后,便具有了深刻的思想性内涵。毫无疑问,在中国古代社会,“尚玉”已早早成为一种较普遍的社会文化风尚。
值得进一步注意的是,在中国文人文化中,将瓷与玉之直接相关联,甚至“以玉喻瓷”蔚然成风,晚到唐代时期已经出现。据初步搜寻,唐代“以玉喻瓷”的文献有文人陆羽在《茶经》中有“越瓷类玉”的表述等。两宋时期,“以玉喻瓷“得到进一步发展;文人苏东坡在《试院煎茶》诗中有“定州花瓷琢红玉”、“分无玉碗捧蛾眉”,南宋文人蒋祈在《陶记》里,更是直接用“饶玉”来称呼景德镇的青白瓷。到了明清时期,文人“以玉喻瓷”现象就更为普遍了,尤其是在一些器鉴赏类的文字中。据此,我们不难得出如下基本判断:至晚从唐代开始,在文人文化中,瓷器之“似玉”度的高低,已然成为衡量其审美性乃至思想性之高低的重要尺度。玉文化对瓷文化的深刻影响可见一斑。
另外,中国瓷器烧造史也已告诉我们,不仅单色釉瓷,即便是后来十分流行的彩绘瓷,“莹润如玉”也都一直是中国瓷业界的最高审美追求与标准,是判别瓷器品质高下的重要尺度。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似玉”的精致化审美追求,不仅是中国瓷人一直追求的最高境界,更是导致中国人发明瓷、创烧瓷器的重要外在文化因素。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十分发达而丰厚的玉文化背景下,无论是文人们的“以玉喻瓷”,抑或是业界心向往之的“莹润如玉”的追求,无不预示着将“尚玉”文化视为中国人发明瓷器之重大而直接的外部性因素,是比较合逻辑的推理。
(摘编自《“瓷”,凭什么你是“中国”?》.《新华文摘》2019年第21期)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A.烧造瓷器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产生作用,这是考古学界和陶瓷学界的一般看法。 |
B.无论是瓷器的原料还是烧成温度和施釉,这些条件我国都不具有唯一性优势。 |
C.“尚玉”文化产生并流行于河姆渡文化,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已经得到证明。 |
D.将瓷与玉关联并形成“以玉喻瓷”风气,最早唐代出现在了中国文人文化中 |
A.本文可分两部分,前两段为第一部分,后五段为第二部分,两者为总分结构。 |
B.第三段为过渡段,由上文论述瓷器发明的三个条件过渡到下文的第四个条件。 |
C.烧造瓷器的四个条件中,原料是内因,温度、施釉和“尚玉”文化则是外因。 |
D.文章论证了中国人发明瓷器的原因,主要采用了对比论证和事实论证的方法。 |
A.在釉的发明和使用上,我国要晚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它们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就已经有了“釉陶”。 |
B.除了瓷土或高岭土、烧成温度和釉的发明,“尚玉”文化史可能是中国人发明瓷器的第四个重要条件。 |
C.玉被儒家道德化、宗教化、政治化,是中国古代社会“尚玉”成为较普遍的社会文化风尚的重要原因。 |
D.不管是中国瓷人,还是至晚从唐代开始的文人“尚玉”文化,对瓷器“似玉”的追求都成了一种审美追求。 |
太史公笔下刘项的心思和表情
王子今
读《项羽本纪》,都会注意到对垓下决战的精彩写述,楚霸王英雄生涯最后一幕的重要情节,让人印象至深。“于是项王乃悲歌忼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在太史公笔下,和项羽“力拔山兮”悲歌知名度大致相当的,还有刘邦的《大风歌》。“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宋代理学家朱熹说:“有一样人未必识道理,然事事敢做,是他气大。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便是这样气。须是有盖世之气方得。”高祖“泣数行下”与“项王泣数行下”的表情记录,完全相同,一字不差。项羽歌“力拔山兮”,刘邦歌“大风起兮”,虽一胜一负,一败一成,一枯一荣,但两位各自均“气大敢做”的英雄,在彼此不同的故事情境中,却有相近的表现。一个失败的英雄,面对悲剧结局,自为壮歌,“泣数行下”。一个成功的英雄,面对“神光一万八千里”“西南扫地迎天子”的胜利庆典,同样在“自为歌诗”,“令儿皆和习之”之后,“泣数行下”。
在刘项故事两处各见“泣数行下”四字的背后,太史公有什么深意吗?对于项羽与刘邦之歌哭,太史公笔法近似的描写,是否意味着有意在二者之间的情感天平上维持了一种特殊的等衡,以此提升项羽的历史地位和文化感召力呢?有关项羽言行的记述,吴见思说:“项羽力拔山气盖世,何等英雄,何等力量,太史公亦以全神付之,成此英雄力量之文”,而郭嵩焘特别指出,“垓下”史事的记述,“自是史公《项羽本纪》中聚精会神极得意文字”,太史公对项羽事迹的回顾,固然倾注了自己深切的同情,然而基本史实的记录,应当坚持了严肃史家的清醒。就刘邦“酒酣”唱“大风”故事的描写,李晚芳有评价“沛中留饮,处处画出豁达大度”。“泣数行下”是否可以理解为“豁达”的表现,我认为还需要细心体味。而有的学者对刘邦这样的分析或许与太史公的意思有所接近,即功成名就后生发的空虚失落使他处于深层的精神痛苦中,寂寞与孤独,说不定也是让帝王垂泪的因由。
顾颉刚认为《史记》除了“生龙活虎,绘声绘色”,表现出“文学造诣之高”而外,“其史学见解之深辟又可知”。从刘项自为歌诗又“泣数行下”的记述形式中,或许可以体会太史公“史学见解之深辟”。
(摘编自2017年10月20日《文汇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司马迁对“力拔山兮”“大风起兮”情节都进行了精彩的描述。 |
B.在作者看来刘邦和项羽虽然结局不同,但都是气大敢为的英雄。 |
C.对垓下史事的记述体现出司马迁作为严肃史家的坚守与清醒。 |
D.刘邦在成功后的“泣数行下”是因为功成名就后的寂寞与孤独。 |
A.作者引用郭嵩焘对垓下史事记述的评价,旨在强调司马迁在创作中坚守了史实精神。 |
B.酒酣唱“大风”的描写反映了刘邦豁达的个性,对李晚芳的这一观点,作者持认同态度。 |
C.“生龙活虎,绘声绘色”,顾颉刚用这八个字肯定了《史记》在史学见解上的成就。 |
D.从全篇看,作者对项羽、刘邦表情及背后内容的分析,运用了引用论证和正反对比论证。 |
材料一 近日,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的口述文章《我的心是乱的,现在没法写作》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甚广,尤其他提出的“灾难文学的唯一伦理,就是反思灾难”引发不少共鸣。
面对很多作家在书写当前的灾难,李修文坦言“我写不了,就算要写,也希望自己多一些冷静和理智”,“在这样一场灾难中,如何保障人的尊严、人之为人的根本,已经成为每一个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不可否认,灾难需要文学来记忆。然而,不同于新闻报道,前者的职责是真实快速地反映事实,文学的价值更在于它的审美与启示,担负的责任更多是在追问与反思,包括对人性的诠释与解剖,以及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探寻与思索。鲁迅曾说:“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只有当写作者与苦难在时空上拉开了足够远的距离,他才能以更广阔的视野呈现更深层次的思考。
(摘编自管乐《我们需要怎样的抗疫文学》)
材料二 如何深化“抗疫文艺”书写?笔者认为应从“国本、人本、事本、文本”四个方面提高认知把握能力和提升艺术表现水平。
国本,即一国之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观察感悟和艺术反映防控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现实时,应自觉摒弃轻信谣言、恶意抹黑等创作歪风邪气,书写和记录这场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的疫情防控阻击的人民战争,彰显“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中国精神,为国家抗疫奉献艺术力量。
人本,即以人为本,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艺术触角须与生命关怀、人性美善融入,才可能发现患者、医护人员、志愿者以及隔离在家中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和思想情绪,尤其是对逝者及其家庭成员的情感抚慰和精神激励,是文艺搭建安抚疏通渠道和体现人道情怀的特殊价值所在。
事本,即以客观事实为本,真实反映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现实。金代文学家元好问在《论诗》中写道:“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离开或曲解客观事实,甚至为了所谓艺术虚构而挑战真实底线,这不是“抗疫文艺”的内涵规定性和美学基本要求,是难以做到“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的。
文本,即以文艺作品为本。目前“抗疫文艺”出现激情有余而审美不足、表象叙事多于沉淀表达的问题。这种激情澎湃的创作现象与阶段,一般来看,在灾难到来之初都会经历。在持续和沉淀阶段,却需要理性思考和艺术思维的贯通。灾难题材的特殊性,需要艺术家对灾难本身展开综合性系统性观察,把笔触深入到民众生活状态之中,深入到人性的各种表现情势之中,深入到家国关系与民族命运之中。只有这样,才会创作出能够触及人的灵魂、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优秀作品。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我们期待“抗疫文艺”讲好中国抗疫故事,涌现出更多生动反映抗疫一线感人事迹、书写中华民族不为任何艰难困苦所屈服的恢宏史诗。
(摘编自李明泉《我们需要怎样的抗疫文艺》)
材料三 军旅诗人王久辛的诗作《这些高尚的人——写给解放军奔赴武汉抗新冠肺炎的战友》,是此次“抗疫诗潮”中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在诗中,他以独特的视角、敏锐的诗思、深沉的情感,讴歌了在抗击疫情前方的战友。“我写诗,一贯是为感动而写。在动笔之前,我一直琢磨着他们身上极其珍贵、极其稀缺的东西。特别闪光。这种闪光,在平时是看不见的,他们就是平常的人,但是在大灾大难面前就展现出来了。诗歌是精神的稀有元素。我首先是自己感动了,然后才写了这首诗。”
武汉诗人罗秋红认为:“精神的力量是无限的,写诗的过程,是对内心抑郁的一种救赎。”龚锦明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写诗对重大灾难没什么救援作用,但它是支持我们的精神力量。”因此,对于疫情中的武汉诗人来说,写诗就成为支撑他们的精神力量,诗歌成为一种审美的救赎。罗秋红的《一只蝙蝠跑进客厅》、龚锦明的《急需品》、余修霞的《像一首诗,蜷缩在武汉封闭的怀中》、熊曼的《声音从这座城市消失了》,这一首首诗歌陪伴诗人度过焦虑恐慌的日子,在与他人的朗读分享中获得些许的温暖。
叶舒宪教授从人类学视野出发探究文学的治疗功能,认为文学的发生同以治疗为目的的巫医致幻术有潜在的关联。文学的原初功能不在于审美功能、教育功能或认识功能,而是治疗功能。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之后,文学内在的精神治疗功能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和遮蔽了。而抗疫文学揭破了这层遮蔽。把文学的疗救功能凸显出来。
(摘编自张堂会《写下抗击疫情铭文,是文学的责任》)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与新闻报道不同,文学的价值在于它的审美与启示,它担负的责任在于追问与反思,而不是快速真实地反映事实。 |
B.“亲到长安有几人”,作者引用元好问的诗句意在说明,深化文艺创作要以人为本,挖掘人性美善,融入对生命的理解与思考。 |
C.抗疫文艺出现激情有余而审美不足、表象叙事多于沉淀表达的问题往往与其所经历的抗疫阶段有关,需要艺术家不断深化认知。 |
D.因为抗疫文学具有无限的治疗功能,所以它往往成为疫情中的武汉诗人进行诗歌创作的精神支撑和力量源泉。 |
A.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坦言自己“写不了”,是因为他身处灾难之中,暂时无法保持足够的理智与清醒来进行创作。 |
B.“抗疫文艺”扎根于现实生活,其创作要以客观事实为本,真实反映疫情防控现实,不能为了艺术虚构而挑战真实底线。 |
C.王久辛的抗疫诗作获得好评,这与他善于观察、敏锐思考并以触及灵魂的情感体验的创作精神是分不开的。 |
D.灾难文学具有特殊性,在抗疫题材创作中,只有将个体感受融入到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思考中,才能讲好中国故事. |
A.“当代文艺要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
B.“既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 |
C.“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 |
D.“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
5.你认为“我们需要怎样的抗疫文学”?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材料一:
我国音乐文化已有8000多年历史。时至今日,现代音乐创作依然延续着某些传统音乐的创作方式。
我国历史上,传统音乐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是周朝的礼乐;西周时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宫廷雅乐体系及一系列礼乐制度。尽管周公“制礼作乐”的初衷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稳定,却也历史性地将之托举为中国传统音乐的滥觞。在西周礼乐制度下,周代宫廷音乐中的雅乐主要适用于重大仪典、祭祀等场合,其音乐风格庄严肃穆,乐句缓慢悠长,富有端庄高远之美。雅乐被历代文人士大夫奉为音乐正宗。先秦雅乐的遗风余韵,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伦理观念和审美倾向,是中华文明历史的重要开篇。
当代古典音乐演唱家哈辉提出“新雅乐”概念,并着手创立“新雅乐”体系。为了取得多元化视听效果,也为给观众尽可能还原古代社会生活真实场景,新雅乐演唱者在舞台造型上力求符合古代中国女性贤淑、优雅的特点,在服装和饰品上也试图对汉服进行复原,举手投足间尽显周代的礼仪风范。此外,新雅乐还注重运用现代配器、编曲技法甚至流行音乐元素,使其表现出一种古典与现代相互交融的特点。
“新雅乐”取材不仅限于古代雅乐。还有的取材于古典诗词,把经典古诗词用今天的旋律重新谱写,代表作品有《游子吟》《关雎》等;有的则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提取德、礼等思想范畴进行全新创作,代表作品有《礼》《孔子曰》等。“新雅乐”创作始终坚持“以礼修身、以乐化性”的艺术宗旨,不仅在曲调形式上保留了古风意境之美,而且将古代雅乐所承载的“仁德”精神用现代手法进行表现,这既是对传承千年礼乐文化的“复活”,又发扬了儒家以礼乐为本的教化精神。
以儒家为主要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常被称为“礼乐文化”。礼乐是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象征。古人对音乐的理解并不单是以声音表达情感的“艺术”,更非只是休闲生活的娱乐和点缀,而是要通过以和为德的“乐”来陶冶人的心性情操,实现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礼记·乐记》就指出:“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成于乐”就是要通过“乐”的陶冶和调节,来提升人的道德修养,成就理想人格。
当前,有一部分人沉迷于刺激、热闹、宣泄的“快餐音乐”。有些现代流行音乐作品为盲目取悦听众,过于注重情感的宣泄与感官的娱乐,而缺少文化内涵、精神品质的追求,其文化理念、审美定位都与古人对音乐的理解大相径庭。
总之,现代音乐创作有必要放弃一味追求“新奇特”“短平快”的趋势,而着力向民族传统、向古代雅乐回归,创作出更多富有民族特色、中国气派的时代华章,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为目标,扩大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摘编自孙甜甜《激活古典雅乐的端庄之美》)
材料二: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就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期。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市场经济起步并不断高速发展之时,我国港台地区、日本、欧美、韩国的流行音乐先后大举进入内地市场,冲击着人们审美思潮,影响、改变着时代中青少年的音乐认知。青少年在这种音乐文化环境中,塑造着个性化的文化观念。“追星族”“粉丝群”纷纷涌现,他们高昂的激情,不断刺激着流行音乐市场的勃发。
人们欣赏流行音乐的工具也在发展。从收音机、录音机到手机视频、Ipad等高科技成果,这些产品越来越“近距离”地满足了人们的欣赏需求。今天,我们随时可以看到在街头戴着耳机,在地铁低头凝视手机视频欣赏流行音乐的年轻人。流行音乐深入地介入到青少年人的生活中,深刻地影响着青年人的思考方式与社会行为方式。
流行音乐不像传统音乐、古典音乐那样深具严肃性,也不需要欣赏者必须具有一定的音乐素养以便深刻理解作品的意义与内涵,不论是否学习过音乐知识,都能够很好地欣赏、模仿,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感需求去理解音乐内容。
从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特征来看,20岁上下正处于自我意识的发展时期。他们的情感与意志都已基本塑造完整,只需要合适的机会和环境来表达个人情怀。众多青少年在种类丰富的流行音乐中,可以找到与之心态相适应的欣赏对象,尽情聆听,陶醉其中,使情感得以疏导,心境变得平和,精神得以升华,最终获得美的享受。此外,流行音乐在青少年中不仅仅用来自娱自乐,同时还是娱乐消遣、交际交往的有效方式。卡拉OK使他们从音乐欣赏者转变为参与者,这不仅使年轻人在消费的同时获得了身心愉悦,培养了乐观的性格和心态,还使人与人交流了感情,获得了改善、增进人际关系的益处。
(摘编自李春沐《建设良好的流行音乐文化氛围》)
材料三:
从民间俗乐到国家仪式正乐,丝路上音乐交流涵盖演奏技巧、乐器等的互通;既有对家国的颂美咏唱,也有对人类和平相处、睦邻友好的呼唤赞美。“入人也深,化人也速”的音乐弥漫丝路沿线地区人民的“生活世界”,浸润人民的身心情感,成为各个时代丝路上各国人民“民心相通”的先行者、奠基者和典范形态。
我们要以传统音乐为素材进行现代音乐的加工展演,根据传统乐器的特殊性及表现潜力,充分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受众的文化消费习惯和取向,改编优秀的传统乐曲;从内容或形式上对一些经典的古典音乐进行再创造再展示。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强化音乐艺术与技术发展的融合。比如“一带一路”世界合奏的音乐视频,就是利用中国元素的特色和数字技术手段,巧妙地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京剧与说唱、虚拟与现实融为一体,受到广泛传播和好评。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交”,而音乐 “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正是丝路沿线各国人民相亲相交的最佳媒介。我们要在认清自我文化特征、树立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紧跟时代潮流、遵循文化发展规律,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务实创新的精神,不断推进丝路音乐文化的交流融通,以音乐为纽带联结丝路沿线各国人民的情感与感性经验,架起联通“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人民的友谊之桥。
(摘编自孙晓杨《音乐交流: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纽带》)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雅乐,周代亦称礼乐,因周公制礼作乐而产生,被奉为音乐正宗,影响绵延至今。 |
B.从模仿古代雅乐表演转为注重发扬礼乐为本的教化精神,意味着新雅乐走向成熟。 |
C.域外流行音乐大举进入,丰富了内地的音乐市场,彻底改变了青少年的音乐认知。 |
D.作为“一带一路”的使者,音乐是物质互通媒介,也是文化融合和感情交流纽带。 |
A.文章立足当下,追根溯源,提出现代音乐创作要继承民族传统和古代雅乐的主张。 |
B.第五段主要运用了引证法,重点论证了“乐”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教化作用。 |
C.文章对“快餐音乐”的辩证分析,能引发人们对现代音乐创作走向进行深入思考。 |
D.文章整体上采用了“总—分—总”的论证结构,使论证内容纲目清晰,层次井然。 |
A.新雅乐,就是用现代配器、编曲技法和流行音乐元素来演绎古代雅乐的艺术形式。 |
B.新雅乐尽管借鉴周代典礼、祭祀上宫廷雅乐的表演形式,但却与之有着质的区别。 |
C.追星族、粉丝群的广泛存在,体现出青少年对于流行音乐文化的公开化拥护态度。 |
D.改编传统乐曲,既是对各地受众文化消费习惯的尊重,也是传统音乐文化的创新。 |
“民以食为天”,普通民众对饮食一直都非常重视。对于传统儒家礼乐文化而言,“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礼记》)。然而,这种历时悠久、约定俗成的历史传统是否就说明了中国饮食的共食制已经拥有了最大的正当性呢?
最早的史前氏族文化阶段,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只能通过共同劳作来求得生存,劳动生产的成果并不丰富,生产资料实行严格的平均分配制度,可谓是“天下为一家,而无私织私耕,共寒而寒,共饥其饥”。采集的食物也是共同所有,食物通过加工后,按照人数平分,然后各自进餐。这种饮食模式持续时间十分漫长,即便是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集体生活形式开始向家庭生活过渡,氏族内部出现阶级分化和贫富差距,也没有被改变。
等到商周时期,中国人开始席地而坐,凭组案而食,人各一份,分食制成为非常厚重的一种饮食传统。这种饮食方式一直延续到唐中期,普通民众恐怕也是如此,《后汉书·逸民传》@中所记录的孟光与梁鸿夫妻俩“举案齐眉”的典故,可谓是对平民日常生活饮食方式的一个侧面写照。
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逐渐融合,也带来了饮食风俗的变化,高桌大椅的出现,促使大家开始围桌而坐,有了“共食”的那种气氛而已。实际上,在一些晚唐五代的上流阶层饮宴场合中,基于长幼尊卑、主客有别的观念,还是会在筵席中实行分餐制,是否“经济”反而不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如南唐《韩熙载夜宴图》里面就保留了一幅生动的古代饮宴的分食“现场”。
到了唐末宋初,食材的多元化、烹饪样式的多变极大地丰富了宋代餐桌的菜色,教坊酒楼、勾栏瓦舍等公共饮食空间的出现,促使饮食文化走向商业化,这是中国民众饮食文化的一次重要改革。美食开始从豪门贵族走向街头百姓,从琳琅满目的维宴到贴近民众的茶楼酒肆,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百姓的饮食活动。而且,不管是何种饮食情境,但凡是有客人上门,“好客”的中国人常会以丰盛的菜肴来款待客人,席间主人还会“劝菜”,既是主人害怕客人因为过于谦逊而吃不到美食的缘故,也是主人表达视乎远客为自己人,并不见外的一种情感流露,通过“共食”这一中式饮食风俗习惯,主客之间的距离一下就被拉近了。
总体上而言,无论是日常的家庭饮路运是社交性的公共宴饮,中国饮食方式从分食制逐渐变成以共食制为主,并且由此产生了一些与之相匹配的然食习俗。“共食制”不仅仅只是一种基于经济的考虑来合力分享丰富美食,更是一种“平等“姿态的体现,正是有这一层传统文化的人情底色,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共食制仍然符合多数普通民众的饮食就餐观念。在当代公共生活中,饮食风俗也将在现代卫生与身体观念的影响下,通过民众的传习与接受,不断潜移默化,从而形成一套契合当代中国人的饮食实践模式。
(摘编白林海聪《分餐与共食一一关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汉族饮食风俗变革考论》)
1.下列对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饮食是中国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着民众的生存,也是传统儒家礼乐文化的根基。 |
B.史前氏族文化阶段人类共同劳作,实行分食制;商周时席地而坐和魏晋南北朝时围桌而坐,却是共食制。 |
C.唐末宋初,我国饮食文化走向商业化的改革与餐桌菜色的非富、公共饮食空间的出现有关。 |
D.在现代生活中,无论是日常家庭饮膳还是社交性公共宴饮,中国人都会选择共食的方式。 |
A.文章肯定饮食的作用并按历史顺序来论述我国饮食方式从分食制向共食制的演变过程。 |
B.文章多次引用文献资料都是为了论证古代中国人的饮食方式是分食制,增强文章说服力。 |
C.文章从历史发展、共食优点等方面回答了中国传统的共食制是否具有正当性的问题。 |
D.文章采用总分总结构、先提出问题,再以史实分析问题,最后得出结论并补充论述。 |
A.不同民族间的融合可以带来饮食习俗的变化,比如中国人的饮食方式由分食变成共食就是这种变化的结果。 |
B.晚唐五代虽已出现高桌大椅,但“当时上流阶层的筵席中仍有分餐制,这与他们的地位、身份不同有关。 |
C.共食制成为中国人主要的饮食方式,有历史演变过程的选择,有基于经济的考虑,也体现了人与人的“平等”。 |
D.在抗击新冠疫情的当下,共食之余提倡使用“公筷”,情感与卫生并重,不失为一种两全其美的折中方案 |
中国科幻小说“火”了吗?
“科幻小说火了。”但是,这种“火了”到底是真实的繁荣,还是某种虚假的幻象?要清晰地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同时在两个向度上进行比较。
首先是横向比较,让我们看看中国科幻与美国科幻(之所以选美国,是因为它的科幻产业最为发达)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差距。美国科幻有数量庞大的作家群体。最近40多年来,仅获得美国科幻协会颁发的“星云奖”的作家就有400多位,其中包括罗伯特·海因莱因、雷·布拉德伯里、艾萨克·阿西莫夫等数十位享誉世界的大家。同时,作为重要的创意产业之一,美国科幻的利润中心,也已经完成了从杂志向畅销书再向影视游戏的转移。而我们的科幻产业却仍处于从杂志向畅销书过渡的初级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作家数量有限,经常发表作品的科幻作者不足百人,且基本都是业余写作。大学里虽然有不少科幻作者,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会因工作与生活压力在毕业后放弃科幻写作。二是作家发表作品的平台主要集中在杂志上,长篇科幻单行本的年出版量不足百种,畅销书寥寥无几。影视、动漫、游戏、主题公园虽然都有所尝试,但作为产业链仍显得支离破碎,缺乏系统性及内部整合的动力。目前正在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也许能推动科幻产业链上下游资源的自主整合。
从纵向来看,虽然中国科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晚清,但其历程却坎坷曲折,历史上也只有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形成了短暂的高潮(仅持续了五六年的时间,很多人将那几年称为中国科幻的黄金时代)。然而,1983年以后科幻却突然跌入谷底,成为不受人爱的“灰姑娘”,这一局面直到1997年才借由北京国际科幻大会以及《科幻世界》这本杂志本身对科幻阵地的坚守而改变。那次大会在相当程度上扭转了科幻“胡思乱想”“伪科学”的负面社会形象,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幻有助于想象力的培养,而想象力是创造力的源泉;《科幻世界》多年对作者队伍的扶持与培养也在1997年之后显现成效。
此外,将今天的科幻小说与上世纪80年代初科幻“黄金时代”的作品相比较,作品风貌上的变化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今天的科幻小说,文学性已有很大提升。刘慈欣、韩松等人的作品早已不复80年代科幻小说的单纯,往往结构宏大,内容庞杂,包含多重意象和犀利的思想。也正因如此,他们的作品才能从传统科幻的领地突入更广阔的空间。
这种突破不仅提升了科幻自身的影响力,也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一抹难得的现代性的亮色。在科幻小说的想象力和思想性方面,今天的作品也呈现出令人惊叹的奇崛面貌。王晋康的“新人类”系列,即展现了“人”这一物种在未来科技作用下可能发生的种种异化,以及我们面对这些高科技催生出的“超人”所产生的困惑与彷徨。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更是将人类文明的进程推演到宇宙的末日,其间所产生的恍若神迹般的未来科技,让人目眩神迷。中国科幻开始拥有“超然视角”,而由此产生的带有浓郁东方哲学意味的未来问题的解决方案,则为中国科幻找到了现实与情感的根基。
(本文有删改)
1.下列对“中国科幻与美国科幻存在差距”的表述,最恰当的一项是( )A.与美国科幻相比,中国经常发表作品的科幻作者人数很少,他们发表作品的平台比较单一,畅销书寥寥无几。 |
B.虽然有突破初级阶段的尝试,但作为产业链仍显得支离破碎,缺乏系统性及内部整合的动力。 |
C.美国科幻的利润中心,已经完成了从杂志向畅销书再向影视游戏的转移,而我们的科幻产业却才刚刚完成从纸质媒介向电子媒体的过渡。 |
D.美国科幻有数量庞大的作家群体,仅获得美国科幻协会颁发的星云奖的作家就有400多位。 |
A.虽然中国科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晚清,但其历程却十分曲折,历史上只有上世纪80年代初出现过短暂的热潮。 |
B.1997年借由北京国际科幻大会以及坚守阵地的《科幻世界》杂志,更多的人才有了“科幻有助于想象力的培养,而想象力是创造力的源泉”的认识。 |
C.刘慈欣、韩松等人的科幻小说作品文学性已有很大提升,意象多重,思想犀利,早已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的科幻小说那样单纯。 |
D.在科幻小说的想象力和思想性方面,上世纪80年代的作品呈现出令人惊叹的奇崛面貌,作品中所产生的恍若神迹般的未来科技,让人目眩神迷。 |
A.通过横向比较可知,中国科幻与美国科幻的差距还很大,既包括作家和作品数量上的,也有科幻利润中心上的。 |
B.目前正在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能够推动科幻产业链上下游资源的自主整合,缩小中美科幻的差距。 |
C.当今中国科幻小说的突破不仅提升了科幻自身的影响力,也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一抹难得的现代性亮色,于此来说,刘慈欣、韩松等科幻作家功不可没。 |
D.带有浓郁东方哲学意味的未来问题的解决方案为中国科幻找到了现实与情感的根基,这与中国科幻开始拥有“超然视角”息息相关。 |
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必然要关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两大层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影响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对经济 基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制度的创建和运行是其中的关键,制度史研究是认识古代中国的一把钥匙。
在社会生活中,大至国家行政,小到民众日常,无不与制度相关。我国古代有识之士对于制度的普遍性、重要性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说,治国须有“絮矩之道”。所谓“絮矩”,就是规矩制度。宋代的思想家朱熹说:“如礼乐刑政,文为制度,触处都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引当时人的说法认为:“天下之大,兆民之众,须有规矩制度,使各守其分。”
制度的创建,往往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根据人民群众实践和社会发展实际反复研判权衡的结果。例如,周代以礼乐文明著称,其礼乐制度主要保存于“三礼”之中。《周礼》讲王朝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记》则阐释各种礼仪制度的精神和意义。周公作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确定了周代多种礼乐制度的纲领和原则,阐发了礼仪的文化精神。后人将并不是他撰著的《周礼》《仪礼》归之于他的名下,倒也不无道理。
制度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形成的,有些制度可以运行数百年之久而无大的变动,主要原因是其顶层设计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例如,源起、发展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适应社会选拔人才的需要,是古代中国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相比之前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科举制度对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而言体现了一定的公平性,所以尽管其弊病不少,但运行了上千年之久。
还有一些重要制度必须依照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不断进行调整,所谓“世异事变,治国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损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讲的正是这个道理。在中国古代社会,最常变动的是赋税制度。赋税制度与国家、地方及民众的经济收入息息相关,与土地制度、人口状况等紧密相连,所以科学合理的赋税制度是国家大政方针的重要内容。从夏商时代的贡纳制度到清代的“摊丁入亩”,赋税制度在历代经过了大大小小无数次变革。
制度是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发展实践、发展理念的结晶,认识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了解其制度可以说是最佳门径。例如,周代社会以宗法制和分封制为两大支撑基石。如果对这两项制度有了深刻认识,那么关于周代社会的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再如,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认识这一变革的情况及其意义,就须先了解这一时期的制度变革。这一时期许多诸侯国都在进行的“变法”,实际上就是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制度变革。拿著名的商鞅变法来说,其核心内容就是以国家授田制代替传统的井田制、以军功爵制代替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如果对于这些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制度变革没有认识,要了解当时社会的巨大变革是不大可能的。
王国维认为:“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这是一个很精辟的观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不妨也“自其制度始”。这样来研究,定会取得很大成绩。
(晁福林《认识古代中国的一把钥匙》)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制度史研究是认识古中国的钥匙,主要因为社会的各方面都与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
B.制度是政治家、思想家反复研判社会情况而创建的,如周公创建了周代的礼乐制度。 |
C.包括科举制度在内的一些制度历久不变,是因为其顶层设计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 |
D.作为国学大师,王国维关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不妨“自制度始”的观点是很精辟的。 |
A.文章采用了总分总结构,分的部分是从制度的创建和运行两方面为论点提供依据。 |
B.文章借朱熹的话,论证了中国古代有识之士深刻认识到了制度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
C.文章对古代制度的运行是分两种情况进行深入分析的,分析中运用了对比的手法。 |
D.文章第六段连举三例论证论点,其中商鞅的例子是对第二个例子所作的补充说明。 |
A.“三礼”中保存了中国古代许多礼乐制度,周代礼乐制度的主要内容都能从中看到。 |
B.隋唐之前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不公正的程度相对更深,故不如科举制运行得久远。 |
C.赋税制是古代最常变动的制度,从贡纳制到摊丁入亩,几千年来经历了许多次变革。 |
D.分封制和宗法制是周代社会基石,深刻认识此特点可解决关于周代社会的诸多问题。 |
如果说历史主义来自科学理性,那么另一种潜在话语——功利主义,则源于消费的理念。功利主义基于实用的立场,将历史作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我们的时代就表现为消费历史。对比借古讽今、古为今用的现实主义立场,这种功利主义的谬误在于历史的“大义”消失了,只剩下“小利”。艰辛的血与火、激情昂扬的抗争与奋斗、美好的未来想象都被轻飘飘地耸身一摇,像狗抖落毛皮上的水滴一样,全部抛弃。这从那些最为风行的网络文学主题中就可以看出来,曾经在现代革命被打倒的帝王将相又回来了,并且以与绝对权力相匹配的绝对道德的面目出现就像那些痴女和迷妹受虐狂似的拜倒在霸道总裁的脚下一样,此类文本将做稳奴隶或者攫取权力奴役他人作为最终的目标。这不啻是一种历史的逆流,新文化运动以来辛辛苦苦一百年,一觉回到了运动前。它们的历史观——反进化论的思维,回到了退化论。而修真玄幻类的小说则只有在历史架空的异质时空才会发生,它们躲避现实,从历史中逃逸。在这个逃逸的过程中,就像盗墓贼一样,窃取历史的遗产并且将它们作为休闲装饰物和消费品以自肥。
历史在消费逻辑中不仅不是一笔丰厚的遗产,反而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是一项召唤我们去偿还的债务。但是哪怕历史的幽灵始终徘徊不去,消费者也不想听从任何历史债务的召唤,他们只想逃债,用戏谑的方式扮演忘记一切的智力障碍者,或者摘取历史中可以提炼出使用价值的内容,并将之生产为衍生最大化的文化商品,投放于市场。其必然结果是迎合低劣趣味,直奔本能的下流,而文学作为人类的精神产品就堕落为“自然存在物”的无节制娱乐,而不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类存在物”(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了“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这样的文学其实是历史的浮游生物,根本无法触及历史的渊深内面。更为严重的后果是重新造成了原子化和游戏化的个人:一方面,无可无不可的虚拟人格随物赋形,因为缺乏坚定自主的价值执守而发生人格漂移;另一方面,将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没有意识到个人的社会关系联结,则是对于国家与民族的遗忘。这样的个人不会有任何操守,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文学艺术是一种与历史共振的能动性活动,而不仅仅是“再现”“表现”“象征”或者“寓言”,更不是戏说、大话和流言蜚语。文学艺术通过叙事加入历史与现实的行动之中,“历史”总是被当下讲述,而这个“当下讲述”本身构成了历史实践的组成部分,它们共存于时空之中——历史似乎已经远去,但文学艺术对于历史的一次次重新讲述,却可以参与到历史进程之中。
(摘编自刘大先《必须保卫历史》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帝王将相类、修真玄幻类这两类网络小说都功利性地消费历史,作品中历史的“大义”消失了,只剩下“小利”。 |
B.历史是一笔丰厚的遗产,我们应该带着尊重的心态对待历史,而不仅仅是摘取历史中可以获取利益的内容。 |
C.“原子化和游戏化的个人”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没有了坚定自主的价值观,也没有了社会责任感,遗忘了国家与民族。 |
D.文学艺术通过叙事加入历史与现实的行动之中,文学艺术对于历史的一次次重新讲述,可以参与到历史进程之中。 |
A.文章为论证功利主义的“谬误”,作者将功利主义与历史主义、现实主义划清了界限。 |
B.文章采用举例论证的手法,列举帝王将相类、修真玄幻类小说,论证功利主义的危害。 |
C.文章第二段重点论述了以“逃债”与“戏谑”的心态对待历史的做法会导致严重后果。 |
D.文章提出了正确做法,认为“历史”应被“当下讲述”,文学艺术创作应重新解构历史。 |
A.历史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是实用主义者为了功利而消费历史造成的,与科学理性的历史主义背道而驰。 |
B.当下,不少帝王将相类网络小说逆历史潮流,思想退化;修真玄幻类网络小说则从历史中逃逸又窃取历史的遗产。 |
C.作者认为,文学不应是迎合低级趣味的精神产品,不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产物,不应该堕落为无节制的娱乐。 |
D.文艺创作中的“再现”“‘表现”“象征”或者“寓言”都不是对待历史的可取之举,戏说、大话和流言蜚语更是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