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的价值

【英】伍尔芙

有一些事物，是在语言之外却又不亚于语言的，笑，便是其中之一。因为，笑尽管没有言辞，却是除人以外任何动物都发不出来的。一只狗，躺卧在炉前地毯上，因痛哭而呜咽，或因欢乐而吠叫，我们自会明白它的意思，而不觉有什么怪异之处。然而，假如它放声大笑呢？假如，当你走进房间，它不是摇尾吐舌，表示见到你时的欢愉，而是发出一串咯咯的笑声——咧着大嘴笑——笑得浑身直哆嗦，显出极度开心的种种神态呢？那样，你的反应一定是惊惧和恐怖。笑，似乎主要是而且纯然是属于人的。

笑因何而起，我们几乎莫名其妙，它何时发生，也难以说清。幽默是顶峰，只有最罕见的才智才能登上塔尖，鸟瞰整个人生的全景。喜剧则徜徉于大街小巷，反映着琐细的偶发的事件——它那面明察秋毫的小镜子，映照出在它前面走过的人们身上无伤大雅的瑕疵和怪癖。笑，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帮助我们保持平衡感；它时时都在提醒着，我们不过是人，而人，既不会是完美的英雄，也不会是十足的恶棍。一旦我们忘却了笑，看人看事就会不成比例，失去现实感。

要做到能够嘲笑一个人，你首先必须就他的本来面目来看他。财富、地位、学识等一切身外之物，都不过是表面的积累，切不可让它们磨钝喜剧精神的利刃。孩子们往往比成年人更具识人的慧眼，妇女对人的性格则常常具有锐利的洞察力。可见，妇女和儿童是喜剧精神的主要执行官。这是因为，他们的眼睛没有被学识的云翳所遮蔽，他们的大脑也没有因塞满书本理论而僵死，因而人和事依旧保存着原有的清晰轮廓。我们现代生活中所有那些生长过速的丑恶的赘疣，那些华而不实的矫饰，世俗因袭的正统，枯燥乏味的虚套，最害怕的就是笑的闪光，它有如闪电，灼得它们干瘪蜷缩起来，露出了光森森的骨骸。正因为孩子们的笑具有这样的特性，那些自惭虚伪的人才惧怕孩子；或许也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在以学识见长的行当里，妇女们才遭人白眼相待。她们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她们会嘲笑，就像安徒生童话中的那个孩子，当长辈们都朝着国王那件并不存在的辉煌袍服顶礼膜拜时，他却直说国王是光着身子的。

我们热衷于参加葬礼、探望病人，远胜于参加婚礼和庆典；我们头脑中总摆脱不掉一个老观念，认为眼泪里含有某种美德，而黑色是最相宜的服色。

真的，没有什么比笑更难做到，也没有什么比笑更可贵的了。

(杨静远译，有删改)

很多人说：什么是意境？意境就是“情”“景”交融。其实这种解释应该是从近代开始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使用的“意境”或“境界”，他的解释就是情景交融。但是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情景交融所规定的是“意象”，而不是“意境”。中国传统美学认为艺术的本体就是意象，任何艺术作品都要创造意象，都应该情景交融，而意境则不是任何艺术作品都具有的。意境除了有意象的一般规定性之外，还有自己的特殊规定性，意境的内涵大于意象，意境的外延小于意象。那么意境的特殊规定性是什么呢？唐代刘禹锡有句话：“境生于象外。”“境”是对于在时间和空间上优先的“象”的突破，只有这种象外之“境”才能体现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的“道”。

从审美活动的角度看，所谓“意境”，就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西方古代艺术家，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再现一个具体的物象，所以他们，比如古希腊雕塑家追求“美”，就把人体刻画得非常逼真、非常完美。而中国艺术家不是局限于刻画单个的人体或物体，把这个有限的对象刻画的很逼真、很完美。相反，他们追求一种“象外之象”、“境外之景”。中国园林艺术在审美上的最大特点也是有意境。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楼、台、亭、阁，它们的审美价值主要不在于这些建筑本身，而是如同王羲之《兰亭集序》所说，在于可使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有意味的世界。陶渊明有两句诗说得好：“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艺术就是要去寻找、发现、体验生活中的这种意味。有意境的作品和一般艺术作品在这一点上的区别，就在于他不仅揭示生活中某一个具体事物或具体事件的意味，而且超越了具体事物和事件，从一个角度揭示了整个人生的意味。所以，不是任何艺术作品都有意境，也不是任何好的艺术作品都有深远的意境。清代王夫之就比较过杜甫的诗和王维的诗。他认为杜甫的诗的特点是“即物深致，无细不章”，有人写诗就怕写不逼真，杜甫则太逼真了。而王维的诗则能取之象外，所以他说杜甫是“工”王维是“妙”。

中国艺术的这种意境，它给人的美感，实际上包含了一种人生感，历史感。康德曾经说过，有一种美的东西，人们接触到它的时候，往往感到一中惆怅。意境就是如此，这是一种最高的美感。当然这不等于说西方艺术没有意境，西方艺术中也有这样的作品，例如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它不仅唱出了俄罗斯民族的苦难，而且唱出了人类共同的苦难，所以它引起了全世界听众共鸣。

（摘编自叶郎《说意境》）

生态文学的勃兴，是当前文学创作领域不容小视的重要现象。近些年来，涌现出了许多有影响的生态文学作品，摘取了一些重要的文学奖项，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如肖亦农的报告文学《毛乌素绿色传奇》、李青松的《一种精神》《乌梁素海》《薇甘菊——外来物种入侵中国》、叶多多的《一个人的滇池保卫战》、哲夫的《水土中国》等。

生态文学的兴盛是中国现实发展的呼唤与内在需要。从“再造一个秀美山川”到美丽中国、绿色中国建设，从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科学发展观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理念的转变，彻底改变了落后的发展观念，提升了生态文明的地位，从而极大地激发了生态文学的生机与活力。

当下生态文学的繁盛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学文化积淀基础。我国古代的山水诗、田园诗以及后来的游记、风景散文等文学作品，堪称最早的生态文学。而自古便有的天人合一、天行健、人与自然和谐与共、美即和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等深刻的哲学思想，更是沉淀在每一个中国人心理深处的文化基因。中国历来重视生态和环境，重视自然与和谐。中和、协和、平和，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要义，也是生态文学的根本主题。

生态问题催生了生态文学，生态文学是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强调人对自然的尊重，强调人的责任和担当。这是从考察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生态文学而得出的结论。在这一时期，率先出现的一批生态文学代表性的作品如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江河并非万古流》等，关注中国的森林滥伐、风沙肆虐、国土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赢得文坛瞩目，从而为生态文学名分的确立与崛起奠定了基础。

从题材内容上看，生态文学可以区分为植物文学(包括森林文学)、动物文学、大自然文学、生态文明建设或环境文学、水文学等。生态文学的体裁样式则囊括了小说、诗赋、散文、报告文学和儿童文学等。植物文学如梁衡近些年来踏寻采写的“中华人文古树系列”散文，动物文学如乌热尔图的《七叉犄角的公鹿》、姜戎的《狼图腾》等，大自然文学如刘先平的《走进帕米尔高原》《美丽的西沙群岛》等，水文学如哲夫的《水土中国》，秦岭的《在水一方》等。

生态文学中所占比重和产生社会影响更大的是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问题的纪实作品。何建明的《那山，那水》、肖亦农的《毛乌素绿色传奇》等是反映生态建设主题的代表性作品。生态问题报告文学分量很重，更易引人警醒启人深思。譬如李林樱的《生存与毁灭：长江上游及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考察纪实》、哲夫的“江河三部曲”《长江生态报告》《黄河生态报告》《淮河生态报告》。以生态及开发建设为主题的生态文学，其价值必然超越文学。它在推动自然环境保护建设、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倡扬科学发展观、赞美绿色和谐生态伦理等方面，对读者产生正面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优秀的生态文学是一种有现实指向性和长远意义的行动文学。

今天，生态文学创作的视野与面向正在逐步地打开、拓展，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也对生态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势必将影响并改变生态文学的观念创新、取材、立意、视角和面貌。只要保持与生态紧密的关联，生态文学就一定能接上地气，获得蓬勃生机与活力。

(摘编自李朝全《生态文学，中国文学的新生长点》)

人的生物性，决定了人是要生老病死的，每个人都是有生有死的，但一个社会是可能不死的，是可能长久存在下去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社会都必然永远存在，也有整个消亡的）。这种“死”和“不死”是我们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社会”为什么能长久存在？因为有“文化”。而文化是如何起作用的？是基于人的群体性即社会性。每个个体的人有生有死，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时生同时死。在共处的这段时间里，每个人的人生经验、知识、感受、发明等等，可以互相交流、学习。一个人的生命可能会逝去，但是他一生的知识积累，不一定随他的生命结束而消失，它们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比如石刻、竹简、书本、光盘等信息载体）传递给别人，传递给继续活着的人，这种不断传递，就成为社会很多人共同的知识即文化，保存在一代代人的头脑中，形成一个不断增加的、动态的、更新的“信息库”，这个信息库又反过来不断塑造着新的社会成员的态度和行为，这就是文化的传承。

社会和文化可以使人“不朽”。像唐朝的诗人李白，他作为一个人，生物性决定了他必然会逝去，但他的诗作，连同他的诗的风格，都保存在各种文献中，成为“文化”。社会长存，文化不死，创造文化的人也就“不朽”了。一个人创造的文化不仅能保留，还能影响别人，能激发别人的灵感，实现“再创造”，所以传统可以成为新文化生长的土壤。李白的诗作，经过几百年、一千年后，还能重新影响、塑造出别的诗人，他们可能接近李白，可能超越李白……文化把不同时间、空间的人“接通”了，可以共享生活的经历和生命的体验。

从“个人和群体”的角度说，“文化”就是在“社会”这种群体形式下，把历史上众多个体生命的经验积累起来，变成一种社会共有的精神、思想、知识财富，又以各种方式保存在今天一个个活着的个体的生活、思想、行为中，成为一种超越个体的东西。当一个新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时，这套文化传统已经存在了，这个新的生命体就直接生活在其中，接受这种由很多人在很长时间里逐步创造、积累的文化，所以文化具有历史性，它是跨越时间、空间和生命的东西，也是先于个体而存在，不随个体的消失而消失的东西。所以我们看文化，必须历史地看，只有在历史中，文化才显示出其真实的意义。

文化的历史性是广义的，不仅具体的知识和技能是在历史长河中积累传承的，更深层、更抽象的很多东西，比如认识问题的方法、思维方式、人生态度等，也同样是随文化传承的。进一步说，文化的传承也同样包含了“社会”的传承，如社会的运行机制、社会结构等。像我们今天的“中国”，虽然是在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之后建成，但今天的社会结构并非建国时一下子凭空创造出来的。谁也不可能把一个社会中旧的东西突然“删除”“清洗”，变成空白，再装进去一个什么全新的东西。我们中国的革命，形式上是“天翻地覆”“开天辟地”，实际上它是建立在中国社会自身演化的内在逻辑之上的，是几千年中国文明演进中的一个连续过程的一个阶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研究社会也好，改革社会也好，绝不能抛开历史的缘故，没有一个社会结构是完全凭空构建的，它总要基于前一个社会结构，继承其中的某些要素，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东西。

（选自费孝通《文化与“不朽”》，有删改）

社会治理智能化，就是在网络化和网络空间基础上，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重构社会生产与社会组织彼此关联的形态，使社会治理层次和水平得到提升，使治理过程更加优化、更加科学、更加智慧。要在促进大数据与社会治理深入融合中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我们就必须准确把握“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并充分应用好大数据资源。

社会治理内嵌于社会结构之中，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治理的对象、主体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一方面，当前社会治理所服务的对象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表现为：社会阶层结构出现新老演化，人口的年龄结构、素质结构和空间分布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专业技能的群体日益扩大，家庭结构呈现规模小型化、类型多样化特征，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跨地区流动已成为常态，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大城市或中心城镇集聚。特别是思想活跃、利益诉求多样的新兴社会阶层对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很多新课题。另一方面，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也从政府单一主体过渡到一个由政府、非政府组织、公众个体等构成的行动者系统。这些变化迫切需要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也为社会治理智能化创造了良好条件。

智能化意味着精准分析、精准治理、精准服务、精准反馈。各类社会治理主体通过获取、存储、管理、分析等手段，将具有海量规模、快速流转等特征的大数据变成活数据，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更好地服务不同社会群体，将成为政府和社会组织实施智能治理的重要法宝。

长期以来，社会治理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风险的不可控性和难以预见性。现代社会处于信息化和网络化复杂交织的图景之中，与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背景相叠加，使现代社会治理呈现出新特征。总的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是严峻复杂的，表现为短期矛盾和长期矛盾叠加、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并存、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特别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较为薄弱等。以往，政府对经济、社会进行研究的实证数据，主要源于抽样调查数据、局部碎片数据、片面单一数据，有时甚至纯粹基于理论和经验假设，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和模糊性。大数据技术能够通过交叉复现、质量互换、模糊推演等手段有效提升整合各方面数据资源的能力，使政府决策的基础从少量的“样本数据”转变为海量的“全体数据”，为有效处理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新的可能性。

(杨雅厦《应用大数据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人类社会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空间是固定、具体的，而时间则需要通过某种办法加以测定和标识。人们测定和标识时间的参照最初是感知和观察到的物候和气候的变化。什么时间月圆了、月缺了，什么时候气候转暖，种子发芽、庄稼生长了……这些变化就被我们的先人用来作为早期测定时间的依据。

时间是人类用以描述物质运动或事件发生过程的一个参数。人们为了更准确地衡量、计算、记录时间，就要进一步选择具有普适性、恒久性和周期循环性的参照物。于是，太阳、月亮、谷物的成熟期等，就成为了优选的参照系。人类很早就学会观察日月星辰，用以测量时间。大约在纪元前五千年，人们利用指时杆观察日影。纪元前11世纪，已经有了关于日晷和漏壶的记载。详细记录时间的钟表的发明，大约是13世纪下半叶的事情了。

协调和规范各民族或国家群体内部公共时间制度的，是各国的特定历法。世界现行历法最为普遍的有：以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周期作为参照物的太阳历或称阳历，我国当今使用的公历就是这一历法，作为我们传统时间制度组成部分的二十四节气的制定，实质上也是以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周期作为参照物的；还有以月球围绕地球旋转周期为参照物的太阴历或称阴历；我国自夏代开始使用、后经汉武帝太初元年修订的兼顾太阳历和太阴历确定的历法是阴阳合历，即所谓“夏历”“农历”，或俗称的“阴历”“旧历”。这样说来，我们的夏历是既参照了对月亮的观察，又参照了对太阳的观察而制定的。

我们的民间传统节日体系，例如春节、元宵节等都是依据过去千百年来通行的阴阳合历而确定的。这种历法在我们的实践活动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正像我们对光华照人的月亮以及太阳倍感亲切一样，对使用了几千年的阴阳合历我们同样有着深深的钟情和依恋。

为了找到一个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要、又准确标识寒暑往来规律的计时办法，人们将一年365天平分为24等份，分别给予一个名称，如立春、雨水等，于是就形成了二十四节气的时间标识制度。在某些历史时期，某些节气的名称与今或有不同，但在汉代刘安著《淮南子》中，就明确有二十四节气名称的记载了。各个节气都有明显的“物候”作为标志，即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我们的先人发明节气，把自然界的变化、动植物以及人体功能的状态和变化都反映出来了，而且相当准确：雨水，草木萌动；立秋，凉风至等。这些都是从人们对自然界的细腻感觉出发而形成的，体现出对客观规律的准确认知，相当科学。

以上在我们中国人生活中合并使用的阴历阳历时间制度，各有其科学依据、计算方法和历史发展进程。表面上看来似乎互不关联、彼此相悖，但在我们的生活中交错使用、互为补充，形成了协调并用、多元而统一的时间计算体系。这个多元而统一的时间制度就是我们中国人生产生活节律和节日体系的背景。

（刘魁立《中国人的时间制度》，有删改）

材料一：

疫灾的发生，既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也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既受社会规律制约，也受自然规律制约。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口密度不断提升，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不仅疫灾流行的频度越来越高，而且疫灾流行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同时，随着人类干扰自然和破坏自然程度的加深，疫病种群不断增多，疫灾的破坏性不断增强。从自然规律看，寒冷期气候变化大，疫灾相对频繁；温暖期气候较稳定，疫灾也相对稀少。同时，有的病原体具有自然疫源性，这类疫病所导致的疫灾流行，具有明显的地方性，如鼠疫、血吸虫病等。还有的病原体存活需要较严格的生态环境，这类疫病也有一定的地方性，如疟疾、黑热病、霍乱等。

从春秋战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720年间，我国至少有893年为疫灾流行之年。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疫灾频度为20.99，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疫灾高峰期；北宋以来，疫灾频度不断上升，明清疫灾频度高达78.34，是第二个疫灾高峰期。在中国古代，每当疫灾发生，政府蠲免租税，赈济钱粮，施医给药；下罪己诏，祭祀神灵，请求上天宽宥。民间则捐钱捐粮，施医给棺；行巫道术，驱逐厉鬼；抬神巡游，求神保佑。民国时期，疫灾的应对渐渐步入科学的、制度化的轨道。但是，当时公共卫生体系毕竟处于草创阶段，社会又动荡不安，疫灾流行之时，政府和民间的应对效率，总体而言仍然非常低。

（摘自《疫灾的历史地理学思考》，有删改）

材料二：

“新冠肺炎”具有强大的人传人特性，从很大程度上说，普通民众的行动决定了这场战“疫”的成败。关注普通民众在这场重大公共危机中的行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般来说，在全能型政府背景下，民众的“等、靠、要”思想会比较严重，被动等待政府的“上门服务”，与国家、政府对应的社会能动性不强。但自新冠肺炎爆发以来，广大民众主动建群、加群来交换信息，并动员自有资源、协调行动，自主解决了很多问题，充分发挥了各种正式、非正式社区组织的功能。这为全能型政府背景下社会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样本。

为了防疫需要，封城、封路等隔离手段，客观上给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但城乡民众高度配合政府的统一指挥，没有出现大面积的物资哄抢、恐慌式的大量出逃，没有出现对管制政策的对抗。整个城市，运行井井有条。这不仅节约了宝贵的疫病防控资源，而且为疫病防控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基础。

在这次疫情中，最初几天出现了一些谣言，这完全符合谣言产生与传播的规律，但这些谣言很快就因政府特别是知情民众主动辟谣而消失，后续几乎没有产生传播范围较大的谣言。这次新冠肺炎各种谣言的消失，除了政府及时披露相关信息的影响外，主要还是与广大民众知识的增长、判断力的提升有关。但民众对新冠肺炎的认知显然不是提前储备的，而是海量的民间科普在短期内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在舆情的内容上，建设性的批评逐渐取代了泄愤式的批判，客观的监督性行动取代了情绪性的破坏；在应对舆情的行动上，广大民众一改初期的狂躁，非常冷静、谨慎地接受、转发、发表相关信息与言论，以及基于冷静的反思。与此同时，在较多细节的披露和媒体的引导下，民众开始设身处地地思考一线工作人员的处境，不再盲目指责，社会包容度显著提升。

虽然广大民众表现出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仍然需要冷静、客观地关注和反思与普通民众进步不匹配的一些问题。民众参与应对重大公共危机缺乏制度支持，渠道仍需拓宽。同时，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初，疫情信息由于种种原因披露不及时、细节不够，才酿成后续的疫情危机和舆情事件。这是我们以后在应对各种危机时需要重点关注的。

（摘自《新冠肺炎战“疫”中普通民众的转变与进步》，有删改）

材料三：

2019年底，中学联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此次疫情可谓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

随着收入和学历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提高安全、健康、智识等方面的生活质量，而长期以来在这些方面的投入欠账和重视不够，需要尽快扭转。特别是要转变单纯注重经济增长的发展理念，更加注重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民生公共服务的投入和管理。与此同时，要加强跨地区、跨层级和跨部门的价值共享，实现国家治理的统一领导和协调有力。

目前我国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基本健全，但是在野生动物保护、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方面还有待补足相关制度。要加快弥补这些领域的制度盲点和制度漏洞，避免由此可能诱发的潜在风险。与此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增强制度的权威性，避免制度停留在纸面上，使制度真正发挥预定作用。

此次疫情应对，广大医护人员、领导干部、基层人员和每一个中国人在此次疫情防控中都展现出了巨大的集体意愿，使全政府和全社会的防控策略得以奏效。但是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一些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和专业能力明显跟不上，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比如，湖北等地领导干部在疫情防控中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乃至一问三不知现象，暴露出责任意识、专业知识和治理能力的明显欠缺。要提高领导干部的执政本领，使其在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上能够适应国家治理的新需求。

此次疫情大考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按下了“快进”键，必将在各个方面加快国家治理转型，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摘自《疫情大考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按下了“快进”键》，有删改）

随着现代学术不断走向专业化与职业化，追求“高精尖”对学者具有极大吸引力。相比之下，文化科学普及工作显得有些简单。无论在学者的科研项目里，还是在学术评价体系中，普及都是一个不那么“高大上”的领域。有意思的是，社会大众对普及读物的需求却空前强烈——他们期待了解科技新发展，希望掌握经济、法律、心理相关知识，愿意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学界的“高冷”和大众的“热情”形成鲜明反差，反映出当前我国学者撰写的科学普及读物缺乏。在科学领域，以天文学为例，在近年译介的普及读物中，我们看到包括引力波的发现者、诺贝尔奖得主基普·索恩等一大批科学家的名字。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方面，近年来我们取得不小进步，但仍有较大提高空间。比如，目前学者撰写的汉字普及读物中，影响较广的是瑞典学者林西莉的《给孩子的汉字王国》，这让我们不禁思考我国作者在创作方面还有哪些不足。文化科学普及是基础教育与社会教育不可或缺的环节，既关乎文化传承、科学普及的树人大计，更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方式。在这样一个领域上，亟待中国当代学者投入更多精力，拿出更多高水平作品。

学术大家从事普及工作是中国学界的优良传统。新文化运动以来，面向大众的知识普及与文化传播，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担当。不少名家，如朱自清、顾颉刚、王力、朱光潜、李长之、陆宗达，他们笔下的科普读物篇幅不大、内容平易、语言轻松，却有着深厚的学术积淀与教育热忱。朱自清《经典常谈》，用朴素清晰的笔触介绍经史子集中的经典著作，为初学者娓娓讲述传统文化要义与精神；李长之《孔子的故事》饱含深情地讲述孔子生平，展现孔子在风雨飘摇中的理想与坚持；王梓坤《科学发现纵横谈》，从东西方的科学传统出发，深入浅出地讲解科学的方法与世界观……无论“常谈”“故事”还是“纵横谈”，前辈学者的努力形成了中国文化科学普及的优良传统。

在这一传统中，我们发现，把象牙塔中的高精尖，转化为面向大众的文化科学普及，用更接地气的方式讲给普通读者尤其是青少年，绝非“小儿科”。这对学者提出更多要求——深入浅出地介绍专业知识，需要透彻的本体研究，一针见血指向关键之处，否则容易在知识海洋中徘徊打转；想充分吸引初阶读者，不仅要有优美清晰的文笔，还要把握时代文化脉搏，不断尝试新颖多元的表现形式。有学者提出一个精彩的普及理念：“大学标准，小学趣味。”在为孩子讲解古诗词时，既要保持大学教学标准，知识准确、思想端正、审美纯正，又要揣摩小学生的认知兴趣和审美心理，贴近他们的日常生活。既保持学术品质，又放下学者架子，这种心态尤为可贵。

从一定程度上说，全民文化科学素质的培养是学术生命力的源泉，更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本。让人欣喜的是，在社会需求带动下，大批专业人士尤其青年学子走向文化科学普及领域。他们受过严格学术训练，又适应普及话语方式的不断创新，逐渐形成一支专业、优质的创作队伍。近年来，普及读物数量繁多，内容丰富，形式新颖，质量水平和原创性都明显提升。有专家指出，学术普及是教育和科研单位重要社会职能，能否在学科设置、职称评定等机制层面有所安排有所鼓励，同样关系这项事业的发展前景。

期待中国当代学者能以别样方式“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做好文化科学普及大文章。

（孟琢《做好文化科学普及大文章(书里书外)》）

儒家思想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向不缺答案。但无论“仁”还是“中庸”，都仅仅部分地反应了儒家的思想观念；综合起来，只有“责任”才是儒家思想内核的内核，尽管孔孟等人并未作此概括。以“责任意识”为根本指针的儒家思想，拒绝道家那种“高大上”式的玄远，拒绝墨家“草根”式的琐屑，拒绝法家“狱吏”式的苛细，人性化地满足了社会的需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人性化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儒家对“人”（而不是“神”）有着极高的定位：“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这种把人看作“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首）”的观点，决定了儒家的“人生”设计十分严肃——至少要对得起“人”在天地间的这种地位。然而人性是复杂的，就其本能而言，人总是倾向于膨胀私欲、挤占他人权利空间。若不加以约束，必然导致冲突，引发社会危机。为避免这种情况，儒家认为，在刑法等硬性制度之外，还需要一套软制度，来教化人们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不忘对他人对社会尽责。他们把这套“文化”（文明的教化）的软制度归纳为“礼”。刑法与礼，是社会治理的左右手。

关于“礼”，大部分典籍散遗了，现存的《礼记》，是对古典“礼仪”的解释，可谓“礼”的冰山一角。《礼记》说圣人“为礼以教人，使人有礼”，首要的是为了将人与“能言”的猩猩、鹦鹉区别开来——发扬人的社会性、抑制人的动物性，确保人的言行像个人而非禽兽，是礼的底线。由《礼记》等书可知，礼的规矩是非常详备的。规范人的言行、教导人们该干什么、该怎么干，礼本质上是一份责任清单。在儒家看来，习礼，最重要的是通过“修身”，完善自我，弄清自己的角色，并从自己的角色出发，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恰当地为人处事。

对己对人对社会“尽责任”这种活法，不是儒家凭空设计出来的，是孔子“述而不作”从“先王”“先贤”那里梳理出来的。那些“先王”“先贤”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是“责任意识”的绝佳体现。尧舜协和万邦天下为公，被孔子视为不可超越的标杆。大禹治水，非常辛苦，其实他完全可以弄条“方舟”，只给自己喜欢的人发船票，一走了之。孔子对大禹也“无间然”，没什么可批评的了，因为他尽了作为君主的那份责任。

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思想，是“责任”；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家”。不爱家的人，很难说他能爱国。长期以来，自西方流入的形形色色的“解放”，严重破坏了人们的家庭观念。魏晋时期，儒家思想被抛弃，信仰大厦崩塌，导致了三百年战乱。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更强大的思想武器——唯物辩证法，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围绕它形成的责任文化与家国情怀，依然是现实社会重要的支点和动能。

（摘编自荆培运《儒家思想的本质是“责任”》）

发布2019年度中国网络诚信十大新闻，举行“平台经济领域信用建设合作机制”启动仪式，发布《西安倡议》，签署《共同抵制网络谣言承诺书》……近日，2019中国网络诚信大会在陕西西安举行，来自主管部门、互联网企业、中央媒体等各个单位的500余名嘉宾围绕加强网络诚信建设进行交流探讨。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强。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精髓，是现代社会运转的重要基石，更应成为网络空间的基本共识。互联网是人类的共同家园，畅游网络世界的前提就是确保网络空间清朗，这离不开以诚信建设守护网络家园。同时，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深地嵌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网络诚信建设也将提升整个社会的诚信水平。此次网络诚信大会以“网聚诚信力量，共创信用中国”为主题，努力营造人人建言献策、人人参与网络诚信建设的良好氛围，有助于打通人与人之间，个人与政府、媒体、企业之间的“诚信最后一公里”，营造诚实守信的网络空间环境，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诚信犹如空气和水，“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谁都不愿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虚假、诈骗、攻击、谩骂的空间。互联网既不是法外之地，也不是失信之所，只有让网络空间充满信任、积极健康，才能使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

互联网越是向前发展，“双刃剑”效应越是引人注目，就越需要扬长避短、兴利除害，把互联网的正向效应发挥到最大。就诚信建设而言，网络带来了信息传递的便捷性、即时性和互动性，但同时虚拟空间的匿名性和隐蔽性，也容易产生“负外部性”，为失信行为提供了客观上的可乘之机。比如，一些网络媒体、公众号、客户端不惜通过哗众取宠、传播谣言吸引流量，一些电商通过售卖假冒伪劣产品追求利益，一些数据技术公司甚至通过倒卖个人信息牟取私利……这些问题都说明，无论在技术、利益还是机制层面，擦亮互联网的诚信底色，让守信者处处受益、让失信者寸步难行，才能用良好的诚信环境护佑互联网健康发展。

如果网络空间失去信任，那么每个接入网络的个体都将是受害者；网络空间信任度高，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也会降低经济社会运行的交易成本。正因此，加强网络诚信建设，也需要坚持共建共享的原则，让政府部门、网络媒体、社交平台和广大网民形成强大合力。从政府部门来看，应该坚持依法治网，用法治划定诚信的红线；从网络平台来说，应该承担起企业社会责任，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尤其是在大数据时代，平台型企业如同数据蓄水池，更应成为加强诚信自律的表率；从个体来说，当每个人都能坚持依法上网、诚信上网，虚假信息就会失去土壤，网络诚信建设就会拥有强大的内生动力。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从中国发出的第一封电子邮件曾这样写道，“越过长城，走向世界”。如今，中国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人人都是受益者，人人也应该成为贡献者。以诚信为帆，以实干为桨，就一定能让网络之舟行稳致远，更好地造福人民。

（摘编自李洪兴《以诚信建设守护网络家园》，2019年12月04日《人民日报》）

成长是中国现实题材女性小说重要的母题之一。21世纪以来，传统纸媒现实题材女性小说中的成长母题，在公众的视线中不太受到青睐。但是，随着网络文学的繁荣，成长母题受到众多网络女作家和读者的喜爱，成为网络女性小说中颇为常见的一个创作母题。它延续了传统纸媒现实题材女性小说的部分创作特色，并借鉴传统通俗文艺的一些创作理念和技巧，同时又结合网络文学作为互联网文艺形态的新特点，形成自己独特的叙事模式与叙事策略。

不少的网络文学作品创作心态以群体化为主，尽量淡化个人色彩。传统纸媒现实题材女性小说在涉及成长母题时，作者所追求的大多是个人化的创作，其作品往往是在共性中凸显个性，所传递出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生命体验、言说方式等，几乎都烙上鲜明的个人印记。但是，在现实题材网络女性小说创作中，则与之迥然不同。群体化的创作心态是最为普遍的，强调的是时代共性、群体记忆与感受书写，个人色彩被不同程度地淡化甚至隐匿了。在成长模式设定和女主人公形象塑造上，虽然大多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但同时又偏重于在女性日常生活的叙述中，描写普通人的不普通历程、平凡者的不平凡之处。如此处理成长母题，可以减少抗拒性阅读、吸引更多读者，且使读者能够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和共鸣感，同时也可以规避作者真实生活经验欠缺的短板。这在以女性成长经历为脉络，着重反映时代风貌、折射历史变迁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南山村致富日常》讲述了大学生杜善薇放弃城市生活，返乡创业，带领村民发展生态农业和旅游业，走上共同富裕之路的故事。杜善薇的个性和现实的复杂性很少被提及，故事主要关注的是在新时代感召下奋发有为的女性所具有的共性，还有当下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巨变的、具有普泛性的一些鲜活图景。

一些网络文学作品注重建构符合法律与道德规范的女性成长之路。成长母题在传统纸媒现实题材女性小说中，创作对象常常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有去道德化语境中欲望的坦露，以及超越法律和道德去探讨人性的复杂与扭曲，从而也引发此类文学作品使命感缺失的讨论。对于现实题材网络女性小说来说，阅读对象才是最重要的，故而都会让女性的成长之路符合法律与道德规范。

在现实题材网络女性小说中，成长母题上述模式与策略的书写特点，使其能够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故事内容和表达方式，向年龄层次、知识结构参差不齐的庞大读者群体，宣扬正面的价值导向和道德观念，是其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一种表现。但是，这也容易导致故事的套路化和人物的扁平化，所反映的生活和时代流于表面化、碎片化，陷入一种模式化的创作困境，只是换个地域、换个人名、换个桥段的简单重复，缺乏更深层次的体悟和思考，难以出现真正触及灵魂的经典之作。针对这些缺陷和不足，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汲取更多的营养，不断推进成长母题创作的横向拓展与纵向深入，是今后现实题材网络女性小说创作应该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摘编自王萌《网络小说激活女性成长类型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