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魂

李家法

王营长抗美援朝时打阻击，挨美国的飞机滥炸，他一翻身，胸揽一挺机枪，哒哒哒——，一满梭子硬是把美军的一架战斗机揍了下来。等战友把他扶起时，才发现王营长一条血肉模糊的腿早被炸掉了。

王营长回到北京治疗时，一个叫草莓的年轻护士对他呵护有加。后来经组织上批准，他跟草莓结了婚，回到故里休养。王营长是特级英模，享受特别津贴。据说王营长的工资比县长还高出一块八毛六分。不过，村里人不眼红，王营长领那些钱，是拿命换来的，谁要是不服，你到枪林弹雨中走一遭瞧瞧。

王营长攒了钱，就在村里建一套大房子，宽敞阔绰。老百姓就私下里议论：王营长没养下一男半女，建那么多那么好的房子有啥用?有钱，你不如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实在。可王营长确实抠门，舍不得吃也舍不得穿。村边有个露水集市，每天早上，鸡鸭三鸟，鱼虾海鲜一街的摆着，可王营长很少问津，就连政府给的特价猪肉票，他也用不着而转送给了他人。每天，他就拄着拐杖晃荡着一条空空的裤管来到早市，挑一把音菜，切一斤豆腐，然后颤颤晃晃回到家。

王营长是荣誉军人，虽有国家给养着，但已解甲归田。生产队就在王营长大院前划了两亩自留地，给王营长自耕自种。从高位截肢的王营长把他的两亩自留地伺候得绿肥黄瘦的时候起，村子里就鲜见了懒惰的人。

王营长体况很差，他需要疗养。每天早上生产队的社员们出工以后，草莓就扶着王营长在村子里散步。这一天早上，他们刚好来到村小学堂旁边时，天突然就昏暗下来，黑沉沉的就像罩着一口大黑锅。须臾间狂风又起，一场大暴雨眼看就来临了。草莓赶紧扶着王营长进了学校避雨。这一避，把王营长吓出一身冷汗：原来学校的几间教室全部是既倒的危房，大风把房面上的瓦片刮得沙沙作响，抬头一看，隐约还透着星星点点的斑驳，墙上显露一道道裂隙，有的已经能伸进去一个拳头了。一路路土黄色的桨痕从墙头流到地面，昭示着侵蚀已非一日之久。外面开始下雨了，教室也下起小雨，老师没法上课，一群学生娃蜷缩在教室一角，用自带的雨具遮档雨滴。王营长一看叫声不好，他令草莓马上去把校长找来。不一会，长得像麻杆一样的张校长冒雨来到王营长的跟前，他见了王营长，不由自主地佝了一下腰。

王营长黑着脸：“你就让孩子在这样的教室里上课?”

张校长哭丧着脸：“没办法，我已经打了很多报告上去了，上面就是不拨钱下来维修。”

王营长吼起来：“教室马上要塌了。出了人命，我枪毙你。”

张校长害怕了：“王营长，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传我命令：撤。赶快吹号呀，不!敲钟，你快啊……”王营长用拐杖猛地戳着地，一条空荡荡的裤管微微地颤抖。

“可是……往哪里撤?”

王营长斩打截铁地说：“到我家去!全部去!”

一阵急促的集合钟声，孩子们、老师们相互搀扶着冒雨撤出学校。刚走不远，只听到身后一声“轰隆”接着一声“轰隆”，学校就在风雨中倒塌了。张校长在泥泞的路上，扑通一下就给王营长跪了下来。

那场暴风雨真大，连着下了三天三夜，学校就在王营长家的八间大瓦房里架上黑板上课，孩子们的读书声越是响亮，好像要同风雨声争个输赢似的。

第四天，天还浙沥着，王营长说不能再等了，他要到县上报告学校倒塌的事情。王营长换上一套崭新的军装，搭上村里的马车，冒雨出发。不久，噩耗传来：王营长半路上遇到山洪暴发，连人带车给冲走了……

王营长的家到处缀满小白纸花，村民从四面八方赶来送别英雄，一个个哭得泪如汾沱。那天老师们不约而同在教孩子们唱着一首歌：

“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

（有删改）

云中的红围巾

郝明

连长放下手中的高倍军用望远镜，揉了揉眼睛。瞭望塔外漫长的边境线上，除了铁丝网和柱桩上还能看到些许黑色，剩下就是满眼的雪白，刺得眼睛生疼。

“报告连长，军区正午时分将有物资抵达。”

连长转过身，接过通讯员手里的电报本，签上字，回敬一个军礼。

“这几场暴风雪呀！”连长心里有些感慨。在内蒙古二连浩特驻守近20年，这是他见过的最大的几场雪了。运输道路都被齐人深的积雪填埋，推雪机没日没夜地抢挖，但等挖到这里，估计要年后了。往年军区都是提前几天就把慰问物资运到，今年也不知为什么耽误了。

看看瞭望塔外的天空，灰蒙蒙的阴云像一群无人看管的野马，又在慢慢地压低地面并随风移动着，“做好接收准备。”

“是！”通讯员答道，“连长，班里的战士们还有一个特殊的准备呢。”通讯员有些神秘地笑。

“什么准备？要注意安全，年三十了，可以搞点创新。”连长有些心疼地望着通讯员，这帮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来自全国的各个省市，头一次在最前沿的萨麦哨所过年，他希望新兵们能过好头一个春节。

在回营房的路上，连长几次从军大衣兜里拿出手机，又几次放回去。过年的这个电话怎么打呢？他是亏欠这个家的，平时照顾不到，就连过年，他不是有任务在身，就是把回家的机会让给下级，今年又不能好好陪家人了。连长此刻的心，就像自己脚下踩着的莹白积雪，正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正午时分，连长站在营房前，他望着草原异常寒冷的天空，乌云黑压压堆成整坨厚铁，正准备压向地面，压向屋顶，仿佛所到之处，一切都会被压成扁扁的形状。

“通讯员，停机坪提前做好准备！”

“是！”通讯员接到命令，快步跑向指挥中心，他隐隐约约看到远处天空中一架军用直升机像只小蜻蜓般往这里飞来。

“报告机长，目前积云层覆盖严重，地面风速50公里每小时，顶风25公里每小时……”副驾拿着记录本，神色凝重地望着机长，并且偷偷瞄了一眼后排坐着的霞姐和孩子，两人正一无所知地望着窗外飞来飞去的云彩在指指点点。

“尝试悬停！油耗目前如何？”机长沉稳地拉起操纵杆，在积云层中间的一条缝隙中果断地穿行过去，开始寻找合适地准备降落。

“油量仅维持返航。”副驾尽量压低声音。

地面上的连长感觉今天的直升机有些异常，平时如果不具备降落条件，直升机会通知地面部队，然后从缆绳上把物资空投下来，今天这是怎么了？一圈圈地反复寻找机会降落，不断在低矮密集的云层中穿梭，仍在试图寻找机会。

“连长，连长！”通讯员手里拿着电文和望远镜，有些跌跌撞撞地从指挥中心跑过来。

“慌什么！”连长有些训斥道，“怎么了？”

“雄鹰呼叫，不具备降落条件，空投后……”通讯员停顿了一下，才说，“准备返航。”

“那就接收好了。”连长说。

“是准备好了接收，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它还总是在盘旋。”通讯员和连长一起怔怔地望着天空上的直升机，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霞姐，松开小宝，让他哭吧！”直升机上的副驾向后排喊。

小霞默默松开捂着小宝嘴的手，自己的眼眶里也蓄满了泪水。小宝因为妈妈的手松开了，继续号啕大哭，自打他知道还要飞回去，便不顾一切地开始哭，他感到所有的新年愿望都将会落空。

“霞姐，你搂紧小宝，舱门要打开空投了——”

“等等。”小霞忽然想起了什么，解下脖子上那条鲜艳的红色羊绒围巾，“把这个系上。”

副驾看着围巾，火一般的红，映得他的眼睛红红的。

“连长，那物资上绑的是标语吗？红红的一长条。”通讯员举着望远镜，使劲睁大眼，想看清楚，“怎么看着像是一条红围巾？”

连长看着离自己头顶越来越近的物资，还有那条系在上面的红围巾，突然像是被罩进暖融融的红色光环里，沐浴在温存和幸福之中，一种感动和血液绞在一起，开始在体内奔涌，那飘在空中的红围巾，就那么柔软地无声无息地一路过来。

连长目不转睛地望着天空，漫卷的风肆意吹打着他的脸，而这张脸上除了像被刀刻过般的刚毅，再看不出任何表情。他缓慢而坚定地抬起右手，向空中敬着标准的军礼，一字一顿地大声说道：“回电雄鹰，预祝返航顺利，祖国和家人都在萨麦哨所心中！”

“妈妈，你看那是什么！”哭闹的小宝忽然发现新大陆似的指着地面闪闪发光的东西。小霞透过舷窗看到，地面H形停机坪上，出现了一张闪烁的中国地图，那应该是一种EL发光带围成的，里面站着一排小小的人影，个个如雕塑般站立。霞姐擦着小宝脸上未干的泪水，说道：“那是爸爸和叔叔们驻守的地方，他们在守护着国家。”

“妈妈，爸爸会看到你系的红围巾吗？我将来也要像爸爸一样站在里面好不好？”小宝认真地说。

“会的，好！”霞姐看着儿子稚嫩的脸蛋欣慰地笑着，湿润的眼睛深情地望着远去的发光的中国地图，远去的营房，远去的草地，窗外墨灰色的云朵也被远远地甩在舷窗后。

没人应答的电话

渡边淳一

至5月末母亲去世以来，已经过去五个月了。

直至去世，母亲一直住在札幌，但其后我去札幌的次数也并没有减少。去演讲或是与编辑会晤，这个夏天也总共去了20天左右。

即使母亲去世了，但札幌是我故乡，又有老朋友和亲戚，所以不会断了关系。但母亲在世时和去世以后，即使是去同一个札幌，情景也不一样了。

我说不清哪儿不一样，但不一样是千真万确的。

以前，更确切的说是母亲在世的时候，一到千岁机场，我必定给老家打电话。仅仅是暂且向母亲报告一声：“我刚到。”但母亲旋即必定反问道：“什么时候来？”

她是在问，顺便回老家的日期，但我多半径直去演讲会场或是饭店。

“今天不能去，但明天早上也许去一下。”

“今晚不行吗？”

“有许多事要办呢。明天早上行吧。”

“几点来呢？”

“这个吗，大概八点左右吧。”

“几个人来？”

“大概一个人吧。”

“是你一个人。八点钟？”

母亲之所以叮咛，是要为来的时候准备好新鲜的生鱼片、我爱吃的煮菜以及威莱等。她的心意让人高兴，但说实话，也令人感到有点儿烦。特别是飞机晚点，时间不充裕时，便不能跟她唠叨了。

若是可能的话，只想报告一声“我刚到”就结束，但母亲却进一步搭话说：

“你马上去哪儿？”

“马上在饭店跟人洽谈。”

“你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吧？”

“没问题。”

“你知道本间的叔叔吧，他前些天病倒了。

母亲似乎不知道我焦急万分。不，打一开始她就没有在意这种事。

“我得赶紧办事，回头慢慢听你说吧。”

好不容易挂了电话，我松了一口气。我觉得千岁机场的通过礼仪这才结束。

当然母亲去世以后，我不会打这种电话了。即使在千岁下飞机，我也只要径直乘上车子就行了。但多年来的习惯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消失的。就在不久前，在千岁下了飞机的我，当自己觉察到时已经站到公用电话前了。于是我拿起话筒对自己说：已经不用打电话了。这么想的时候，更强烈的意识到母亲不在人世了。知道不必打电话了，一种失去母亲的寂寞感突然复苏过来。

奇怪的是，母亲在世时觉得最麻烦的事，现在却最令人怀念。即使是去同一个札幌，我也多半总是在早晨去老家母亲那儿。晚上要跟各种人会餐，加上老家只有一个女佣人，所以深夜去麻烦人家不好。而且深夜起来要洗澡或是写稿，饭店最为方便，所以我多数是在时间比较自由的上午去吃饭，但这出乎意料的麻烦。本来就住在饭店，所以只要直接去餐厅，便能吃上饭，如果要让服务员送到房间，那就更简单了。

但现在虽说单程只要花1000日元左右，但却要特意乘出租车去老家吃饭，当然自己家的早饭总比饭店的讲究。但早晨这么早，哪能吃那么多呢？量太多，一剩下来，母亲便担心的问：什么地方不舒服吗？”所以我有时请同行的编辑一起去。母亲开始问早饭的人数，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总之母亲是一个喜好什么都多做一些让客人吃的人。也许母亲这下满意了，但硬是要吃下去的一方，稍稍有点儿难受。特别是工作到黎明而发困的时候，或是没有食欲的时候，就懒得去老家吃早饭了。但去的哪怕晩一会儿，电话就打来了：“还没来吗？”即使想再睡一会儿，也想到把家乡菜摆在饭桌上正等候自己的母亲，就不得不过去。我有时也想，这是一种十足的折磨，如果没有母亲，那该多么轻松啊!

当然现在在饭店睡到什么时候，母亲也不会打电话来说什么了。母亲已经不在，我可以不用去了。虽对此事感到安心了，但内心什么地方总等着母亲打电话来。前些天也在梦中，仿佛听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醒来后随手按了一下枕边的电话按钮：561-6074。

现在老家从早到晚没有一个人，所以即使打电话也不会有人出来接了。

明明知道这点还呼了一下，果然没有母亲的声音，只是呼叫音单调地继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