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一：

支队政委（节选）

王愿坚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像是负了伤，正在爬一个崖头，怎么也爬不上去。忽然，老胡来了，他变得跟棵老黄松似的，又高又大，伸出小葵扇那么大的一只手，拉住了我……一睁眼，可不是，我的手正在他手里攥着呢。

见我醒了，他把我的手捏紧了，突然问我：“老黄，我求你个事成不成？”

“怎么不成！”我奇怪地看了他一眼。他的脸被拂晓时的月光一照，更是苍白，简直像是块白石头刻出来的。

“我让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一定！”

他扭身戳了戳正在酣睡的林大富。小伙子一骨碌爬起来，愣眉愣眼地问：“政委，要出发？”

“不，有任务！”老胡说着抓起一个挎包，对我说：“咱们到那边竹林里去。”

我疑疑惑惑地背起他，来到了那片竹林边上。这时，启明星贼亮贼亮的，东方已经现出鱼肚白了。老胡四下里看了看，选了一棵大毛竹，靠在上面坐下来，又问了我一句：“真的叫你干啥你干啥？”

“真的，快说吧！”我被他弄得又糊涂又心焦。

“好！”他伸手从挎包里掏出两根绳子，“噗”的一声扔在我面前，然后两手往竹子后面一背，厉声说：“把我绑起来！”

“该不是叫伤口疼得他神经错乱了吧？”我想，本想不干，无奈已经有言在先了，我一面绑，一面问“这是干啥？你疯啦？”他没搭我的腔，只是一个劲叫着：“绑紧点，绑紧点！”等我们把他两手绑好，他又把那条伤腿伸开，蹬住了另一棵竹子：“把这也绑住！”我们也照办了。

看看我们都弄妥了，他咬咬牙说：“来，使劲挤它！”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他的意思，我叫过小林，轻经地打开了他伤口上的布带子。伤口，像个发得过了火的开花馒头，又红又肿，没有器械，没有麻药，硬是把脓血从伤口里挤出来，这痛苦……

“快，快下手哇！”他在催我。

“我，我干不来！”我痛苦地说。

“你答应过我嘛，黄兴和同志！”他哀求似地说，“你总不能瞪着眼看我受罪呀，是不是？俗话说‘伤口出了脓，比不长还受用’，帮我挤挤就好了。好了，那不给队上减少了个累赘？又可以多帮你干点工作。”对我说完软的，又对小林来硬的：“林大富同志，‘三大纪律’头一条就是服从命今，我命令你：挤！”

我横了横心：“干！”便让小林抱住他的腿，我两手握着伤口按下去。随着手劲，我觉得手底下他的肌肉猛地哆嗦了一下。我问：“老胡，怎么样？”

“没关系，你，你别管我！”

我继续用力挤着伤口，这会儿我真想看看他是不是吃得消，却又不敢看。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减少些痛苦，我故意把话岔开来：“老胡，你看今天敌人还会不会再跟上来？”

“说……说不上……”他低声回答。他把“上”字说成了“桑”，听得出话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再追上来怎么办呢？”我又问。

“嗯……”他猛地抖了一下，那两株竹子也跟着索索地抖一阵。

“要是真来了，咱就再干他一下，好不好？”

“嗯……”他又是一阵猛抖。

一连两次问话没有回答，我心慌了，扭头向他望了望，只见他两手紧紧抠住地面，那被痛苦扭歪了的脸上，汗水顺着那浓黑的眉毛和鬓角，一串串地流着。

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压下想住手的打算，火辣辣地喊了声小林：“快，快去化杯盐水来！”

蓦地，竹子剧烈地颤动了一下，两片硬硬的小碎骨片跳到了我的手上，然后滑过指缝掉落到脚下的草丛里。我停住了手。这才觉得自己的脊背一阵发冷，原来衣服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汗水湿透了。

我俩把他的伤口用盐水洗净，包扎好了，然后解开绳子，扶他在草地上平躺下来。他紧闭着眼，像睡着了似的。我撩把野草擦着手，坐到他的身边，小林正在掰着他的手指，他手里紧握着一把潮湿的泥土。

太阳已经出来了。阳光淡淡地洒在他的险上。他无力地睁开了眼，深深地吸了口气，说：“老黄，痛——啊！”

汗珠映着阳光，晶亮晶亮的。我觉得自己的眼睛仿佛被这晶亮的反光刺得发痛，一滴咸咸的东西滚下来，流到了嘴角上。

（有删改）

文本二：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节选）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陈毅的伤口始终愈合不了，到了1935年6月，他已不能行走。游击队缺医少药，只有四种成药：八公丹、万金油、人丹和济公水。陈毅把万金油涂在伤口上，再换上新纱布。不久，伤口情况有所好转。^①

夏天，陈毅还能一瘸一拐地走路，可是到了9月，伤口变得疼痛难忍，腿也肿了起来，为了去南雄开会，他不得不拄着拐棍，脚步蹒跚地翻山越岭。这时他决定彻底治疗一下他的腿伤。他叫警卫员把他伤口中的脓挤出去。警卫员看到陈毅痛得脸色发白，急忙停下手来。陈毅命令他继续挤，警卫员说他下不了手。陈毅已经痛得浑身发抖，“好吧，”他说，“用绳子把我捆起来，这样我就不会发抖了。”警卫员把陈毅的腿捆在树上又继续挤，直到把脓挤净并挤出了一片碎骨头才停下。然后，用盐水冲洗了伤口，用涂过万金油的干净布包扎好。陈毅痛得像得了舞蹈病似地浑身发抖，但不久就恢复了自制力，笑着说：“这回它不会再反攻了。”的确如此，伤口彻底愈合了，再也没有发作。^②

[注]①见陈丕显回忆录《赣南三年游击战争》。②材料来自1984年3月23日对胡华的采访。

（过家鼎等译，有删改）

找春天

叶惠娟

从紫荆花树到石板凳的小路，他来来回回地走了好几趟，可是依旧没有找到他那双心爱的手套。丢哪儿了呢？丢哪儿了呢？他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他快要急哭了，可他不敢哭，他得再找找。

手套是过年前新买的，除了手套还有新衣服、新鞋子，他最喜欢的就是这双手套了。手套背面有定制图案——他和妈妈的照片，图案上的妈妈正对着他甜甜地笑。手套是他盼了很久才盼来的。大娘说，每次考试成绩得了优，又或是老师点名表扬，帮爷爷做家务等，就能在墙上的奖赏表中贴一颗小星星。他积满50颗星星才换来了这一双手套。手套是大娘买的，这个奖励机制也是大娘给他设置的，只要按照这个奖励办法实施下去，他就能得到很多自己想要的东西，可是他并不想要东西。大娘还和他约定，如果积满很多很多的星星就能实现一个超级大的愿望。这个超级大的愿望才是他最想要的，虽然到目前为止他还一直没跟大娘说过。大娘给他戴上新手套那天还特地嘱咐他说，手套就只有这一双，要是弄丢了就再也没有了。大娘此刻正在不远处支着帐篷。年刚过，大娘说春天来了，就带他和堂哥来湿地公园找春天。可是春天还没有找到，自己却把手套弄丢了。他又走了一趟从紫荆花树到石板凳的小路，依旧没有他那双心爱的手套。

难道手套长脚自己跑了？他环顾了一下四周，长脚的只有和他一样的小孩在周围跑动，还有大人在开满紫荆花的树下散步。他在石凳上坐了下来，紫粉色的紫荆花瓣落在他身旁，他看了一眼，问，紫荆花啊紫荆花，你可看见了我的手套？花瓣没回答。他又问了问脚下的小草、路过的小狗，依旧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他叹了口气，起身继续去寻找他的手套。

紫荆花他并不陌生，紫荆花树下这片空地他也不陌生，那一年妈妈带着他从乡下来城里大伯大娘家，大娘就把他们带到了这里。第一次见到这片四周都是绿树红花的草地时，他开心地打起了滚儿，和与他年龄相仿的堂哥一起撒欢，妈妈和大娘则在不远处的紫荆花树下说事。他猛地回头看到了妈妈在花树下揉眼睛，他跑过来问妈妈怎么了，妈妈把他支开，只说是风大眯了眼。回家时妈妈依旧红着眼，他踮起脚想帮妈妈吹一吹，就听见大娘说，你看，这紫荆花从冬天开始绽放，到第二年春天依旧美丽，春天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那一年，他知道了这叫紫荆花。那一年，他才只有五岁。

后来，他才知道妈妈得了重病。妈妈随爸爸去了几次更远的大城市治病，妈妈答应过他治好病会回来，妈妈还说大娘就是他的妈妈。后来，妈妈再也没有回来。大人也有说话不算话的时候啊，想到这里，他小声地啜泣起来。他踢了踢脚下的草，默默地想着，妈妈只能是在紫荆花树下抹泪的那个，他踮起脚也够不着她眼睛的那个。

爸爸去了很远很远的城市打工，说是要还妈妈治病欠下的债，爸爸好久都没有回来了，连过年也没有回来。他从未叫过大娘一声妈妈，因为他叫不出口；他也不愿意到城里和大娘一起住，他要在家里等妈妈，他好想念紫荆花树下的妈妈。大娘常常从城里回去看望他和爷爷，有时也把他带到城里小住几天，就像现在。

他小声地哭着，妈妈，妈妈，你看见我的手套了吗？妈妈，你听见了吗？

没有等来妈妈的回答，却听见不远处大娘的喊叫声，娃儿，快来帮忙。

风吹过紫荆花树梢沙沙作响，他慢慢地仰起头，沉默着，努力地让眼眶里的泪水往回流。花辨落到了他的脸上，他趁机用手抹去了脸上的花瓣和泪水，脸上被泪水沾湿了的花瓣随着他的手又无声无息地飘落到了他身旁的土地上。

傻孩子，你这是怎么了？大娘放下手中的野餐毯蹲下身子，双手搭在他稚嫩的肩膀上。

我……我的……我的手套，不见了。说到这里，他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悲伤，大声哭了起来。眼泪就像被风吹落的紫荆花的花瓣，扑簌簌地落下来。

一旁的堂哥却笑了起来，他看见堂哥笑的样子哭得更伤心了。

大娘给他擦干了脸上的泪水，抱着他说，傻孩子，快别哭了，快别哭了，我们一起找找。

堂哥像变戏法一样从口袋里翻出手套，正是他那双有着他和妈妈照片图案的手套，此刻，图案上的妈妈正对着他甜甜地笑。

原来，这是堂哥的一场恶作剧。

手套失而复得，他把它抱在怀里哭得更加伤心了。

大娘轻轻地摸了摸他的头，没再说什么，只是让堂哥将功补过，牵着他的手一起去找春天。

他问大娘，春天在哪里？大娘说，春天就在那紫荆花盛开的地方，紫荆花就是希望，只要坚信，哪儿都有紫荆花开，哪儿都是春天。

他虽然听不懂大娘这句话的意思，不过他最期盼的是能积满很多很多颗星星，兑现那个深藏在心中超级大的愿望，对他来说，那才是紫荆花盛开的春天啊。

（有删改）

误会

柳青

那是落雪季节。我在一次考察旅行中，到了一个乡镇，是在后方，当我在八路军兵站医院和那里的政治委员谈毕话，已是黄昏。天气很冷，我想吃一点东西，就跑到一家小饭铺里：

在那里，我和他初次相遇

他年约二十四五岁，瘦长的脸上长着一张长嘴巴，不单嘴巴长，而且似乎很多嘴，能同各种的人谈各样的话，看他那憔悴的容颜，一身灰布棉军衣整齐的样子，我想他可能是兵站医院的休养员。

坐在饭铺小坑凳时，我咒骂这令人生厌的雪天。山头上、街道上、院子里……到处是白茫茫的。

“好同志，就这天气，前方一样要打！”那个长嘴巴漠然地说着。

他开始问我“贵姓”和“哪一部分”一类的见面话。我看他的样子，并不懂我说的“部分”。因为在这个偌大的战争中，“部分”实在多极了。不过，他好像由我出身的地方判断，我并非什么坏蛋，因此，他很高兴和我谈。

“很辛苦吧，嘿嘿……”当他知道我长足旅行时，他不甚健康的脸和善地笑着。

开始筹饭时，我递给他一支烟，他谦逊地接受了。吸着烟，我们渐渐谈得很亲热，仿佛老友相遇。

“你哪部分的，同志？”我问。

“一一五师！”他说。

“一一五师哪部分？”我接着问。

“听说现在归陈支队了。”他看我的脸，吸了两口烟。

“那么，”我说，“你是挂了彩在这里休养的。”

“对！”他点头说，“快好了，个把月工夫就回前方去。”

一切都表现得很直率，我想：假若问他是怎样挂彩的，也许可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

但是他等待的两碗水饺，这时端来了。他扔掉烟头子，就将一碗摆到我这边来，示意我吃。我坚持不扰他。他也就安然地吃起来。他身体很虚弱，吃着吃着就满头汗珠。他用手揩一揩额头，擦一擦眼窝，向我解释着：他开刀才十多天。大腿上子弹是取出去了，可身体还没复原。他想多吃点好东西，早点好了就回部队去。

吃过饭，他就比山说水地回答我怎样挂彩的问题。

那是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四日。他们一营人在薛公岭截击日本汽车。薛公岭是座乱石山，汽车路一转一弯、一上一下地盘着这座山。这一回，日本汽车要从东边到西边去。

“这儿，你看！”他用食指在桌上画着，“这边一道沟，这边又一道沟，汽车路就在这中间通过。我们占领了这两道沟旁边的这个山头，这个山头……日本汽车过来了，这边沟里就打；往这边冲，这边也打；往山头上冲，山头也打。这样，他们就上了我们的摆布……”他停了，缓了一口气说，“这回搞到的东西可多啦，枪呀，炮呀，白米呀……”

“那么，你是怎么挂的彩呢？”我问，忍不住笑，

“你不要忙啊！”他改变了坐姿说，“战斗快解决时，我听见渠里有人呻吟，原来是一个同志挂了彩、我就背他往上走。猛然觉得大腿上一痛，血就淌出来了……”

“血就淌出来了”“个把月工夫就回前方去”“就这天气，前方一样要打”……我几乎把他的话都在脑子里转了一遍。我竭力想了解他。

“你参加八路军几年了？”

“四年了。”他说。

“四年了！你是不是……”我考虑着词句地问，“你是一个党员，是不是？”

看他的眼色，他见怪我了。

“不是……”他迟疑了一下回答。

我觉得空气很不自然，想找别的话头来改换一下。“陈支队里有多少人呢？”我问：

“咱也不晓得。咱下火线多时了。”

他简单地说了这一句，看了看我的脸。这样，空气依然是不愉快的。

我自认我的态度是无邪的，一个想写点文章的人要求知道得更多更清楚的态度，而他却好像有了什么心事。当我用八路军生活很苦一类的话对他表示同情时，他竟开始说起反话来，说着一些同起初显然矛盾的话。

“八路军太苦，真不想干了……”说话完全没有讲他挂彩时的庄重。

一会儿，我要的面条也端来了。他看了看天色说：“天黑了。你吃饭，我要回去了。院部还要查房哩。”他付过饺子钱就走了。

当我正要起身回住室时，一道电光直向饭铺的门，接着进来一群人。我看他们一共五个人：一个拿电筒的，好像是头目；两个背步抢的；还有两个徒手，其中一个就是长嘴巴。他这时做出凶狠的样子，长嘴巴更长了。

拿电筒的将电光在屋里兜了一圈，问长嘴巴：

“在哪里？在这里？”

“就这个！”他两只眼睛死盯着我回答。

我是有根有底的——哪里来哪里去，办什么事，带护照……可没办法，那个长嘴巴又乡嘴起来了，好像我们结了冤仇一样。

“带护照不干正经事的可多啦！”他那长嘴巴很快地煽动着。

拿电筒的很稳健，用半命令式的口气说；

“既然你讲认识我们的政治委员，就麻烦你踏踏雪，跟我们去院部一趟吧！”

我们披着雪花，踏进院部门槛时，那天同我谈了一下午的政治委员就从桌前站起来，惊奇地叫着：

“啊——捉了这样一个汉奸！”

“哈哈……”他和我的笑声重叠着。

政治委员向我解释误会，说有个休养员报告街上有个人，可能是汉奸。他表示他恨极了，说非把他抓住不可。

“没关系。”我一直微笑着，感到这误会很使我愉快。

不久，我要辞别了。当我转到门口大院子时，后边雪上有些微小动静，转头一看，那个长嘴巴不声不响地赶上来了。我听见他说话的声音——很小声的抱歉音调，他说完，还继续跟我一齐走着，暗中找寻着我的手，找到一只就握住它。在那落雪的夜间，我只感到他的手才是温暖的——不，是我的心感到他的心是温暖的！

一九三八年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