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赵树理

汪曾祺

①赵树理是个高个子，长脸，眉眼也细长，看人看事，常常微笑。

他是个农村才子。②有时赶集，他一个人能唱一台戏，口念锣鼓，拉过门，走身段，夹白带做还误不了唱。

他是长治人，唱的当然是上党梆子。严文井说赵树理五音不全，其实赵树理的音准是好的，恐怕倒是严文井有点五音不全，听不准。他爱“起霸”①，也是揸②手舞脚，看过北京的武生起霸，再看赵树理的，觉得有点像螳螂。他能弹三弦，不常弹。他会刻图章，我没有见过。他的字写得很好，是我见过的作家字里最好的。字是欧字底子，结体稍长，字如其人。

他的稿子非常干净，极少涂改。他写稿大概不起草。我曾见过他的底稿，只是一些人物名姓，东一个西一个，姓名之间牵出一些细线，这便是原稿了。考虑成熟，一口呵成。赵树理衣着不讲究，但对写稿有洁癖。他痛恨人把他文章中的“你”字改成“妳”字（有一个时期有些人爱写“妳”字，这是一种时髦），说：“当面说话，第二人称，为什么要分性别?——‘妳’也不读‘你’!”他在一篇稿子的页边批了一行字：“排版，校对同志请注意，文内所有‘你’字，一律不准改为‘妳’，否则要负法律责任。”

赵树理是《说说唱唱》副主编，实际上是执行主编。他是负责发稿的。有时没有好稿，稿发不出，他就从编辑部抱了一堆被审掉的稿子回屋里去看，不好，就丢在一边，弄得一地都是废稿。有时忽然发现一篇好稿，就欣喜若狂。他说这种编辑方法是“绝处逢生”。陈登科的《活人塘》就是这样发现的。有次实在没有好稿，康濯就说：“老赵，你自己来一篇吧!”，赵树理关上门，写出了一篇名著《登记》(即《罗汉钱》)。

赵树理吃食很随便，随便看到路边的一个小饭摊，坐下来就吃。后来是胡乔木同志跟他说：“你这么乱吃，不安全，也不卫生。”他才有点选择。他爱喝酒。每天晚上要到霞公府间壁一条胡同的馄饨摊上，来二三两酒，一碟猪头肉，吃两个芝麻烧饼，喝一碗馄饨。他和老舍感情很好。每年老舍要在家里请市文联的干部两次客，一次是菊花开的时候，赏菊；一次是腊月二十三，老舍的生日。赵树理必到，喝酒，划拳。老赵划拳与众不同，两只手出拳，左右开弓，一会儿用左手，一会儿用右手。老舍摸不清老赵的拳路，常常败北。

赵树理很有幽默感。赵树理的幽默和老舍的幽默不同。老舍的幽默是市民式的幽默，赵树的幽默是农民式的幽默。他爱给他的小说里的人起外号：翻得高、糊涂涂……他写的散文中有一个国民党小军官爱训话，训话中爱用“所以”，而把“所以”联读成为“水”，于是农民听起来很奇怪：他干嘛老说“水”呀?他写的“催租吏”为了“显派”，戴了一副红玻璃的眼镜，眼镜度数不对，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农村的土路上走。他抨击时事，也往往以幽默的语言出之。有一个时期，很多作品对农村情况多粉饰夸张。他回乡住了一阵，回来做报告，说农村情况不像许多作品描写得那样好，农民还很苦，城乡差别还很大，说，我这块表，在农村可以买五头毛驴，这是块“五驴表”!他因此受到批评。

30年的重量

余秋雨

①时至岁末，要我参加的多种社会文化活动突然拥塞在一起，因此我也变得“重要”起来，一-位朋友甚至夸张地说，他几乎能从报纸的新闻上排出我最近的日程表。难道真是这样了？我只感到浑身空荡荡、虚飘飘。

②实在想不到，在接不完的电话中，生枵枵地插进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待对方报清了名字，我不由自主地握着话筒站起身来：那是我30年前读中学时的语文老师穆尼先生。他在电话中说，30年前的春节，我曾与同班同学曹齐合作，画了一张贺年片送给他。那张贺年片已在“文革”初抄家时遗失，老人说：“你们能不能补画一张送我，作为我晚年最珍贵的收藏？”老人的声音，诚恳得有点颤抖。

③放下电话，我立即断定，这将是我繁忙的岁末活动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④我呆坐在书桌前，脑海中出现了60年代初欢乐而清苦的中学生活。那时候，中学教后中很奇异地隐藏着许多出色的学者，记得初中一年级我们自修课的督课老师竟是著名学者郑迎梅先生，现在说起来简直有一种奢侈感。到高中换了一所学校，依然学者林立。我的英语老师孙珏先生对英语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双重造诣，即便在今天的大学教师中也不多见。穆尼先生是一位见过世面的人，至少当时我们就在旧书店里见到过他在青年时代出版的三四本著作。知什么原因躲在中学里当个语文教师。记得就在他教我们语文时，我的作文在全市比赛中得大奖，引得外校教师纷纷到我们班来听课。穆尼老师来劲了，课程内容越讲越深，而且专挑些特别难的问题当场向我提问。我几乎一次也答不出来，情景十分尴尬。我在心中抱怨：穆老师，你明知道有那么多人听课，向我提这么难的问题为什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呢！后来终于想通：这便是学者，半点机巧也不会。

⑤哪怕是再稚嫩的目光，也能约略辨识学问和人格的亮度。我们当时才十四五岁吧，一直傻傻地想着感激这些老师的办法。到放寒假，终于有了主意，全班同学约定在大年初一到所有任课老师家拜年。那时的中学生是买不起贺年片的，只能凑几张白纸自己绘制，然后成群结队地一家家徒步送去。说好了，什么也不能吃老师家的，怯生生地敲开门，慌忙捧上土土的贺年片，嗫嚅地说上几句就走。老师不少，走得浑身冒汗。节日的街道上，一队匆匆的少年朝拜者。

⑥我和曹齐代表全班同学绘制贺年片。曹齐当时就画得比我好，总该是他画得多一点，我负责写字。不管画什么，写什么，也超不出10多岁的中学生的水平。但是，就是那点稚拙的涂划，竟深深地镌刻在一位长者的心扉间，把30年的岁月都刻穿了。

⑦今日的曹齐，已是一位知名的书画家，在一家美术出版社供职。我曾看到书法选集乃至月历上印有他的作品，画廊上也有他的画展。当他一听到穆尼老师的要求，和我一样，把手上的工作立即停止，选出一张上好宣纸，恭恭敬敬画上一幅贺岁清供，然后迅速送到我的学院。我早已磨好浓浓一砚墨，在画幅上端满满写上事情的始末，盖上印章，再送去精细裱装。现在，这卷书画已送到穆尼老师手上。

⑧老师，请原谅，我们已经忘记了30年前的笔墨，失落了那番不能复制的纯净，只得用两双中年人的手，卷一卷30年的酸甜苦辣给你。在你面前，为你执笔，我们头上一切名号、头衔全都抖落了，只剩下两个赤诚的学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超拔烦嚣，感悟到某种跨越时空的人间至情。

⑨凭借着这种至情，我有资格以30年前的中学生的身份对今天的青少年朋友说：记住，你们或许已在创造着某种永恒。你们每天所做的事情中，有一些立即就会后悔，有一些却有穿越几十年的重量。

(有删改)

外婆的世界

李娟

之前外婆大部分时候跟着我生活，有时也送到乡下由我妈照顾一段时间。

在阿勒泰时，我白天上班，她一个人在家。每天下班回家，一进小区，远远看见外婆趴在阳台上眼巴巴地朝大门方向张望。她一看到我，赶紧高高挥手。后来我买了一只小奶狗陪她。于是每天回家，一进小区，远远就看见一人一狗趴在阳台上眼巴巴地张望。

每到周六周日，只要不加班，我就带她出去闲逛。每到那时，她都被我收拾得浑身干干净净。她一手牵着我，一手拄杖，在人群中慢吞吞地走啊走啊，四面张望。看到人行道边的花，她喜笑颜开：“长得极好!老子今天晚上要来偷……”看到有人蹲路边算命，她就用以为只有我听得到的大嗓门说：“这是骗钱的!你莫要开腔，我们悄悄眯眯在一边看他怎么骗钱……”在水族馆橱窗前，她举起拐棍指指点点：“这里有个红的鱼，这里有个白的鱼，这里有个黑的鱼……”水族馆老板非常担心：“老奶奶，可别给我砸了。”她居然听懂了：“晓得晓得，我又不是小娃儿。”

每次逛完回到家，她都累得一屁股坐到床上，一边解外套扣子，一边嚷嚷：“累死老子了，老子二回再也不出去了。”可到了第二天，她就望着窗外蓝天幽幽道：“老子好久没出去了……”除此之外，大部分时间她总糊里糊涂的，总是不知身处何地。常常每天一起床就收拾行李，说要回家。还老是向邻居打听火车站怎么走。

但她不知道阿勒泰还没通火车。她只知道火车是唯一的希望，火车意味着最坚定的离开。在过去漫长的一生里，只有火车带她走过的路最长，去的地方最远。只有火车能令她摆脱一切困境，仿佛火车是她最后的依靠。每天她趴在阳台上目送我上班而去，回到空空的房间开始想象火车之旅，那是她生命之末的最大激情。

她总是趁我上班时，自己拖着行李悄悄跑下楼。她走丢过两次，一次被邻居送回来，还有一次我在菜市场找到她。当她看到我后，瞬间怒意勃发，似乎正是我置她于此等境地。但她却没有冲我发脾气，只是愤怒地絮絮讲述刚才的遭遇。

有一次我回家，发现门把手上拴了块破布，以为是邻居小孩子恶作剧，就解开扔了。第二天回家，发现又给系了块。后来又发现单元门上也系的有。原来，每次她偷偷出门回家，都认不出我们的单元门，不记得我家的楼层。对她来说，小区的房子统统一模一样，这个城市犹如迷宫。于是她便做上记号。这几块破布，是她为适应异乡生活所付出的最大努力。

我很恼火。我对她说：“外婆你别再乱跑了，走丢了怎么办？摔跤了怎么办？”我当着她的面，把门上的破布拆掉，没收了她的钥匙。第二天我上班时就把她反锁在家里。她开不了门，在门内绝望地号啕大哭。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介入她的世界太深。

她已经没有同路人了。她早已迷路。她在迷途中慢慢向死亡靠拢，慢慢与死亡和解。我却只知一味拉扯她，不负责地同死亡争夺她。

每天我下班回家，走上三楼，她拄着拐棍准时出现在楼梯口。那是我今生今世所能拥有最隆重的迎接。每天到那个时刻，她艰难地从她的世界中抽身而出。我便依仗她对我的爱意，抓牢她仅剩的清明，拼命摇晃她，挽留她，向她百般承诺，只要她不死，就带她回四川，坐火车回，坐汽车回，坐飞机回。想尽一切办法回。回去吃甘蔗，吃凉粉，吃一切她思念的食物，见一切她思念的旧人……但是我做不到。

我妈把外婆接走那一天，我送她们去客运站，再回到空旷安静的出租屋，看到门把手上又被系了一块破布。终于痛哭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