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醉红粱

周晓枫

2018年的夏天，在四川泸州，我看到漫无际涯的高粱。高粱，像燃烧燎烈的火把，像夏天滚烫的钨丝。这些生长在北纬28度的庄稼，是用来酿酒的糯红高粱。

我平常滴酒不沾。只是偶尔失眠，百方无解，喝一口红酒——也就眼药水瓶那样的量，我就能很快不省人事。我开玩笑说，幸亏房屋面积小，要不然，在厨房里喝酒，走不到卧室的床边。

但来泸州收割高粱，我兴致盎然。镰刀的柄尺长，刃是弦月形的。我一一割断茎秆，我握住的籽穗越来越丰盈沉实。在这块最适合制造蒸馏酒的中国版图上，雨水和汗水滴落，天上的阳光和眼睛里的希望之光闪烁，我们才有这样红色的丰收。江河天成，生生不息；夏收高粱，春酿美酒——所以我们此时收割，是对未来的准备。经过泥窖发酵，经过酒洞洞藏，这些高粱将成为年轻的酒，成为老熟的琼浆。

高粱发酵，是在古老的泥池泥窖里。窖泥取自长江回水湾的五渡溪，那里的泥质黏性强。工艺古老，工具也古老：云盘架、云面、石缸、冰桶和牛尾巴。它们每年出酒数次，酿造历史距今四百多年，这些器物，这些窖池，经过数千次使用，它们上面叠印着无数劳动者秘密的指纹。

酒有五行，金木水火土。金，是收割高粱的镰刀，是翻动酒糟的铁锹。木，是高粱的植物属性，是烧煮的柴。水，是酿酒的泉。火，是烧起的焰。土，是发酵的泥池泥窖，是蒸煮的云甑和藏储的陶坛。五行聚汇，这是最美妙的化学。酒看起来澄澈清透，它汇聚五色：来自高粱籽的红、高粱叶的绿、高粱秆的黄，来自泉水的水晶白，来自窖泥的炭黑。它汇聚五味，既有甜和辣，也有微量且必要的苦和涩，缭绕其间是沉实的香气。

悲欢交集的酒啊，放着是凉的，喝下是热的……把丰富的一切压进酒浆，素不饮酒的我喝下半杯，喉头和胸腔万马奔腾。我明白了，酒就是内心的洪水。童话里有神仙水，现实中有酒，喝下去可身经百战或百变。有人平常寡言，三杯过后，酒力拆除了自设的樊篱，大开户腐，风月入怀，似乎所有相遇的都是亲人。酒，无论甘澈还是绵甜，无论清雅还是凛冽，只要酒杯在手，都可以邀约朋友，或对月独酌、无畏孤独。对善饮者来说，酒是一种日常而美好的梦游。如果说一枕黄梁，是梦醒时分破灭了的浪漫主义，那么一醉红梁，就是微醺时刻魔幻的现实主义。

血粒般的高粱，血性般的高粱酒……高粱，既是粮食也是酒；就像文字，既是灵魂的粮食，也是情感的酒浆。其实酿酒与写作的过程，诸多相似。多余的粮食才能酿酒，酒，服务于精神的享乐。在履历与汇报之外，多过基础功用之外的文字表达，才能构成文学。从高粱上打下穗实，酿酒最初取自朴素的粮食；从日常生活中有所发现，写作的灵感潜伏在看似平淡的柴米油盐与春夏秋冬。进入藏酒洞，浸透空气的沉着酒香，让人不饮自醉。酒坛器形巨大，每坛盛纳的酒液都有2000斤，而这样的巨坛，竟在洞中绵延七公里之远。洞壁和坛体都布满益生菌团，使这里像是神秘而潮湿的肠道系统，这是酿造的必经过程；就像写作者曾把素材储存在沉默而幽暗的内心，让它们默默酝酿与成长。气候和储存条件，都影响酒的口味和品质；就像即使相同的题材，因为写作者不同的性格、经历和处理，会形成迥异的作品风格。我们每个人都在国窖1573的实验室里，用基础酒和调味酒，尝试调制自己偏爱的美酒配方。观察量杯，晃动摇瓶，注射针剂，就此产生千变万化。调制的酒体澄澈，无悬浮和沉淀，在看似透明里，却已蕴藏粮香、窖香、沉香以及难以言说的万物。我们在文学世界里又何尝不是如此？寻找恰切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搭配合适的主语、谓语和宾语，调整偏正结构、动宾结构和联合结构，安排人物、事件、场景和意义，让作品变得新颖、丰富、奇妙甚至复杂，产生意犹未尽的回味。

一瓶酒要经过历练，如同一个人要经过考验。高粱上演着变形记，脱去表层皮壳，经过锤炼、磨砺、蒸煮、幽闭和点睛般的调校，它们从饱满的谷物，变成迷人的酒液。这是象征和隐喻。也许每个人都是一棵岁月里的庄稼，酝酿生命为酒，辛辣而芬芳。让我们能够记住自己的源头：高粱般的朴素生长；让我们能够创造自己的远方：酒般的丰富韵味……让我们永不丧失，蕴藏其中，那克制或释放的激情。

（节选自《散文·海外版》2018年第11期）

高贵的清贫

徐责祥

油菜花开时节，我们来到方志敏的故乡——湖塘村。此处是个宜居的山坳，四面环山，一幢阔大而又古色古香的木楼坐落在山根处，旁边是两汪平静的水塘。这就是方志敏故居。

一路上，不时听到当地朋友介绍方志教家族的历史，有几个年轻女子，还眉飞色舞地说方志敏是她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据说，方志敏身高1米82，高大俊朗，才华横溢自不必说，在担任闽浙皖赣苏维埃主席的时候，身穿白色西装，骑一匹白色骏马，当真是白马王子的标志性装束。

是的，方志敏有阔绰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事实上，回顾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些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大都有殷实的家境，他们不缺吃穿，不乏体面的生活，可是他们放弃了，因为信仰，因为要革命，因为要建设可爱的中国。他们放弃了富裕的物质生活，追求着精神上的高贵。从他们的手里经过的财富成千上万，可是他们自己，却往往连一个铜板也没有。

并不是每个人都配得上“清贫”这个字眼的，仅仅身无分文，还不是清贫。清贫是一种境界，只有精神高贵的清贫才是真正的清贫。

方志敏的故事很多，散珠碎玉一般遗落在闽浙皖赣的山水草木之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在他被俘之后，国民党屡次派出高官劝降，甚至蒋介石亲自出面许以高官厚禄，均被方志敏在谈笑中拒绝。

我们后来从各种渠道看到的方志敏，戴着镣铐，神色泰然自若。在方志敏创立的闽浙皖赣苏维埃根据地首府葛源，我看到一张方志敏身穿军装挥手告别的照片，那是在他率部北上抗日的前夕，在葛源的枫林村，那个高高举过头顶、直直指向天空的手势，让我好像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女孩子说方志敏是她们的梦中情人。那个手势沉稳、自信、决绝，释放出一个男人、一个具有骑士精神的革命者勇敢无畏的力量。那一瞬间，我对身边的朋友说，方志敏不仅是一位革命英雄，也是一个贵族。

这个当年才30多岁的年轻人，在闽浙皖赣四省交界的地方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发行货币，兴办学校，开设医院，还构建了股市，这一切都是超前的。他是按照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经营着他的根据地，让那里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那时候的方志敏，掌管着闽渐皖赣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可谓一言九鼎，从他手里经过的真金白银不在少数，可是，在“方志敏式”的苏维埃政府内，节俭却蔚然成风，连铅山县委买了12元黄烟，都受到严厉的批评，被挖苦为“好阔气的铅山县委”。

回想小学时代读过的《清贫》，我突然发现那个时候我并没有真正读懂，不，几十年后仍然没有读懂。如今在心里再默默地诵读那些文字，似乎从字里行间领略到另一种风景。北上部队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在生死考验的关头，方志敏拒绝脱离部队，拒绝逃生，坚持和同志们战斗在一起，后因叛徒出卖，在藏身的柴堆里被俘。在敌人的刺刀下面，这个命悬一线的囚徒，就像个调皮的孩子，居高临下地打量着因为搜不到铜板而失望的士兵，冷静地看着他们的眼神和表情，甚至还有几分幸灾乐祸：“是不是还要问问我家里有没有一些财产，请等一下，让我想一想，啊，记起来了，有的有的，但不算多。去年暑天我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裤，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但我说出那几件‘传世宝’来，岂不要叫那些富翁齿冷三天？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尽管多少年过去了，我至今仍然记得英国作家伏尼契的小说《牛虻》中的那个情节，作为革命者的牛虻——亚瑟被执行枪决的前后。亚瑟从一开始就对即将到来的死亡谈笑风生并且评头论足，唇枪舌剑拒绝忏悔。在士兵向他射击时，他一次次地嘲笑和校正士兵的枪法，“来吧，孩子们，不要害怕，朝这儿打！”

而在今天，行走在蒙蒙细雨的湖塘村，我清晰地看到了另一个更加伟大的亚瑟。他领导了更多的亚瑟，而且他的清贫是为了更多的人不再清贫，今天的清贫是为了明天不再清贫，这样的清贫才是高贵的清贫。

（《2017年中国精短美文精迷》，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