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朱自清先生

金溟若^①

朱先生是我的国文的启蒙老师。家父接长省立十中，聘请来了好几位外地的老师，很有几个是当时的知名之士。朱先生便是其中之一。父亲知道朱先生是新文学家，见我为国文懊恼，便商得朱先生的同意，请他特别为我指点。我去叩访朱先生四营堂巷的寓邸时，距我中学毕业之期，只有四个多月了。

朱先生邀我进他的书房。那是一间狭长的横轩，给一张学校里借了来的学生自修桌挤得结结实实的。桌子紧靠在前方的双扇门下，只剩下靠壁约二尺许的空隙，是朱先生摆坐椅的地方。记得那是有靠臂的老式藤椅子，把那条空隙截作两段。他叫师弟（大概有六七岁吧）给我拿来一张木椅子。

他与我并排坐在桌子前，便问我在日本读书的情形。他告诉我文字的运用和艺术的境界是国际性的，所不同的，只在所使用的符号——即文字的不一。他要我在这一原则下去领悟自己国家的文学。他说，以我当时的文字训练，不论以前读的是日文、英文，同样能有助于国文的进修。同时，他选了一本古文今译的新书《辛夷集》给我讲解。那时，我能够运用日本的汉文读法去啃古文，但对语体文便束手无策了。于是我跟朱先生闲聊，借以先搞通了能够口讲完整的国语，再进而读通用国语写成的文字。《辛夷集》是六十四开的小册子，薄薄的仅有三数十页，因朱先生讲解得很详尽，竟花去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其实我所得于朱先生的，与其说靠着这本《辛夷集》，毋宁得益于闲聊，尤其是他给我指示的“文字的运用和艺术境界的国际性”一语。

当时朱先生的年龄仅三十岁左右，但在我这个十七八岁的少年看起来，好像已经很老了。但我们很谈得上，忘记了年龄的距离谈各种问题，星期假日常邀约几个欢喜文学的同学陪着朱先生出游。朱先生的兴致很好，常由他主动要我邀人结伴去郊游。到三角门外看妙古寺，渡瓯江去白水漈，坐河船去探头陀寺等。那些游踪，朱先生都把他收入《温州的踪迹》中。《踪迹》问世时，朱先生已离开温州，我也到了上海，是印成后邮寄了给我的。当时与朱先生同游的伙伴，今日除了我们夫妇，其他尽成古人，一眨眼间已整整四十年，真是太“匆匆”了。

那些在温州写的，有的未被寄走前，我曾看过原稿，或则看过留下的底稿。朱先生是“认真”的人，做人认真，做事认真，对已对人，都是一本正经的。而他的写作态度，更是认真，原稿上留下的涂改痕迹，重重叠叠地，有时简直使人难以辨认，可谓一字不苟的了。

我追随朱先生半年，慢慢地知道运用中国文字。我写出了第一篇用中国文字写成的散文，题为《孤人杂记》。朱先生看了，居然很欣赏，把它寄给了时事新报的《学灯》上发表，并为我取了“溟若”两字，作为笔名。后来又写了一篇《我来自东》，朱先生也要了去，刊在《我们的七月》上。

我于一九二三年冬到上海，朱先生好像是第二年暑假离开温州，到了北平。他受聘清华，曾一度回南，也许是接师母来着。当时我在上海读大学，一面替北新译《有岛武郎全集》。朱先生南回正在那个时候，他来同孚路找我未遇，当天晚上我到闸北叶家去看他，谈了一回别后的情况，约定第二天在开明编译所见面。在开明见面时，谈了一回北平的事和上海文坛的动态。那时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仍在闹别扭，新月的学院派与鲁迅则各树一帜，超乎这些的写作者，颇有左右做人难之感。从开明出来，陪朱先生绕了几个圈子，同到正兴馆吃饭时，他曾慨叹着说：“拿笔杆的人，最好不要卷入任何圈子里去。”

这次晤谈后，我与朱先生便各自西东，除了信札往还，从未见面了。抗战前在上海，由来信中得知师母病故，得知他的欧洲之行，得知他第二次又结了婚。抗战军兴，连这一点音讯都戛然而断。直到战争结束，我接受了台大的聘书，知道朱先生仍在清华，才去信告诉他别后的情况，和在台大教书的事。原想过一两年见面细细谈的，想不到他走得这么“匆匆”，再也没处寻觅，给人留下徒然的怀念。

朱先生原籍浙江绍兴，生长于江苏江都。身材矮短，广颡肥耳，望之拘谨如乡人。自云：“余生性谨敕^②，事事后人，故取名佩弦。”但朱先生何尝“后人”，他的内心是满坚强的。

（有删改）

作家应像个杂货店主

①在我眼里一个好的写作者，就像个杂货店主，无需大店面，无需高档货品，无需占据繁华街市，只管开在寻常百姓家，烟火稠密处。消费者跨进小店门槛，可以两腿泥，可以醉醺醺，可以哭啼啼，可以骂咧咧；可以抽着劣质烟，可以剔着牙，可以嚼着最后一口饭，可以大声和谁打着电话；可以用他们粗糙的手，随意触摸你货架上的东西，对着油盐酱醋，烟酒糖茶、肥皂毛巾、碗盘杯盏、牙膏牙刷，鞋垫手套等等，嘟嘟囔囔，挑挑拣拣。所以生意好的杂货店，每天都要重新归置一下货架，补充货品，然后在熄灯时分，倾情打扫一遍店面，等待迎接另一个苦辣酸甜的日子。

②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写作的源头活水，有这样一爿心灵世界的小杂货店。最初开张的时候，它也许没什么人气，但你捧出的“货品”，因为朴实，因为天然，因为是湖流之外的耐用产品，消费者得到的是干货，所以渐渐成了气候。很多作家的早期作品，正因熏染了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以朴素为天籁，所呈现的作品也就有筋有骨，活色生香，广受欢迎。可当你腰包鼓了，顾客多了之后，容易被成功和利益冲昏了头脑，将店改弦更张，另作他用；或是为了更上层楼，给血液“注水”，盲目扩大店面；更有甚者，以为自己会是文学天地的巴菲特，冒险开分店。要知道富丽堂皇的店面，往往是伪贵族的秀场；而所有的分店，都是主流之下的支流，干涸风险最大。所以有的作家惊艳亮相后，以探索之名，背离初哀，妄自求大，把自己做成一锅夹生饭。写作有野心是对的，但将自己束之高阁的“野心”，离地三千丈，难免缺氧，让作品变得生硬。所以对写作者来说，不要妄想着做大富豪。做个小店主，其文学疆域一样辽阔。也就是说，文学格局的大小，绝不以店的规模来论断。

③其实一个小杂货店，能赢得持久人心的就是个“真”字。作品的“真”和货品的“真”一样，是人体的热血造就的，带着经营者的体温和性情，所以一个作家最不可少的，就是造血功能。它强，则作品饱满结实，气象万千；它衰竭，作品就会涣散，失去魂魄。

④而一个作家“热血”的来源又是什么呢？是你对世界的好奇心？对历史无尽的探索欲？对现实的敏锐洞察力？对万事万物的悲悯情怀？对江河与日月的敬畏之心？对高贵灵魂永怀的敬意？对卑微生灵的体恤关爱？对束缚自己的枷锁勇于说不？对一切丑恶敢于拍案？对肉麻的歌颂能常怀警惕之心？对自己的足迹，能够清醒承认哪一步是踉跄的？对别人的成果，能够发现其中哪怕一丝丝你不具备的优点？对历史裂隙处和现实泥淖中，那一张张扭曲的脸孔，能够看到他们内心深处的眼泪？对五味杂陈的生活，能够做一个公允的见证人和记录者？……而这一切的出发地，都是那爿小店。

⑤我喜欢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的写作。其实托尔斯泰从出身上，是可以做金碧辉煌的宫殿的殿主的，但他的志趣更在于做一个小杂货店主。作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的巴尔扎克，他从一个小小的窗口，望见了大千世界，用笔打造了一艘他文学海洋的航空母舰，所向披靡。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蒲宁·福克纳、亨利·劳森，鲁迅，沈从文等等，都是以小博大的高手，出入这些作家杂货店的，是内心备受煎熬的贵族，是失败的革命者，是破落地主，是让人满怀同情的寡妇和妓女，是蒙冤的囚犯，是放高利贷的嗜血者，是小公务员、农民，淘金工、酒鬼，摆渡人等等，这些人物背后，是战争的硝烟，腐败的权力场，贪婪而愚昧的社会，囚禁人性的牢笼，以及人间无处不在的泥泞。而为人物提供呼吸的，是他们背后的森林草原，是溪流湖泊，是鹅毛大雪和绵绵细雨，是轻轻阳光和溶溶月色。

⑥我从一九八三年开始写作，在创作路上走了快四十年了。我守着的小杂货店，扎根冻土，面向熟悉的城市乡村、山峦田野、江河日月，动物植物。出入我小店的，也多是我熟悉的人物。经营近四十平的小店，如果还有一点人气，仰赖的是我所提供的货品，没有掺假。当然没有掺假的货品，也未必都是上品，但至少是心血之作。

⑦一个作家在文学的海洋中徜徉近四十年，也会有彷徨之时，懈怠之时。而一个小店历经风霜雨雪侵蚀，也许房梁承重力减弱了，窗口歪斜了，门口下沉了，地面凹陷了，那么你要及时修葺，以对历史更透彻的回溯，对现实更深入的体察，对未来更广阔的遐思，以及对审美不懈的追求，不让它扭曲变形甚至坍塌。还有，在一个店里待久了，是否会变得木讷迟钝，僵化保守？所以更要开窗透气，看看日新月异的大千世界，捕捉它的脉搏，你才能与出入的人物无隔阂对话，与他们的欢笑共融，也与他们的叹息合拍。

⑧一个作家的“身体”失去了“热血”，还剩下什么呢？也许剩下的是一层干涩的皮，还妄想着做月亮的彩衣；也许剩下的是一双空洞的眼睛，还贪恋世俗的狂欢；也许剩下的是凸起的青筋，还想冒充雷电劈向乌云；也许剩下的是双瘦骨嶙峋的手，还做着捧起金碗的黄粱梦；也许剩下的是丧失了语言功能的嘴，还憧憬着浮泛的情话。当然如果一个作家在艺术上向死而生，有大觉悟，也会绝境逢生，给自己打入强心剂，演绎文学传奇。如同福克纳的《纪念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那干枯的尸体旁的一缕“长长的铁灰色头发”，在腐败的气息中，告诉我们岁月和婚姻的真相，告诉我们爱情的相守，有多挣扎和艰难！

⑨哦，当一个作家丧失了“热血”，还可能变成一个耽于说俏皮话的饶舌者，对什么都敢张大嘴巴评头品足，再没有驰骋于创作疆场的霸气，成为一个只会写创作谈的家伙，所以我还是少说多做，赶紧打住吧——俺家的杂货店也来人了。

（取材于迟子建的同名散文）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举例李清照

余秋雨

从名誉罗网中挣身而出的过程，很可能贯穿人的一生。有的人，终其一生都未能全然挣脱，其中包括一些极其杰出的人物。这实在是有关生命本质的一系列悲剧故事。

我深知只有具体地体验了这种故事才能真正领悟有关名誉的种种涵义，因此必须选一个这样的人来举例，选来选去选中了李清照——一个清纯绝俗到似乎不应该有名誉问题的人。

李清照是在与赵明诚结婚之后，开始目睹长辈们遭受的名誉灾祸的。这种经历像是一种试炼，让她明白一个人在名誉问题上的乖谬无常。她的父亲李格非与当时朝廷全力排斥的所谓“元祐党人”有牵连，罢职远徙。这种名誉上的打击，自上而下，铺天盖地，轰传一时，压力极大，但年轻的李清照还能承受。然而不幸的是，处理这个案件的恰恰是丈夫的父亲赵挺之！这一下就把这对恩爱的年轻夫妻推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只要一方的父亲能保持名誉，另一方的父亲就必然失去名誉；而这种你死我活的格局压在一个家族的头顶，实际上连一半名誉也无法保持，只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别人看笑话，两败俱伤。李清照曾大胆写诗给公公赵挺之，要他以“人间父子情”为虑，顾及儿子、儿媳和亲家的脸面，不要做让人寒心的事。

她的公公很可能是一个犹豫徘徊的角色，因此最终也遭到打击，甚至在死后仅仅三天，家产被查封，儿子赵明诚也被罢免官职。事虽如此，他原先缺失于民间士林的名誉并没有恢复，人们只把他看成三翻四覆的小人。古往今来，很多勉强进入不同身份而又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官吏，大多会在自身名誉上遭此厄运而百口莫辩。这时，李清照跟随着落魄的丈夫赵明诚返回故里青州居住，对世间名誉的品尝已经是涩然不知何味了。

我想，被后世文人一再称道的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俩在青州十余年的购书、猜句、罚茶的风雅生活，正是在暂离升沉荣辱漩涡后的一湾宁静。他们此时此地所达到的境界，好像已经参破红尘，永远不为是非所动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名誉上的事情没有止境，你参破到什么程度，紧接着就有超过这一高度的骚扰让你神乱性迷，失去方寸。

似乎是上天的故意，李清照后来遇到的名誉问题也越来越大。例如那个无中生有的“玉壶事件”就很典型。事情的起因发生于赵明诚重病期间，曾有一位探望者携带一把石壶给这位病榻上的文物鉴赏家看过，没想到赵明诚死后即有谣传兴起，说他直到临死还将一把珍贵的玉壶托人献给金国。当时宋、金之间正在激烈交战，这种谣传关涉到中国文人最重视的气节问题，李清照再清高也按捺不住了。但她又不知道应该如何洗刷，想来想去选了一个最笨的办法：带上夫妻俩多年来艰辛收藏的全部古董器物，跟随被金兵追得走投无路的宋高宗赵构一起逃难，目的是希望有机会把这些古董全部献给朝廷。她的思路是，我愿意把全部古董献给宋廷，这是一切稍有势利之心的人做得出来的吗？已故的丈夫与我完全同心，怎么可能叛宋悦金呢？

这实在是只有世界上最老实的文化人才想得出来的表白方式，她显然过高地估计了造谣者的逻辑感应能力，他们只顾捕风捉影罢了，哪里会留心前后的因果关系？她也过高地估计了周围民众的内心公正，他们大多乐于听点别人的麻烦事罢了，哪里会感同身受地为别人辩诬？她更是过高地估计了丧魂落魄中的朝廷，他们只顾逃命罢了，哪里会注意在跟随者的队伍里有一个疲惫女子，居然想以家庭的全部遗藏来为丈夫洗刷名声？

这一荒诞的旅程最后在一位远房亲戚的疏通和劝说下终于结束，但在颠沛流离中，所携文物已损失绝大部分。

付出如此代价，名誉追回来没有？这真是天知道了。

至此李清照已经年近五十，孤孤单单一个人，我想她一定累极了。在国破家亡的大背景下，她颓然回想，父亲的名誉、公公的名誉、丈夫的名誉，已经摧肝裂胆地折腾了大半辈子，究竟有多大实质性的意义呢？她深深喘一口气，开始渴望过几年实实在在的日子。于是，她在思虑再三之后接受了一个叫张汝舟的军队财务人员的热烈求婚，又有了一个家。

她当然知道，在儒家伦理的重压下，一个出身官宦之家的上层女子，与亡夫的感情弥深弥笃，而且又年近半百，居然公开再嫁，这会受到上上下下多少人的指责？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当时很有见识的文人学者在自己著作里对李清照再嫁的恶评：“传者无不笑之”“晚节流荡无依”……对此，我们的女诗人似乎有一种破釜沉舟般的勇敢。

如果事情仅仅到此为止，倒也罢了，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张汝舟竟然是不良之徒，他以一个奸商的目光，看上了李清照在离乱中已经所剩无几的文物，所谓结婚只是诈骗的一个手段，等到文物到手，他立即对李清照拳脚相加，百般虐待。

李清照知道宋朝法律，妻子上告丈夫，即便丈夫真的有罪，妻子也要被判两年徒刑。但她宁肯被官府关押，宁肯审案时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无赖张汝舟对质，丢尽脸面，也要离婚。这次上诉的结果，张汝舟被问罪，李清照也被关押，但离婚是成功了。李清照没有被关押太久，由于一位朝中亲戚的营救，她在九天后出狱。出狱后立即给营救她的那位亲戚写信，除了感激，还是在担心自己的名誉：“清照敢不省过知惭，扪心识愧。责全责智，已难逃万世之讥；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士。”

千千万万不知李清照命运悲剧的读者，却在心中一直供奉着一个无限优雅的李清照。这是一种虚假吗？不是，这是一种比表层真实更深的真实。挣扎于身边名誉间的李清照虽然拥有几十年的真实反倒并不重要，而在烦闷时写下一些诗词的李清照却因创造了一种东方高雅女性的人格美而光耀千秋。那些连李清照本人也担心“难逃万世之讥”的恶名并未长久延续，真正延续万世的名誉，在当时却被大家忽视了，包括李清照自己。

（摘编自余秋雨《举例李清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