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遛鸟人谈戏

汪曾祺

近年我每天早晨绕着玉渊潭遛一圈。遛完了，常找一个地方坐下听人聊天。这可以增长知识，了解生活。还有些人不聊天。钓鱼的、练气功的，都不说话。游泳的闹闹嚷嚷，听不见他们嚷什么。读外语的学生，读日语的、英语的、俄语的，都不说话，专心致志把莎士比亚和屠格涅夫印进他们的大脑皮层里去。

比较爱聊天的是那些遛鸟的。他们聊的多是关于鸟的事，但常常联系到戏。遛鸟与听戏，性质上本相接近。他们之中不少是既爱养鸟，也爱听戏，或曾经也爱听戏的。遛鸟的起得早，遛鸟的地方常常也是演员喊嗓子的地方，故他们往往有当演员的朋友，知道不少梨园掌故。有的自己就能唱两口。有一个遛鸟的，大家都叫他“老包”，他其实不姓包，因为他把鸟笼一挂，自己就唱开了：“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就这一句。唱完了，自己听着不好，摇摇头，接茬再唱：“包龙图打坐……”

因为常听他们聊，我多少知道一点关于鸟的常识。知道画眉的眉子齐不齐，身材胖瘦,头大头小，是不是“原毛”，有“口”没有，能叫什么玩意儿；伏天、喜鹊——大喜鹊、山喜鹊、苇咋子、猫、家雀打架、鸡下蛋……知道画眉的行市，哪只鸟值多少“张”——“张”，是一张拾圆的钞票。他们的行话不说几十块钱，而说多少张。有一个七十八岁的老头，原先本是勤行，他的一只画眉，人称鸟王。有人问他出不出手，要多少钱，他说：“二百。”遛鸟的都说：“值！”

我有些奇怪了，忍不住问：

“一只鸟值多少钱，是不是公认的？你们都瞧得出来？”

几个人同时叫起来：“那是！老头的值二百，那只生鸟值七块。梅兰芳唱戏卖两块四,戏校的学生现在卖三毛。老包，倒找我两块钱！那能错了？”“全北京一共有多少画眉？能统计出来么？”

“横是不少！”

“‘文化大革命’那阵没有了吧？”

“那会儿谁还养鸟哇！不过，这玩意禁不了。就跟那京剧里的老戏似的，‘四人帮’压着不让唱，压得住吗？一开了禁，你瞧，呼啦，呼啦——全出来了。不管是谁，禁不了老戏，也就禁不了养鸟。我把话说在这儿：多会儿有画眉，多会儿他就得唱老戏！报上说京剧有什么危机，瞎掰的事！”

这位对画眉和京剧的前途都非常乐观。

一个六十多岁的退休银行职员说：“养画眉的历史大概和京剧的历史差不多长，有四大徽班那会儿就有画眉。”

他这个考证可不大对。画眉的历史可要比京剧长得多，宋徽宗就画过画眉。“养鸟有什么好处呢？”我问。

“瞎，遛人！”七十八岁的老厨师说，“没有个鸟，有时早上一醒，觉得还困,就懒得起了；有个鸟，多困也得起！”

“这是个乐儿！”一个还不到五十岁的扁平脸、双眼皮很深、络腮胡子的工人——他穿着厂里的工作服，说。

“是个乐儿！钓鱼的、游泳的，都是个乐儿！”说话的是退休银行职员。

“一个画眉，不就是叫么？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别？”

一个戴白边眼镜的穿着没有领子的酱色衬衫的中等个子老头儿，他老给他的四只画眉洗澡——把鸟笼放在浅水里让画眉抖擞毛羽，说：“叫跟叫不一样！跟唱戏一样，有的嗓子宽，有的窄，有的有膛音，有的干冲！不但要声音，还得要‘样’，得有‘做派’，有神气。您瞧我这只画眉，叫得多好！像谁？”

像谁？

“像马连良！”

像马连良？我细瞧一下，还真有点像！它周身干净利索，挺拔精神，叫的时候略偏一点身子，还微微摇动脑袋。

“潇洒！”

我只得承认：潇洒！

不过我立刻不免替京剧演员感到一点悲哀，原来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对一个演员的品鉴，就跟对一只画眉一样。

“一只画眉，能叫多少年？”

勤行老师傅说：“十来年没问题！ ”

老包说：“也就是七八年。就跟唱京剧一样：李万春现在也只能看一招一势，高盛麟也不似当年了。”

他说起有一年听《四郎探母》，甭说四郎、公主，佘太君是李多奎，那嗓子，冲！他慨叹说：“那样的好角儿，现在没有了！现在的京剧没有人看——看的人少，那是啊，没有那么多好角儿了嘛！你再有杨小楼，再有梅兰芳，再有金少山，试试！照样满！两块四？四块八也有人看！——我就看！卖了画眉也看！”

他说出了京剧不景气的原因：老成凋谢，后继无人。这与一部分戏曲理论家的意见不谋而合。

戴白边眼镜的中等老头儿不以为然：“不行！王师傅的鸟值二百(哦，原来老人姓王)，可是你叫个外行来听听；听不出好来！就是梅兰芳、杨小楼再活回来，你叫那边那几个念洋话的学生来听听，他也听不出好来。不懂！现而今这年轻人不懂的事太多。他们不懂京剧，那戏园子的座儿就能好了哇？”

好几个人附和：“那是！那是！”

他们以为京剧的危机是不懂京剧的学生造成的。如果现在的学生都像老舍所写的赵子曰，或者都像老包，像这些懂京剧的遛鸟的人，京剧就得救了。这跟一些戏剧理论家的意见也很相似。

然而京剧的老观众，比如这些遛鸟的人，都已经老了，他们大部分已经退休。他们跟我闲聊中最常问的一句话是：“退了没有？”那么，京剧的新观众在哪里呢？

哦，在那里：就是那些念屠格涅夫、念莎士比亚的学生。

也没准儿将来改造京剧的也是他们。

谁知道呢！

（《北京文艺》1982年第2期）

陆判――聊斋新义汪曾祺

朱尔旦，爱做诗，但是天资钝，写不出好句子。人挺豪放，能喝酒。喝了酒，爱跟人打赌。

一天晚上，几个作诗写文章的朋友聚在一处，有个姓但的跟朱尔旦说：“都说你什么事都能干，咱们打个赌：你要是能到十王殿去，把东廊下的判官背了来，我们大家凑钱请你一顿!”这地方有一座十王殿，神鬼都是木雕的，跟活的一样。东廊下有一个立判，绿脸红胡子，模样尤其狞恶阴森。这姓但的想难倒朱尔旦。

朱尔旦站起来就走。不大一会，只听见门外大声喊叫：“开门哪!”门开处，朱尔旦当真把判官背进来了。他把判官搁在桌案上，敬了判官三大杯酒。大家看见判官矗着，全都坐不住：“你，还把他请回去!”朱尔旦又把一壶酒泼在地上，相约满月时分相聚，还说了几句祝告的话，说罢，背起判官就走。

第二天，他的那些文友，果然凑钱请他喝酒。一直喝到晚上，他已经半醉了，回到家里，觉得还不尽兴，又弄了一壶，挑灯独酌。正喝着，忽然有人掀开帘子进来。一看，是判官! 朱尔旦腾地站了起来：“噫！我完了！昨天我冒犯了你，你今天来，是不是要给我一斧子？”判官拨开大胡子一笑，“非也！蒙高义相订，今天夜里得空，敬践达人之约。”

朱尔旦一听，非常高兴，拽住判官衣袖，忙说：“请坐！请坐！”说着点火坐水，要烫酒。

判官说：“天道温和，可以冷饮。”

“那好那好！我去叫家里的弄两碟莱。你宽坐一会。”一会儿的功夫，妻子周氏准备两碟酒菜炒得了，朱尔旦端出来，重换杯筷，斟了酒：“久等了！”

“不妨，我在读你的诗稿。”

“你看我这诗？”

“不好。”

“是不好！喝酒！你怎么称呼？”

“我姓陆。”

“台甫?”

“我没名字！”

“没名字？好！――干！”这位陆判官真是海量，接连喝了十大杯。

自此，陆判隔三两天就来一回，炸花生米，炒鸡蛋下酒。朱尔旦做了诗，都拿给陆判看。陆判看了，都说不好。“我劝你就别做诗了。诗不是谁都能做的，你的诗，平仄对仗都不错，就是缺一点东西――诗意。心中无诗意，笔下如何有好诗？你的诗，还不如炒鸡蛋。”有一天，朱尔旦醉了，先睡了，陆判还在自斟自饮。朱尔旦醉梦之中觉得肚脏微微发痛，醒过来，只见陆判坐在床前，豁开他的腔子正在挖心。陆判见他醒了，说到：“你的诗写不好，是因为心长得不好。你瞧瞧，什么乱七八糟的，窟窿眼都堵死了。适才在阴间拣到一颗，虽不是七窍玲珑，比你原来那颗要强些。”

过后创口只有一道红线，从此他的诗就写得好些了。他的那些诗友都很奇怪。

一天，他请陆判喝酒，喝得有点醺醺然了，朱尔旦说：“．本已受赐颇多，尚有一事欲相烦，不知可否?’’陆判一听：“什么事?”朱尔旦说：“心肠可换，这脑袋面孔想来也是能换的。”“换头？”“你弟妇，我们家里的，结发多年，心肠很好，就是头面不怎么样。四方大脸，塌鼻梁。你能不能给来一刀？”“换一个？成！容我缓几天，想想办法。”

过了几天，半夜里，陆判拿来本县吴家女儿的人头，这家姑娘是被人杀害的，凶手弃头而逃，陆判神不知鬼不觉地给朱尔旦老婆换上了这颗美人头。

第二天，朱尔旦的老婆起来，梳洗照镜。脑袋看看身子：“这是谁？”双手摸摸脸蛋：“这是我？”

朱尔旦的老婆换了脑袋，也带来了一些别扭。朱尔旦的老婆原来食量颇大，爱吃辛辣葱蒜。可是这个脑袋吃得少，又爱吃清淡东西，喝两口鸡丝雪笋汤就够了，因此下面的肚子就老是不饱。吴家姑娘爱弄乐器，笙箫管笛，无所不晓。有一天，在西厢房找到一管玉屏洞箫，高兴极了，想吹吹。撮细了樱唇，倒是吹出了音，可是下面的十个指头不会捏眼!

朱尔旦老婆换了脑袋，这事渐渐传开了。朱尔旦的那些诗朋酒友自然也知道了这件事。大家就要求见见换了脑袋的嫂夫人，尤其是那位姓但的。朱尔旦被他们缠得脱不得身，只得略备酒菜，请他们见见新脸旧夫人。

客人来齐了，朱尔旦请夫人出堂大家看了半天，姓但的一躬到地：

“是嫂夫人?”

这张挺好看的脸上的挺好看的眼睛看看他，说：“初次见面，您好！”

姓但的问道：“你现在贵姓？姓周，还是姓吴？”

朱尔旦老婆眨了眨好看的眼睛，说：“不知道。”

姓但的盯着她，说：“不知道？”

接着，又问她：“那么你是？”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是我，还是不是我。”朱尔旦老婆说。这张挺好看的面孔上的挺好看的眼睛看看朱尔旦，下面一双挺粗挺黑的手比比划划，问朱尔旦：“我是我?还是她?”

朱尔旦想了一会，说：“你们。”

朱尔旦老婆反问道：“我们？”

（有删改）

白银那

迟子建

冰排消逝的第二天便来了渔汛。人们彻夜守在江岸上，不停地围剿打捞。渔汛中的白银那的夜晚比除夕还要热闹。江面上灯火斑斓，像撒了一层细碎的金箔纸。

按照惯例来说，这种百年不遇的渔汛一般不超过一周，所以人们仿佛要把一生的精力都用在它身上。大家也不觉得饿，只要看到鱼连续不断地上网就力量倍增。

渔汛的第四天发生了一桩怪事：马占军夫妇结束捕捞活动，进城办货去了。马家开了家个体食杂店，进的都是俏货，把国营店都挤黄了，他家卖的货比别的村镇的同等商品价钱高出许多。人们一直以为即使渔汛过去了，他们也会守着江再过一夜。

鱼汛持续了一周后，连绵的春雨天气来临了。鲜鱼不及时腌上就会腐烂，人们盼望着鱼贩子早日到来，不然这些鱼就会成为他们沉重的负担。

几乎每年都有鱼贩子乘车而来，可是不管他们出多么高的买价，人们也无法献上一条鱼，而今年来了这么隆重的渔汛，鱼贩子却似乎是还没有闻到一丝腥味。

乡长当夜吃完饭就守着一台老式电话机往外拨电话，想联络鱼贩子快来，可是话筒里没有丝毫蜂音。也许是电话线路出了故障，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止一次出现了，狂风、暴雨和雷电常常使线路受阻，有时他们十天半个月也同外界联系不上，成为一座孤岛。

马家夫妇回来了，拉着满车白花花的盐。马家将原来八毛一袋的精盐涨到了三元五一袋，将原来一元二角一袋的大粒盐涨到了五元钱一袋。每家每户都需要买上十几袋盐，鱼没卖出去一条，却要掏出几十元钱来买盐，谁能咽下这口气呢？可是公家的商店一粒盐也没有，去外地买盐最快也要两天才能回来。人能等得起，鱼却等不起。人们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在渔汛的高潮中马家人就出去办货。

乡长一觉醒来后发现妻子卡佳不见了。

“你们谁看见卡佳了？”

“你都看不见，我们上哪儿看见她？”

“这娘们儿爱鱼都爱疯了，她肯定为盐去找马占军了。”乡长说。

乡长走到马家时灰蒙蒙的天色已经转换成银白色，马家的屋子亮着灯，马家夫妇眼眶乌黑，面上的疲惫之色格外明显。

“卡佳来过吗？”马家夫妇摇摇头。

“卡佳不见了。”乡长觉得心凉了半截。

“你知道她从来不上这里来的。”马占军说，“她能去哪里？”

“她爱鱼爱得要疯了，白银那的人爱鱼都爱得要疯了。”乡长激动地说，“卡佳要去哪里肯定是为了鱼。”

马家媳妇忽然哭了：“这盐价还是落下来吧。”

“女人见识！”马占军喝斥一声，“你忘了当年求爷爷告奶奶借钱治病的那滋味了？我忘不掉！”

“那你就记着，带到棺材里去吧。”乡长回敬了一句，走出门来。

乡长走在白银那被鱼腥气笼罩的小巷里，每见到一个人都要问一声：“见到卡佳了吗？”而别人的回答总是：“还没来鱼贩子？马家的盐价落没落呀？”

人们最后在山里发现了卡佳，她四仰八叉地倒在地上，脖颈处鲜血淋淋。在她身边，一只桶倒了，另一只桶却仍然端坐着，扁担折断在脚畔，看得出她曾用它当做武器来抵御黑瞎子的袭击。一桶冰块在熠熠闪光。

“卡佳原来是去背阴山坡的岩洞里取冰块去了。”乡长痴痴地说，“她怕鱼烂了，她想用冰块来保护鱼，鱼，”乡长哆嗦着双腿嘶哑地说，“我要把马家食杂店给砸烂了，我要把这林子里的黑瞎子统统杀光！”短暂的寂静后，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卡佳——”的呼喊，山林中回荡起一个男人沉痛的呜咽。

所有白银那的人在早晨起床后都在自家门口发现了盐。

就在大家对盐议论纷纷的时候，乡长的儿子赶回来奔丧了。他说在半路上遇见了马占军，他正吊在半空的树上接电话线。

乡长的儿子噙着泪水进屋了。人们以为他会跪在母亲的灵前痛哭一场，但乡长的儿子让人们失望了，他进屋后坐在炕沿前一言不发。

   葬礼很隆重，白银那能走得动的人都来送卡佳。当乡长的儿子摔过丧盆，扛起灵幡在棺材前面准备送他母亲上路的时候，马占军夫妇突然出现了。

“你们来干什么？”乡长的儿子走到他们面前。

“我们来送送卡佳。”马占军说这话时哆哆嗉嗦的，他手中提着的纸鱼也随之哆嗦不已。

已经明显消瘦了许多的乡长这时忽然走到人群中央，他清了清嗓子，突然大声说：“我要在卡佳上路前说上几句话，大家都知道她是怎么死的，开始时我也想给她报仇。”他面向儿子说：“你的举动我也看出来了，你裹了汽油弹，可是你妈妈最不喜欢在别人认错后还怪罪人家，我也是一样。昨天早晨我们已经没花一分钱就得到了盐，掐断的电话线也被接了起来，所以我把话说在头里，任何人也不能再对马家人采取报复行动。”他再一次针对儿子说：“尤其是你，你妈妈向来是与人为善的。”

马占军夫妇不由得号啕大哭。大家也随之哭起来。山上绿树蔽天，小鸟因为受了惊扰而盘桓着在树梢鸣叫。

（有删改）

【推荐2】鸡缸

我家住宅后面就是南市，解放初期，那里的街道两旁，有很多小摊。每到晚上没事，我好到那里逛逛，有时也买几件旧货，价钱都是很便宜的。有一次，我买了两个瓷缸，瓷很厚很白，上面是五彩人物、花卉，最下面还有几只雄鸡，釉色非常鲜艳。可能是用来装茶叶或糖果的，个儿很不小，我从南市抱回家中，还累得出了一身汗。抱回来，也没有多少用途，我就在里面放小米、绿豆。

“文化大革命”期间，此物和别的一些瓷器被抄走，传说我家有廿多件古董，这自然是其中之一。关于书，我心里是有底的，说有这么多古董，我却没有精神准备。这些瓷器都是小贩们当做破烂买来的，我掏一元钱买一件，他们还算是遇到了大头。现在适逢其会，居然上升为古董，我心里有些奇怪。

这当然也是有人揭发的。我们住的是个大杂院，门口有个传达室。其中值班的，有个姓钱的老头，长年穿黑布服，叼着铜烟袋，不好说话，对人很是谦恭。既然是传达，当然也出入我的住室，见到了我的用具和陈设。此人造反以后，态度大变，常常对着我们住的台阶，大吐其痰。不过当时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是时代的自然点缀，我也不以为意，我个人是同他没有恩怨的。

冬季，我到了干校，属于牛鬼蛇神。这个姓钱的，作为“革命群众”，不久也到干校去了。有一天，他指挥着我们几个人，在院里弄煤，态度非常专横霸道。忽然，有一个同伴对他说：“钱某某，你是什么人？你原是劝业场二楼的一个古董商，专门坑害人，隐瞒身份，混入机关。你和我们一样是牛鬼蛇神，不要在那里指手画脚的了，快脱了大衣，和我们一起干活！”

当时，我真为这位棚友捏一把汗。谁知这个姓钱的，听了以后，脸色惨白，立刻一转身，灰溜溜地钻进屋子里去了，以后再也不来领导我们。他虽然并没有从此就划入我们这个阶层，同我们去住一个棚子，但这件事，颇使我们扬眉吐气于一时，很觉得开心。

后来我想，一个古董商人，解放以后，变成了传达，内心对共产党当然是仇恨的，也就无怪对进城干部是这样的态度了。他向上级谎报我家有多少古董，也就是自然可信的了。过了几年，书籍和瓷器都发还了。书籍丢失了一些，并有几部被人评为“珍贵”，劝我“捐献国家”。瓷器却一件没丢，也没人劝我捐献，可见都是不入流品，也不惹人喜爱的。

我把这些瓶瓶罐罐，堆放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一年夏天，忽然在一个破花瓶里，发现了一只死耗子，颇使人恶心。我把耗子倒出来，把花瓶送给了帮我做饭的妇女。

这两个瓷缸，我用它腌上了鸡蛋，放在厨房里。烟熏火燎，满是尘土油垢，面目皆非了。

时间过得真快，又过了几年。国家实行开放政策，与外国通商往来，旧瓷器旧文物，都大涨其价，尤其日本人敢掏大价钱。那位妇女，消息灵通，把那只花瓶送到委托店论价，竟给十五元。还说，如果不是把人头磨损了一些，可以卖到二十元。她喜出望外，更有惜售之心，又抱回家去了。并好意地来通知我说：“大叔，你那两个缸子，不要用它腌鸡蛋了，多么可惜呀，这可能是古董。我给你刷刷，拿到委托店去卖了吧。”

我未加可否。但也觉得，值此旧瓷器短缺之时，派以如此用场，也未免太委屈它们了。今日无事，把鸡蛋倒到别的罐子里，用温水把它们洗了洗，陈于几案。瓷缸容光焕发，花鸟像活了一样。使我不由得有一种感慨，就像从风尘里，识拔了稀世奇材，顿然把它们安置在庙堂之上了。看了看缸底，还有朱红双行款：大清光绪年制。

还查了一本有关瓷器的书，这种形制的东西，好像叫作鸡缸。

这不是古董是什么！对着它们欣赏之余，因有韵文之作，其辞曰：绘者覃精，制者兢兢，锻炼成器，希延年用。瓦全玉碎，天道难凭。未委泥沙，已成古董。茫茫一生，与瓷器同。

售棉大路

莫言

黎明时分，杜秋妹被冻醒了。这时，天忽然黑起来，暗蓝的天幕变得黝黑。天幕上寒星点点，空气冰冷潮湿，一会儿，黑暗渐渐褪去，天色也变淡了，天空也变高了。太阳虽然还没出来，但天已经亮了。赶马车的人们纷纷吹熄灯光，收拾起草料架子，准备赶车向前了。直到这时候，杜秋妹才算看清了这条长蛇般的车马大队，也搞清了自己的排子车在这条长蛇阵中的位置。她连夜拉着八百斤棉花走了四十里路，跌跌撞撞赶了几个小时，原以为能排在前头好早点卖了棉花，哪曾想到是这等阵势。

杜秋妹的排子车前是一辆装得像小山般的马车，马车主人是个小伙，脸平常得像一块方方正正的砖坯，浑身上下都好像带棱带角。杜秋妹是第一次来卖棉花，心里没底，便高声向年轻的车把式打听起来。马车右边那台拖拉机的主人狠瞪了杜秋妹一眼，仿佛责怪她打断了他的美梦。

到了十二点光景，车马大队再一次像死蛇一样僵在路上。太阳当头照耀，一点风也没有，骡马耷拉着脑袋，人垂着头，忍气吞声地受着“秋老虎”的折磨。车把式请杜秋妹替他照看牲口，他去打点水来润润人的喉咙，也饮饮牲口。想着杜秋妹同时顾不了两辆车，他把杜秋妹的排子车拴在马车尾巴上，这样马车就能拖着排子车前进。

车马大队蠕动起来，杜秋妹手忙脚乱地招呼着牲口，右边的拖拉机手却不停地猛踩油门，使没有充分燃烧的柴油变成一股股黑烟，喷到杜秋妹身边，把她包围在肮脏的烟雾里。车把式终于提着一桶水回来了。杜秋妹抢上前去，把嘴贴到水面，咕咚咕咚灌了一个饱。车把式招呼拖拉机手：“哎，伙计，喝水不？”拖拉机手坐在驾驶座上连头也不回，聋了似的一声不吭，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行进中，杜秋妹忽然闻到一股棉布或是棉花烧着的气味儿。她一边翕动着鼻翼，一边检查排子车。“八成是拖拉机上什么烧着了，刚才他还抽过烟。”杜秋妹腾腾跑上前去，高叫着：“停车！”拖拉机手瞪了她一眼，并不理睬。这时，杜秋妹已经看到了车上那只冒着白烟的棉花包，急忙大叫道：“你车上着火了！”拖拉机手一回头，脸唰地白了，急忙刹住车，跳上车斗，把着了火的棉花包扔下地来。棉花包一落地，呼啦一下子腾起了半尺高的火苗。杜秋妹一猫腰，拖着棉花包就滚下了道沟。人们一齐拥下沟去，捧土将火压灭……

众人经过反复检查，确信没有余烬，才纷纷议论起来：“伙计，你今天好大的灾福！再晚一会儿，这车棉花就算报销喽！”

“连我们也要跟着‘沾光’！还不闹个火烧连营！”

人们一齐又把赞赏的目光投到杜秋妹身上，看得她不好意思起来，她的手上烫起了几个大水泡，裤子也烧了一个鸡蛋般大的窟窿。

拖拉机手红着脸，嗫嚅着：“……大姐，您宰相肚里跑轮船，刚才……”可杜秋妹扭过身不去理他，这时，车队又开始蠕动，前进了一段距离，又彻底停住。拖拉机手带的收音机里播起天气预报：“今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雷阵雨！人倒不怕，权当洗个凉水澡，棉花可就完了。加工厂是不会要湿棉花的，还得拉回家去，再晾、再晒，但再晾再晒也白搭，棉花让雨一淋就会发黄、发红、降级、压价、少卖钱，还得再来排队、熬夜……

大家都抬头看天，东北方向的天空像有千军万马在集结待命，乌压压，黑沉沉，仿佛只要一声令下，就会冲过来。杜秋妹、车把式、拖拉机手这几个不打不相识的朋友聚在一起，冷静地分析了情况：走是不现实的，路上的车一辆接一辆，要想并转车头抢在雷雨之前赶回家，简直比登天还难。只有留在这里，采取一些防护措施。拖拉机手有一块篷布，车把式车上有一块塑料薄膜，把三辆车上的棉花通通卸下来垛在一边，上边用篷布和塑料薄膜蒙住，在一般情况下可保无虞（忧虑）。

棉花盖好了，人无处躲藏，就一齐坐在马车上，静候着雷雨的到来。真是幸运极了，这场外强中干、虚张声势的雷阵雨并没落下多少，雨过天晴，车马大队又开始前进。从前面传过来消息说，县委书记亲临加工厂解决问题，清理通道，赶铺新垛底，增设了新磅秤。开始人们还将信将疑，但一会儿工夫，队伍前进的速度果然惊人。不到两个小时，杜秋妹坐在高高的马车上已经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棉花加工厂挂在门口的大牌子以及门口挤成一个蛋的人马车辆。阳光照耀着杜秋妹欣喜的笑脸。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