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西戈壁晒秋（节选）

龚培德

晒秋是在立秋之后。

这是有原因的。立秋之后，靠近沙漠的西戈壁早晚温差有10多度。此时的阳光如一位温厚的老人，慈眉善目，不似夏日脾气暴躁，从早到晚都灼人。所以此时晾晒的干菜品相最好。红的透红，青的靛青，绿的翠绿……

为什么西戈壁要晾晒干菜？这是这个地方在漫长的冬季储存冬菜的特有方式。西戈壁属于天山北坡，从当年的十月底至第二年的“五一”之前，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几乎见不到星点的绿色。而人们饭桌上吃的菜，除了每家每户菜窖里储存的大白菜、土豆、青萝卜外，还有的就是立秋之后晾的干菜。到了冬季，只需从屋外端进来一盆雪水浸泡干菜，无论是炒、煮、炖，还是用来蒸包子、包饺子、下面条，都会显露出冬季难见的青翠。

连队的女人大都是晾晒的好手。女人们来自全国各地，她们的男人响应党建设边疆的号召从家乡奔赴这里开荒、种地。因为来自不同的地域，女人们腌菜的口味也完全不同，有的偏辣，有的偏咸，有的偏酸。

连队有个女职工叫刘巧巧，外号“小白菜”。这刘巧巧解放前是唱戏的，只是她年龄小，还没在戏班唱红，全国就解放了。戏班子解散了，别人投亲靠友地走了，刘巧巧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无奈之下便嫁给了当地一个铁匠。1958年，她和铁匠一起来到了西戈壁农场。

刘巧巧嘴巴里常爱哼《小白菜》那支歌：小白菜呀，地里黄呀；三两岁呀，没了娘啊……唱得久了，连队的人把她的名字都忘了，见了她的面都会喊“小白菜”。对于这个外号她也乐于接受，谁喊她也都答应。因为在戏班子长大，地里的农活她从来没有摸过，她单薄的身子，也没有四两力，大田地的活儿，确实不是她能干下来的。后来连队成立托儿所，于是这个不善于在大田地里干活的刘巧巧，成了托儿所的首任保育员。

刘巧巧之所以能当上保育员，除了她不善农活，更主要的原因是她会唱歌。托儿所的孩子年龄大小不一，相差好几岁，但听了她的歌都会安静下来，很多孩子学会了就回家哼哼，歌词比大人记得还清楚。

刘巧巧嘴巧，会唱很多的戏词，但是晒秋她却从不动手。当别人家满院子晒干菜时，她家也就是那打铁的男人随意晾晒一点儿。尽管晾晒储存的冬菜少，但却挡不住她那张贪吃的嘴，用连队女人的话说“那可真馋”：谁家有点好吃的，如果让她鼻子嗅到了，一定要去讨着吃。当然她也不是白吃的，吃完后免不得会用她那灵巧的小嘴赞美一番。连队有的女人看不惯她这种做派，每逢她向别人家讨要时都会撇嘴，但刘巧巧毫不在意。连队职工来托儿所接送孩子时，她不时地会冒出一句：大姐，明天来送孩子时，别忘了把你家的菜给我带上一点儿，吃了你家的菜就像上了瘾，总是心里有个念想，半夜睡不着呢。碰上脾气好的，第二天准会给她带上一碗或一缸子，碰上不爱接她话茬的，或故意想为难的，装作没有听见，但过后她再催促时又感到不好意思，还是会给她带上。

连队那时虽然条件有所改善，从地窝子搬到土坯房，但盖房子的材料都是就地取材，房梁和檩条都是砍伐邓家沟边的老胡杨树，铺的是红柳条、铃铛刺、麦草、玉米秆、高粱秆之类的东西，最后在上面用铁锹堆起厚厚的土。这种房子看似简陋，但保温保暖效果还不错，托儿所就是这样两间土房子。

那年开春晚，往年三月底，职工都下地忙活了。可那年清明过后还下了一场大雪，随后气温骤升，房前屋后田野上的雪眨眼之间都融化了；而此时开春，西戈壁农场的水库出现了险情，连队的职工有的上水库大堤日夜守护，有的在大渠破冰，以备泄洪。那天中午，刘巧巧照顾孩子吃完午饭，正想小憩，突然发现屋顶在漏水并伴着沙土哗哗而下。原来往年屋顶的积雪是慢慢融化的，时间长达半月，而今年只是两三天工夫就把屋顶的雪全融化掉了。那些雪水由于无法及时排泄，便渗透到屋顶的泥土里。胡杨木的房梁无法承载屋顶泥土的厚重，眼看着就会塌陷，刘巧巧发现情况不妙，连忙把睡在土炕上的、摇篮里的孩子喊起来往门外抱。就在她将屋里的最后两个孩子推出门外时，屋顶塌陷了，厚厚的泥土把她砸在屋里。

待连队的人们得知消息赶到时，只见被刘巧巧救出的几十个孩子抱头痛哭，他们的刘妈妈不见了。

送刘巧巧下葬的那天，那些被救的孩子的家长，带着孩子齐刷刷地跪在刘巧巧的棺木前。那些跪着的女人们，都为刘巧巧精心准备了一缸或一碗她们拿手的菜。她们说“小白菜”爱吃她们做的菜，今生今世她们都会供奉她，让她吃个够。

（有删改）

初     雪

路翎

司机刘强和他的助手王德贵所在的汽车连，奉命从前线附近的地区往后方运送一批朝鲜老百姓。这些朝鲜人在敌人的炮火射程内顽强地生活了好久了，他们是因为紧急的军事情况而疏散的。刘强和王德贵的车子排在最后一辆开出，因为他们这一车全是年老的和年轻的妇女，带着一群孩子和很多的零碎东西。在十一月末的严寒的黄昏里，天色很快地黑下来了，前沿的炮声激烈起来了，山谷里震荡着一阵阵巨大的、单调的回声。妇女们的这些零碎的日用的东西，引起刘强许多感触。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者来到他的家乡上海附近的时候，他的母亲和姐姐带着她们的篮子、罐子、大包小包爬上一辆拥挤的汽车，那时候他才十七岁，他讨厌这些破旧的东西，觉得它们没有价值，但是妇女们绝不肯丢掉它们。那时候他还不懂得在那些残酷的年代里人民生活的艰难。朝鲜妇女们的这些旧包裹，这些帘子、草席，这些盆子罐子，在他心里唤起了温暖的感情。这些东西仿佛在对他讲述着艰苦和贫穷，讲述着妇女们一两年来在炮火下的流血奋斗。放到车子上去的任何一件小东西，都叫他觉得这是对敌人的一个胜利。车上装得差不多了，他却继续在那里一件一件地往上搬着。看着这种情形，年轻的助手王德贵有些焦急了。

“不行啦，再耽搁咱们要赶不过去啦。”

“行！”刘强决然地大声说，接着他用愉快的鼓动的口气说，“来吧，小王，想个办法替这位阿妈尼把背夹绑在车子后边……这样那两床炕席也放的下啦。”

“这破炕席有什么用呀！”

“老百姓过日子什么都有用的，——哪怕是破炕席，能丢在这里叫敌人一炮打掉么？”

他的愉快而活泼的声音忽然变得严厉了，并且那闪耀的眼光向着王德贵瞪了一眼。从来不发脾气的刘强，个性其实是非常刚强的。王德贵本来想说：“叫炮打掉的东西多呢！”可是说不出口了。

终于把所有的比较大的东西都安置好了。助手王德贵已经跑去发动了马达，他担心着，迟了公路上车多，赶不过封锁线。听见马达声，刘强就很沉重地向着司机台走去了，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因为听见了车上面传出来一个婴儿的啼哭声。

那孩子就在母亲的胸前愤怒地哭着。刘强叫那母亲把孩子给他，他说，可以把这婴儿带到司机台里面去。做母亲的迟疑了一下，但这时刘强已经伸手把孩子抱过来了。

“辛苦啦，谢谢的……”那母亲激动地说。

“不谢！小王！”刘强喊着，为了免除那母亲的不安，他特别用一种愉快的、幽默的腔调大声喊道：“来，小伙子，咱们找到一个活儿干啦！”

“这活主要是你的！”刘强愉快地说，不由分说地把孩子塞在王德贵的手里了。

“这怎么好弄呢，我不会抱孩子呀！”那十八岁的青年助手说。

“咄！”他说，“做这么回妈妈不委屈你，将来你还不是得有儿子！”

王德贵很不满意——这老司机今天太婆婆妈妈了，妨碍完成任务怎么办呢——然而他仍然羞怯地笑了。

他捧着孩子的那姿势实在笨拙，就像捧着一盆热水似的，车上的妇女们也都笑起来了。王德贵很不满意这些笑声，浑身热辣辣的。

敌机临空了，照明弹一直从前面挂过来了。刘强的脸上马上有了凛然的、严肃的神气，司机台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迎着寒风，这台嘎斯车投入了公路上的激烈斗争。

大雪纷飞……天渐渐地亮起来了。周围的景色，覆盖着雪的土坡、田地，大雪中倔强地弹起来的弯屈的黑色的树枝，可以模模糊糊地看见了。离目的地只剩下了十里路。车上的妇女们都醒着。她们披着被单和旧衣，默默地承受着这场大雪。这里就要到她们新的家了。忽然地那个用花格子头巾包着头的、浓眉毛的姑娘唱起歌来。几个年轻的妇女跟着唱起来，最后全车的妇女，都唱起来了。

这一车冻僵了的、疲困的妇女，整夜都一声不响，顽强地抗击了那向她们袭来的敌机和严寒，现在唱起来了。她们就要到达她们新的家，她们欢迎这场雪，听着司机台里那个孩子的哭声，唱起来了。于是一下子这台车从困顿和沉默里醒来，被一种青春的、欢乐的、胜利的空气鼓舞着——最后这几里路，是载着歌声飞驰着的。

人们开始下车，被歌声和大雪所激动。司机和他的助手走了出来，在迷茫的大雪中笑着：司机的手里，捧着那个又睡熟了的孩子。

大家沉默了，站在纷飞的大雪中。王德贵抱过来孩子并且把他高举了起来。大家看着王德贵手里的孩子，又看到刘强的染着血的大衣和苍白、微笑的脸。那个做母亲的奔上来接过她的孩子，眼泪流出来了。她抓住了王德贵的手，把她的头在他的肩上靠了一靠，又跑向刘强，把头靠在他的没有负伤的结实的右肩上。

忽然地王德贵走向那个母亲，问着：“阿妈尼，这孩子他的姓名？”母亲来不及回答，有七八个声音叫起来了，说，这孩子叫金贵永！“金贵永，记着了！”王德贵红着脸说。

“金贵永，再见吧！”刘强说，显出了王德贵先前见过的那种严肃的、沉思的、父亲般的神情，俯下头去，在那母亲的臂弯里吻着孩子的脸。

迎着这飘落在她们的土地上的今年的最初的雪，妇女们静静地站着。大雪无声地、密密地降落着，这台车后面的那两条很长的黑色的车迹很快地就被大雪盖住了。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北京（有删改）

【推荐3】《百合花》（节选）

茹志鹃

1946年的中秋。

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我们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就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最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

包扎所就包扎所吧！反正不叫我进保险箱就行，我背上背包，跟通讯员走了。

早上下过一阵小雨，现在虽放了晴，路上还是滑得很，两边地里的秋庄稼，却给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绿，珠烁晶莹。空气里也带有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间歇地盲目地轰响着，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的呢！通讯员撇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一开始他就把我撂下几丈远。我的脚烂了，路又滑，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他。我想喊他等等我，却又怕他笑我胆小害怕，不叫他，我又真怕一个人摸不到那个包扎所。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来。

哎！说也怪，他背后好像长了眼睛似的，倒自动在路边站下了，但脸还是朝着前面，没看我一眼。等我紧走慢赶地快要走近他时，他又噔噔噔地自个儿向前走了，一下又把我甩下几丈远。我实在没力气赶了，索性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晃。不过这一次还好，他没让我撂得太远，但也不让我走近。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摇摇摆摆。奇怪的是，我从没见他回头看我一次，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

刚才在团部我没注意看他，现在从背后看去，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个子，块头不大，但从他那副厚实实的肩膀看来，是个挺棒的小伙儿，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黄军装，绑腿直打到膝盖上，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级。

没有赶上他，但双脚胀痛得像火烧似的，我向他提出休息一会儿后，自己便在做田界的石头上坐了下来，他也在远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把枪横搁在腿上，背向着我，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凭经验，我晓得这一定又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女同志下连队，就有这些困难。我着恼地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面对为他坐下来。这时，我看见他那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险，顶多有十八岁，他见我挨他坐下，立即张皇起来，好像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局促不安，掉过脸去不好，不掉过去又不行，想站起来又不好意思，我拼命忍住笑，随便地问他是哪里人，他没回答，脸红得像个关公，讷讷半晌，才说清自己是天目山人。原来他还是我的同乡呢！

“在家时你干什么？”

“帮人拖毛竹。”

我朝他宽宽的两肩望了一下，立即在我眼前出现了一片绿雾似的竹海，海中间，一条窄窄的石级山道，盘旋而上。一个肩膀宽宽的小伙儿，肩上垫了一块老蓝布，扛了几枝青竹，竹梢长长的拖在他后面，刮打得石级哗哗作响……这是我多么熟悉的故乡生活啊！我立刻对这位同乡越加亲热起来。我又问：

“你多大了？”

“十九。”

“参加革命几年了？”

“一年。”

“你怎么参加革命的？”我问到这里自己觉得这不像是谈话，倒有些像审讯。不过我还是禁不住地要问。

“大军北撤时我自己跟来的。”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娘，爹，弟弟妹妹，还有一个姑姑也住在我家里。”

“你还没娶媳妇吧？”

“……”他飞红了脸，更加忸怩起来，两只手不停地数摸这皮腰带上的扣眼。半晌他才低下了头，憨憨地笑了一下，摇了摇头。我还想问他有没有对象，但看到他这样子，只得把嘴里的话又咽了下去。

两人闷坐了一会儿，他开始抬头看看天，又掉过来扫了我一眼，意思是在催我动身。

当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我看见他摘了帽子，偷偷地在用毛中拭汗，这是我的不是，人家走路都没出一滴汗，为了我跟他说话，却害他出了这一头大汗，这都怪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