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光

蒋子龙

①我八岁才第一次见到火车。1949年初冬，我正式走进学校，在班上算年龄小的。一位见多识广的大同学，炫耀他见过火车的经历，说火车是世界上最神奇、最巨大的怪物，特别是在夜晚，头顶放射着万丈光芒，喘气像打雷，如天神下界，轰轰隆隆，地动山摇，令人胆战心惊。当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同学都萌生了夜晚去看火车的念头。

②一天晚上，真要付诸行动了，却只集合起我和三个大一点的同学。离我们村最近的火车站叫姚官屯，十来里地，当时对我来说，就像天边儿一样远。最恐怖的是要穿过村西一大片浓密的森林，里面长满奇形怪状的参天大树，中间还有一片凶恶的坟场，即便大白天我一个人也不敢从里面穿过。进了林子以后我们都不敢出声了，我怕被落下，不得不一路小跑，我跑他们也跑，越跑就越瘆得慌，只觉得每根头发梢都竖了起来。当时天气已经很凉，跑出林子后却浑身都湿透了。

③好不容易奔到铁道边上，强烈的兴奋和好奇立刻赶跑了心里的恐惧，我们迫不及待地将耳朵贴在道轨上。大同学说有火车过来会先从道轨上听到。我屏住气听了好半天，却什么动静也听不到，甚至连虫子的叫声都没有，四野漆黑而安静。一只耳朵被铁轨冰得太疼了，就换另一只耳朵贴上去，生怕错过火车开过来的讯息。铁轨上终于有了动静，嘎登嘎登……由轻到重，由弱到强，响声越来越大，直到半个脸都感觉到了它的震动，领头的同学一声吆喝，我们都跑到路基下面去等着。

④渐渐看到从远处投射过来一股强大的光束，穿透了无边无际的黑暗，向我们扫过来。光束越来越刺眼，轰隆声也越来越震耳，从黑暗中冲出一个通亮的庞然大物，喷吐着白气，呼啸着逼过来。我赶紧捂紧耳朵睁大双眼，猛然间看到在火车头的上端，就像脑门的部位，挂着一个光芒闪烁的图标：一把镰刀和一个大锤头。

⑤领头的同学却大声说是镰刀斧头。

⑥且不管它是锤是斧，那把镰刀让我感到亲近，特别地高兴。农村的孩子从会走路就得学着使用镰刀，一把磨得飞快、使着顺手的好镰，那可是宝贝。火车头上还顶着镰刀锤头的图标，让我感到很特别，仿佛这火车跟家乡、跟我有了点关联，或者预示着还会有别的我不懂的事情将要发生……

⑦十年后，我国向世界发布，沿海12海里范围内为中国领海。我进入海军制图学校，毕业后成为海军制图员，接受的第一批任务就是绘制中国领海图，并由此结识了负责海洋测量的贾队长。贾队长有个破旧的土灰色挎包，缝了又缝，补了又补，唯一醒目的是用红线绣的镰刀锤头图案。

⑧我猜测这个挎包一定有不同寻常的来历。既然已经站在了军旗下，自然也希望有一天能站在镰刀锤头下，我对这个图案有一种特殊的亲近和敬意。于是就想用自己的新挎包跟他换。不料贾队长断然拒绝，他说这个挎包对他有特殊的纪念意义，目前还有很重要的用途，绝不能送人。有一次他在测量一个荒岛时遇上了大风暴，在没有淡水没有干粮的情况下硬是坚持了十三天，另外的两个测绘兵却都牺牲了。他用绳子把自己连同图纸资料和测量仪器牢牢地捆在礁石上，接雨水喝，抓住一切被海浪打到身边的活物充饥……后来一位老首长把这个挎包奖给了他。

⑨贾队长答应在我回家探亲的时候可以把挎包借给我，但回队时必须带来一挎包当地的土和菜籽、瓜子或粮食种子。原来他每次出海测量都要带一挎包土和各样的种子，有些岛礁最缺的就是泥土。黄海最外边有个黑熊礁，礁上只驻扎着一个雷达兵，一个气象兵，一个潮汐兵，他们就是用贾队长带去的土和种子养活了一棵西瓜苗，心肝宝贝般地呵护到秋后，果真还结了个小西瓜，三个人却说什么也舍不得吃……用祖国的土和种子，亲手培育出一颗绿色的生命，那份欣喜、那份珍贵，无与伦比，怎舍得吃？

⑩又过了几年，我复员回到工厂干锻工。锻工就是打铁，过去叫“铁匠”。虽然大锤换成了水压机和蒸汽锤，但往产品上打钢号、印序号，还都要靠人来抡大锤。我很快就喜欢上了打铁，越干越有味道，一干就是十年。在锻钢打铁的同时，也锻造了自己，改变了人生，甚至成全了我的文学创作。我成了民间所说的“全科人”：少年时代拿镰刀，青年当兵，中年以后握大锤。对镰刀锤头有了一种说不出的特殊感情。

（有删减）

蔡德惠

汪曾祺

我与蔡德惠君说不上什么交情，只是我很喜欢他这个人。同在联大新校舍住了几年，彼此似乎是毫不往来。他不大声说话，也没有引人留意的举动。除了他系里学术的集会，他大概是很少参加人多的场合，我们那个时候认得他的人恐怕不多。我只记得有一次，一个假日，人多出去了，新校舍显的空空的，树木特别的绿，他一个人在井边草地上洗衣服，一脸平静自然，样子非常的好。自此他成为我一个不能忘去的人。他仿佛一直是如此。既是一个人，照理都有忧苦激愤，感情失常的时候，蔡君短短一生中自必也见过遇过若干足以扰乱他的事情，凡我历次所见，他都是那么对世界布满温情、平静而自然的样子。我相信他这样的时候最多。也不知怎的一来，彼此知道名字，路上见到也点点头。他人颇瘦小，精神还不错。

我离开联大到昆明乡下一个中学去教书，就不大再见到他。学校同事中也有熟识他的人，可谈话中未听到提过他的名字。想是他们以为我不认得他。再，他人极含蓄，一身也无甚“故事”可以作谈话资料，或说无甚可以作为谈话资料的故事。我就知道他在生物系书读得极好，毕业后研究植物分类学，很有希望。研究室在什么地方，我亦熟悉，他大概经常在里面工作。

有一次学校里教生物的两个先生告诉我要带学生出去看一次，问我高兴不高兴去走走，说：“蔡德惠也来的。”果然没几天他就来了。带了一大队学生出去，大家都围着他，随便掐一片叶子，找一朵花，问他，他都娓娓地说出这东西叫什么，生活情形，分布情形如何，有个什么故事与这有关，哪一篇诗里提到过它。说话还是轻轻的，温和清楚。现在想起来，当时不觉得，他似乎比以前更瘦了些。是秋天，野地里开了许红白蓼花。他似乎是穿了一件灰色长衫。

后来，有一次，雨季，我到联大去。太阳一收，雨忽然来了，相当的大，当时正走过他的研究室，心想何不进去看看。一推门就进去了，我来，他毫不觉得突兀。稍为客气的接待我。仿佛谁都可以推开他的门进去的一样。一进门我就看见他墙上一只蛾子，颜色如红宝石，略有黑色斑纹。他指点给我看，说了一些关于蛾蝶的事。他四壁都是植物标本，层层叠叠，尚待整理。他说有好些都是从滇西采来的。拿出好些东西给我看，都极其特殊。他让我拣两样带回去玩，我挑了几片木蝴蝶。这几片东西一直夹在我一本达尔文的书里，有一天还翻出来过。现在那本书丢在昆明，若有人翻出，大概不知道它是什么玩意，更无从想象是如何得来的了。那天他说话依然极其平和，如说家常，无一分讲堂气。但有一种隐隐的热烈，他把感情都倾注在工作上了，真是一爱的事业。

天晴了，我们出来，在他手营的小花圃里看看。花圃最亮的一块是金蝶花，正在盛开，黄闪闪的。几丛石竹，则在深深的绿色之中郁郁的红。新雨之后，草头全是水珠。我停步于土墙上一方白色之前，他说：“是个日规。”所谓日规，是方方的涂了一块石灰，大小一手可掩，正中垂直于墙面插了一支竹钉。看那根竹钉的影子，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不知什么道理，这东西教人感动，蔡君平时在室内工作，大概经常要出来看一看墙上的影子的吧。我离开那间绿荫深蔽的房子不到几步，已经听到打字机嗒嗒的响起来。

这以后我就一直没有见过他。偶然因为一件小事，想起这么一个沉默的谦和的人品，那么庄重认真的工作，觉得人世甚不寂寞，大有意思。

忽然有一天，朋友告诉我，“蔡德惠进了医院，已经不行了，肺差不多烂完了，一点办法都没有，明天，最多是后天的事情。”

“以前没听说他有病呀？”

“是呢，一直没发现。一定很久了，不知道他自己怎么没觉得，一来就吐了血，送医院一检查。……”

当时我竟未到医院里去看看他。过两天，有人通知我什么时候在联大新校舍后面的坟场上火化，我又糊里糊涂没有去参加。现在人死了已近半年，大家都离开云南，我又不知道他孤坟何处，在上海这个人海之中，却又因为一件小事而想起他来，因而写了这篇短文，遥示悼念。希望他生前朋友能够见到。

我离开云南较晚，走之前曾到联大看过几次。那间研究室锁着锁，外面藤萝密密遮满木窗，小花圃已经零落，犹有几枝残花在寂静中开放，草长的非常非常高。那个日规好好的在，雪白，竹钉影子斜斜的落在右边。——这样的结尾，不免俗套，近乎完成一个文章格局，虽如此说，只好由他了。原说过，是想给德惠生前朋友看看的。

（原载1947年3月7日《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