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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哈河（节选）

李青松

向西向西向西。偏北偏北偏北。

拐拐拐。向北向北向北。偏西偏西偏西。——哈拉哈河。

哈拉哈，不是哈哈哈。哈拉哈——蒙古语，屏障之意。哈拉哈河的河水坚韧、寡言、无畏，能清除一切阻塞它的东西。即便是岩石，即便是倒木，即便是泥沙。在阿尔山林区，哈拉哈河有两条，地上一条，地下一条。地上的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清澈平缓，鱼翔浅底。地下的，是我们看不见却能感觉到的，神秘莫测，沉默不语。它布局巧妙，层次分明。那些蓄水的湖泊，比如达尔滨湖、杜鹃湖、仙鹤湖、鹿鸣湖、天池、乌苏浪子湖也是哈拉哈河的另一种存在形式。久旱不涸，久雨不溢。地上河的河水突然上涨和下降，都是地下河的暗劲儿呈现的异象。

河对岸的森林一望无际，森林固定着两岸的山体。阻止任性的沟壑随意改变方向，防止浅根的植被剥离山体。森林也在不断地修复残破的地表，缝缀撕裂的生态，拼接断折的筋骨。森林里充满生命的律动。

松鼠是森林里的精灵。它那漂亮的尾巴飘飘然，轻巧灵活，光亮闪闪，妩媚动人。它脚爪尖细，行动迅疾，身影转瞬即逝。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从一根倒木到另一根倒木，从一个树洞到另一个树洞。它一刻也停不下来，挖着，啃着，咬着，嚼着，总是在折腾。它是快乐幸福的。

松鼠本性惧水，但哈拉哈河两岸的松鼠泅水本领超强。从此岸到彼岸，抑或从彼岸到此岸，松鼠就抱着一块桦树皮跳进河里，用尾巴当桨，左右！左右！左右！顷刻间就划到对岸。有风的日子，它就御风而渡。尾巴直立水面上，分明就是风帆呀，挺着挺着挺着，一摆一摆一摆，甚是有趣。哪里河段宽，哪里河段窄，哪里河段水流急，哪里河段水流缓，松鼠清清楚楚。

三九严寒，滴水成冰，北方的河流皆封冻了。

而哈拉哈河的阿尔山河段，不但不结冰，河面上还浮生着腾腾的热气。很多野猪、狍子跑来取暖。这一段不冻河长四十里。因了这条河，阿尔山的冬天则是另一番景象了。

突然，一声炮响炸碎了哈拉哈河的幻境。1939年5月至9月间，在哈拉哈河畔诺门罕曾经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争，也称“诺门罕战役”。在七平方公里的战场上，苏联军队与日本军队的近千辆坦克和装甲车相互厮杀，炮声隆隆，火光冲天，烟尘弥漫。

苏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改变了当时的世界局势。而其惨烈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凶猛的炮声一停，河面上漂浮的，除了人的尸体，尽是鱼，有哲罗鱼、鲤鱼、鲢鱼、华子鱼等。

战争摧毁了人性，也摧毁了河流里的生命。治愈创伤的唯有时间。治愈了自然，也就恢复了自然。

1949年冬天，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刚刚解放，国家急需木材进行经济建设，阿尔山林务分局成立。

一声令下：开发林区。

采伐队开进苏呼河施业区，以沟为作业点建立了采伐铺。据当时伐木人邓林生回忆，每个采伐铺有一名队长，一名记账员，一名检尺员，数十名采伐工。

伐木工具是快马子锯，伐木作业时两人对坐拉，嚓——！嚓——！嚓——！嚓——！锯末子从锯口吐出来，弥漫着木脂的香味。随着一声：“顺山倒啦——！”轰的一声巨响，大树就躺在了地上。锯掉梢头，锯掉枝权，锯掉疤痢节子，就是通直可用的木材了。河岸上选平坦的场地，作为楞场，把造好的木材，集中到这里归楞，准备流送，通过苏呼河进入哈拉哈河流，送到阿尔山林务分局伊尔施贮木场。再经过检尺、打码、编号、造册，这些木材就成了国家计划供应的物资了。在伊尔施经统一调配，装上汽车和火车运往全国各地。

有数据记载，阿尔山林务分局新中国成立初期流送木材产量是——1950年，28130立方米；1951年，2900立方米；1952年，30810立方米；1953年，3100立方米。

“在森林里，最可靠的东西只有斧子和锯。”——这是早年间，阿尔山林区流传的一句话。然而，经过半个世纪的砍伐之后，斧子和锯也靠不住了。光荣消歇。哈拉哈河沉默不语。也许，沉默也是一种忧伤。

若干年前，阿尔山林区就告别了伐木时代，进入了全面禁伐时期。伐木人变成了种树人和护林人。

哈拉哈河似乎有话要说。然而，它没有说。

黎明睁开了眼睛。在无奈和困惑中，林区人开始认真而理智地审视自己既熟悉又陌生的森林了。

不应把森林看成是木材制造厂，而应视为土地、植物和动物的融合，是持久的生命共同体。它是河流的源泉，也是生命的源泉。

人类在反思自身与森林的关系中，不断调整着自身对森林的认识和行为。

春去春又来。

正是凭借美的力量，灵魂得以存活，并且生生不息。

林区大禁伐后，寂静取代了喧嚣。而那些能量积蓄已久的根，在哈拉哈河的滋润下睁开新绿的眼睛，并用力拱出地面，占据着一方属于自己的空间。

哈拉哈河上起雾了。渐渐地，雾吞噬了森林。然而，终究还是森林吞噬了雾。

哈拉哈河向西奔流。向西向西向西。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比起自然来，人类的风风雨雨、功过是非，不过是哈拉哈河里的几朵浪花而已。也许，文明是可以取代的，然而，自然是永远不可征服的。

哈拉哈河，向西向西向西，在阿尔山林区三角山北部流出国境，进入蒙古国，拐拐拐，向北向北向北，偏西偏西偏西，流入贝尔湖，歇口气，稳稳神，流出，继续向北，最后经乌尔逊河，汇入达赉湖。至此，才算画上了句号。这是一条多么有归属意识的河呀——流出去，是为了流回来。是的，它居然义无反顾地流回来了。

有多少河，滚滚滔滔，一去不返啊！哈拉哈河，承载着时间和传奇，奔流不息。

（发表于《人民文学》2020年第5期，有删改）

红红的小辣椒   

吴泰昌

一九四六年春天，我从江西回到故乡安徽当涂，开始上小学。两年后，母亲到县东北角一个偏僻的镇上教书，我也随着去，那年我十岁。记得是一个冬日的清晨，我们吃完早饭就动身。过了北门石拱桥，尽是山路。从小在江西逃难，白天黑夜翻山越岭，我走惯了山道，稚嫩的小脚过早地生起了一块块硬茧。可那山，是真正的山，绿荫覆盖的山，一片葱茏，逗人乐趣。春天，挖竹笋，采野果。秋天，满山的毛栗子，个头虽小，味道香甜。起初我不会采摘，小手被刺得鲜血直滴，后来学会了先用鞋底拍打。我爱山，爱山中的树，山中的溪涧，至今我还怀念那绵亘百里的深山。眼下，我跟着母亲走过的这一个又一个濯濯童山，丝毫没有那美妙的一切，稀疏的小树，黄土一片，几只山羊在觅食，枯草在风中抖……三十里地，越走越长，冬天日短，太阳早落山了。在夕阳微光的拂照下，远处，黑憧憧的一片泛起灰白色，这就是我要去的霍里镇。母亲催我快走，我拔了拔不合脚的球鞋，加快了步伐。

小学校在镇边，门前有一个大塘，水位一年到头低落，淘米、洗衣要蹲在石头上深深弯腰。校舍是一座祠堂改建的，空旷、寥落。冬天冷得很，手冻得像胡萝卜，红肿着。晚上进被窝，腿蜷缩着，一夜也难舒展开。

我的一位好同学，家在与学校贴邻的一个山坡上，孤零零的一座茅草屋。我下午课后常去找他玩。为了挡风，他家的门常关闭着。他的父亲是一位严师，更是一位严父。下午他放学回来，必须背会几个英文单词，才能被准许外出玩耍。我每次去，常常在门外等着，脸贴着大门，眯着眼向缝隙里张望。山头上的风越来越大，吹个不停。我踩在积雪堆上，雪花飘洒满身，我也快成了雪人。当屋内“Abook”的诵读声止息，大门启开，他便会敏捷地窜了出来。他获得了自由。我们紧紧抱着，在雪地里打滚，在山岗上漫跑。夏日天黑得晚，我们喜欢去小街转转。店铺陆续上门板了，张家布摊子父子装好担子，正踏着暮色回家。卖吃食的小摊这时则活跃起来。

这座小镇产山羊和湖鸭。羊糕是这里冬天的一道名菜，当年吃羊糕时那种鲜美的味道，今天已经回想不起来了。盐水鸭四时皆有，这条几十米长的小街有三四个摊子卖盐水鸭，长桌上放着几个大盘，盘子里整齐地码着七八只鸭子，无一例外；每只鸭尾部都插一个红红的小辣椒，尖头朝上。从上午卖到晚上，常常还有剩货，绝少有人买得起一只整鸭。如果哪天有人真买了整只的鸭，肯定会引起沿街百姓的注目。通常，一只鸭总是被几人或十几人零打碎敲地肢解掉，尾部那红红的小辣椒也无一例外地被主人留下，用来插在另一只鸭子上，好似要使这狭窄灰暗的街面上保留一点红色。那时候，我常爱在鸭摊前看看，慢慢地，那红红的小辣椒像是插到了我的心田里。这座小镇，黑瓦灰墙，早晚炊烟浓厚，渐渐扩散开来，将方圆几里的天空染成灰色一团。我不是考古学家，也不熟谙风土习俗知识，不知在留下我童年足迹的这个地方，何年何月始，做鸭子的师傅天才地创造出这富有诗意情趣的一招，至少给予我生活在这阴冷灰暗日子里的幼小心灵留下了一点暖色。

记得有一次，远房的一位亲戚特意从外地来这小镇看妈妈，妈妈叫我跑上街去买点熟菜。我将一只蓝花大瓷碗放在王家鸭摊上。王老头是镇上祖传的做盐水鸭名手，他望望我这小不点个儿，又再次翻了翻从我手中接过来的钱，然后斩了大半只鸭子，替我在碗里排得整整齐齐的，上面一层全是好肉，浇了三匙卤汁。我眼巴巴地盯着剩余半只尾上插着的那个红红的小辣椒不肯走。他笑着说：“好，给你这个。”他将辣椒拔出来，插在我的碗里。我高兴得用双手捧着大碗，慢慢地走，一步一步地走，下坡上坡，怕将这竖立着的红红的小辣椒碰倒。舅舅见我端碗的那副认真劲儿，看看碗里一点红的鸭子，也新奇得笑了。

我至今想不通，在那个小镇里，这么点鲜活的红色怎么会使我长久留下记忆。

1983年11月于北京（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