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树

契诃夫

科兹亚夫卡河岸上那座孤零零的磨坊早该倒塌了，如果不是它倚靠着一棵粗大的老柳树的话。柳树老了，驼背了。它那佝偻的树干上有一个极难看的黑色大洞。

这柳树还支撑着另一个衰老不堪的人——老汉阿尔希普，他经常坐在柳树根上，从早到晚在钓鱼。他老了，驼背了，跟老柳树一样；他那没牙的嘴就像树洞。老柳树和老汉阿尔希普，日日夜夜都在喃喃自语……树和人这一生都饱经了沧桑。

大约三十年前的礼拜天，阿尔希普钓着鱼，等待中午到来。

一辆三套马的大车下了坡。车上的邮差睡着了。马车上了堤坝，不知为什么停住了。赶车人东张西望，神色慌张地开始行动起来，他扯下邮差脸上的布巾，挥起一把短柄链锤。邮差立时不动了。在他的浅色头发里，露出一个鲜红的伤口。赶车人跳下车，挥起臂膀，又给他一锤。赶车人从岸上下来，径直朝他这边奔来……他浑身颤抖，跑到柳树跟前，也没有发现阿尔希普，就把邮包塞进了树洞，之后跳上大车，让阿尔希普更为吃惊的是，他朝自己的太阳穴猛地一击。他把血抹了一脸，这才抽打起马匹来。

“救命啊，出人命啦！”他大声叫喊。

有人来磨坊调查。一行人在柳树下吃了饭，又都坐车走了。阿尔希普一直坐在水轮下，眼睛望着那个邮包。他看到里面有不少盖五个戳子的信封①。他日日夜夜望着这些戳子沉思，而柳树老婆婆白天不声不响，到了夜里就呜呜哭泣。“傻婆子！”阿尔希普倾听着柳树的哭泣暗想。一周后，阿尔希普已经带着邮包进了城。

“这里的官府在哪儿？”

有人给他指点一幢黄房子。他走进前厅，见到一位老爷，制服上的纽扣亮闪闪的。老爷吸着烟斗，阿尔希普走到老爷跟前，战战兢兢，他讲了老柳树旁发生的事。那长官接过邮包，解开细皮带，脸上白一阵又红一阵。

“我一会儿回来！”他说完就跑进办公室。在那里他被许多人团团围住……人们跑来跑去，乱成一团，小声交谈……十分钟后，长官把邮包交给阿尔希普，对他说：“你找错了地方，老伙计。你该到下街去，那里会告诉你怎么办，这里是地方金库，亲爱的朋友！你该去找警察局。”

阿尔希普接过邮包，走了出来。

“怎么邮包变轻了！”他思忖，“比原来少了一半！”

有人指给他另一幢黄房子。阿尔希普走进去，向几名文书讲了邮包的来历。那几个人夺了他手中的邮包，对着他大声嚷嚷。他们派人去找长官，来了一个胖胖的大胡子。他简单地问了几句，拿了邮包，进了另一个房间，把门插上了。

“钱在哪儿呢？”不一会儿，房间里传来说话声，“邮包是空的！去告诉那个老头子：他可以走了。要不把他抓起来！”

阿尔希普依旧坐在河边钓鱼……

他的脸阴沉难看，就像那枯黄的柳树。他不喜欢秋天。当看到那个赶车人出现在身旁时，他的脸色越发阴沉了。赶车人没有发现他，径直来到柳树前，把手伸进树洞。摸了一阵以后，他吓白了脸。过了一个钟头，他才到河边坐下，呆呆地望着水面。

“那东西在哪儿？”他问阿尔希普。

阿尔希普开头一声不吱，沉着脸躲开这个杀人凶手，但不久又可怜起他来了。

“我送交官府了！”他说，“不过，你这个蠢货别害怕……我告诉他们，那东西是我在柳树下拾到的……”

赶车人跳起来，一声吼叫，朝阿尔希普扑去。打完之后，他却不离开老汉。他在磨坊里留下来，跟阿尔希普一起生活了。

白天他睡觉，不言不语，到了夜里就在堤坝上走来走去。邮差的幽灵也在堤坝上游荡，于是他就跟幽灵交谈。春天到了，赶车人依旧不言不语，继续游荡。一天夜里，老汉走去找他。

“够啦，你这蠢货，别再闲逛了！”他对他说，“你走吧！”

邮差的幽灵也这么说……老柳树也这么说……

“不行啊！”赶车人回答，“我倒是想走，可是腿痛，心也痛。”

阿尔希普扶起赶车人，把他带到城里下街，走进那间他上交邮包的办公室。赶车人跪倒在长官脚下，连连悔罪。大胡子一脸惊讶。

“你把什么罪名往自己头上安，傻瓜！”他说，“你是喝醉了？还是要我把你关进拘留所？这些恶棍都疯了！只会把事情搞乱……你还想干什么？滚出去！”

当阿尔希普提到那只邮包时，大胡子哈哈大笑，那几个文书都露出吃惊的样子。看来他们的记性不好……这样，赶车人在下街赎罪不成，只好又回到柳树旁……

为了躲避良心的折磨，赶车人只好投水自尽。现在，老汉和柳树老婆婆在堤坝上能看到两个幽灵……他们莫不是在跟幽灵交谈？

（有删改）

乞丐

契诃夫

“仁慈的老爷！行行好，请顾念一下我这个不幸的挨饿的人，我三天没吃东西了……我当了八年的乡村教师，现在失业了。请帮帮忙，行行好！”律师斯克沃尔佐夫打量着他，瞧瞧他那件灰蓝色的破大衣，混浊的醉眼和脸上的红斑。他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

“听着，在前天，我好像在花园街遇见过您，”他说，“不过那时您说您是被开除的大学生，没有说是乡村教师，还记得吗？这很下流，这是诈骗！”

斯克沃尔佐夫大发脾气，毫不留情地痛斥这个求告的人。这家伙一味说谎，利用别人的仁慈，恰恰亵渎了他出于纯洁的心灵喜欢周济穷人的一片好意。破衣人起先一再辩解，后来不作声了，羞愧得低下了头。“先生！”他说，一手按住胸口，“确实，我……说了谎！我原来在俄罗斯合唱团里任职，由于酗酒，我被赶了出来。不说谎又有什么办法呢？”

“什么办法？”斯克沃尔佐夫大喝一声，逼近他，“工作呀，这就是办法！您应该工作！”

“这个我自己也明白，可是上哪儿去找工作呀？去当看门人吧，谁也不会要我， 工厂也不会要我，工人要有手艺，我却什么也不会。”“胡说！您总能找到借口！那么，您愿意去劈柴吗？在我家里劈柴您愿意吗？”

“好吧，我可以劈……”

斯克沃尔佐夫高兴地搓着手，把厨娘叫了出来。对她说：“奥莉加，把这位先生领到板棚里去，让他劈木柴。”斯克沃尔佐夫赶紧走进餐室，那里的窗子正对着院子，斯克沃尔佐夫看到他们进了院子。奥莉加气呼呼地打量她的同伴，打开锁着的板棚，“砰”地一声恶狠狠地推开了门。那个冒牌教师和冒牌大学生坐到木墩子上，用拳头支着红腮帮，想起心事来。

厨娘把一把斧子扔到他脚旁，破衣人迟疑地拉过一块木柴，把它放在两腿中间，胆怯地用斧子砍下去，木柴摇晃起来，倒了，那人又把它拉过来，很小心地砍下去，木柴又倒下了。

斯克沃尔佐夫的气愤已经消散，他感到有点不安，有点惭愧。他回到书房里，“我这样做是为了他好。”一小时后，奥莉加来报告，木柴已经劈好。“拿着，把这半卢布交给他，”斯克沃尔佐夫说，“要是他愿意，让他常来，活总是有的。”从此，他经常出现：有时把雪扫成堆，有时收拾板棚里的杂物。斯克沃尔佐夫搬家时，雇他来帮忙。破衣人没有喝酒，很少说话。搬运完之后，斯克沃尔佐夫吩咐人把他找来。

“噢，我看得出来，我的话对您起了作用，”他说着，递给他一个卢布，“这是给您的工钱。我看得出来，您没有喝酒，也不反对工作。您叫什么？”

“卢什科夫。”

“那么，卢什科夫，我现在介绍您去做另一份工作。您拿上这封信，明天去找我的一个同行，他会给您一份抄写的工作。好好工作，把酒戒了，别忘了我对您说过的话。再见吧！”斯克沃尔佐夫很得意：自己总算把这个人拉到了正道上。两年过去了。有一天，斯克沃尔佐夫站在剧院的售票处付钱买票，看到身旁站着一个身材矮小的人，翻着羊羔皮领子，戴一顶旧的海狗皮帽子。

“卢什科夫，是您呀？”斯克沃尔佐夫问，“喂，怎么样？现在做什么事？日子过得好吧？”

“还可以，现在我在一位公证人那里工作，每月拿三十五个卢布，先生。”

“哦，谢天谢地。太好了！我为您感到高兴，非常非常高兴，卢什科夫！要知道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的教子。要知道这是我把您推上了正道。卢什科夫说：“我既感激您，也感激您家的厨娘，求上帝保佑这个善良而高尚的女人身体健康！说实在的，真正救我的是您家的厨娘奥莉加。”

“这是怎么回事？”

“当初我去您家劈柴，我一到，她总是这样开始：嗅，你这个酒鬼！你这个天地不容的人！’然后发起愁来，瞧着我的脸，哭着说：‘你是个不幸的人！你活在世上没有一点快活，就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你这酒鬼，也要下地狱！你这苦命人啊！’您知道，尽是这类的话。但重要的是，她替我劈柴！先生，我在您家里连一根柴也没有劈过！为什么她要挽救我，为什么我瞧着她就决心痛改前非，这些我对您也解释不清。我只知道，她的那些话和高尚的行为使我的心灵起了变化，是她挽救了我，这件事我永世不忘。该入场了，里面正在打铃。”

卢什科夫鞠躬告辞，找他的楼座去了。

在乡下

[法国]莫泊桑

两所茅屋并排坐落在小山脚下。蒂瓦什、瓦兰两户庄稼人为了养活各自的一群孩子，终年辛苦劳作。两个母亲在这堆孩子里勉强可以认出哪些是自己的，两个父亲则常常要叫错三个名字才叫对自己的孩子。两家人都勉强靠着汤、土豆和新鲜空气活下去。吃饭的时候，孩子们坐在那张用了50年的木桌子前，每人面前的盆子里盛着土豆、白菜、洋葱煮的汤。星期日，汤里熬上块牛肉，对大家来说就跟吃酒席一样丰盛。

八月里的一天下午，有一辆轻便马车突然停在两所茅屋前面，一个年轻女人从车上跳下来，向孩子们跑过去，抓住两个最小的孩子中间的一个，蒂瓦什家的那一个，把他抱起来，亲热地吻他肮脏的脸蛋儿、沾满泥土的黄金色鬈发和为了躲开她讨厌的爱抚而不停挥动的小手。以后她每天都来，口袋里总是装着糖果和零钱。她叫亨利·德·于比埃尔太太。

一天早上，来了以后，她的丈夫跟她一起下车，径直走进了蒂瓦什家的茅屋。那个年轻女人用发抖的、断断续续的声音开始说：“我好心的人们，我想把你们的……你们的顶小的男孩……带走……”

那个乡下女人问：“您想带走我们的夏洛？不行，绝对不行。”

于是德·于比埃尔先生出来调停：

“我的妻子没有说清楚。我们想收养他，不过他以后会来看你们的。……我们也考虑到你们，我们要送给你们一笔终身年金，每月一百法郎。你们听明白了吗？”

那个农妇勃然大怒，站了起来：“你们是要我把夏洛卖给你们吗？啊！不行。这种要求根本就不应该对做母亲的提出来！啊！不行！那简直是太卑鄙了！……快给我出去，以后别让我再在这儿看见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夺走人家的孩子！”

德·于比埃尔太太朝外走着，忽然想起顶小的男孩一共有两个，于是她固执地问：“那另外一个小的不是你们的吧？”蒂瓦什大伯回答：“不是，是邻居的；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到他们家去。”说完他就回到自己的屋里，从屋里传来了他的妻子气愤不平的声音。

瓦兰夫妇正在吃饭；饭桌上在他们两人中间放着一碟黄油，他们用刀子挑一点，十分节省地抹在面包片上，慢慢吃着。

德·于比埃尔先生又一次提出他的建议。两个乡下人摇头拒绝，但是知道每个月可以得到一百法郎以后，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使着眼色互相询问，决心已经有七八分动摇了。

德·于比埃尔太太急得浑身哆嗦，她跟他们谈起孩子的未来，他的幸福，以及他以后可能给他们的钱。那庄稼汉问：“这一千二百法郎的年金在公证人面前立字据吗？”德·于比埃尔先生回答：“当然，从明天就开始。”那乡下女人想了想，说：“每月一百法郎换咱们一个孩子太少了一点，再过几年这个孩子就可以干活儿了；我们要一百二十法郎。”

已经急得跺脚的德·于比埃尔太太立刻答应了。村长和另一位邻居也很乐意当证人。年轻女人欢天喜地，像从铺子里买到一样喜爱的小玩意儿似的，抱着啼哭的小娃娃走了。蒂瓦什夫妇立在门口，一声不响，也许有点懊悔不该拒绝吧。

从此，蒂瓦什夫妇和邻居闹翻了。蒂瓦什大婶大骂他们无耻，有时候她抱着夏洛，炫耀地说：“我没有钱，可我不卖我的孩子！”

一连好几年，她天天含沙射影地骂。到最后，蒂瓦什大婶竟然相信自己比当地任何人都高出一等。人们也以她为榜样，都说：“那条件可是非常吸引人的。蒂瓦什大婶真是个好母亲。”夏洛长到18岁了，他从小听惯了别人不断重复的话，也认为自己比同伴们都高出一等，因为他没被卖掉。

瓦兰夫妇靠着年金生活得很舒适，蒂瓦什夫妇无法平息的怒火就是从这一点来的，他们一直很贫困。

夏洛二十一岁那年，有一天早上来了一辆华丽马车停在两所茅屋门口，一位挂着金表链的年轻先生搀扶着一位贵妇人走进了瓦兰的茅屋，就像走进他自己家一样。

年轻人说：“你好，爸爸。你好，妈妈。”瓦兰夫妇惊讶地立起来。那乡下女人激动得连肥皂都掉在水里，她结结巴巴地说：“是你吗，我的孩子？是你吗，我的孩子？”老头儿全身哆嗦着，说：“你回来啦？”

他们相认后，做父母的一定要立刻领儿子出去见见当地的人。他们领他去见村长，见村长助理，见教堂神父，见小学教员。

夏洛站在自己的茅屋门口，望着他们走来走去。

晚上吃饭的时候，夏洛对两个老人说：“你们一定是傻瓜，才会让人家把瓦兰家的孩子带走。”母亲固执地回答：“我们不愿意出卖我们的孩子。”蒂瓦什老大爷生气地说：“你要责备我们把你留下吗？”年轻人粗暴地回答：“对，我要责备你们，你们简直是糊涂虫。像你们这样的父母，只会给孩子带来不幸。我要是离开你们，这也是你们自作自受。”

老妇人眼泪哗哗流到汤盆里，她低声哭着说：“累死累活把孩子们养大了，落这么个下场！”那小伙子冷酷地说：“与其像现在，还不如不生下来。我刚才看见那一个，肺都要气炸了。我对自己说：瞧，我本来应该是这个样子。”

两个老人垂头丧气，流着眼泪，却一声不响。他接着又说：“不行，想到这件事太痛苦了。我宁可到别的地方去谋生。”他打开门，一片说话声传进来，瓦兰一家正在庆祝孩子的归来。

于是夏洛跺了一下脚，朝他的父母转过身来，嚷道：“土包子！”

他消失在黑夜里。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