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文本一：

支队政委（节选）

王愿坚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像是负了伤，正在爬一个崖头，怎么也爬不上去。忽然，老胡来了，他变得跟棵老黄松似的，又高又大，伸出小葵扇那么大的一只手，拉住了我……一睁眼，可不是，我的手正在他手里攥着呢。

见我醒了，他把我的手捏紧了，突然问我：“老黄，我求你个事成不成？”

“怎么不成！”我奇怪地看了他一眼。他的脸被拂晓时的月光一照，更是苍白，简直像是块白石头刻出来的。“我让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一定！”

他扭身戳了戳正在酣睡的林大富。小伙子一骨碌爬起来，愣眉愣眼地问：“政委，要出发？”

“不，有任务！”老胡说着抓起一个挎包，对我说：“咱们到那边竹林里去。”

我疑疑惑惑地背起他，来到了那片竹林边上。这时，启明星贼亮贼亮的，东方已经现出鱼肚白了。老胡四下里看了看，选了一棵大毛竹，靠在上面坐下来，又问了我一句：“真的叫你干啥你干啥？”

“真的，快说吧！”我被他弄得又糊涂又心焦。

“好！”他伸手从挎包里掏出两根绳子，“噗”的一声扔在我面前，然后两手往竹子后面一背，厉声说：“把我绑起来！”

“该不是叫伤口疼得他神经错乱了吧？”我想，本想不干，无奈已经有言在先了，我一面绑，一面问“这是干啥？你疯啦？”他没搭我的腔，只是一个劲叫着：“绑紧点，绑紧点！”等我们把他两手绑好，他又把那条伤腿伸开，蹬住了另一棵竹子：“把这也绑住！”我们也照办了。

看看我们都弄妥了，他咬咬牙说：“来，使劲挤它！”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他的意思，我叫过小林，轻经地打开了他伤口上的布带子。伤口，像个发得过了火的开花馒头，又红又肿，没有器械，没有麻药，硬是把脓血从伤口里挤出来，这痛苦……

“快，快下手哇！”他在催我。

“我，我干不来！”我痛苦地说。

“你答应过我嘛，黄兴和同志！”他哀求似地说，“你总不能瞪着眼看我受罪呀，是不是？俗话说‘伤口出了脓，比不长还受用’，帮我挤挤就好了。好了，那不给队上减少了个累赘？又可以多帮你干点工作。”对我说完软的，又对小林来硬的：“林大富同志，‘三大纪律’头一条就是服从命今，我命令你：挤！”

我横了横心：“干！”便让小林抱住他的腿，我两手握着伤口按下去。随着手劲，我觉得手底下他的肌肉猛地哆嗦了一下。我问：“老胡，怎么样？”

“没关系，你，你别管我！”

我继续用力挤着伤口，这会儿我真想看看他是不是吃得消，却又不敢看。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减少些痛苦，我故意把话岔开来：“老胡，你看今天敌人还会不会再跟上来？”

“说……说不上……”他低声回答。他把“上”字说成了“桑”，听得出话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再追上来怎么办呢？”我又问。

“嗯……”他猛地抖了一下，那两株竹子也跟着索索地抖一阵。

“要是真来了，咱就再干他一下，好不好？”

“嗯……”他又是一阵猛抖。

一连两次问话没有回答，我心慌了，扭头向他望了望，只见他两手紧紧抠住地面，那被痛苦扭歪了的脸上，汗水顺着那浓黑的眉毛和鬓角，一串串地流着。

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压下想住手的打算，火辣辣地喊了声小林：“快，快去化杯盐水来！”

蓦地，竹子剧烈地颤动了一下，两片硬硬的小碎骨片跳到了我的手上，然后滑过指缝掉落到脚下的草丛里。我停住了手。这才觉得自己的脊背一阵发冷，原来衣服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汗水湿透了。

我俩把他的伤口用盐水洗净，包扎好了，然后解开绳子，扶他在草地上平躺下来。他紧闭着眼，像睡着了似的。我撩把野草擦着手，坐到他的身边，小林正在掰着他的手指，他手里紧握着一把潮湿的泥土。

太阳已经出来了。阳光淡淡地洒在他的险上。他无力地睁开了眼，深深地吸了口气，说：“老黄，痛——啊！”

汗珠映着阳光，晶亮晶亮的。我觉得自己的眼睛仿佛被这晶亮的反光刺得发痛，一滴咸咸的东西滚下来，流到了嘴角上。

（有删改）

文本二：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节选）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陈毅的伤口始终愈合不了，到了1935年6月，他已不能行走。游击队缺医少药，只有四种成药：八公丹、万金油、人丹和济公水。陈毅把万金油涂在伤口上，再换上新纱布。不久，伤口情况有所好转。^①

夏天，陈毅还能一瘸一拐地走路，可是到了9月，伤口变得疼痛难忍，腿也肿了起来，为了去南雄开会，他不得不拄着拐棍，脚步蹒跚地翻山越岭。这时他决定彻底治疗一下他的腿伤。他叫警卫员把他伤口中的脓挤出去。警卫员看到陈毅痛得脸色发白，急忙停下手来。陈毅命令他继续挤，警卫员说他下不了手。陈毅已经痛得浑身发抖，“好吧，”他说，“用绳子把我捆起来，这样我就不会发抖了。”警卫员把陈毅的腿捆在树上又继续挤，直到把脓挤净并挤出了一片碎骨头才停下。然后，用盐水冲洗了伤口，用涂过万金油的干净布包扎好。陈毅痛得像得了舞蹈病似地浑身发抖，但不久就恢复了自制力，笑着说：“这回它不会再反攻了。”的确如此，伤口彻底愈合了，再也没有发作。^②

【注】①见陈丕显回忆录《赣南三年游击战争》。②材料来自1984年3月23日对胡华的采访。（过家鼎等译，有删改）

方志敏最后的七个月

梁衡

方志敏本来是可以不死的。1935年1月，他本已冲出国民党重围。但他说，作为领导人，我不能丢下后面的部队，便又返身回去。后队被敌打散后他又有一次生机，“本来我可以到白区暂避一下，但念着已有部队回到赣东北，所以决心冒险转回。”这样，他终于被捕。他知必死，为免与敌啰嗦，遂索一纸，写下：“革命必能取得最后胜利，我愿牺牲一切，贡献于革命。”敌押他示众，他戴镣铐，昂首立于台上，凛然不可撼。当时一美国记者曾写道：“在场的人个个沉默不语，连蒋介石的军官也如此。这种沉默表示了对他毫无畏惧神色的尊敬和同情。”

方志敏自1月29日被捕，到8月6日就义，在狱中共七个月。开始，他只求速死。但敌人想诱降他，将他移至优待牢房。于是他便改变主意，尽量拖延时间，做两件事。一是争取越狱；二是以笔代枪，写文章。他一人背水作战，去做狱吏和高级囚犯中国民党人的工作。虽不能越狱，但这些人帮他传送出了珍贵的手稿。他在狱中写了《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12篇文章，共13．6万字。这期间他要不断应付敌人的提审，要做团结动员难友的工作，做争取狱吏的工作。他戴着脚镣手铐，又有十多年的痔疮，流血化脓，不能平坐。每天平均要完成一千多字，这是何等的意志力？

这些手稿到他死后五年才辗转送到重庆，叶剑英含泪读罢即赋诗道：“血染东南半壁江，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文天祥）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

重读他的狱中文稿，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他坦然面对死亡。“死是无疑的了，我们为革命而生，更愿为革命而死。”他准备好了临刑前呼喊的口号，每天牢门一响，就准备敌人上来打开脚镣，拉去枪毙。但是，没有想到敌之残忍，居然懒得开脚镣，推出枪毙后连镣同埋。多年后，人们就是凭着脚镣上的号记，才确认了烈士的身份。

读狱中稿，我们明白了他在死亡面前，为什么这样从容。原来他是在为民族赎难，文稿中有一大部分是揭示民族的苦难。“佃户向地主租田，一般都四六分，地主坐得六成。土地日益集中在少数地主手里。佃户生活受饥挨冻，甚至不能生存。每到年关，被逼租逼债，卖妻鬻子，吊颈投水一类的悲惨事不断发生。”

读狱中稿，我们还看到了他在狱中痛定思痛，细理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教训。“这次因为我们政治领导的错误和军事指挥的无能致红十军遭受怀玉山的失败，我亦因之被俘，囚禁于法西斯蒂的军法处，在没有枪毙以前，我应将赣东北苏维埃的建设，写一整篇出来。”他在临死前两个月写成了1.5万字的《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为党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读狱中稿最让人落泪的地方，是他自知生之无望，但对事业仍不改初心。在《可爱的中国》结尾，他用诗一般的语言来写自己的身后事，充满了浪漫、憧憬，而无一丝的悲哀：“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我的精神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忱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

我们曾去苏区政府旧址，在枫林村的一座寺庙，见到了97岁的周桂兰。我们在台阶上摆了几个小凳，听她谈80年前的往事。她印象最深的是方志敏的和蔼可亲，发动妇女剪发、放开裹脚、扫盲识字。我问：“你现在怎么还记得这些事？”她说：“好人啊！我现在还供着他的灵位呢，每天还给他念经上香。”这一句话把我们六七个人都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座中有女士轻轻地问：“在哪里？能看一下吗？”“在三楼上。”于是我们扶着这个近百岁的老人，打着手电，颤颤巍巍地爬上三层楼。这是一个小佛堂，墙上供着超度人的名单。她每天念经超度，已50年。她，一直在为他招魂。80年了，也许在喧闹的都市里，在匆忙的官场上，人们早已淡忘了一个叫方志敏的人。但是在赣东北的青山绿水间，在老区人民的心里，还有人没有忘记他。

读方志敏的文稿，让人联想起许多狱中文章。这是在特殊年代、特定背景下的作品，是时代、人格、事业、生命相撞击的火花。中国史上最有名的狱中文章是文天祥的《正气歌》。共产党领袖中，有瞿秋白狱中《多余的话》，胸怀坦荡，明月清风；有彭德怀在“文革”关押中，形成的《我的自述》，堂堂正正，掷地有声。

人类永在进行寻找文明的新长征，这些文稿是征途上一盏永不熄灭的灯。

（有删改）

二姥姥

史铁生

⑴我家有一位 “二姥姥”。不知怎么，我一直想写写她。

⑵可是，真要写了，才发现，关于二姥姥我其实知道的很少，不过在我的童年中一闪而过。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母亲在世时我应该问过，但早已忘记。母亲去世后，那个名字之下的历史，那个名字之下的愿望，就都消散得无影无踪。我问过父亲：“我叫二姥姥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父亲想了又想，眼睛盯在半空，总好像马上就要找到了，但终于还是没有。

⑶这确实有些奇怪。我与她见面，总共也不会超过十次。我甚至记不得她跟我说过什么，记不得她的声音。她是无声的，黑白的，像一道影子。她穿一件素色旗袍，从幽暗中走出来，迈过一道斜阳，走近我，然后摸摸我的头，理一理我的头发，纤细的手指在我的发间穿插，轻轻地颤抖。仅此而已，其余都已经模糊。直到现在，直到我真要写她了，其实我还不清楚为什么要写她，以及写她的什么。

⑷母亲带我去看二姥姥，肯定都是我六岁以前的事，或者更早，因为上幼儿园之后我就再没见过她。她很漂亮吗？算不上很，但还是漂亮，举止娴静，从头到脚一尘不染。她住在北京的哪儿我也记不得了，印象里是个简陋的小院，简陋但是清静，什么地方有棵石榴树，飘落着鲜红的花瓣，她住在院子拐角处的一间小屋。惟近傍晚，阳光才艰难地转进那间小屋，投下一道浅淡的斜阳。她就从那斜阳后面的幽暗中出来，迎着我们。母亲于是说：“叫二姥姥，叫呀？”我叫：“二姥姥”。从她手上冰凉而沉缓的颤抖中我明白，那惶恐是在更为深隐的地方，或是由于更为悠远的领域。那种颤抖，精致到不能用理智去分辨，惟凭孩子浑沌的心可以洞察。

⑸也许，就是这颤抖，让我记住她。也许，关于她，我能够写的也只有这颤抖。这颤抖是一种诉说，如同一个寓言可以伸展进所有幽深的地方，出其不意地令人震撼。这颤抖是一种最为辽阔的声音，譬如夜的流动，毫不停歇。这颤抖，随时间之流拓开着一个孩子浑沌的心灵，连接起别人的故事，缠绕进丰富的历史，漫漶成种种可能的命运。恐怕就是这样，所以我记住她。

⑹二姥姥比母亲大不了几岁。她叫母亲时，叫名字。母亲从不叫她，什么也不叫，说话就说话，避开称谓。母亲不停地跟她说这说那，她简单地应答。母亲走来走去搅乱着那道斜阳，二姥姥仿佛静止在幽暗里，素色的旗袍与幽暗浑成一体，惟苍白的脸表明她在。一动一静，我以此来分辨她们俩。母亲或向她讨教裁剪的技巧，把一块布料在身上比来比去，或在许多彩色的丝线中挑捡，在她的指点下绣花，绣枕头和手帕。有时候她们像在讲什么秘密，目光警惕着我，我走近时母亲的声音就小下去。

⑺好像只有这些。对于二姥姥，我能够描述的就只有这些。她的内心，除了母亲，不大可能还有另外的人知道。但母亲，曾经并不对谁说。

⑻很多年中，我从未想过二姥姥是谁，是我们家的怎样一门亲戚。有一天，毫无缘由地（也可能是有好几年母亲没带我去看二姥姥了），我忽然问母亲：“二姥姥，她是你的什么人？”母亲似乎猝不及防，一时嗫嚅。我和母亲的目光在离母亲更近的地方碰了一下，我于是看出，我问中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母亲于是也明白，有些事，不能再躲藏了。“呵，她是……嗯……”我不说话，不打断她，“是你姥爷的……姨太太。你知道，过去……这样的事是有的。”

⑼我和母亲的目光又轻轻地碰了一下，这一回是在离我更近的地方。唔，这就是母亲不再带我去看她的原因吧。

⑽“现在，她呢？”我问。

⑾“不知道。”母亲轻轻地摇头，叹气。

⑿“也许她不愿意我们再去看她，”母亲说，“不过这也好。” 母亲又说：“她应该嫁人了。”

⒀“文革”中的一天，母亲从外面回来，对父亲说她在公共汽车上好像看见了二姥姥。“你肯定没看错？”母亲不回答。母亲洗菜，做饭，不时停下来呆想，说：“是她，没错儿，是她。她肯定也看见我了，可她躲开了。”父亲沉吟了一会儿，安慰母亲：“她是好意，怕连累咱们。”

⒁这之后不久，二姥姥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