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城”还是“卢城”

出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首传诵千古的《出塞》，抒发了王昌龄追昔抚今的感慨。一般认为，诗中的“飞将”指西汉名将李广，他长期成守北部边境，以勇敢善战著称，匈奴呼之为飞将军，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畏惧、惊退。那么，诗中的“龙城”又指何处呢？

历来唐诗集多作“但使龙城飞将在”。清朝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也持此说，认为“唐人边塞诗中所用地名，有但取字面瑰奇雄丽而不甚考地理方位者”。此处的“龙城飞将”“乃合用卫青、李广事，指扬威敌境之名将，更不得拘泥地理方位。而诗中用‘龙城’字，亦有泛指边关要隘者”。就是说，“龙城”不过是象征性的地名，并非特指某一具体城邑。

宋朝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将“龙城”改为“卢城”。为何作此改动呢？阎若璩《潜邱礼记》作了解释：”李广为右北平太守，匈奴号曰飞将军，避不敢入塞。右北平，唐为北平郡，又名平州，治卢龙县。唐时有卢龙府、卢龙军。”所以龙城就是右北平，应为卢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唐诗选》即取此说，将“但使龙城飞将在”改作“但使卢城飞将在”，认为卢城即今河北卢龙。但是，无论汉朝还是唐朝，右北平从来就没有称过卢城，只有《汉书·西城传》中有一个无雷国，其国王“治卢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显然，此卢城不是右北平。况且，《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记载的那次威震敌胆的龙城大捷是卫青指挥的，并未提及与李广有关。张际认为，龙城是匈奴祭祀龙神、祖先的地方，因其地点并不固定，故而在匈奴境内统称为“龙城”。

清朝孙洙《唐诗三百首》引《晋书·张轨传》的记载：匈奴曾筑姑臧城，“地有龙形，故曰龙城”。据此说，“龙城”是指姑臧城，即今天的甘肃武威。张际在《“龙城”考》中则认为，据《史记》《汉书》等多处记载，龙城是匈奴祭祀龙神、祖先之地，地方并不固定，但在匈奴境内统称为“龙城”。汉代史籍往往采用音译，分别被写成“龙城”“笼城”“茏城”“龙庭”，“龙城”可能是音近而误讹为“卢城”，两词实为同义。西汉初年，匈奴连年犯境，汉朝无力抵御，直到汉武帝时，国力强盛起来，才命卫青、霍去病等实施反击。元光六年的龙城一战，首战告捷，一扫汉朝70多年的屈辱，大大振奋了军心民心。龙城之战成为汉朝军民心目中扬威敌境、雪耻大胜的象征。李广是屡建战功、威震敌胆的英雄，是汉家大将的杰出代表。因此，王昌龄将大捷的象征——龙城，冠于西汉名将的象征——李广头上，将卫青和李广的业绩揉合在诗中，表达杀敌制胜、扬威敌境的意思。

王昌龄取“龙城”一词，还出于音律的需要，而且字面又瑰奇雄丽，选用了它，使诗句达到了音、义、色俱佳的境地。

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下的绚丽之美

魏家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为美是一种基本的生活观念，也是一种基本的美学观念。朴实无华，清新自然，成为美的最高形态。这一美学观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在强调“文以载道”的前提下，提倡文学艺术表现手段的质朴与简洁，更能体现文学的实用价值。

从上古时代到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一般观念上都强调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反对追求华丽的奢侈，不但老百姓不可能有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身的社会地位的享受，就是贵为天子的君主，也不应该一味地贪图享乐。《尚书·五子之歌》：“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把华丽的美与奢侈的生活欲望简单地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追求华丽的美就是一个国家衰败和灭亡的根本原因。《国语·楚语上》：“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这是倡导朴实之美的最基本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与此同时，传统美学观也就把对美的鉴赏和崇尚纳入了政治风格和道德评价领域，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超美学的标准。

朴素，作为一种美的形态，就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提出来的。老子在时代的变革面前，希望回到“小国寡民”的上古社会去，因此提出了把“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作为一种治国的原则。老子极端反对文学艺术的精巧与美丽，他认为，那种美丽的色彩不但对人的心理是一种摧残，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很可怕的腐蚀剂。在美与真的关系上，老子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既然如此，艺术创作就只能对客观存在的现实作简单的描摩与再现，而无须作艺术的修饰，这正是老子的“无为”的政治理想、“大巧若拙”的社会理想在艺术创作领域的推广与贯彻，也正是朴素为美的美学观念的源头。庄子的美学理想从整体上看是追求宏大之美，其中的《逍遥游》、《秋水》等篇都表现出壮美的气势，但在对美的形态作论述的时候，却更多地强调朴素、自然、平淡的美，这使他与老子的美学思想有着明显的一致性。

崇尚自然、平淡、朴素、简约，本来是老庄美学思想的精髓，但在先秦时期，其他派别的许多思想家也加入了对华丽之美的尖锐批判，这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美学思想传统。墨家从下层人民的立场出发，提出“非乐”的主张，曰：“为乐非也。”法家对华丽之美的批判态度更加尖锐，认为文饰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丑的本质：“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不但把绚烂华丽作为“丑”的外表装饰，而且还同老子、庄子、墨子一样，把追求华丽之美同国运、民心联系起来，而且，儒家美学思想中本来就包含着“节用”的观念和“辞达而已矣”的主张。这样，不但是儒与道，而且又加上了墨与法，这四家的美学思想在朴素、自然、平淡、简约、实用这诸多方面形成了合流，更强化了朴素为美在中国美学传统中的地位，华丽之美也就成为众矢之的了。

（节选自《华夏文明》，有删节）

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开始从传统的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转向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由工业社会转向消费社会。伴随这一重大变化，西方“结构主义”学派对文化、消费、社会三者关系进行研究，提出“文化分化与社会分化同源说”，精英阶层消费高雅文化，大众阶层消费通俗文化。法国著名文化社会学者布尔迪厄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人们在日常消费中的文化实践，从饮食、服饰、身体直至音乐、绘画、文学等的鉴赏趣味，都表现和证明了行动者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和等级。鉴赏趣味的区分体系和社会空间的区分体系在结构上是同源的，在文化符号领域和社会空间之间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对应”。

自20世纪90年代始，西方学者在对文化消费的社会学研究中发现，作为文化消费主体的“文化”就其本质而言可理解为个体所拥有的知识、道德、价值观、生活态度等的自我建设以及社会外化。“文化消费”表现为消费主体消费文化产品、参与文化活动、接受文化服务。虽然个体文化消费确实存在高低不同的层次差异，但这种差异已发生“非结构性对应”变化，部分精英群体不仅欣赏交响乐，也消费流行音乐。与此同时，伴随高等教育的普及，出现了一批“新中产阶层”，这一新兴阶层的文化消费兼顾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由此，生成了“杂食主义文化消费群体”，相应也就分化出只消费通俗文化产品或高雅文化产品的“单食主义文化消费群体”。这样就形成了新型的文化消费分层结构，即文化杂食主义者与文化单食主义者的分化对立。于是，文化消费出现了由“精英——大众模式”到“文化杂食者——文化单食者模式”的新变化。

“文化杂食主义者”是文化的鉴赏趣味及消费选择跨越优雅、通俗两个层面的文化消费群体。具体可细分为两类：一类是接受过很高层次教育，社会实践经历丰富，拥有雄厚的文化资本积累和相当的经济资本积累。他们尽管在文化消费总体人群中占比较小，但处在文化社会层面的高端，对文化及文化消费的整体发展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另一类一般都受过较为系统的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社会实践经历，拥有较为丰富的文化资本积累，也具备必要的经济资本。伴随杂食的文化消费模式，其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逐渐达到平衡，综合文化社会地位得以提升。但这类“文化杂食者的开放性背后隐藏着一种拒绝，即对那些与社会边缘化群体相关的文化产品类型持排斥态度”。

“文化单食主义者”是文化的鉴赏趣味和消费选择聚焦在高雅文化或通俗文化中的某一个层面的文化消费群体。大致也分为两类，一类是聚焦高雅文化层面的文化消费主体，此类人群是高雅文化的基本消费人群，对高雅文化消费具有一定话语权，由于其在总体文化消费人群中占比较少，所以对文化消费的综合话语权要低于文化杂食主义群体。另一类是聚焦通俗文化层面的文化消费主体，此类人群是通俗文化的基本消费人群，对通俗文化消费具有一定话语权，由于其在总体文化消费人群中处于非主流地位，所以对文化消费的综合话语权要低于文化杂食主义群体。

与此同时，文化单食主义者对文化多样性、文化多元化的蚕食应值得警惕。文化多样性可理解为文化消费主体所拥有的一种特殊文化资本积累，即所拥有的文化知识涉及国际、国内、区域、城市等不同空间多样性文化领域，文化多元化可理解为对这些多样性文化的认知、尊重和包容的态度。文化单食主义者群体由于文化知识结构单一、兴趣取向单向度特征明显，加之文化包容性较弱，对跨国、跨区、跨城市、跨种群的文化多样性、文化多元化的认知力、认同度要弱于文化杂食主义者群体，不利于文化多样性和多元化的维护与推行。

（选编自张小平《文化单食主义者的群体分析》）

中晚唐时期怀古题材的篇什大量涌现。诗人们面对昔日繁华一时的古迹，或者那些历史上称雄一时的帝王陵寝，联想到唐王朝盛世不再，都不禁生发出无限的感慨。当然，中晚唐诗坛上之所以怀古诗发达，其深层的原因更在于诗人对社会现实的深切感受。当年歌舞喧天的繁华城阙，如今却荒草离离。诗人用自己的眼光、体验，来烛照历史的情境，使历史和现实沟通起来。在历史中映出现实，在现实中反观历史。

诗的意境都是以时空形式存在，而诗中的时空，又未必是自然客观的，甚至也非纯然心理的，而是将现实时空、心理时空以意象化的方式绾合在一起的审美时空。“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陆机语），便是形容诗的时空张力。怀古诗在时空感上给人以强烈的冲击，诗人多将现实和历史糅合在一起，两重时空并置叠映，使人们既能穿越于时间的隧道，在眼前呈现出当年的光影；又能感知于当下，创造出身临其境的实感。刘禹锡的《石头城》尤能体现此种双重时空特征，其诗云：“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山、城、潮汐，既是眼前之景，也是旧时风物。当下的时空是眼前景，过去的时空隐含于其中，深邃的历史感寓含于诗境。

时空并置只是一种分析模式，而如果要在审美上感受到这种张力，并且获得对于历史的感怀、对于当下的省思，必以意象或意境的直击心灵才能生发出强烈的审美效应。中晚唐的怀古诗，为了表现世事的沧桑陵替，往往以意象为焦点进行转换，绾合古今，使读者往来于古今之间。如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通过“堂前燕”的流转，寓含人世之沧桑。朱雀桥，乌衣巷，在六朝时都是大士族的聚居之地，而今却成了寻常人家。“堂前燕”作为枢机，联结古今。如果说，怀古绝句多数是以一个意象来绾合古今，那么，律诗则是以若干意象来联结古今，构成了整体组合式的双重时空。

时空的并置与绾合，通过意象的呈现而获得审美魅力，而诗人的观照方式也起着重要作用。韩林德先生曾说：“一个民族持何种观照世界的方式，是持直线式的‘焦点透视’，还是持曲线式的‘流观’，归根结底，受该民族的哲学思维和美学思维支配。”（《境生象外》）“流观”似乎是中国画的观照方式，其实诗中也多用之。从中晚唐的怀古诗来看，诗人往往从多个视点上来观照古今的迁替，通过几个不同的意象表现盛衰之感。中晚唐怀古诗中的时空是融为一体的，时间的纵深也就是空间的展开。怀古诗的审美魅力，可以从时空的向度上得以理解。

（摘编自张晶《时间绾合的中晚唐怀古诗》）

材料一：

什么是审美现代性呢？如果简单地望文生义地推论，就会轻而易举地得到这样的解答：审美现代性与现代性是一致的，是审美活动中体现出来的现代性特征。事实并非如此。审美作为超越的、自由的活动，并不肯定现实，并不与现实相一致，而是超越现实，甚至否定现实，审美的自由品格和超越本质存在于审美与现实的差异之中。同理，审美现代性也不是现代性的肯定形式，而是对现代性的超越甚至否定。这就是说，审美现代性与现代性并不一致，它是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力量，它使主体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着反思能力和超越品格，不至于丧失自觉性而成为盲目的存在。

由于现代性具有感性与理性两个层面，审美现代性同样体现为感性和超感性两种形式。审美现代性的感性形式体现于大众审美文化中。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大众审美文化兴起，它包括通俗文学、流行艺术、大众化的影视作品，也包括商业化的产品设计和包装、时装、广告，等等。大众审美文化作为感性审美现代性，具有两重性，一为与感性现代性之间的契合性、亲和性；一为对感性现代性的差异性、超越性。一方面，大众审美文化迎合了现代消费主义浪潮，借助市场经济，使自己商品化，成为物质享乐的助力。最终，也就成为现代性的战利品，丧失了自己的超越品格。另一方面，大众审美文化还具有审美属性。审美属性使大众审美文化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感性现代性的物质主义，使物质消费带有某种精神性；一定程度上克服感性现代性的鄙俗性，使低俗文化品质有所提升。总之，大众审英文化的两重性始终存在，二者相反相成，构成感性审美现代性。

审美现代性的超感性形式是精英审美文化。精英审美文化不同于大众审美文化，它是精英知识阶层为主体的审美文化，包括现代纯文学、高雅艺术，以及其他高雅审美文化。精英审美文化所体现的审美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反现代性。现代性一方面带来了社会进步，同时也导致生存危机。科学主义以对自然的征服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并且带来技术对人的统治（技术异化），从而威胁人的自由；人本主义确立了人的主体性，肯定了人的价值，但是也导致个体生存根据的丧失、生存意义的迷惘。现代性的消极面意味着需要一种反思批判力量，以唤起生存的自觉和保持自由精神。审美现代性的超感性形式－－精英审美文化作为典范承担了这个任务，它使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免于丧失自我，免于精神沉沦，从而成为一种拯救力量。

大众审美文化与精英审美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也形成了相容互补的关系。所谓相容性，是因为大众审美文化与精英审美文化都有助于人的价值的提高，大众审美文化与现代性的契合及对现代性的升华，有利于增进人的现实幸福；而精英审美文化对现代性的抗争有利于恢复精神的自由。所谓互补性，是指大众审美文化与精英审美文化的长处与短处可以互相弥补，大众审美文化可以弥朴精英审美文化的贵族化、远离现实生活的偏向；而精英审美文化则可以弥补大众审美文化的感性化、低俗化偏向。必须相容互补，才是完整的审美现代性。不能以片面的态度看待其中任何一种，尤其要克服歧视大众审美文化的态度。

（摘编自杨春时《审美现代性与大众审美文化》）

材料二：

审美现代性对日常经验的否定具有积极意义，但这种积极作用的背后也隐含着某些值得思考的负面因素。首先，审美现代性在批判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工具理性和惰性时，往往夸大了其负面功能，甚至是不加区分地反对一切非艺术的生存方式和理性功能。于是，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极端化，良莠不分地统统加以拒绝。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难发现审美现代性自身的极端性和激进色彩。其次，在颠覆和否定日常经验和生活的同时，审美现代性割裂了艺术与日常现实和普通民众的传统联系。虽然艺术不再是日常现实的模仿，不再是熟悉生活的升华，但问题的另一面也就暴露出来，艺术与现实的联系显得十分脆弱，艺术与公众的纽带被割断了。所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主义艺术的那种“文化精英主义”色彩。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承认现代主义艺术所主张的审美现代性确有批判颠覆启蒙现代性之工具理性的功能，但由于远离普通公众，选离日常社会生活，这种批判和颠覆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小图子里的游戏而巴。最后，否定、批判和颠覆多于建设，这恐怕是审美现代性的另一局限。启蒙理性尽管有问题，但必须承认，没有这种启蒙，社会文化就不可能获得巨大的进步，甚至连审美的现代性也不可能。正是从这个角度说，审关现代性是受惠于并发源于启蒙现代性的。它作为后者的对立面，尽管暴霉了工具理性的压抑性质，但在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建设性地去除糟粕保留精华等方面，却显得无能为力。

（摘编自周宪（审美现代性与日常生活批判》）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首次亮相。这是我国法治进程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件大事。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国家治理要达成现代化的转向，依法治理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民法典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一角色意义，不仅在于民法典构建了内容集中、体系分明、价值统一的统一法典，更在于民法典契合了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命题。

一方面，民法典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位置重要。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离不开法律制度、法律体系以及法治体系的现代化。作为保障个人权益的最重要法律之一，民法典事关每一个社会个体的方方面面，它以对人的保护为核心，以权利为本位，系统全面地规定了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在民事活动中享有的各种人身、财产权益。

民法是万法之母。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事立法不断进步，但是民法体系仍有待完善。与单行法不同，民法典全面规范民事关系，具有系统性、层次性、科学性的特点，集中体现民法的价值、理念和原则，是民事司法的基本依据和行为准则。在这个意义上，制定、颁布和实施民法典，是中国法治健全完善的重要标识，更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布局。

另一方面，民法典与国家治理能力密切相关。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路径。民法是宪法精神的具体化，体系化的民法典则消弥了单行民事立法之间的疏漏、重复和冲突，充分保护了人们在社会中生存发展的民事权利，保证了民事司法的统一、公正、高效和权威，自然也赋予了国家治理能力在民事领域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要求。

从社会层面看，民法典全面、准确、系统确认和保护民事权利，为规范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提供基本准则，自然也会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权利观念、法治意识和道德共识，这也将大大降低国家治理的成本付出，达到国家治理强制约束与规范自律相结合的目标，提升国家治理效率，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注入强大动力，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明确科学定位。

世界民事立法史表明，民法典是人民权利的宣言书，是法治发展的里程碑。法国、德国等具有全世界影响性的民法典，都是在民族复兴、社会转型、国家崛起的关键时期制定出来的。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亟需法治发挥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治理作用，民法典恰逢其时。

“法者，治之端也”。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法治是最重要的逻辑起点之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民法典蕴含了民事权利保障、法律义务强化、社会秩序稳定等多重价值，是以良法推进善治的重要抓手，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摘编自蔡斐《民法典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文脉延续，国之强大，离不开赓续历史传统、守护文化瑰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可以说，支持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扶持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守护共同的精神家园。

近年来，包括国粹艺术、非遗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渐成热潮。“故宫跑”、京剧“潮”、敦煌美、诗词热……诸多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艺术形态活跃在各大平台，不仅越来越有时代风尚，而且吸引了更多人参与其中。伴随着传播热度的是，人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关注。换言之，文化热，不能热在一时，而要在持续支持与扶持中焕发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应该看到，优秀传统文化“热起来”的背后，藏着对其与持与扶持的紧迫性。仔细观察一些火热的传统文化形态，多数是因为某个“IP人物”的带动而进入人们视野。这是好现象，却也值得反思。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如何更有持续性？如何能百花齐放？如何能激发内生动力、散发外在魅力？思考并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持和扶持大有裨益。

这就需要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给予支持和扶持。弘扬传统文化，既是传播的过程，又是研究的过程，归根结底都要立足于对共深入研究之上。这几年，围绕敦煌的文化话题之所以火热，与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不无相关。人们不仅知道敦煌文化，而且了解以“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为代表的研究文化，更是借助诸如《敦煌飞天》的芭蕾舞感受到共中的文化魅力。只有通过深入研究，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及现代意义，才能真正既“活”又“火”。

这就需要具有博大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以敦煌文化为例，其文化风格之丰富、文化样态之精彩，很大程度上在于历史上的中西文明交流，这是互相学习借鉴的成果。如今，共建“一带一路”，再次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发展、交流互鉴提供了契机，加强同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增进民心相通，就能学习借鉴到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应该说，中华文化之伟大在于包容互鉴，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更需要秉持包容精神。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新时代，我们追随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就都能够活起来，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也必定具有更强大的精神动力。

（摘编自仲田《如何才能让优秀传统文化既“活”又“火”》）

儒家思想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向不缺答案。但无论“仁”还是“中庸”，都仅仅部分地反应了儒家的思想观念；综合起来，只有“责任”才是儒家思想内核的内核，尽管孔孟等人并未作此概括。以“责任意识”为根本指针的儒家思想，拒绝道家那种“高大上”式的玄远，拒绝墨家“草根”式的琐屑，拒绝法家“狱吏”式的苛细，人性化地满足了社会的需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人性化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儒家对“人”（而不是“神”）有着极高的定位：“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这种把人看作“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首）”的观点，决定了儒家的“人生”设计十分严肃——至少要对得起“人”在天地间的这种地位。然而人性是复杂的，就其本能而言，人总是倾向于膨胀私欲、挤占他人权利空间。若不加以约束，必然导致冲突，引发社会危机。为避免这种情况，儒家认为，在刑法等硬性制度之外，还需要一套软制度，来教化人们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不忘对他人对社会尽责。他们把这套“文化”（文明的教化）的软制度归纳为“礼”。刑法与礼，是社会治理的左右手。

关于“礼”，大部分典籍散遗了，现存的《礼记》，是对古典“礼仪”的解释，可谓“礼”的冰山一角。《礼记》说圣人“为礼以教人，使人有礼”，首要的是为了将人与“能言”的猩猩、鹦鹉区别开来——发扬人的社会性、抑制人的动物性，确保人的言行像个人而非禽兽，是礼的底线。由《礼记》等书可知，礼的规矩是非常详备的。规范人的言行、教导人们该干什么、该怎么干，礼本质上是一份责任清单。在儒家看来，习礼，最重要的是通过“修身”，完善自我，弄清自己的角色，并从自己的角色出发，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恰当地为人处事。

对己对人对社会“尽责任”这种活法，不是儒家凭空设计出来的，是孔子“述而不作”从“先王”“先贤”那里梳理出来的。那些“先王”“先贤”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是“责任意识”的绝佳体现。尧舜协和万邦天下为公，被孔子视为不可超越的标杆。大禹治水，非常辛苦，其实他完全可以弄条“方舟”，只给自己喜欢的人发船票，一走了之。孔子对大禹也“无间然”，没什么可批评的了，因为他尽了作为君主的那份责任。

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思想，是“责任”；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家”。不爱家的人，很难说他能爱国。长期以来，自西方流入的形形色色的“解放”，严重破坏了人们的家庭观念。魏晋时期，儒家思想被抛弃，信仰大厦崩塌，导致了三百年战乱。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更强大的思想武器——唯物辩证法，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围绕它形成的责任文化与家国情怀，依然是现实社会重要的支点和动能。

（摘编自荆培运《儒家思想的本质是“责任”》）

①人与自然的关系不独表现在物质方面，更表现在精神方面的复杂关联。除了自然界种种物象变化对人心的影响之外，人的现实处境和主体心态也会导致其对自然有不同理解和表现。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中说：“同一月夜也，琼筵羽觞，清歌妙舞，绣帘半开，素手相携，则有余乐；劳人思妇，对影独坐，促织鸣壁，枫叶绕船，则有余悲。”在不同的人眼中，自然的面貌原本就是不同的，给人的感触也不一样。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两种形态：一方面，自然摇荡着人的性灵，使人产生或悲或喜之情；另一方面，人将悲喜之情转移、投射到本无情感知觉的自然物上，使其具备了与人同一的感情色彩，从而在自然施与人巨大影响的同时，人也以自我的情志改变着自然物在人们心中的面貌。

②对这种人与自然之间奇妙的生命共感现象，西方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自然变化、草木荣枯使古人看到自己的影子，觉察到自己的生命，并联想到万物与人的生死。因此，在古人的诗文中，纯粹的自然现象是没有的，流动的水，吹过的风，开落的花，都与人自己的命运休戚相关。

③生命的共感帮助我们理解了自然物与人的生理心理之间的密切关系，却难以解释为什么有的自然物可以引起人的快感，有的则引起人的悲感。这就需要探讨自然与人之间异构与同质的问题。

④异构，指二者之间有不同的结构形式；同质，指两种物质之间本质的相同。前者将两种物体区别开来，后者则将两种物体联系在一起。人类和自然，无论形式差异多大，都遵循生命的规律，如生老病死、兴衰荣枯。只是作为高等动物的人具有更强烈的心理感受和情感介入，因此自然界的各种变化所具有的特定精神内涵，都是人赋予它的。但久而久之，这种内涵脱离了人的主观赋予而内化为物的客观属性了。比如，人愤怒的时候就像江海中翻滚的波涛，于是有人便赋予波涛以愤怒的含义；在悲伤的时候泪如雨下，于是有人便赋予雨以悲伤的含义。可是随着这些含义日趋固定，当后人写“峰峦如聚，波涛如怒”时，写“泪飞顿作倾盆雨”时，谁还会为这些自然物的原初含义而大动脑筋?在人们看来，这些自然物所包含的愤怒、悲伤、愉悦等含义似乎是它们与生俱来的。

⑤自然物之所以能表现人的心理情感，除了人赋予它以意义之外，它本身必定也具有能够使人赋予这种意义的某种特质。这种特质，被西方美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称为“力的结构”。由于人的情感也受着形式不同但实质一样的力的结构的制约，所以，人便自然地从外部事物中观察并提取与自己心理情感相一致的内在意义，从而将该事物作为表现自己某方面的情感的特定载体。

⑥由此可见，人们观察自然并借以表现自我情感，是一种主客观相互包容、渗透、影响的活动。这个活动中人的心理情感的作用会得到强化，但自然的物性特征也不可忽略。

（摘编自尚永亮《人与自然的生命共感与异构同质》）

家风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家风建设正是国家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重要环节，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家风文化则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源。

家风，亦称门风、家声、父风等，是家庭或家族的风气、风格与风范，是在累世繁衍生息的过程中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生活作风、立身处世之道、道德面貌和价值观念的综合体。

“家风”一词最初使用是在西晋时期。庾信《哀江南赋序》中说，时人潘岳作《家风诗》，被誉为“始述家风”。家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由家训家教、家礼家德等家文化元素教化、熏陶、积淀而成的，是家文化的表征。家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由家训家教、家礼家德等家文化元素教化、熏陶、积淀而成的，是家文化的表征。传统家风文化的内涵极为丰富，大致可分为勤俭齐家的持家文化、蒙以养正的教子文化、崇德向善的修身文化、宽容仁爱的处世文化等。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翻开中华民族文化史，家风文化积淀深厚、源远流长。优秀传统家风文化传承于各个时代，弘扬于社会各个层面，既有礼贤下士、为政以德的君王帝后家风，教家立范、勤政公廉的名门显宦家风，士魂商才、仁心义路的商界翘楚家风；也有淳风厚俗、仁德范世的义门世家家风，以身示范、睦族善邻的庶族百姓家风；还有救亡图存、济世经邦的志士英烈家风，投身革命、家国天下的老一辈革命家家风。这些优秀家风文化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融入到民族的血液里，为我们提供了安身立命、轨物范世的可贵镜鉴。

家风文化是家文化的核心内涵和突出表征，重视门声家风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不少传统家训作者都强调继承家族的优良家风。司马光家训中要求为家长者“谨守礼法”，“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历史上的司马家族是世代贵胄，却一直恪守“世以清白相承”的朴素家风，勤俭持家。司马光在家训《训俭示康》中告诫儿子，一定要吸取同时代人因不良家风致家族破落的教训，而且要用这篇家训去训诫子孙，永远传承节俭为荣、奢侈为耻的 “清白”家风。陆游《放翁家训》中要子孙继承祖先宦学相承、清白俭约、注重节操的家风。清朝曾国藩在家书中劝诲其弟，要遵守祖先教诲“以绍家风”，反复告诫子孙“汝曹且勿坠家风”。

家风有优劣之分，对子弟成人成才与否和家族兴衰起着重要作用。家风优劣，不仅关乎个人品行，更关系家国兴衰。重视家风是历代先贤立家处世之本，是我们民族家齐、国治、天下平的前提和基础。今天的家庭仍然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稳定、和谐繁荣的“重要基点”，因而家风建设仍然是当代中国人的必修课。在这方面，作为中华民族先贤智慧结晶的优秀家风文化，无疑可以给我们提供跨越时空的资源，值得我们吸纳借鉴。

(摘编自陈延斌《培塑新时代的家风的丰厚文化滋养》)

材料一

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都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我说西洋社会组织像捆柴就是想指明：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得分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事先规定的。我用捆柴来比拟，有一点不太合适，就是一个人可以参加好几个团体，而好几扎柴里都有某一根柴当然是不可能的，这是人和柴不同的地方。我用这譬喻是在想具体一些，使我们看到社会生活中人和人的关系的一种格局。我们不妨称之作团体格局。

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如果有一位朋友写信给你说他将要“带了他的家庭”一起来看你，他很知道要和他一同来的是哪几个人。在中国，这句话是含糊得很。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他只和他太太一起来，就不会用“家庭”。在我们中国“阖第光临”虽则常见，但是很少人能说得出这个“第”字究竟应当包括些什么人。

提到了我们的用字，这个“家”字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

为什么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名词会这样不清不楚呢？在我看来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

……

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有删改）

材料二

红包凝聚的是中国人自古有之的习俗。在传统社区内部，红包及礼物的使用包括婚丧嫁娶、搬迁盖房、生育做寿、节日等仪式性场合，也包括探病、来往等日常场合。而用途则分两种：维系关系与换取利益。微信红包或多或少延续了这种习俗。

由于亲人间表达感情和互动的方式很多，所以在给亲人的微信红包中，人们未必一定是用最大数额，但传达的感情色彩会更浓厚。除了红包大小外，一对一的发红包的对象常常也与关系远近有关。

一位受访者的经历从反面说明了关系亲疏与红包的关系。他提到，过年时给别人发红包拜年，但对方不是自己的近亲属，于是拒收了红包，自己和对方都有点尴尬。不少受访者都谈到了红包发错对象或抢错了定向红包的尴尬。这种尴尬是源于错误的关系“闯入”。

2003年，有一个词语让中国人听起来一度感到恐慌，那就是“非典”。这种疾病并非2003年才新出现，也并非中国才有。在此之前，人们对“非典”十分陌生，加之此次在中国流行的“非典”的病原体是以前从未见过的新的病毒，面对突如其来的流行疾病，人们显得束手无策。没有现成的治疗方案；没有有效的治疗药物，传统的抗菌药物治疗无明显效果；没有有效的预防手段，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隔离。

“非典”是非典型性肺炎的简称。开始发作时有流感一样的症状，如发烧、咳嗽、头痛等；但体温一般超过38度，多为干咳少痰，偶有血丝，有时伴有畏寒。感冒一般没有肺炎的迹象，而“非典”有明显的肺炎迹象。但它又不同于由肺炎链球菌等常见的细菌引起的大叶性肺炎或支气管肺炎等典型性肺炎，它主要是由流感病毒、支原体、衣原体、腺病毒或其他较不寻常的微生物所引起的肺炎，它的传染力强多了。除了上述症状外，“非典”还伴有关节酸痛、乏力、腹泻，有时胸闷、气促或明显呼吸窘迫等症状。

各国科研人员通力合作，终于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此次流行的“非典”的病原体。这种病毒能在人体内繁殖，伤害自身组织，破坏免疫系统，也可能引发无数并发症，致使患者的病情急剧恶化。它可以在体外存活3－6小时。现在的证据显示，“非典”是经飞沫传播的，病毒在飞沫（口水珠）内。由于水珠比空气重，所以病毒只会停留在1米范围内的物体表面；另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或接触已有病毒的物体表面，然后接触自己的黏膜（眼、口、鼻），也会感染。“非典”病毒的潜伏期一般为2－12天（通常为3－5天），潜伏期的患者一般不会传染，病症一般会维持10－14天。

“非典”并非无法可疗。事实上，现阶段医学已有新突破，在治疗过程中已获很高的成功率。专家认为，保持环境空气的流通；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保持心情愉快；加强锻炼，增强自身的免疫能力；尽量不与病人接触，是可以有效地预防“非典”的。对未知的恐惧，莫过于人群对出现流行病的反应那样，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流行疾病的原因不明时尤其如此。随着对“非典”的深入了解，人们的恐惧感会慢慢降低，正如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