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说家

[俄]契诃夫

早上，八等文官基里尔˙伊凡诺维奇˙瓦维洛诺夫下葬。在送殡行列离开教堂前往墓地的时候，死者的同事，一位姓波普拉夫斯基的人，去找他的朋友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扎波伊金。这个扎波伊金，具有一种罕见的才能，他擅长在婚礼上，葬礼上,各种各样的周年纪念会上发表即席演说。

“我呀，朋友，找你来了！”波普拉夫斯基正碰到他在家，说快穿上衣报，跟我走。我们有个同事死了，这会儿正打发他去另一个世界，要是死个把小人物，我们也不会来麻烦你，可这人是秘书——某种意义上说，是办公厅的台柱子。给这么一个大人物举行葬礼，没人致辞是不行的。”

“啊，秘书！”扎波伊金打了个哈欠,“是那个酒鬼吧?”

“没错，就是那个酒鬼。这回有煎饼招待，还有各色冷盘……你还会领到一笔车马费。走吧，亲爱的！到了那边的墓地，你就天花乱坠地吹他一通，到时我们就千恩万谢啦。”扎波伊金欣然同意。

“我知道你们那个秘书，”他说着坐上出租马车，“诡计多端，老奸巨猾，但愿他升天，这种人可少见。”

“得了，骂死人可不妥啊。”

“那当然。对死者要么三缄其口,要么大唱赞歌，不过他毕竟是个骗子。”

为死者做了安魂祈祷，等大家安静下来，扎波伊金朝前跨出一步，向众人扫了一眼，开口了：

“能相信我们的眼睛和听觉吗？这棺木，这些热泪涟涟的脸，这些呻吟和号哭，岂不是一场噩梦？唉，这不是梦，视觉也没有欺骗我们！眼前躺着的这个人，不久前我们还看到他是如此精力充沛，像个年轻人一样活泼而纯洁，这个人不久前还在我们眼前辛勤工作，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蜜蜂,把自己酿的蜜送进国家福利这一总的蜂房里。如今却已变成一堆骸骨，化作物质的幻影。不可弥补的损失啊！现在有谁能为我们取代他呢？好的文官我们这里有很多，然而普罗科菲˙奥西波维奇却是绝无仅有的！他直到灵魂深处都忠于他神圣的职责，他不吝惜自己的精力，通宵达旦地工作，他无私，不收受贿赂。他疾恶如仇，那些想方设法损害公共利益的人，那些利用种种诱人的生活福利来拉扰他，让他背弃自己职责的人，统统遭到他的鄙视！由于他忠于职守，一心行善,他不知道生活的乐趣，甚至拒绝享受家庭生活的幸福。你们都知道，他至死都是一个单身汉！就在此刻我也能看到他那张刮得干干净净的、深受感动的脸，它对我们总是挂着善意的微笑，就在此刻我也能听到他那柔和的、亲切友好的声音。愿你的骸骨安宁，普罗科菲˙奥西波维奇！安息吧，诚实而高尚的劳动者!”

扎波伊金继续说下去，可是听众却开始交头接耳。首先，大家弄不明白，为什么演说家称死者为普罗科菲˙奥西波维奇，死者明明叫基里尔˙伊凡诺维奇呀。其次，大家都知道，死者生前一辈子都同他的合法妻子吵架，因此他算不得单身汉。最后，他留着红褐色的大胡子，为什么演说家说他的脸向来刮得干干净净的。

“普罗科菲˙奥西波维奇!”演说家眼睛望着墓穴，热情洋溢地继续说道，“你总是愁眉苦脸，神色严厉，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有一颗正直而善良的心！”

不久，听众开始发现，演说家本人发生了某种奇怪的变化。他定睛瞧着一个地方，不安地扭动身子，自己也耸起肩膀来了。突然他打住了，吃惊得张大了嘴巴，转身对着波普拉夫斯基。

“你听我说，他活着呢！”他惊恐万状地说。

“谁活着？”

“普罗科菲˙奥西波维奇呀！瞧他站在墓碑旁边呢!”

“他本来就没有死！死的叫基里尔˙伊凡诺维奇！”

“可是你刚才亲口说的，你们的秘书死了！”

“基里尔˙伊凡诺维奇是秘书呀。你这怪人，都搞乱了！普罗科菲˙奥西波维奇是我们的前任秘书，他两年前就调到第二科当科长了。”

“咳，鬼才搞得清你们的事!”

“你怎么停住了？接着讲，不讲可不妙!”

扎波伊金又重新对着墓穴，凭他三寸不烂之舌继续致中断了的悼词。墓碑旁果真站着普罗科菲˙奥西波维奇——一个脸面到得干干净净的年老文官。他瞪着演说家，气呼呼地皱着眉头。

“不好呀，年轻人!”行完葬礼跟扎波伊金一道返回时，普罗科菲˙奥西波维奇埋怨道，“您的这些话说死人也许合适，可是用来说活人。这简直是讽刺挖苦，先生！天哪，您都说了些什么话？什么无私呀，不被收买呀，不受贿呀！这些话用来说活人只能是侮辱人格，先生！”

一八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有删改）

彩票

契诃夫

“行了，你快看看票号吧！”

“忙什么，待会儿来得及大失所望的！这号从上而下是第二行，这么说彩金有七万五呢。这不是钱，这是实力，是资本！等我一对号，看到上面有——二十六！啊？你听着，要是我们真的中了彩，那会怎么样？”

他们一心只想着两个数字：9499和75000卢布，在各自的想象中描画它们，至于可能实现的幸福本身，不知怎么他们到没有想到。

伊凡·德米特里奇手里拿着那份报纸，在两个屋角之间来回走了几趟，直到从最初的感受中平静下来，才开始有点想入非非。

“要是我们真的中了彩，那会怎么样？”他说，“这可是崭新的生活，这可是时来运转！彩票是你的，如果是我的，那么我首先，当然啦，花上二万五买下一份类似庄园的不动产；花一万用于一次性开销：添置新家具，再外出旅游，还债等等。余下的四万五全存进银行吃利息……”

“对，买座庄园，这是好主意。”妻子说，索性坐下来，把双手放在膝上。

于是他开始浮想联翩，在所有的画面中，他发现自己都大腹便便，心平气和，身强力壮，他感到温暖，甚至嫌热了。瞧他，刚喝完一盘冰冷的杂拌浓汤，便挺着肚子躺在小河旁热乎乎的沙地上，或者花园里的椴树下……好热……一双小女儿在他身旁爬来爬去，挖着沙坑，或者在草地里捉小甲虫。他舒舒服服地打着盹，万事不想，整个身心都感觉到，不管今天、明天，还是后天，他都不必去上班。等躺得厌烦了，他就去割割草，或者去林子里采蘑菇……

“对，买上一座庄园就好，”妻子说，她也在幻想着，看她的脸色可知，她想得都痴迷了。

伊凡·德米特里奇收住脚，望着妻子。

“我，你知道，玛莎，想出国旅行去。”他说。

“那我也得出国，”妻子说，“行了，你快看看票号吧！”

“别忙！再等一等……”

他又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继续暗自思量。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妻子当真也要出国，那可怎么办？一个人出国旅游那才惬意；或者跟一伙容易相处、无忧无虑、及时行乐的女人结伴同行也还愉快；就是不能跟那种一路上只惦记儿女、三句话不离孩子、成天唉声叹气、花一个小钱也要心惊肉跳的女人一道出门。伊凡·德米特里奇想象着：妻子带着无数包裹和提篮进了车厢；她为什么事老是长吁短叹，抱怨一路上累得她头疼，抱怨出门一趟花去了许多钱；每到一个停车站就得跑下去弄开水，买夹肉面包和矿泉水……她舍不得去餐厅用餐，嫌那里东西太贵……

“瞧着吧，我花一分钱她都要管！”想到这里他看一眼妻子，“因为彩票是她的，不是我的！再说她何必出国？她在那边能见什么世面？准会在旅馆里歇着，也不放我离开她一步……我知道！”

于是他平生第一次注意到，他的妻子老了，丑了，浑身上下有一股子厨房里的油烟味。而他却还年轻、健康、精神勃勃，哪怕再结一次婚也不成问题。

“当然，这些都是小事，废话，”他又想道，“不过……她出国去干什么？她在那边能长什么见识？她要真的去了……我能想象……其实对她来说，那不勒斯和克林没什么两样。她只会妨碍我。我只能处处依从她。我能想象，她一拿到钱，就会像老娘们那样加上六道锁……把钱藏得不让我知道。她会周济娘家的亲戚，对我则计较着每一个小钱。”

伊凡·德米特里奇立即想起她的那些亲戚们。所有这些兄弟姐妹和叔伯姨婶，一听说她中了彩，准会上门，像叫花子那样死乞白赖地缠着要钱，堆出一脸媚笑，虚情假意一番。可憎又可怜的人们！给他们钱吧，他们要了还要；不给吧——他们就会咒骂，无事生非，盼着你倒运。

伊凡·德米特里奇又想起了自己的亲戚。以前他见到他们也还心平气和，此刻却觉得他们面目可憎，令人讨厌。

“都是些小人！”他想道。

此刻他连妻子也感到面目可憎，令人讨厌。他对她窝了一肚子火，于是他幸灾乐祸地想道：

“钱的事她一窍不通，所以才那么吝啬。她要是真中了彩，顶多给我一百卢布，其余的全都锁起来。”

这时他已经没了笑容，而是怀着憎恨望着妻子。她也抬眼看他，同样怀着憎恨和气愤。她有着自己的七彩梦幻，自己的计划和自己的主意；她十分清楚，她的丈夫梦想着什么。她知道，谁会第一个伸出爪子来夺她的彩金。

“拿人家的钱做什么好梦！”她的眼神分明这样说，“不，你休想！”

丈夫明白她的眼神，憎恨在他胸中翻滚。他要气一气他的妻子，故意跟她作对，飞快瞧一眼第四版报纸，得意洋洋地大声宣告：

“9499组，46号！不是26号！”

希望与憎恨二者顿时消失，伊凡·德米特里奇和他的妻子立刻感到：他们的住房那么阴暗、窄小、低矮，他们刚吃过的晚饭没有填饱肚子，腹部很不舒服；而秋夜漫长，令人烦闷……

（有删改）

美女

[俄]契诃夫

记得还是在做中学五年级或六年级学生的时候，我和爷爷到顿河区罗斯托夫去。那是八月里的一天，天气闷热，令人烦闷不堪。由于热、干燥，以及尘雾吹到我们身上的热风，眼睛困得睁不开，嘴巴发干；不想看，不想说，不想思索，当那睡意蒙眬的车夫乌克兰人卡尔波扬鞭打马，鞭子甩到我的制帽上的时候，我既不抗议，也不出声，只是从半睡中清醒过来，无精打采地瞥一眼远处透过烟尘能看到的村庄。我们停下来在亚美尼亚的一个大村庄巴赫契——萨拉赫爷爷熟识的富裕的亚美尼亚人家里喂马。

在这个亚美尼亚人的房间里，没有漆过油漆的木墙啦，家具啦，红褐色的地板啦，都散发出一股被太阳晒过的干木料的气味。无论你往哪儿看，到处是苍蝇、苍蝇、苍蝇……爷爷和亚美尼亚人正在谈论放牧啦，牧场啦，羊群啦……听着他们俩嘟嘟囔囔的谈话声，我开始对草原、太阳、苍蝇，等等，产生了怨恨的情绪。

亚美尼亚人不紧不慢地走进门厅，喊叫道：“玛霞！过来斟茶！你到哪儿去啦？玛霞！”

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走进屋子，穿一身普通的花布连衣裙，戴着白头巾。她洗碗、斟茶的时候，背对着我站着，我只看见她腰身纤细，光着脚丫，裸露的小后脚跟被下垂的长裤脚盖住了。

主人请我过去喝茶。我坐到桌旁，姑娘给我斟了一杯茶，我看见她的脸，忽然感到，仿佛有一阵清风掠过我的心灵，把一天来的种种苦闷和灰尘通通吹散了。我看见了一张在光天化日下或梦里神游时从未见过的俏丽无比而神韵非常的脸。正如理解闪电一样，我一下子便意识到了：我面前站着个美女。

我敢起誓，玛莎，或照她父亲的叫法，玛霞，是真正的美女，但我不能证明这一点。往往有这种情况，大家都看晚霞，人人都说晚霞真美，但究竟美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谁也说不出。

并非只我一个人发现那亚美尼亚姑娘美。我爷爷是个快80岁的老人，为人古板，对女性和自然美一向漠不关心，而现在却温存地看着玛霞足有一分钟，随即问道：“这是你的女儿吗，阿维特·那扎雷奇？”

“女儿！这是我女儿……”主人回答说。

“多好看的闺女呀！”爷爷称赞说。

亚美尼亚姑娘的这种美，艺术家或许会称作古典的或端庄的吧。也正是通过对这样的美的观察，上帝晓得是怎么回事，才会使人深信；您见到的容貌是端正的，头发、眼睛、鼻子、嘴、脖子、胸脯以及青春肌体的每一个动作都交织在一起，融会成一个完整的、和谐的旋律，在这旋律中大自然的音韵不差一个音符；您完全觉得，一个理想的美女就应该有玛莎那样笔直而略微凸起的鼻子那样大大的黑眼睛，又黑又长的睫毛，那样令人神魂颠倒的目光；她那黑黑的卷发和眉毛，就像翠绿的芦苇依恋静静的小溪，飘拂在温柔而白嫩的额头和面颊上。您看着她，不由自主地便会产生一种愿望，即跟玛霞说点什么，说点极愉快、真诚、美丽得跟她本人一样美丽的话。

对这种美，我的感受却很怪。玛莎在我心中激起的不是欲望，不是欣喜，不是快乐，而是一种愉快却痛苦的忧伤。这忧伤飘忽不定，朦朦胧胧，像一场梦。不知什么缘故，我为我自己，为我爷爷，为那亚美尼亚人感到惋惜，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们几个人都失去了对生活来说很重要、很必要的东西。爷爷也忧愁起来。他已不再谈起牧场和羊群，而是默默不语，若有所思地望着玛莎。

喝完茶，爷爷躺下午睡了，我走出屋子，坐在台阶上。我坐的台阶被晒得滚烫；太阳把我的头、胸、背晒得火辣辣的，可我并不以为怎样，我只觉得我身后的门厅里和房间里有一双赤脚踩在木制的地板上发出窸窣的声音。收拾完茶具，玛莎跑下台阶，我身边像有一股轻风吹过，然后她又像鸟儿一样跑进了一间被震黑的小房里（大概是厨房），从那里飘出了烤羊肉的香味和亚美尼亚人的说话声。她在黑暗的门道里消失了，不大工夫玛霞在门口露面了，厨房的热气弄得她满脸通红，她肩膀上扛着一大块黑面包；面包很重，她便优美地拱起腰身，穿过院子跑到打谷场，跳过篱笆，钻进残麦秸金色的云雾，在大车后边不见了。

她极其美丽的身影越是经常在我眼前闪现，我便越感到忧伤。我为自己、为她、为乌克兰人感到遗憾，她每次穿过谷壳的云雾向大车跑去的时候，乌克兰人总要满怀惆怅地目送她。或许这是我对美丽的嫉妒吧，或许我为这女孩不属于我，也永远不属于我，我对于她是个陌生者而感到遗憾吧，或许我隐约感觉到她的罕见的美是偶然现象，毫无用处，就像大地上的一切没有永恒一样，或许我的忧伤是人在观察真正的美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感觉吧，只有上帝才知道！

两三个钟头之后，我们坐上大车，走出院子。我们坐在车上，都一声不响。仿佛在互相怄气似的。远远地可以看到罗斯托夫和那希切万了，一直默默不语的卡尔波突然回头看了看，说道：“亚美尼亚人的那个女孩真讨人喜欢！”他朝着马背抽了一鞭子。

（有删节）

杨梅烧酒

郁达夫

病了半年，足迹不曾出病房一步，新近起床，自然想上什么地方去走走。我首先想到的，是北戴河、青岛等避暑的处所。但是衣衫褴褛，不许我有这一种阔绰的行为。最终觉得还是到杭州去好些，究竟是到杭州去的路费来得省一点，此外我还有一位旧友在那里住着。

下定决心以后的第二天午后，我已经在湖上的一家小饭馆里和这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在吃应时的杨梅烧酒了。

屋外头是刺眼的阳光，湖面上满泛着微温的泥水和从这些泥水里蒸发出来的略带腥臭的汽层儿。饭馆的灰尘积得很厚的许多桌子中间，也只坐有我们这两位点菜要先问一问价钱的顾客。

他——我这一位旧友——和我已经有七八年不见了。直到最近，似乎有一位不良少年，在假了我得病的名义向各处募款。我这一位旧友，不知从什么地方，也听到了这一个消息，居然也从他的血汗的收入里割出了两块钱来，慎重其事地汇寄到了上海的××病院。而这一出滑稽的小悲剧，现在却成了我们两个旧友的再见的因缘。

他穿的是肩头上有补缀的一件夏布长衫，进饭馆之后，这件长衫却被两个纽扣吊起，挂在墙上去了。所以他和我都只剩了一件汗衫，一条短裤。当然他的那件汗衫比我的来得黑，而且背脊里已经有两个小孔了。

在饭馆里坐下，点了几盘价廉可口的小菜，杨梅烧酒也喝了几口之后，我们才开始细细的谈起别后的天来。

“你近来的生活怎么样？”开始头一句，他就问起了我的职业。

“职业虽没有，穷虽也穷到可观的地步，但是吃饭穿衣，总也勉强支持过去。你呢？”

“我么？学校里教一个月书，倒也有十六块大洋的进款。说你病倒在上海的养老院里的这件事情，虽然是人家的假冒，但是这假冒者何以偏又要来使用像你我这样的人的名义哩？”

“大约因为他也是和你我一样的，有了一点知识而没有正当的地方去用。”

“嗳，嗳，说起来知识的正当的用处。我的应用化学的知识，回国以后虽还没有用到过一天，但是，但是，我想这一次总可以成功的。”

谈到了这里，他的颜面转换了方向，不再向我看了，而转眼看向了外边的太阳光里。

“嗳，这一回我想总可以成功的。”

他简直是忘记了我，似乎在一个人独语的样子。

“机械二千元，工厂建筑一千五百元，一千元买石英等材料和石炭，一千元广告。共五千五百元的资本。以后就可以烧制出品，算它只出一百块的制品一天，一年么三万六千块，打一个八折，总也还有两万五千八百块。把一万块钱来造它一所住宅，嗳，住宅，当然公司里的人是都可以来住的。那么，那么，只教一年，一年之后，就可以了……”

我只听他计算得起劲，所以又轻轻地问他：“你在计算的是什么？”

“玻璃工厂，一年之后，本利偿清，又可以拿出一万块钱来造一所共同的住宅，这一所住宅，造好之后，你还可以来住哩，来住着写书，好不好，干杯，干杯，干了它这一杯烧酒。”

莫名其妙，他把酒杯擎起来了，我也只得和他一道，把一杯烧酒干了。他干下了那半杯烧酒，紧闭着嘴，又把眼睛闭上，陶然地静止了一分钟。随后又张开那双红肿的眼睛。大声叫着茶房说：“堂倌，再来两杯！”

两杯新的杨梅烧酒来后，他紧闭着眼，一只手尽是一个一个的拿着杨梅在对嘴里送。嚼着，眼睛闭着，尽在哼哼地独自说着：“嗳，嗳，玻璃厂，造一间住宅，一万块钱，一万块大洋。”

这样的哼了一阵，吃杨梅吃了一阵了，他又忽而把酒杯举起，睁开眼叫我说：“喂，老同学，朋友，再干一杯！”

我这时候也有点喝得醺醺地醉了，只是沉默着打瞌睡，只听见同蜜蜂叫似的他仍独自在哼着说：“啊，真痛快，痛快，玻璃厂，一万块钱！一所湖滨的住宅！”

我因为被他这样的在那里叫着，终睡不舒服。就叫堂倌过来算账。他看见我要付帐，就同发了疯似的，一只手叉住了我那只捏着纸币的右手，一只手尽在裤腰的皮袋里乱摸；等堂倌把找我的铜元拿来摆在桌上的时候，他脸上一青，红肿的眼睛一吊，顺手就把桌上的铜元抓起，掷上了我的面部。“扑搭”地一响，这时候我也被酒精激刺着发了作，呆视住他，大声地喝了一声：“喂，你发了疯了么。”

他那一张满脸青色的面上，涨溢着一层杀气。

“我要打倒你们这些资本家，打倒你们这些不劳而食的畜生。要你来付钱，你算在卖富么？”

他眉毛一竖，牙齿咬得紧紧，捏起两个拳头，狠命的就扑上了我的身边。

“丁当，扑落扑落”，桌椅杯盘都倒翻在地上了，我和他两个就也滚跌到了店门的外头。两个人打到了如何的地步，我简直不晓得了。

等我由第二警署的大门口走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亮了。被晓风一吹，头脑清醒了一点，我却想起了昨天午后的事情全部，同时在心坎里竟同触了电似地起了一层淡淡的忧郁的微波。

“啊啊，大约这就是人生吧！”

我一边慢慢地向前走着，一边不知不觉地从嘴里却念出了这样的一句独白来。

　　一九三○年八月作（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