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串，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

草帽下面的眼睛和舞步   刘华

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印有铁路路徽的草帽在家乡的小城里十分风行。拉板车的搬运工人也爱戴那种草帽。他们中有我一位同学。

每次回到那座小城，我会特别留意那些弯着腰负重前行的身影，企图在草帽下发现那张高中毕业十多年再未谋面的脸。

毕业时，他办了病留，深度近视。假如下乡，我相信，他会很快回城，会有很好的安排。因为他根红苗壮，中学时代就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了，是唯一被结合进校领导班子的学生代表，全年级唯一的学生党员。这些条件可以让他在下乡知青中鹤立鸡群，而病留的结果，却是被分配到搬运公司拉板车。

有一年秋天，他闯进空荡的商店，竟未看见店里唯一的顾客——我。他在门边很急切地吆喝售货员，要买五个泡饼。等待的片刻间，他摘下草帽，随意扇了扇，又戴上。

我朝他走去，正欲招呼，却见他一把接过五块泡饼，把那厚厚实实的圆一起往嘴里送，一口咬出层层叠叠的半个月亮。再一口，只剩一弯残月了，如饥云吞月。我连忙止步，侧转身子。我想，这时候喊他，他会很尴尬的。

那种五分钱一块的泡饼香甜而松软，那顶被汗被灰被日子染黑的草帽忠实地掩蔽着他的表情。我看不见草帽下的脸，但凭着那佝偻的腰背，那匆匆走向停在店门口的板车的八字脚，可以想象草帽下的眼睛是怎样饥饿，脸上是怎样为泡饼而斑斓。走到空车边，他拍拍手，立即弯腰握住车把手。①其实，弯腰只是一个动作，他的腰本来就是弯的。像被草帽压弯的。

我一直跟在他身后，没有喊他。因为我觉得那架空车似乎很沉，沉得让他无法抬起头来喘口气，看看路边的风景，看看擦身而过的倩影。他也不看前方，前方一片迷蒙，他的视野离不开脚下的路面。

我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尊重一顶草帽》。我以为，在凉爽的晴日，那顶草帽要遮挡的是人们的注意——一种照彻内心的火灼的光线。他宁愿藏在阳光的背面。所以，我不能喊他。我为自己的尊重而感动。

然而，尊重，有时候极可能是矫情。

几年之后，同学聚会。到场的有大半。先是座谈，再是酒宴，然后舞会。

与酒宴上的热烈不同，座谈的发言是做了难免脱俗的安排的，在舞场上大家则久久忸怩着。谁也想不到，首先起身邀伴的竟是驼背近视又花脸的他。面对深刻的怀疑，他既彬彬有礼的邀请，既执著又有些强硬。

这位指挥全年级学工支农军训达三年之久的学生领袖，是最有理由参与聚会组织，并带领我们抚今追昔的代表人物。可是，在座谈时，在酒宴上，他被忽视了，忘记了。当时他到场没有，坐在哪个角落？面对母校的校长、老师，沉默的他脸上是什么颜色呢？我不知道。我一下火车，便被同窗之谊迷了眼，竟顾不得穿过春风得意的笑谈，去寻找我曾尊重的草帽。

满场讶然。摇曳的灯光，摇曳着他潇洒的舞步，摇曳着全体歉疚的眼神。那些眼神让我相信，藏在阳光背面的他，被集体遗忘了。

②他以舞蹈占据了整个舞厅，占据了整个聚会的日子。即便随后有几对怯生生地上场，也不过是众星拱月。他不知疲倦地跳，一曲又一曲。我是舞盲，只觉得，那娴熟的舞步，流畅的舞姿，阳刚的动作和神态，怎么也难与那几近匍匐负重爬坡的形象联系起来。舞场上，那驼背，竟然显得很绅士；那八字脚，竟然显得很专业；那眯缝的眼，斑斓的脸，更是魅力之所在。他的草帽呢？

很难想象，沉重的生活怎能培育那样轻盈的舞蹈，沉重的草帽怎能煽动那样充沛的闲情，沉重的近视怎能洞穿音乐的秘密？这时，通过藏在昏暗角落里的窃窃私议，我才得知，由于人力车被机动车所取代，深度近视的他无法驾驶卡车，他便理所当然地与全市所有的板车一起被淘汰了。他在火车站的对面、阳光的背面找了份临时的工作，替中转仓库值夜。那顶草帽大约是用不上了。

刚开始时拒绝为之伴舞的校花，终于递出了矜持的手。而此刻，他沉浸在音乐里。用舞蹈发言，用舞蹈干杯，用舞蹈追忆似水年华。当他拉着满车的煤，或粮食、水泥、磷矿石，也在操练舞步吗？藏匿在草帽下、汗水里，他的喘息也是舞曲的旋律吗？

我为那篇文章，为自己所谓的尊重心虚、不安。

于是，我联想到一种写作姿态：貌似关怀、体恤，却居高临下；陈列民生之艰，也许只为展览自己的姿态。以那种姿态，永远无法接近生活的本质，接近生生不息的生命真相。恰如我尴尬地面对那优雅的舞蹈。

为了每月三百元的收入，在舞会散场之后，他要赶去火车站对面的仓库上班。

为了那次聚会，那顶草帽，他不会再被该他值守的夜晚所淘汰吧？       

（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