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邮驿制度的完善，保证了全国驿传的正常进行。

隋朝国祚甚短，关于邮驿系统的记载不多，但零星留下的史料足以使人观察到当时邮传的效率。《隋书》记载，隋炀帝亲征高丽，30万大军就是凭邮驿集结的。杨玄感叛乱，隋炀帝两次发兵讨伐，都依靠全国的驿路。

李唐建国后，邮驿制度在隋朝基础上更加完善。在王朝中央和地方，有专职的邮驿官吏。《唐六典》载，六部中兵部下设的驾部郎中，专管国家的驾舆和驿传之事。驾部郎中同时也管马政，这样便于邮驿中马匹的统一使用。在地方，诸道节度使下，有专管邮驿的馆驿巡官四名；各州，由州兵曹司兵参军分掌邮驿；到县一层，则县令兼管驿事。至于乡一层，《通典》记载，唐玄宗以前，主理驿务的称为驿将，本不固定，由当地富强之家主之，唐肃宗以后改由政府任命驿长主管。这套十分完备的邮政机构，管理着全国两万多名邮官、驿丁和总计约五万里驿程的邮路。

唐政府还有定期对全国邮驿的考核制度。《唐会要》载，唐宪宗元和年间，曾让各道观察使任命判官，到各州县考核邮驿事务，完成任务者有奖赏，有违法越轨行为者将受到惩罚。考核而外，还有不定期巡视。唐玄宗、肃宗、代宗时都曾派政府大员到各地视察邮驿情况。为保证邮驿正常运行，唐政府在各驿站还设有防兵。唐代宗时在洛阳至淮河的运河两岸，每两驿置驿防兵300人。

唐朝规定，全国各地的邮驿机构，各有不等的驿产，以保证邮驿正常开支 这些驿产包括驿舍、驿田、驿马、驿船和有关邮驿工具、日常办公用品和馆舍的食宿所需等等。清代顾炎武《日知录》中说，唐朝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府舍必皆宏敞；唐朝驿舍也丰屋美食，比较雄大。唐朝的驿田，按国家规定，数量也较多，据《册府元龟》裁，唐朝上等驿拥田达2400亩，下等驿也有720亩。这些驿田，用来种植苜蓿，解决马饲料问题，其他收获，也用作驿站日常开支。唐朝陆驿备有驿马，水驿备驿船。按《唐六典》规定，陆驿上等者每驿配备马75至60匹不等，中等驿配45至18匹，下等驿配12匹至8匹。有些驿站还配有驿驴。水驿则配备驿船，从四艘至一艘不等。唐政府每年从全国各地收上驿税150万贯左右，分到每个驿站经费约1100贯。

沿途从事传送政府文书的官员待遇是优厚的，连基层邮驿一站之长的驿长，也能过上悠闲生活。太平时期有些小站驿长，因客稀事简，有时竟能以诗酒消磨时光。唐代赵嘏《赠馆驿刘巡官》诗说：云别青山马踏尘，负才难觅作闲人。莫道馆驿无公事，诗酒能消一半春。李商隐也有诗曰：绛台驿吏老风尘，耽酒成仙几十春。当然这是个别的例子。一般情况下，驿长的邮务还是繁忙的，就像柳宗元《馆驿使壁记》所说：告至告去之役，不绝于道；送往迎劳之礼，无旷于日。                                

（摘编自臧嵘《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

酒令是对酒礼的变革、丰富和发展，是佐酒助兴的重要手段，是文化入于酒，更是酒中的文化。最早的酒令是辅助礼的，后来才发展为佐酒助兴、宾主尽欢的方法，甚至成了劝酒、赌酒、逼酒的手段。。

最古老的酒令当为投壶，要将特制之矢投入一口广腹大的壶中。投壶从射礼转化而来，盛行于春秋战国，《史记》中载有投壶盛况。魏晋时，文人雅士整日饮酒作乐，纵情山水，清谈老庄，游心翰墨，喜作流觞曲水之举。择一风雅静僻所在，依次安坐于潺潺曲水边，置酒杯于上流使顺流而下，酒杯止于某人面前即取而饮之，再乘微醉或嘯吟或援笔，作出诗来。最著名的一次当数永和九年的兰亭修禊，留下了名传千古的《兰辛集序》。这种酒令，虽为罚酒手段，但因被罚作诗这种高逸雅致的精神活动的参与而变得不同凡响。当然在民间亦有简化为只饮酒不作诗的。南北朝时期，由“流觞曲水”演化而来的吟诗应和，流行较盛。士大夫在酒席上吟诗应和，迟者受罚，已成风气。

唐宋时代是我国游戏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酒令也得以长足发展。“唐人饮酒必为令为佐欢”。当时较盛行的是“藏钩”“射覆”等几种。“藏钩”就是甲方将“钩”或藏于手中或匿于手外，搓成拳状让乙方猜度，猜错罚酒。“射覆”是先分队，也叫“分曹”，先让一方暗暗覆物于器皿下让另一方猜，射就是猜度之意。李商隐就曾在诗中写道：“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

酒令到明清时代则进入另一个高峰期，其品种更加丰富．举凡世间人物、花木、虫禽、词牌、中药、八卦、骨牌，以及种种风俗、节令、无不入令。清人俞敦培把酒令分为雅令、通令、筹令。雅令，是指文人酒令，按内容可分为字令、诗令等多种。比如字令，因汉字形体结构随意增损离合变化殊多，制成的字令或妙语双关，或双声叠韵，或顶针回环……变化万千，趣味盎然，真正是考较与座者的智慧与敏捷。心快、眼快、手快、嘴快四者缺一不可。

雅令是文人的“智力竞赛”，虽情趣古雅，但一般人做不来，而“通令”不必劳神，几乎人人可为，比如投骰子，划酒拳，全凭运气。至于筹令，则是雅俗共赏，因是从筒中抽筹行令，故名。筹上多镌刻诗词、典故，每筹下注明饮酒对象及数量，诙谐幽默，每每令人捧腹。小说《红楼梦》中就有多处行酒令的描写，妙趣横生，宴乐无穷。

酒令的形式千变万化，可以即兴创造和自自由选择，几经发展。这一有趣的艺术形式，已成为中国所特有的酒文化。

留住正在消失的乡音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方言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

②近年来，留住乡音的呼声之所以越来越高，正是因为许多方言正在萎缩，山歌、童谣、谚语在青少年中逐渐失传，戏曲和曲艺抵挡不住流行音乐的冲击。现代化越来越快，方言的萎缩如暮春时节万花纷谢，难以抗拒。一旦乡音荡然无存，模糊的乡愁便会淡出人们的记忆。

③ 心理语言学研究发现， 十来岁少年学得母语， 就具备了终生语言能力的70%；同时学会几种语言，不但不是负担，还有助于提高智商。大批老科学家小时候学方言和国语，长大又学文言和外语，比谁都聪明，就是好例子。如今的孩子却学了普通话、丢了方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学校以普通话为基本教学用语是正确的，但在教好普通话的同时，周末组织些唱山歌、讲故事的方言文艺活动，不也很好吗？

④只看到方言妨碍普通话规范是片面的。方言是通语分化出来的，也曾向通语输送有益成分；方言和普通话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利用对应还可帮助方言区的孩子学好普通话。例如，可告诉没有翘舌音的人，凡是方言或同声旁的字读“d”“t”的，就是翘舌音：都屠—者猪储署，迢貂—招召超绍。有的分不清“f”“h”，可指出，凡是方言或同声旁的字读“b”“p”的，只能是“f”；反饭贩—板扳，非匪痱—排悲；

凡是同声旁的字读“g”“k”的只能读“h”；胡湖—古苦，混馄—昆棍。50年代方言普查后，各地都编过这类对应字表，可惜后来没用于教学。

⑤除了语音对应，方言词汇、句型和普通话不同的，也可以列表对照。例如：赶趟/来得及，长脚/高个儿，拐脚/瘸腿；斤半/一斤半，卖没了/卖光了，找不他到/找不到他。方言调查已近百年，材料积累不少，应经挑选后，把本地常见误读音、误用的方言词和方言句式，编成语文补充教材。此外，各方言的儿歌、童谣、谚语、故事、传说中，不乏语言精炼、意义深刻的精品，比如“不怕慢，只怕站”“日日守，年年有”“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敢拼才会赢”“兄弟同心，田土成金”“好天得存雨来粮”，把这些分类编注成册，让学生自学，既能学到方言，也能获得文化的教益。

⑥当然，留住乡音不光是学校的事。方言本是家传的母语，可许多家庭如今也不说了。有的家长怕影响孩子学普通话，家里不说“土话”。其实，为了学普通话而放弃方言，这是误解。不同语言有不同的认知方法，多语人必有多样的思维。另外，不同方言也有共同的规律。南方方言爱说“他有去，我有来”，和英语中have的用法大体相当。古今汉语和南北方言，更是可以相互论证，比如闽语把“高、低”说成“悬、下”，普通话也有“悬崖”和“下策”的说法。

⑦除了学校和家庭，要留住乡音，社区也有事可做。这些年来，有些地方整治青山绿水，发掘旅游资源，修饰古树、草场、水磨、廊桥，唱山歌、吃农家菜，趣味盎然。城里人到“乡村一日游”听到难懂的方言还想探知奥妙呢。有些县政府为了传承本地文化，拨款请人编写方言志、俗语志，也能唤起乡思乡情。

⑧除了作为交际工具，方言还有艺术的形式——戏曲和曲艺。这些乡音饱含历史文化积淀，曾带给当地人精神的享受。现在，京戏、大鼓、快书、苏州评弹、泉州的梨园、穗港的粤剧等，虽不像过去那样流行，可一到国外，它们就绽放异彩。有的地方很珍视这份遗产，努力发掘加工，精心培养新手，让她继续焕发青春，值得钦佩和鼓励。

⑨现实告诉我们，要留住乡音，必须有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面的共同努力。

（本文选自《光明日报》2017年11月05日12版）

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每一种文化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成分共生的，呈现多种文化成分相融合的状态。中华文化更是如此，它其实是个大包容的概念。

过去我们经常说，中华文化是“黄河文化”“黄土地文化”，具有内陆文化的特征。但近二三十年来，随着考古新发现和学术界对中华文化起源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华文化并非只有黄河文化一源，长江文化同样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如果说黄河文化具有内陆文化的特征，那么，长江文化已多少带有海洋文化的特征。或者至少可以认为，用内陆文化去描述长江文化是不全面的。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反映在文化思想方面，也呈现不同风格。《诗经》作为写实主义文学的典范，产生在黄河流域；而浪漫主义文学的鼻祖《楚辞》，则产生在长江流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诞生在黄河下游；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则诞生在长江中游和下游。黄河和长江这两河两源文化相互交融而又各自发展，哺育着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除了起源是多元的，学术思想也是多元的。儒、释、道三家并存，就是学术思想多元的体现。儒家在汉代地位隆起，此后一直是社会思想的主流，成为中华文化的大传统。但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同样对中华文化有着重要影响。他们后退一步，以“弱”态制衡“强”态，出发点和归宿都本诸自然，这与孔子、孟子思想有很大不同。如果说孔子、孟子的儒家思想所要面对和解决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那么，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所要面对和解决的则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人与自然为一体，以自然而然为旨归。除了儒、道两家的思想，佛教思想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也不能轻视。有一种说法叫“三教合一”，唐以后就有了，说的是儒、释、道三家不是互相排斥、水火不容的，而是相互吸收、合作互补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思想的包容性。

中华文化的又一个特点是不排外，这也体现了它的包容性。儒学对佛学的态度，说明中华文化的大传统是不排外的，对来自远方的思想能够雍容接纳。在民间，即使是偏远地区、比较闭塞的地区，那里的民众也不排外。他们对异风异俗能够取一种尊重和欣赏的态度。与此相关联的是，中华文化不具有侵略性。中国历史上的汉朝，国力强盛，把王昭君送到北方塞外的边族，以结永好。唐朝是多元繁荣的盛世，又把一位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在最强大的时候，用和亲的方式与邻居建立敦睦友好关系，彰显中华文化与邻相处遵循的是以“和”为大道的思路。

不仅中华文化，其实“中华”也是个大包容的概念。只要了解中国历史，就能体会到这种包容性，就能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中国。实际上，今天的世界同样是多元并存的世界，不可能有哪一个国家拥有一统全世界的能力。人类应该承认差别，保护与尊重多样性。在这方面，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显得弥足珍贵。人类的发展总归是存异求同的。

(节选自《中华文化是个大包容概念》，有删减)

诚然，远古先民尚不懂获取熟食之法，在经过长时间同自然界之间的交互适应之后，逐步认识到“火”对于饮食生活的作用与意义。随着探索与实践的深入，慢慢学会了将动物或者植物放入火中炙烤后再进食之法。除此之外，人们还学会了用适当的媒介物来获得熟食，如石烙与石烹。虽然上述之法皆笨拙落后，但它表明人们在饮食生活方面已经比茹毛饮血阶段有了跨步式的前进，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映射出那些孕育在饮食生活中的设计意识萌芽。。

陶器的出现使饮食的技艺与内容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为人类生活提供了最为直接与便利的条件。从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了用于烹煮食物的陶鼎、甑、灶与盆等器具。以耐火程度而言，这些陶器也只能适用于烹煮植物类食品，还未能达到以高温烹煮肉类食物的基本条件。

进入上古三代，在人类摆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价值意识的萌芽在造物成型的过程中逐渐凸现出来，饮食器具在保留了原始社会陶质器皿的基础上，首先在贵族阶层开始盛行以青铜材质为主的饮食器具。伴随青铜器皿的出现，所有的食物皆可使用炊具直接与火相交而进行烹制。与此同时，此般金属器具的推广与普及又逐步扩大了人们对食材与肴馔加工的工艺范围与技艺方法，除一般的蒸与煮之外，人们还能熟练采用煎、炒以及炸等多元的烹饪加工技艺。此时青铜容器的造型(参见图1)较为丰富而多样，不仅满足了盛食、盛水与酒的需要，更能实现社会各阶层所反映的不同饮食层次与一定“礼仪性装饰”的需要。至殷商时，随着一种带釉硬陶的出现，开启了原始瓷器的滥觞，以此为基点也说明了人类饮食器具的材质选择也在逐渐向着多元化的趋势前行。与此同时，饮食器皿在礼制、葬俗、祭祀等社会功能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并在西周时期形成了一系列等级森严的礼仪制度。

至春秋战国时期，战乱纷争丝毫未能切断饮食器具的总体发展进程。铁制工具的出现并大量应用于农业生产中，促使了农耕文明相较之前代有了跨越式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升的速度显著加快。反映在饮食器具方面，虽然在对质地的选择方面并没有较大的变化，但社会生活的普遍需求却逐渐加大，各个诸侯国都出现了不同设计风格的饮食器具。陶质饮食器具的使用畛域依然是中下阶层的首要选择，贵族阶层仍然是以青铜器为大宗。此外，漆木器的数量也呈现出增多的趋势。

秦代饮食器具在经历了春秋战国的社会分离后，进入了寰宇周天、瞬然归一的时代，三代以来所划定的礼乐制度被秦人以法制的框架重新定义。曾一度作为礼制载体的饮食器具的社会功能也逐渐由祭祀鬼神的神秘礼器还原为以“用”为主旨且满足人们生活礼俗需要的物质载体。不仅过分奇巧之物不适合当时的社会审美，就连带有实用礼仪性的仿铜陶礼器中的某些种类也渐自退出了社会生活的器用舞台，“实用”与“审美”相契合的致用之器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推崇，在工匠创造与诠释的同时也为釉陶器、漆木器等饮食器具的出现埋下了历史的伏笔。

（摘编自《从礼仪到致用——古代饮食器具的审美走向》）

数字经济是一种以新技术、新产业为支撑的经济。经济增长理论一般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归结为资本、劳动、技术等因素，与传统经济相比，影响数字经济增长的这些因素具有新的特点。

一是资本要素具有新的特性。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资本表现为物的被动的特性，是人类征服和改造的对象，第三次工业革命虽然带来了数字化制造和生产过程的信息化管理，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为“物”的特性。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实现全过程、全领域的智能化。何谓智能化？智能化与自动化的区别在于，前者有自主学习的能力。随着智能化的发展，资本会因而获得“生命”，因此在智能化时代，企业与企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就不仅取决于资本数量的多寡，更取决于资本具有何种类型的智能和何种质量的学习能力。

二是劳动者的地位出现新的变化。就业市场上的竞争，不仅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还会表现为人力资本与智能机器人的竞争。不同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时人与机器的竞争，第四次工业革命使其竞争性质产生根本变化，其竞争不仅体现在体力劳动上，而且还会出现在脑力劳动领域，机器不仅可以替代人的“手”，而且可以替代人的“脑”。

三是创新将呈现出多点、多处、多国、多层次的分布式创新特征。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具有全新的特点，即由过去的采摘果实类创新转向重组式创新，创新速度大幅度提高。在采摘果实类创新模式下，一项新的技术出现的初期，因为技术不成熟、应用范围有限，收益只能是涓涓细流，当这项技术得到提升、扩散后，其收益将变成滔滔洪流，随着技术扩散潜力的消亡，收益又将复归为涓涓细流。重组式创新就好比育种时将现有植物进行杂交，产生新的品种，这些品种将作为新的品种进入原有品种库中，如此循环往复，植物的品种将会越来越多，呈现出指数化的增长。以重组式方式进行的创新，创新速度大幅度提高。数字技术的发展为重组式创新提供了极大便利，推动着创新范式从采摘果实类创新向重组式创新转变。

资本、劳动以及技术创新的上述新特性，决定了数字经济将是一种终身学习型经济，社会的学习和创新能力将成为一个国家是否能在经济竞争中赢得优势的关键。影响这种能力的因素虽然复杂，但一个国家可利用或动员的知识资本存量无疑具有决定性作用。而加强国际合作，利用好国际和国内两个知识资本源泉，是扩大一国可利用的知识资本存量的最有效的办法。因此，扩大开放是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摘编自张其仔《在进一步扩大开放中推动数字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