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历来提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不同因素和谐融合才能产生、发展万物。如和六律才有悦耳动听的音乐，和五味才有香甜可口的佳肴；如果都是同一个音符便不成曲调，都是同一个味道饭菜就不好吃。把一样的东西简单加在一起，不是真正的发展，更不是创新。

西周末年的太史伯阳父首先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一重要思想。他的这一思想后来为西方学者所认同。意大利理论家恩贝托·埃科1993年访问中国，他在演讲时说：“了解别人并非意味着去证明他们和我们相似，而是要去理解并尊重他们与我们的不同。”他强调他的北京之行，不是像马可·波罗那样，要在中国寻找西方的“独角兽”，而是要来了解中国的龙。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正好相通。

文化互通共存已成为21世纪的主旋律。这首先是因为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经济全球化，造就了全新的国际社会环境，原殖民地国家取得独立地位后，面临着确认自己独立身份的任务，而本民族的独特文化正是确认身份的重要因素，经济全球化又大大促进了各种“统一中心论”的解体，世界各个角落都是联成整体的地球的一部分，而每一部分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

其次，20世纪以来，人类正经历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转型，即从逻辑学范式过渡到现象学范式。逻辑学范式关注的是将具体内容抽空后概括成的简约的共同形式，某种形而上的绝对原则，现象学范式研究的对象则不是抽象形式，而首先是具体的本体，是一个不断因主体激情、欲望、意志的变动而变动的开放空间，过去，认知的开始是公式、定义、区分和推论，然后将相对确定的客体定义、划分、归类到我们认识论的框架之中。现象学范式的思维方式强调主体和他者在认知过程中都有所改变并带来新的进展。这种研究方法应用到文化上，就是强调从他者视角观察，而他者首先是不同于自我的、以差别为基础的对象。

当然，文化上的差别共存并不是静态的、被动的、互不相干的。能使物“丰长”的“和”，首先是一种能产生新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带来新发展的“生成性对语”。这种对话不是各说各话，也不是统一思想，它要求对话者各有其文化主体性。所谓文化主体性，就是文化自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文化对话的目的不是融为一体，而是进一步发挥各自特长，协调各种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

以“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为重要核心价值的中华文化面对世界的根本态度，应是对自己文化的自觉热爱，对他人文化的尊重了解。唯有各种文化都这样做，才能产生互动和共鸣。在经济和科技全球化大潮中，我们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长处并弘扬自我，也有能力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贡献。

(摘编自乐黛云《文明因交流互鉴而多彩》)

材料一：

2月21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脱贫攻坚做出新的部署。《“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明确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要求，从八个方面实化细化了相关路径和措施，各地按照这个规划，攻城拔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绩。2013年至2016年4年间，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都超过1000万人，累计脱贫5564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下降5.7个百分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

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因地制宜，因人因户因村施策，突出产业扶贫，提高组织化程度，培育带动贫困人口脱贫的经济实体。干部群众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把贫困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发扬自力更生精神，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摘自新华社2017年2月22日，有删改）

材料二：

搬迁是手段，脱贫是目的，产业是根本。巴中市巴州区曾口镇书台村张家大院安置点引进科技公司成立农民专合社，建立产业示范园3000亩，年人均可增收1600元。湖北省相关负责人介绍，湖北引导各地走特色脱贫道路，如黄冈市形成了“罗田一只羊”“麻城一朵花”“英山一片”等一批特色产业。另外，加强就业培训，提高搬迁户劳动技能，也是鼓起“钱袋子”的重要手段。

（摘自2017年9月18日《四川日报》，有删改）

材料三：

走进曲靖市会泽县大海乡观音岩村易地扶贫安置点，60户安居房分成六七排，错落有致地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旁边小山上的野菊花迎风盛开。这里安置了5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和5户随迁户。村民董兴淮高兴地说：“我用政府补助的5万元建起了占地面积40多平方米的安居房，没有增加建房负担，很是满意!”

董兴淮介绍：“原来我们住的是土墙石板顶，一下大雨就不敢睡，怕水冲进房子来，害怕房后的山垮塌，现在不出钱就住上了新房，孩子在外打工也不担心在家的老人和孩子的安全，他们回来交通也方便。”

据村支书介绍：该村269户689人中，外出务工者达186户546人，占总人口的79.2%，大部分均在东川区务工，务工成为当地群众的主要收入之一。在安置点一侧的公路边，有致富头脑的人，已带领群众进行白芨等中药材种植，当地传统产业“老家洋芋”也越来越受外地消费者欢迎。

（摘自2017年4月27日《曲靖日报》，有删改）

材料四：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情况

外卖行业最近频频出现负面新闻。最初，舆论关注较多的是外卖小哥群体的交通违法现象，而这两天一篇题为《外卖，正在毁灭我们的下一代》的文章引人关注。该文的主要意思是，外卖使塑料餐具使用量增长，会破坏环境，为了保护地球，保护下一代，请远离外卖。。

总的来说，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提出的很多解决问题的策略却让人啼笑皆非。比如，针对外卖小哥引发交通事故这一问题，有人认为问题的根源是“外卖小哥素质不高，公共交通安全意识缺失”，而提出让外卖小哥上岗前参加驾照考试。这种观点充满道德批判意味，似是而非，没有什么价值。“外卖小哥素质不高，公共交通安全意识缺失”是一个以偏概全的判断，在此判断的基础上提出的策略自然难以服众。

外卖小哥频频引发交通事故的根源是什么？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外卖行业既要配送准时，又要服务价格低，还要途中安全，这基本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如今外卖行业竞争激烈，价格很难拉高，而外卖平台对服务效率有要求，于是就出现了外卖小哥进入后厨成为“炒菜哥”的现象，出现了更为普遍、更让人担心的外卖小哥引发交通事故的现象。外卖行业现有的收入机制也是导致这些现象出现的重要因素之一。外卖小哥的收入与送餐量及用户对服务体验的评价直接挂钩，对外卖小哥而言，必须尽快将餐送到消费者手中，从而通过跑量的方式获取更高的收入。总之，外卖小哥带来交通安全隐患是经济规律起作用的结果。

就行业现状而言，外卖小哥在为消费者提供较低价格的外卖服务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交通风险。而要降低这种风险，就必须改变外卖行业现有的收入机制。最近，南京市交管局在规范外卖服务方面提出了若干要求。其中之一是要求外卖平台“主动调整现行的配送自由抢单模式，制定更加科学的任务分配制度”。南京市交管局似乎看清了外卖行业目前的症结，所提的这条要求也具有可操作性。

至于外卖行业破坏生态环境，则是一个看似正确但充满哗众取宠嫌疑的观点。使用塑料餐具会污染环境，这个逻辑可以成立。但要减少对环境的影响，靠消灭外卖这个行业是不行的，而要切实减少对塑料餐具的使用。但就环保这一具有公共价值的话题而言，似乎《外卖，正在毁灭我们的下一代》这种持逻辑简单粗暴的观点的文章更容易动员人。在对该文的批评声中，一一个常识被反复提及，那就是环保是一个专业问题。该文注定只是哗众取宠，而提不出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

塑料餐具污染环境和外卖小哥频频引发交通事故，这些绝不是外卖行业、外卖小哥引发的社会问题。对于外卖行业以及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我们不能用纯道德的眼光去看待。

（选自何小手《对外卖的许多批评已经走偏》，有删改）

①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但这个成就的取得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②从文学史上说，西方很早就出现了史诗，而中国却没有史诗。既然是诗的国度，为什么没有史诗呢? 是不是缺少史诗的素材呢?不是。《诗经》的《大雅》中就有反映周民族历史的诗歌，《生民》《公刘》《大明》 等记载了周民族源起、发展的重要事件。但它们是祭歌，属于赞美歌的性质，叙事、描写只是粗陈梗概。 如周武王伐殷攻取天下，其中战争场面在史诗中正是可以写得有声有色的，但在《大明》中只用了短短的 十四句就结束了。这就是说，中国虽有史诗的素材，但它们却只构成了诗歌的背景，真正写出来的是抒情 的赞歌。这表明中国的诗歌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抒情的道路，而不是叙事的道路。

③同样的缘故，中国的戏剧也产生得很晚，西方在古希腊时代就出现了戏剧，而中国直到元代才出现。 其实，戏剧的素材很早就有，只是没有发展成戏剧，如《楚辞》中的《九歌》是富有神话性的祭神乐歌，《湘 君》《湘夫人》就是两幕歌舞场面，暗含着湘君、湘夫人悲欢离合的一段过程。这两首诗都用抒情的笔法， 成为《九歌》中最富于抒情性的作品。那么，有神话，有故事，有表演，为什么没有发展为戏剧呢?欧洲的 戏剧就是从酒神节的赞歌中逐渐发展成为戏剧的，而《九歌》却将可以写成戏剧的素材写成了抒情的诗章。 这同样是因为中国诗歌一开始就走上了抒情的道路。

④就文学史而言，这的确是很大的损失，并且没有含有神话的悲剧和史诗，古代神话保留下来的自然 也就较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得到是什么呢?那就是以十五国风为代表的抒情传统。

⑤中国长篇叙事诗因此也出现得很晚，而且数量不多。即便有一些叙事诗，篇幅也不算长。西方的叙 事诗动辄千行、几卷，而在中国，《长恨歌》就算是长的了，也不过一百二十行而已。中国真正可算是长篇叙事诗的作品到了明代才有，那就是鼓词和弹词。鼓词大多叙述历史兴亡、战争之事，弹词写爱情故事的 多一些，也有写历史故事的，如《二十一史弹词》。鼓词、弹词都采用弹唱的形式。可是这类长篇叙事诗，篇幅越长，故事情节越多，诗意也就越少，只是具备了诗的形式而已，其实质是小说。可见中国的故事多 是在小说发达以后才大量成长起来的。唐人的传奇几乎不入戏曲的，这说明小说发展了叙事的特长，才带 来了丰富的人物故事情节，于是才有了戏剧和长篇叙事诗。而小说又总是晚出的，中国如此，欧洲也是如 此。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的诗歌在小说出现之前承担了一部分叙事的使命，而中国的诗歌一开始就以抒情 为中心，等到小说发达时，抒情诗的传统早已充分发展，诗的国度也早已形成。

⑥从这里，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这就是：中国的诗歌是依靠抒情的特长而存在和发展的，并不因为 缺少叙事诗，诗坛就不繁荣。相反，正因为为走了抒情的道路，中国才成为诗的国度。从文学史来说，付 出的代价是无法补偿的，但就诗歌来说，这个路子走对了。

(摘编自林庚《漫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借鉴》)

随着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成为中国票房榜亚军，“哪吒故里”之争再次引发热议。据报道，已有至少 5 个地区公开宣称，自己是货真价实的“哪吒故里”。哪吒出世的陈塘关、闹海的九湾河、显圣的翠屏山祖庙等神话场景，都在现实中被“考证”出了确切的地址。

作为我国传统学术中的重要方法，考据之学的特点在于实事求是、无证不信，而考证名人故里正是考据学的内容之一。这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与传承，也是对区域文化资源的整理与挖掘。但也要看到，当前一些地方的名人故里之争已经超越了学术范畴，有的是神话人物、虚构角色，争论纯属无中生有；有的罔顾价值导向，连“污点名人”的籍贯也要争上一争。

历史文化名人故里、故居、文物，记录着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在全民旅游时代，如何合理开发利用地域人文历史资源备受关注。但盲目争夺名人故里，实际上打的还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算盘。借电影放映再度走热的故里之争，划块地、建个庙、办个节、立个像的“故里模式”，往往流于蹭热度变现、低水平修建、同质化开发。加上配套设施跟不上、IP 挖掘浮于表面，很难给游客带来美好的体验。早在 2010 年，原文化部与国家文物局就下文叫停恶俗名人故里炒作，不宣传有争议未认定的名人故里、不命名虚构人物故里。但在利益的驱动下，类似的歪点子、快法子仍不时出现。

哪吒故里是假，但文化传承是真。哪吒作为民间广为流传的神话人物，存在相对集中的崇拜地和传播地，群众喜爱与民间信仰，使得一些地方确实成为哪吒的“文化之乡”，由之而生的传说、建筑、戏曲等文化元素，有着非凡的地域魅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应当避免生搬硬套、东拼西凑，深入挖掘、加工再造本乡本土的资源，才能形成真正有内涵、有特色的文化景观。

城市乡村，拥有文化资源固然可贵，更要有文化的自觉。为炒一时话题、捞一笔横财而罔顾历史事实，终是立不住脚的。不忘本来，方能开创未来。如果淡忘了此方水土的历史文化，却因为无中生有的文旅项目模糊了地域文化的特质，可谓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从学术研究到非遗传承，从配套设施建设到特色项目创新，静下心来做好文化建设的实事，才是真正谋发展、惠民生的良策。

（摘编自王玉琳《有文化资源，更要有文化自觉》）

       （选自赵蕾《民间刺绣图案的象征符号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