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亚子先生

谢冰莹

我和亚子先生第一次会面，是在一九三〇年的秋天，当高尔柏先生带我走进他的住所时，我竟有点像乡下姑娘初次进城似的感到忸怩不安。这并不是我胆小，而是我从来没有过这样规规矩矩地去拜访一个名人的缘故。

亚子先生是这样地和蔼、诚恳，见到了他，真像一个孩子见到了他久别的母亲那么高兴！他有口吃的毛病，说起话来，有时要很久才能继续下去，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学口吃的人说话，以致自己也在不知不觉间染上了那种毛病；长大后，虽然好了，可是一见口吃的人说话，我就要发笑，而且笑得那么傻，有时个把钟头还不能停止。但对于亚子先生却是例外，不但从来没有过笑的念头，而且格外增加了对他的景仰和尊敬的情绪。我知道他想要说的是什么话，有时他只提一个字，我就替他说出下面的句子来。

凡是读过亚子先生诗文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热情的革命文学家，虽然他今年已五十岁了，但他的思想还像创办南社时一般先进。虽然他是一个不善于说话的人，但他的文章却写得短小精悍而有力。比方在第二十四卷第五号《教育杂志》的“读经问题”专号上，他说：“时代已是一九三五年，而中国人还在提倡读经，是不是神经病，我也不用多讲了！”又说：“主张读经的人，最好请他多读一点历史，诵《孝经》以退黄巾，结果只有作黄巾的刀下鬼罢了！”这里只是寥寥几十个字，已把那些提倡复古的道学先生骂得痛快淋漓了！

他不但是个聪敏博学的才子，而且是个多愁善感，充满了热情的诗人，但他绝不是愁自身的什么问题，发些无谓的牢骚，他是忧时忧世，挂念一些为生活，为工作而感受压迫的朋友，以及那些在苦斗中受难的青年。有一次他说了一句最使我感动而永远不能忘记的话：“我虽然老了，不能直接去参加新社会的建设运动，然而无论如何，我是要尽量帮助大家的……”他说这话时的态度十分严肃，而语气又是这样地诚恳、坚决，使听者感到无限的兴奋。是的，亚子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老”少年，“老”革命文学家！

在这里，我要来一个小小的声明，亚子先生是不高兴“老”的，虽然有时和我们说笑话，偶尔也会说出“我老了”的句子来，但他的精神和思想，永远是年青的。记得我们初次通信时，我总是称呼他“长者”，他不但对这两个字不高兴接受，而且连“先生”两个字都不准用，要直呼他的名字，他才高兴。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是如何地谦虚，如何地喜欢年青！

凡是认识他的人，在第一次的见面后，就会在脑海中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感到他是个最好的朋友。记得前年一月，我同特第一次去拜访亚子先生时，一见面，他就紧紧地握着特的手，高兴得几分钟还说不出一个字来。我呢，呆呆的像一个傻瓜似的站在一旁，不知如何是好，结果还是特请他坐下，他才放开了特的手。我们急于返湘，那天没有谈多久就走了。回到船上，特对我说：“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像亚子先生那么热情的老人家，你看他的手多有力，我被他握痛了。”

一九三三年的春天，我几乎苦痛到要自杀的地步。亚子先生是那样恳挚地劝慰我，鼓励我拿出理智来战胜环境，不要白白地牺牲了自己有希望的前途！等到我将和特结合的消息报告他时，他几乎快乐得发狂了，居然在梦里作起诗来，半夜里赶快披衣起床写好寄给我们。“十日三传讯，开缄喜欲狂。”这是描写他知道我的精神有了寄托后的愉快与安慰。“冰莹今付汝，好为护红颜。”读到这两句诗时，特从心坎里发出快乐的微笑：“这简直像丈人公写给女婿的诗呢！”这话引得我也笑起来了。

本来他就有这么一个怪脾气，在高兴的时候，可以一天给你写一封快信，而里面所写的有时仅仅只有几个字；如果遇到他不高兴时，你就是一连去几封信，他也不会理你的。

一九三六，六月于南村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