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书院的名称出现于唐朝。当时有两种场所被称为书院。一种是由中央政府设立的主要用于收藏、校勘和整理图书的机构，另一种是由民间设立的主要供个人读书治学的地方。唐末官学衰废，士子失学，一些封建文人学者，只好自动择地而学。宋朝初期，书院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当时，书院民间色彩浓厚，许多学术大师云集书院讲学，师生相互答疑问难、相互激荡推陈创新，形成了许多的新观点、新思想。教育中知识的学习是以道德的修养和人格的完善为最终归宿，形成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培养目标。明清时期，朝廷将科举与学校紧密结合起来，官学得到极大普及，书院也逐渐官方化，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八股文、帖括。

——摘编自王凤玉《中国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不同历史命运及文化潜因》

材料二   11—12世纪，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成长，不同行业的作坊主分别组成行会用以保卫自己的利益。传统的教会学校不能满足新兴市场的要求，于是行会开始掀起反对宗教垄断教育的斗争，纷纷设立学校。大学通过斗争得到了一些特权：争得各种免税、免役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师生无经济之忧，使之专心致志于知识学习和学术研究。大学教授或学生享有参加大学行政乃至国家行政管理的权利。如，波隆那大学的行政权就是由学生会主席具体执掌，牛津、剑桥、巴黎大学均在各自国家的行政事务中占有重要地位。中世纪大学恢复和发展了古希腊哲学家的逻辑分析传统，发现并发展了近代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观察和实验方法。在课程内容上，神学科起主要作用，如巴黎大学主要学习《圣经》，学生也是神职人员。

——摘编自刘玉皎《论中世纪大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材料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阶段划分，或称分期问题，在学界一直没有定论。下表是其中两种观点：

——据杜恂诚《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模式、阶段划分与规模度量》整理

材料一   元朝以金银作为储备、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全面纸币化的货币制度实践，确属人类货币史上的首创。元朝历代皇帝即位后，都要对蒙古军事贵族进行大规模的赏赐，这是一种源自蒙古汗国时代的传统，窝阔台汗就常用白银赏赐臣下。蒙古贵族还利用自身权势侵占了许多元朝官营的金银矿产，导致政府的金银税收锐减，正常途径的金银储备补充来源几近断绝。13世纪阿拉伯世界白银短缺，白银价格高昂，一时间集中在蒙古贵族手中的白银经“斡脱”商人之手大量地流向国外。元朝在征服南宋后，又进行了多次海外远征，巨额军费开支，无疑导致大规模的货币超发。

——摘编自李晓《元朝纸币制度的选择、运行与崩溃》

材料二   土地革命时期，为打破敌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领导各苏区银行大力开展红色金融的各项建设。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发的《关于借贷暂行条例的决议》明确规定：“取消和废止一切高利贷形式的借贷，过去高利贷的契约完全宣布无效并焚毁之”。同时，召集私人股金创办合作社，使农民卖米买货不为商人剥削，而农村贮藏资本得以收集，使金融流通。国家银行采取银本位制，发行国家货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章程》明确规定：“发行纸币，至少须有十分之三之现金……为现金准备”。贷款对象主要有公营企业、合作社和劳动人民，贷款用途只限于生产，不贷款用于纯消费。

——摘编自冷泠《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实践及启示》

材料   1951年至2001年间，利物浦人口规模从79.1万下降到43.9万。50年间，利物浦失去了一半以上的制造业就业机会，导致年轻人与技术工人大量流失，老龄化率上升，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英国政府采取措施，实施城市更新和复兴策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二战后，英国政府采取了大面积清理贫民窟的做法进行城市更新，导致内城人口近一步外流，贫穷、失业加剧。二是1970至1980年代，以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保守党执政后，采取了以房地产开发为导向的物质空间更新，私人投资刺激了城市的开发，但不能保证社区民众的根本利益，反而加剧了人口的外流。三是1990年代开始，城市更新理念从单一走向多元化，从经济、就业、住房等综合视角开展城市复兴运动，引导政府、私人部门、社区民众共同参与，人口出现增长迹象。利物浦作为全球知名的旅游城市，旅游业是城市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利用这一优势，提出将自身打造成国际知名且充满活力的旅游地，制定了文化和场所相融合的战略。例如利用披头士乐队、利物浦等文化符号，开发旅游资源，通过保护建筑的多样性、保留历史特色以及保护街巷肌理等，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

——摘编自于帅《利物浦城市区域治理经验及对我国城市收缩地区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