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争取更多的国家和人民认识并了解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外工作，尤其是具有特殊作用的对外文化交流。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对象首先是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邻近的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即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文化交流随之有了相应的发展。1949年10月，以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为团长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来华访问。此后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文化代表团和艺术代表团纷纷来中国访问。同时，中国文化艺术团体也走出国门进行访问演出。1958年，中国成立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直属于国务院，形成了对文化集中管理体制。至1958年年底，中国有59个艺术表演团体到49个国家访问演出，中国的京剧、歌舞、杂技艺术、木偶、皮影和民间音乐在国外受到广泛欢迎，中国的许多地方戏剧和少数民族的歌舞，同样在国外获得极高的赏识与评价。

——摘编自张登德《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特点》

材料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伟大决策。20 世纪90年代初，江泽民提出“求同求和”与“全面参与”的外交思想。北京申奥和上海申博的成功是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事务，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重大成果。截至20世纪末，中国已与123个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签订文化交流执行计划430个，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与数千个外国和国际文化组织保持着各种形式的联系。文化外交不仅依靠官方渠道。各部门、各地方也参与进来。文化部（今文旅部）与经贸和旅游等部门合作，共同推进文化外交发展。交流的品类日益增多，艺术展览更加注重作品的民族性和艺术水平。1978 年8月，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与邓小平会面。1979年2月，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正式成立。双方在翻译、出版和版权方面的合作也始于该时期。从1978年下半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双方每年合作项目都超过300个。

——摘编自杨悦《新中国文化外交70年的传承与创新》

材料 《大宪章》第33条规定：“在泰晤士河、美德威河及全英格兰各地一切河流上所设之堰坝与鱼梁概需拆除”，从13世纪到18世纪末，泰晤士河三文鱼渔业持续繁荣。18世纪末以来，大量建设的堰坝、水闸等严重阻挡了三文鱼通行。除此之外，污水和废弃物源源不断地排入泰晤士河。到了19世纪，三文鱼逐渐从泰晤士河消失不见。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治理河流污染终于被提上议程。英国出台了历史上第一部防治河流污染的法律——《1876年河流防污法》。政府对泰晤士河的污染治理，从立法指导、行政协调到工程建设，投入了大量金钱，持续了很长时间，二战后尤其如此。1974年泰晤士河下游再次出现三文鱼，这可能意味着上述努力取得了重大成就。

——摘编自梅雪芹《英国环境史上沉重的一页——泰晤士河三文鱼的消失及其教训》

材料   时间和空间本是一切事物研究的两个基本维度，不过以往的各种学科研究中，对两个维度地位的轻重认识不统一。传统的历史研究往往是见“人”而不见“地”，见“时”而不见“空”；或是只将“地”和“空”无机地作为“人”和“时”的序幕和陪衬；或是见一“小地”而见一“大人”，或是尽全了“时”而无机地择一二“空”作为点缀。具体而言，就是传统历史研究一是只注重历史的时间迁移，不注重历史的空间差异；一是只注重历史的个别空间，而不尽全地关注历史的所有空间。换句话说，即是指传统历史研究习惯于用极个别定性文字进行全方位的“归纳推理”，只注重个别地域点上的时间迁移，“泛泛而谈”地以个别空间点代替全部空间面进行推论，而这种地域空间“点”资料的选择往往是无机的或是主观的。

——摘编自蓝勇主编《中国历史地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