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人们称祖先或神明为“皇”，称主宰万物的最高天神为“帝”。嬴政统一六国后，自称皇帝，并说：“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万世，传之无穷。”他还采纳了群臣关于皇帝“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的建议。

材料二   ……孟德斯鸠（1689年－1755年）后来毫不犹豫地把中国归入专制主义的行列。……中国没有强大的教会能与皇帝抗衡，恰恰相反，宗教势力往往需要皇帝的支持，所以中国的皇帝实际上集政权和教权于一身，可以凭借其双重权力为所欲为。……中国的法律往往与习俗相混，判断是否违法并无严格的依据，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最终都取决于皇帝的意志，具有极大的随意性。这就是说，皇帝不但是最高行政长官，同时也是最高立法者和最高司法长官。……因此结论只能是：“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

材料三：回望中国——这个被黑格尔称为“一切例外的例外”的国家。自1840年以来，中国在制度模式上照搬他国一共两次。这两次虽貌似成功但事实上均以失败而告终。而唯独中国决定走自己的道路实行改革开放，才创造了今天的经济奇迹。

【推荐3】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自秦始皇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明史纪事本末》

材料二人尝谓辅臣（内阁大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见其所拟，帝一一省揽审定，有不留数字者。虽全当帝心，亦必更易数字，以示明断。有不符意，则驳使更拟，再不符意，谯让（责问）随之矣。故阁臣无不惴惴惧者。

——《皇明大政记》

材料三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可谓有其实乎！吾以谓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宦官）也。

——《明夷待访录》

材料四雍正年间，用兵西北，以内阁在太和门外，保直（官吏值班）者多虑漏泄事机，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选内阁中书之谨密者入直缮写。后名军机处，地近宫廷，便于宣召。为军机大臣者，皆亲臣、重臣，于是承旨、出政皆在于此矣。

——赵翼《檐曝杂记•军机处》

请回答：

（1）从材料一可以看出明太祖对中央机构采取的重大措施是什么？其理由是什么？

（2）根据材料二，明朝实际上行使相权的机构是什么？为什么行使这一职权的“无不惴揣惧者”？

（3）材料三与材料二相比，阁臣权力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

（4）据材料四，回答军机处设置的目的是什么？其设置反映了什么问题？

材料一   

材料二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缪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摘编自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三   （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乡邑大治。

——《史记·商君列传》

孝公用商鞅变法，移风易俗，民以殷富，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

——李斯《谏逐客书》

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然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

——《战国策·秦策一》

材料一   战国时期的史料给人的最突出的印象是，战争日益加剧。所以许绰云编写的统计材料乍一看显得令人吃惊：根据这项材料，公元前722—前464年的259年中，只有38年没有战争，而在公元前463至前222年的242年中，没有战争的年份不少于89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主观的印象比用统计学来衡量更有意义，因为后一种方法掩盖了一个事实，即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相比，战争虽然更加频繁，同时有更多的国家卷入，但规模要小得多，时间较短，也不那么激烈。

——《剑桥中国史》

材料二   战国时代，在大规模的残酷战争中，全国人民都遭受了深重的苦难。如同苏秦所说，一场大战，所有战死者的安葬、医药费用和车马武器的损失，“（天下）十年之田，而不偿也”。在人民心理都趋向于政治统一且周天子不起作用的当时，人民的愿望和思想总要有一个寄托，于是不同学派的学者提出了不同主张，墨子就说：“然计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天下既已治，天子又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孟子针对当时兼并战争中“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情况，也说“定于一”，而且认为只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荀子认为“天下归之谓王”，就是说，做到天下归心，就能完成统一的“功业”。《吕氏春秋》不但提出了建立统一的集权国家的迫切要求，同时还明确指出了“民之所走（归向）”是在建立统一的集权国家过程中“不可不察”（《功名》）的问题。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上古时代（上册）》

材料一   

材料二   西汉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说：“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是以传相仿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唐朝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连称，本义指衣冠华美又重礼仪。华夏作为文化、政治实体，在春秋战国时被周边民族所认同。各族同源共祖的观念得到发展。

——摘自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中外历史纲要（上））

【推荐1】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材料二两汉时期，皇帝对丞相待之以礼。丞相谒见皇帝时，皇帝起立，赐丞相座。隋唐时期的官员上朝奏事也均有座。到了宋代，官员上朝必须站着奏事。至明清，大臣奏事连站都不行了，必须跪着。

（1）根据图1、2、3所示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从秦到唐中枢权力体制发生的变化。

（2）图1至图4，中枢权力体制的变化反映出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结合图5，分析这一矛盾演变的趋势。

（3）材料二中现象反映的实质是什么？并结合明、清有关史实加以说明。

（4）综合上述材料，概括历代王朝调控中枢权力的基本策略和原则。

——杨小凯《中国政治随想录》

——摘编自《美国的建立》

【推荐3】政治制度创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请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探究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历史。

材料一：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大变动。但宋之于唐，却不能说有什么大变动，一切因循承袭。有变动的，只是迫于时代，迫于外面一切形势，改头换面，添注涂改地在变。纵说它有变动，却不能说它有建立。

——摘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摘自《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材料三：自古……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

——《明会典》卷二《皇明祖训》

材料四：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不差的。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一

                                图1                                                                      图2

材料二   《史记》中记载，“汉承秦制，有所损益”。而《宋史》中记载，“宋承唐制，抑又甚焉。”

材料三   行省虽然拥有经济、军事、行政等权力，但这些权力都是元廷让渡给地方的，最终的决定权还操控在中央的手中，因此行省权力大而不专，这决定了它只能为朝廷集权服务。而行省行政区划中采取犬牙交错的划分原则，又从客观上瓦解了地方割据的地理条件。

   ——《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一   （中国政制）达臻“文明”一途，实应归功于西周的创制……西周政治里显然有浓厚的贵族色彩，而“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格局泾渭分明。因此古贤多称周秦之间为“天下一大变局”。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其后，以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注：如“参知政事”“参议得失”“参知机务”“专典机密”等）。

——《新唐书》

材料一   公元前11世纪下半叶，周公东征胜利后，在广阔的征服地域内分封其亲属子弟，拓殖建“城”，“国人”居于城内，“野人”居于城外，他们都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国人政治身份高于野人，西周时期的“国”指天子诸侯之都城，其建设有一套理想化的标准模式。都城必置宗庙，立社稷，建高墙，是国家的象征，秦以后两千多年都城的修建往往继承了这种规划传统。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除了军事与经济资源的互为挹注，这些封君与周王室之间，也依仗宗族纽带，用祖先荣拜的繁缛礼仪，以朝贡、觐见、馈赠、通婚、封赏···不断加强亲戚之间的关系···亲缘网络的伦理要求，是敦睦亲戚的孝道。于是，周人统治的机制，取得了道德的意义。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三   后世对秦始皇的这一做法，大多盛赞不已，虽然秦代仅仅持续了二世，但秦代所形成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及其所确定的以郡县制为表现形式的行政区划，却为后世历代所遵奉……（西汉初年）刘邦采用的是混合体。

——李晓杰《体国经野：历史行政区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