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春秋以前，当兵是一种权利和荣誉，“国人（住在城里的平民，有义务服兵役）当兵，野人（住在城外，地位低下）不当兵”。战国时期，这种军事体制显然不能适应战国时期战争规模及形式的巨大变化，各国都建立了以普遍兵役制为基础的军事体制。当时，凡是适龄的男子都在可征发之列，当兵成为每一个人需尽的义务和责任。西汉时期以征兵制为主，武帝以后辅以志愿兵和刑徒兵制。征兵制规定：男子自成丁之年（汉初沿秦制为15岁，景帝时为20岁，武帝以后为23岁），至56岁期间，服兵役两年。而在战时，国家可以根据需要随时下令征兵。这种兵制在小经济相对稳定、户籍管理较为严密的条件下，为国家提高了充足的兵源。后世朝代多有借鉴。

——赵毅、赵轶峰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通过公孙鞅（商鞅）所做的改革可看出，变法的意义不仅是单纯地改变法令规章，不仅是单纯地只改变上层建筑，而是彻底的改变——军事改变，政治改变，政府组织和社会结构、风俗习惯改变，甚至道德价值标准和人生观念都要改变。

——摘编自柏杨《中国人史纲》

材料二       商鞅新政在秦国持续了19年。19年的兢兢业业，秦国的确如同秦孝公和商鞅规划的那样，非常神奇地从西方崛起，不但击败了老对手魏国，还把疆土向东方扩展了一大步。一百多年后，秦国能在七国中秀出，成为战国的终结者，也和商鞅变法密不可分。

——摘编自聂作平《秦国是怎样崛起的？——重读商鞅变法》

材料一   考古学视野下秦与东方六国的差异

材料二   秦朝建立后面临如何对待各地区不同文化的问题，秦以吏、法、郡县治东方，结果激起东方社会反抗，其间包含着区域文化的差异与冲突。由此，刘邦建立汉家帝业，一方面“承秦”，另一方面又必须尊重东方社会之习俗，允许或默许东方王国不用汉法，从俗而制。在东方政策问题上，秦始皇想快速实现文化统一、刘邦则容忍不同区域文化存在，结果都不成功。这个时候，第三种方案登台了，这就是儒家学者提出的“德教”。因此，有学者认为“政治上结束战国是秦代，而文化上结束战国却是在汉代。”

材料一   战国中期，秦国虽拥有广大的土地，但要发展农业生产却缺乏足够的农业劳动力。商鞅从秦国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了使三晋之民的“徕民”政策。为实现这一政策，商鞅对迁入秦国的农民不仅赐予田地和住宅，并免去他们三代的徭役，不需要他们当兵打仗，只要他们专心致志地从事农业生产。当时的秦国家庭还保持着几代同居的习俗，商鞅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这就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要求，以及以个体劳动者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措施通过加强劳动者在各自生产领域中的主动性，提高了劳动力的利用率。

——摘编自叶行昆《论商鞅变法与制度创新》

材料二   阡陌原本是以井为单位的封给贵族领主们的封疆。这些贵族领主们把封地死守起来，使之成为谁也无权过问的独立王国。他们的封地是世袭领地，既不出卖也无人敢购买。“开阡陌”就是打开了领主们的封疆，使得一些新兴地主阶级可购买到土地或通过军功爵得到土地，这就发展了地主阶级经济。“平赋税”剥夺了贵族领主们不课不纳的特权，让他们也担负国家的赋税。而国家把从贵族领主那里收到的土地，赏赐给有功将士，使有功将士奋勇作战，努力生产，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摘编自宋青林等《商鞅变法的前提条件及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