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王守仁的青少年时代，兴趣广泛，中举人以前，已仰慕“圣学”。朱熹谓一草一木，皆涵“天理”。守仁即取他父亲官署中的竹子“格”之，不但未得“理”，反而害了一场大病。已而，攻佛、老之学，“遂有遗世入山之意”。正德朝政治败坏，时局动荡，尖锐的社会矛盾在意识形态领域，向思想家们提出了“更新观念，改进儒学”，为协调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提供思想武器和哲学根据的任务。此时，王守仁被“谪贵州三年，百难备尝”。据说，忽然在一天夜里，大叫起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也。嘉靖初，王守仁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心学”思想：“心生万物”说、“知行合一”论和“致良知之教”。“所谓守仁学以致良知为本”，他主张要用所谓“良知”去代替“私欲”，其“良知”，归根到底是指封建“三纲”“五常”、伦理观念和人的道德修养。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   今夫通都（指四通八达的都市）之市肆，十室而九，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优倡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几乎救弊之一端也。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者（想要的），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指流通），盖皆本也。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推荐2】材料一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二   朱熹生活的南宋时代，整个社会统治阶级鲜廉寡耻，生活奢侈无度。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之说。天理是公道与良知。朱熹说：“须知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朱熹区分了“欲”和“人欲”。欲是正常的，饥而欲食，渴而欲饮，这是正常的欲。朱熹要灭的是“人欲”，又叫“物欲”。……朱熹认为当时国之大患根在君王心术已受蒙蔽。应当根据《大学》之教，以正心诚意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针对当时朝野上下普遍信奉佛教禅宗思想，他提出了“格物致知”之旨，即要求人要“推究事物的原理，以获得知识。”

——洪映萱《另一种声音——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等理学观念的反思》

材料三   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一一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四   “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顾炎武中此成一代大学者，开一代新学风，其思想脉络清晰可见。“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材料   李贽认为：“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

——（《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耕稼陶渔之人即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门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

——（《焚书·答耿司寇》）

（李贽）被捕后接受讯问，他回答说：“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在他自裁以后气绝以前，他用手指写了王维的一句诗以解释他的死因：“七十老翁何所求！”其消极悲观的情绪已显然可见。李贽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材料一:文艺复兴的人文学者认为,对于基督徒而言,结婚建立商务关系和从事公共事物都是十分荣耀的,他们为那些拒绝修道院生活推崇在社会中积极生活的人进行了勇敢的辩护,于是,人文学者的道德思想代表了一种试图使基督教的价值和道德观念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日益发展的城市和商业社会相适应的努力。

———摘编自（美）杰里·本特利《新全球通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材料二: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和人文主义者们开创了一种趋势的话,那么启蒙思想便是这种趋势的最高峰。启蒙思想家们不愿借鉴任何基督教教义,彻底摒弃了宗教界拥有圣赞的论说。他们坚信个人能够通过理性之光完善自身和社会。代表人物孟德斯鸠、卢梭等人提出了建立在全新的国家与个人关系概念之上的政治哲学,认为国家的存在不应只是聚敛权力,也应该增加人类的幸福。基于这一观点,毫无建树的君主制甚至寡头政治,都越来越显得难以适应。

———摘编自（美）马文·佩里《西方文明史》

材料一 古典时代的雅典拥有一个作为市场的中心广场，公民的社会及政治生活多在这里进行。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市场必然是这样一个地方，上面的广场我们可以用来消磨闲暇的时光，市场则可供我们交换各种生活必需用品。”此外，宗教圣地、露天剧场、体育场馆等公共生活空间，也成为城邦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舞台，生动地展现了城邦公共生活的画面。这些公共场所是向所有公民开放的，为数众多的公民经常聚集于此，以参加城邦的各种公共活动，这提高了公民的参与意识。

——摘编自邵令《古希腊公民的公共闲暇活动》

材料二 中世纪商业的兴起，是城市能够在封建庄园制度的环境中复苏的关键，使得商人的力量日益壮大起来，正是他们领导斗争，城市才从封建领主那里争取到了自治权。古典城市文明的传统主要体现在中世纪城市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之中，在意大利的城市中反映的最为明显，由选举产生的市政长官被称为“执政官”，这个称号本来是罗马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名称。11世纪后期起，意大利城市普遍开始设置执政官，它不仅是一个官职，而且还是完全意义上的自我统治的象征。

——摘编自黄洋《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兴起与市民社会的形成》

材料三 到1851年，英国城市化率已经突破50%，英国总人口1800万，其中城市人口占52%，城市中人口10万以上的城市有10个，法国仅5个。以棉纺织中心曼彻斯特为例，工业革命前，这里人口仅在1万人左右，仅有几条又脏又暗的街道，没有市政机关，也无权选派议会议员。1786年阿克莱特纱厂在此创办，仅过15年后，该地已经建成50家纱厂，成排的大烟囱日夜不停地将滚滚浓烟吐向天空。同时，城市中心区域已开始美化，那里开辟了宽阔的街道，旁边设有商店，街道有了照明，还成立了城市消防队。

———摘编自王斯德《大学世界史》

材料四 17~18世纪，随着西欧各国的宫廷失去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城市承担起传承经济文化的功能。剧院、音乐厅、咖啡馆等共同组成了城市的公共空间。戏剧不再是王公权贵的专属，而成为市民喜爱的一种艺术形式。大众剧院摆脱了宫廷戏剧的演出套路，上演了众多关注市民生活和讽刺政治的优秀剧作。这种由封闭到开放的趋势同样影响着西欧音乐的发展。在巴黎的公共音乐厅，交响音乐会和大型歌剧频繁上演，满足了民主时代人们的愿望。自1662 年伦敦首家咖啡馆开业后，咖啡馆成为市民读报、交谈和讨论时政的自由公共空间。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推动下，公共场所的话题不再聚焦于文艺的评头论足，逐渐转向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与追求。这引起了当时统治阶层的恐慌，不少公共场所因此而被指责为“鼓励政治分歧和反拨思想的场所”。

——摘编自许正林、李倩《近代西欧报刊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关系探析》

材料一   17世纪，被后人称为“理性的世纪”，这个时代如此信奉理智的思维，整个世纪都弥漫着关于理性的统一和不变特性的思想。……启蒙运动教会了人们思想的独立，不再受宗教势力的摆布和王权对他们的思想奴役，但是却让自己成为了新的宗教。启蒙思想家的理性只会让人们从一个迷信转移到另一个迷信上，无法真正解放人的心灵。而启蒙思想家弘扬的批判怀疑的精神，则会使人类社会的情感联系变得虚弱，更容易让社会中的人陷入信念迷失的危机。

——代志卿《从“社会人”到“自然人”：卢梭＜爱弥尔＞对理性崇拜的反思》

材料二   在18世纪，德国却始终是一个地域概念，由300个王公和1200个领主统治着……战争又使德国分崩离析。随着拿破仑的进军，德国人看到他们的王公贵族们纷纷匍匐于拿破仑的脚下，这更激起了整个民族的自卑屈辱心理。于是，“一个对法国制度抱有敌对情绪，而竭力在文艺和生活上颂扬一切德意志国粹的派别，必然会适逢良机地兴盛起来。”……德国浪漫主义无疑有反叛启蒙运动的一方面，更有延续启蒙的基本观念，解决启蒙运动的危机，实现启蒙理想的一方面。

——黄学胜《德国浪漫主义与启蒙之间思想关联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