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   

材料一：《瀛寰志略》，成书于道光二十九年，作者徐继畲曾任福建布政使，办理过厦门、福州两口岸通商事宜。在接触英美等国传教士、官员、商人过程中，收集了大量外部世界资料，用5年时间完成了10卷本《瀛寰志略》。该书介绍各国地理、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历史、政治制度等，肯定了希腊民主政治，推崇欧美以商为本。作者希望借此开启民智，引导民众学习西方技术、制度，实现强国富民。1849年，该书刊行后“即腾谤议”，士大夫群起攻之，指责“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在朝野士大夫攻击谩骂中，被迫停止刊印。在日本，学者将此书誉为“通知世界之南针”，从1859年就开始翻刻，不断重印。

——据马国川：《〈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在近代中日两国不同的际遇》整理

材料二：幕末日本学习西方主要两个渠道，一是从荷兰商人那里了解，另一个是文字了解。1854年，日本取消书籍限制，懂汉字的大批学者学习《瀛寰志略》，因其以世界地理为基础，内容极少有宗教等敏感问题，在日本流传很广。书中人名、地名均用日文英文注出，版本质量高。该书传入，超越了以往通过兰学所了解的西学，更新了日本对世界的认识。改革先驱者主张学习西洋科技，更重要的是学习先进制度、政治、法律、经济、贸易模式等……以徐继畲《瀛寰志略》等书为中介的“西——中——日”这种特殊的西学东传路径，是解开明治维新前期日本思想史的冰山一角。

——据范凡：《晚清中国“西学”对日本的影响》等整理

材料一：魏源和龚自珍一样，主张变法革新，认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富强，除因为拥有装备精良的军队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建立了一套近代化的工业。中国要想强盛起来，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养兵练兵之法，也应当着手建立近代工业。……他强调在发展近代工业时，应“尽得西洋之长技”，并相信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兴盛的国家。在《海国图志》中，魏源还介绍和评说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

——据李侃、李时岳等著《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让清政府中的有识人士意识到若要重振国威，必须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从1861年开始，洋务运动开展。一般认为，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是奕䜣，实际操办洋务的是一些地方大员，比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运动前期以“自强”为口号，主要发展军用工业。后期以“求富”为目标，主要发展民用工业。还兴建起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在向欧美派去了留学生的同时，还设立了各种实业和军事学堂。

——摘编自李小庆《“洋务运动”伪命题》

材料三：戊戌变法是以康梁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下所展开的一场救亡图存运动。它力图通过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自我调整转出一个全新的社会类型……使国家步入世界发展的轨道，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颜炳罡《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材料一 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向士大大、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如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以恶。人习而不察,集乎刑狱之繋,盗贼之目炽、岂知小说之于人心风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清)钱大昕(1728-1804)著《潜研常文集》卷十七《正俗》

材料二 其实,那个时候的中国,天下滔滔，,多的是泥古顽梗的士人,在封建主义充斥的天地里,欲破其锢闭,引入若干资本主义文化,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另一种更好的宗旨。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的,落不了户的。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推荐2】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明清之际，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中国人发现他们带来的很多东西是中国很早就有的。被誉为清初“历算第一名家”的清初科学家梅文鼎提出了“西学中源”说。他生于明代官宦之家又受教于明朝遗老，后又受到清朝皇帝的宠爱，潜心钻研西学却又有“奉耶稣”而“弃儒先”之虞，这种矛盾的境遇促成了他积极地鼓吹“西学中源”说。在天文学领域，他宣称西方的地球五带源于《周髀算经》，又说《黄帝内经》“地之为下”是地圆说得肇端。在数学领域，论证了几何学即始于勾股的理论。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   近代以来，“西学中源”说被日益放大，最后变成什么都源于中国了。许多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乃至顽固守旧派，在涉及中西文化交流时，都从各自的文化观念出发，不同程度地利用“西学中源”说。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不仅大力主张“西学中源”说，还将其改造成为“中体西用”说。梁启超于1902年写《古议院考》，论证中国古代“虽无议院之名，而有其实也。”早已有了类似议院的机构。康有为等都将中国上古的尧舜禹时代比作西方的民主、民权时代。章太炎、梁启超还试图证明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和均田制具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顽固派、保守派认为西学在中国既然古已有之，就没必要再去学习西方了。

——黄敏兰《近代开放史上的“西学中源”说》

材料三   随着时代的推移，中国人引进西学的阻力越来越小。甲午战争后，人们开始觉得“西学中源”说没有道理，此后的革命家、改良家就开始一概否定中国文化，从而放弃“西学中源”说。“西学中源”说便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黄敏兰《近代开放史上的“西学中源”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梅文鼎倡导“西学中源”说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近代各派倡导“西学中源”的观点，简析“西学中源”在近代的积极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甲午战争后“西学中源”说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

材料一   明末社会内有李自成等农民起又，外有清军虎视眈眈，明王朝处于两害相侵的困境。在深刻的社会危机面前.许多人仍处于“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的境况。王夫之在焦虑中产生了对王（阳明）学和禅学的怀疑，并试图以修正程朱理学、恢复传统经学来匡扶大厦之将倾，与顾炎武等人开讲求经世致用之新风。清军入关后，王夫之曾举兵抗清，事败后誓不降清。他指责李自成起义犯上作乱成为清朝帮凶。然而，他始终把清军入关看作明亡的主要原因，把“尊王攘夷”摆在首位。他的著作《船山遗书》中充满了对清朝入主中原的愤激之情。他还是“西学中源”说的提出者，他指出：“西夷之可取者，唯远近测法一术，其他则皆剽袭中国之绪余。”

材料二   在与太平天国殊死搏斗的戎马疆场，曾国藩进即令收集、整理、刊刻船山遗书。1862年，由曾国荃策划重刻。曾国藩校阅了1/3以上的篇幅，“订正讹脱百七十余事”，重刻的《船山遗书》于1865年正式出版。曾国藩不可能同王夫之一样把“尊王攘夷”的目标对准清王朝，却又接过“攘夷”的口号，把它转换为御外侮的“制夷”。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周辉湘《船山学复苏与近代思想界的嬗变》

中世纪后期，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经济在简单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变化发展了的社会经济条件，要求产生为自己基础服务的法律上层建筑，极需有新的“私法”（即民法）来调整层出不穷的民事法律关系。而以《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为代表的罗马法恰好是一种完整地体现简单商品生产的法，它对商品生产的各种法律关系，例如所有权、债权和契约等等，都做了极为详尽的规定。因此，这种法律正好符合促进新兴资本主义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要求。15—16世纪，西欧各国普遍出现了“采用罗马法”的热潮。到19世纪初，则更出现了以罗马法为基础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拿破仑法典》。

——摘编自李雅书杨共乐《古代罗马史》

国与国之并立而有交际；人与人之相处而有要约，法政所由立也。中国惟不讲此学，故外之不能与与国争存，内之不能使吾民得所。夫政法者，定国之本也。……故今日之计，莫急于改宪法。必尽取其国律、民律、商律、刑律等书而广译之。

——梁启超《变法通议》

【中共八大提出】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国家的法制。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指出：“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董必武在大会发言中强调，当前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就是要“依法办事”。为此，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他在列举我国法制不完备的现象之后，提出要逐步完备我国的法制……要加速执行律师制度和公证制度。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

材料一   启蒙运动不是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件，从18世纪开始到19世纪，它对欧洲和美洲的知识界有着一系列的影响。“理性”是启蒙运动的精神内核。启蒙思想家认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人的理性。他们相信进步，相信在科学和教育的作用下，社会将趋于完美。他们对未来社会提出了一些基本的政治思想，如天赋人权、平等、自由、法制、权力制衡等。尽管启蒙思想家都反对君主专制，但伏尔泰寄希望于“开明”君主进行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孟德斯鸠强调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与相互制衡；卢梭主张主权在民和直接民主制。

——摘编自【美】弗兰克·萨克雷、约翰·芬德林主编，史林译《世界大历史：1689—1799》

材料二   鸦片战争结束不久，魏源、徐继畲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就以赞赏的态度介绍过西方的民主制度，说它有中国传说中的“三代政治”之“遗意”。洋务运动期间，介绍西方议会政治、民主政治的著作逐渐增多，同时人们也已认识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必要，以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一些洋务知识分子或早期维新思想家还主张以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取代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到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不仅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也对科学知识、科学方法进行过介绍。20世纪后，民主与科学得到进一步传播。

——摘编自郑大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近代中国人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

材料一   据《山海经》记载，炎帝为南方之神，蚩尤为九黎的部落酋长，盘古、伏羲的故事为汉族、羌族和云南许多少数民族共有的神话。黄帝被认为是其他四帝的祖先，《五帝本纪》中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幸明德”。战国时期，七国的君主都以黄帝的后裔相标榜。十六国时期，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国，自认为是夏禹的后代，要恢复夏禹的统一大业。386年鲜卑人拓跋珪统一中国北方，建立北魏，其皇室也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拓跋珪在其昭文中说：“夫刘（邦）承尧统，旷世积德。……《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吴、楚僭号，久加诛绝，君子贱其伪名，比之尘垢”。孝文帝拓跋宏在位期间，曾下令改变鲜卑族的风俗习惯、服装和语言，奖鲜卑贵族与汉族的士族通婚，改汉姓，学习中原的典章制度等。

——据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材料二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发生动摇，王朝国家认同出现严重危机。甲午战争后，梁启超积极宣传民族国家观念，他深刻地认识到，国家欲立于民族国家之林，就必须获得广大民众认可，成为一个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并在中国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国家，致力于开启、培养国民与此相应的国家意识。革命派提出，中国在“异种残之，外邦逼之”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殆不可以须臾缓”。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一再强调“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满、汉、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各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辛亥革命后期，许多民族主义者将“中华民族”进行重新阐释，赋予其“中华民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新内涵。

——摘编自暨爱民《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