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费孝通先生在梳理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民族变迁的脉络后，又界定了各个民族所具有的共性和差异，进而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其内容主要为：首先，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体。中华民族是在漫漫历史长河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包括汉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在内的56个民族的统一体，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在我国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由于频繁的民族迁徙、屯田、移民、战争、通婚以及地理条件的差异、生态环境的变迁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往等多种因素，形成了我国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融洽的民族关系。其次，承认中华民族的多元性。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渊源，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民族特征，显示出多元性质。在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内部，应当承认各民族部分的特殊性，并以此来实现民族平等和团结。

——整理自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 “Tanner 演讲”上的讲话

材料   关于东汉时期的社会性质，人们有不同的看法。“释放奴婢”是推动“光武中兴”局面出现的重大惠民措施。《后汉书·仲长统传》中也有“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失去土地被迫依附于豪强的人口）万计”的记载。

有人据此得出，东汉豪强地主势力强盛。为豪强地主劳动的，大多数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婢，所以奴隶是东汉时期主要的劳动者，东汉时期的中国仍处于奴隶社会。

也有人提出，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是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东汉时期的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但仍存在奴隶制残余。

——据《后汉书》等整理

都城的变迁

材料一自西周以来，许多王朝在西安建都。为了都城的营建及其他相关土木工程活动，关中及其周边山地的原始森林遭到大量砍伐。隋朝建都时，生态破坏导致农田面积缩小，粮食单位产量和总产量下降，农业经济发展停滞甚至衰退，关中“天府之国”的优势丧失。随着都城人口的增长，关中农业发展不足的问题凸显，长安难以依靠关中达到自给自足。隋唐时期的漕运和交通开发就成为极为迫切的问题。

——摘编自霍斌《史说长安·隋唐卷》

材料二唐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在长安与洛阳之间来回游移。这种政治文化中心的游移不定，直至晚唐节度使朱温灭掉唐朝，彻底迁都洛阳并开启五代而结束。此后，洛阳开始成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唐朝后的五代政权，有三个政权（后梁、后唐、后晋）也曾定都洛阳，两个政权（后汉、后周）定都汴京（开封），开封又一次进入历史视线，后来的北宋就定都汴京（开封），而南宋政权又把都城移至临安（杭州）。

——摘编自王宁宁等《从隋唐大运河看古代政治文化中心东移与乐舞形态格局嬗变》

材料三

材料   人口的变化是社会发展变迁的反映，下表为西汉至明朝中国人口分布重心的变化。

——摘编自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