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历史地图册》

材料   由于受地理、民族等诸种因素的限制，中央王朝的势力一度难以深入广西地区特别是广西西部地区。封建王朝通过权衡利弊之后，因时制宜地实行“土司制度”，土司制度腐朽没落的弊端日益显露，各土司“僻在边隅，扰害地方，剽掠行旅，争夺不休”。清朝康熙、雍正时期，开始在广西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这其中，广西壮族土官的残酷统治极大地激化了土官与土民之间的矛盾，这种“内部的矛盾性”也为中央在广西本土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提供了“契机”。雍正皇帝曾说：“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每年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甚至取其牛马，夺其子女，清朝封建统治者与时俱进，权时以行，最终实现对土属地区的直接统治，维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

——摘编自蓝武、廖玉连《清代在广西尖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本土因素及其影响探析》

【推荐1】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有具体的表现形式和内涵，在不断丰富发展的同时又有贯通其中的历史文化脉系和文化认同。

材料一   所谓“大一统”观念，就是主张华夏族和四方的“五方之民”在一个统一的政权下共同生活，共同发展。战国时还未实现大一统，但战国时期的许多著作都讨论集权专制治理，并借用周代许多“设官分职”的成法制定出统一集权的官僚体制。认识到中国、蛮、夷、戎、狄五方之民各自都有其居、住、吃、穿、用使用器物的特点，这是不同的经济、文化、习俗造成的，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摘编自《礼记》

材料二

——据《中国大通史·清（1644—1840）》整理

材料三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在空前的变局之下，因受外力刺激而迅速发展起来的。这一时期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精神武器是立足于民族国家的“主权”认同。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议题之一是“利权意识”，如收回路矿权利运动。梁启超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他在发表的《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

——摘编自王先明《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界标》

材料四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核心是主张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友好团结。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我党在早期工作中就比较关注民族问题。早在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固原地区（今宁夏）时，就制定了严格纪律，要求尊重当地回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宣传民族平等，受到回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也播下了革命火种。1936年10月陕甘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这是我党领导的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政权。写下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史上光辉的一页，是我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民族实际相结合，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伟大尝试。

——摘编自郑彦卿《改革开放以来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成就与经验》

【推荐2】材料一   华夏之名在西周已经出现，它成为中原主体居民的总称，四邻的夷、蛮、戎、狄等民族被华夏族概称为“夷”。到春秋时期，四夷的势力有增无减，并且进一步向中原地区发展。华夏和夷狄虽有冲突，但就种族、血缘而言，则华夷往往存在联系。在长期杂居、邻居的过程中，发达的华夏文明对戎狄蛮夷产生了很大影响，戎狄蛮夷的文化也进一步丰富了华夏文明。到春秋、战国之交，进入中原的戎狄诸部绝大部分已融入华夏族当中，曾以蛮自居的楚国也渐不再被视为蛮夷。春秋战国，华夏族吸收了大量新鲜血液，成为更加稳定和分布更广泛的族群，最终到秦以后形成了统一而有持久生命力的汉民族。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北魏孝文帝改革，总结和肯定了以前民族融合的成果，又促进了这一融合进程的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从方式上看，既有各族人民在友好交往中的相互影响，又有统治者的主动政策，还有在血与火的民族斗争中的附带同化，在内容上，汉族影响少数民族是主流，但少数民族在与汉族融合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优秀思想文化，如胡乐、胡舞、胡饼、尊重妇女的意识、胡汉之别观念的淡化等，给汉族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为了躲避西晋末年的动荡，北方的民众大批南下。与汉魏比较，东晋南朝时期的农业经济的一大变化是作物种类的增多。如以前江南的主要粮食作物是水稻，而此时则有稻、麦、黍（黏谷）、粟、菽、麻以及其他各种杂谷，这些作物许多来自北方。其次，铁犁、牛耕已逐渐普及。再次，东晋南朝的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农业，以农业是否发展作为考课官吏的标准，还特别注意流民的安置和小农因破产而再流亡的问题。由于以上原因，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北魏孝文帝继位后，模仿汉族王朝的礼仪，建太庙、祭祀孔子、养国老；仿照汉人官制，大定官品，考核州郡官吏；设立太乐宫，议定雅乐，除去郑、卫之音，依据儒家六经，参照各国音乐志，制定声律。通过吸取汉族的先进文化，学习封建的统治思想及理论，北魏建立了有效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制度。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三   综观中国古代史，便可发现几个现象极为引人注目：一为历史总是在政治上的分裂与统一中曲折前进。每次分裂之后都必然出现更大规模的、更深层次的统一，而且统一在这种交替过程中永远居于主导地位。二为民族关系也总是在斗争和融合中曲折地发展。每一次斗争之后，也总是要出现新的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民族同化（或融合），而且伴随着每次融合的出现，都毫无例外地要出现较长时期的政治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政治上的每次分裂与统一，总是和民族之间的斗争与融合息息相关，甚至是政治上的分裂动乱愈厉害，民族之间的斗争愈激烈、民族同化（融合）也就愈迅速、愈全面。而民族融合不仅带来统一和安定，而且保证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始终不间断地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同时还把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和汉文化不断推上了主导和核心的地位。

——摘自高鹏飞《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散论》

材料一   古希腊人在从事商品经济过程中需要与外界不断地交流，因此要求人们具有较强的对外交往能力。一般说来，古希腊人对外交往能力越强，其理性越发达。苏格拉底认为知识本身就是理性，普遍意义的知识即为普遍的理性。在教育上正是由于知识是理性的、普遍的真理，因而传授理性知识应成为教育教学的最高目的。公民的理性培养可以通过参与城邦的公共生活，如公民大会、公民法庭、剧院、市政广场等获得相关的教育和知识。

——据张斌贤《外国教育史》等整理

材料二   “贞观五年，太宗数幸国学，遂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加上各国各族派来的留学生，鼎盛时有8000多人。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主要学习内容是经史，学成可以去考明经、进士等科。另外三学是律学、书学、算学，学成可以去考明法、明字、明算等科。此外，京都尚有不归国子监统辖的崇玄学、医学等。其中的崇玄学为唐代特有的道举科培养人才，学习内容是老、庄列等子书。生徒进入官学的第一天起就在追求当官，即“学而优则仕”，时人称“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

——摘编自陈玄荣《唐代科举制的文化内涵初探》

材料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作为新中国全体人民的公德。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指出，为保证教育效果，劳动教育要与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等政治思想教育紧密联系起来。这一时期的学校劳动教育始终秉持这一原则。1958年以后，各级各类学校均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从小学到大学，每一名学生均按要求参加了一定时间的劳动锻炼。教师通过家庭访问、个别谈话以及召开家长座谈会等方式，发挥家长在劳动教育中的主体作用，督促子女在家从事家庭劳动、进行自我服务劳动。而社会劳动教育主要借助于发扬“劳动光荣”的社会主义文化来实现。这一时期共开展了四次全国性质的劳动模范表彰大会，表彰了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先进生产者上万人。

——摘编自李欢《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劳动教育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

材料一   在唐代，来华的西方各族人员，人数众多，规模空前。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就居住着来自欧亚各地的侨民，成为古代的世界大都会。开通的社会风气，使当时长安人的服饰都受到西方的影响。妇女常常身披仿自中印度的披肩，头戴步摇（一种流行于萨珊波斯的耳环），男子汉“着胡帽”，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沿海和内地的一些城市，更聚居着越来越多的来自西方的客商。

——何芳川、万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

材料二   文学作品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时代的真实性，如陈寅恪认为《桃花源记》反映了西晋末年盗贼并起，中原避难之人或远离本土迁至他乡，“其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者，则大抵纠合宗族乡党，囤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盗寇之难”，即反映了十六国时期北方人民的历史情况。

材料一郡县的出现，是中国地方政治制度的划时代变化。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本质，是在国家体制中以地域关系取代血缘关系，由部族国家变成疆域国家。秦代实行郡县两级制，而秦郡数仅为四十余，中央直接管理各郡，尚无多大问题。

——摘编自刘文瑞《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地方体制与官僚制度》

材料二刘邦建立汉家帝业一方面必须“承秦”包括承秦之制，另一方面又必须尊重东方社会之习俗，特别是楚、齐、赵人之俗。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文化研究》

材料三元朝疆域辽阔，为汉唐所不及，路府数量繁多，中央很难一一统属。故设立数目有限的行省。行省与中书省的关系是双重的：一方面，行省可以说是中书省的下属，要接受后者的节制和领导；另一方面，行省与中书省又具有某种“平等”关系。行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行省权力虽重，但其官员的任命、迁调、考课必须由朝廷执行；元朝还建立了针对行省的一些监督机制，通过御史台等机构对行省的工作进行严密监察；行省机构内部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在行省官员内部形成互相牵制、分权制衡的状态。

——摘编自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材料一   春秋时代，郡县制开始荫芽。楚、秦、晋等国出现了县，最初设在边地，带有边防性质。郡的出现比县稍晚，也多在边地。到战国时代，在边地的郡下分设若干县，产生了郡县两级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封国，将郡县制推向全国。郡县制为汉代沿用。汉武帝分境内为十三刺史部，简称“十三部”或“十三州”。这时的州还只是一种监察区，各州置刺史一人，代表中央巡查郡县吏治。到东汉时，刺史已有固定治所，并掌握了地方行政权，对所部郡县官吏实行管理，州正式成为地方行政区。州郡县三级制历两晋南北朝不变。

——摘编自薛明扬主编《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等

材料二   为加强边防，唐在沿边重镇设立节度使。为度使最初只掌兵权，后来总揽军、政、财、监之权，权重势雄，独霸一方。安史之乱后，藩镇“相望于内地”，“屯重兵，多以赋入自赡”，“喜则连衡（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

宋太祖即位后，革除前朝之弊，“申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并采取派遣官员监察地方等多项措施，“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宋太宗时，节度使掌控的支郡也被收回，从此“无复领支郡者”。

元朝变革地方行政制度，设立行省。行省官员常以“藩大臣”和封疆大吏自居，替朝廷镇守地方；凡行政号令和公文申禀，“不敢专决大政，咨中书（省）而后行”。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一

材料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