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大家都认为鸦片战争是一次典型的非正义战争,是鸦片染成的战争……其实,根本是北京愿不愿意和英国订立平等国家关系的问题。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
材料二 史学界普遍认为,鸦片战争客观上促使老中国向近代转型。中国近代转型的进程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经历了被动开放、经济起步、政体变革、思想解放四个时期。这是一种社会质变,即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发生了整体性的变革。
——根据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改编
(1)根据材料一,概括费正清关于鸦片战争爆发原因的观点。试评价这一观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相关史实,简要说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四个时期”中后三个时期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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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西方法文化对中国的渗透有多种方式,西方商人在打破中国法文化的封闭状态,积极输入私法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在商品的背后,支撑着商业行为的西方近代民商法文化以及人权观念,也随着商品大潮一起涌进了中国。由于中国的法律落后,无法调整新出现的法律关系,如公司关系、金融信用关系以及破产等,因而受到西方商人的指责。此外在华洋商事纠纷解决过程中,西方人在法律观念上所体现出来的竞争意识、权利平等、私法自治等观念形态,也构成了西方对中国实行法观念渗透的另一种无形力量。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这种异域法观念可能遭遇中国过激的社会情绪和民众心理的防御和反击,但中西法文化、法观念的汇流和碰撞,使得中国社会对西方法律文化有了更多的体认,并促进了自身法观念的嬗替和法律新思维的产生。
——摘编自蔡晓荣《晚清涉外商事纠纷与近代中国法观念嬗替》
材料二 近代中国法制观念经历的这次转变,这一时期所提出的“天赋人权”“司法独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观念最终汇成一场强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不仅直接指导了清末修律,也为民国时期的法制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尽管这些思想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甚至出现某些理想化的色彩,但它的提出和传播掀开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序幕,更是中国法律观念现代化的先声。
——摘编自胡伟《中国法律观念近代转型初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法文化在中国传播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西方法文化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材料一 自宋朝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宋代政府在对农业与商品经济关系的处理上出现了许多与历朝的不同之处。唐朝的“坊市制度”在宋代被取消,此举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重农抑商情况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国家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因而商业的发展只能对统治者有利,而不会影响其统治地位。宋代仍然把农业放在经济发展首位并注意改进农业生产工其。奖励垦荒,因此,至天圣年间(1023~1033年),农业得到很大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手工业的兴旺、造船的发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这时指南针已普遍用于航海,造纸、雕版印刷、火药均已出现。此外,纺织、制光、矿冶等各部门都有显著发展,各业作坊规模之大,超越前代。
——摘编自邓晓影《宋代商业发展与商人地位的提高》
材料二 到了晚明时期,由于玉米和番薯等新的粮食作物的引进和推广,粮食生产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由于经济效益可观,种棉和养蚕更是蔚然成风。各地商品的种类比以往更丰富,而这又进一步促使工商业专业市镇的大量兴起。如松江,是明代最著名的棉纺织业中心,有众多手工业专业市镇和商品集散地,其中朱泾镇“四乡盛产棉花、乡人精于纺织,所产标布质地精细”,随着经营范围的扩大、资本的增多、竞争的激烈,开始产生了一批商业集团,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商帮。其中最著名的是徽商,不仅人数多,而且资本雄厚,经营多种行业。在明清之前,人们都以习儒或做官为一生的奋斗目标。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新“四民观”和“工商皆本”思想的出现,许多文人学士也开始加入到从商队伍中,“弃儒就贾”成为当时的风气但是商业化的发展也进一步刺激了社会的世俗化,社会的商业化使人心趋于机械、变诈,人们唯利是图。
——摘编自陈君、齐洋铌《晚明的商业发展与社会变迁
材料三 鸦片战争后,中外贸易不断扩大,其主要进口品为鸦片和棉纺织产品,中国主要的出口品仍为茶叶等农副产品。我国出口商品主要为农产品、初级矿产品、手工制品,其科技含量很低,生产规模较小,仍处于自然经济的落后态势中。随着中国市场的逐渐开辟,19世纪70年代以后鸦片贸易的比重就逐渐减少了,而正常的商品交易则越来越扩大。
——摘编自张易《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的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朝商业繁荣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晚明商业发展的表现及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贸易的特点。
材料一 史料一 “伊顿先生,请您帮我在澳门买一把能冲泡最好品种茶叶的茶壶……”
——1615年东印度公司驻日本长崎平户岛代表威廉汉姆写给同事伊顿的信
史料二 那种为所有医师所认可的极佳的中国饮料,中国人称其为茶(Tcha),其他国家则称为Tay或者Tee。在伦敦皇家交易所附近的斯威汀斯一润茨街上的“苏丹王妃”咖啡馆有售。
——1658年伦敦《政治公报》刊登的广告
史料三 9月30日茶二磅二盎司供皇室用……价格为4镑2先令(注:当时英国一个农夫的工资每年不超过3英镑)。
——1664年东印度公司献给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的贡品账目
材料二 东印度公司直到1669年开始大规模的开展定期茶叶进口贸易,重量为143磅,1670年运进79磅,两宗都是从万丹购得。荷兰于1682年占领爪哇万丹地区并逐出英国在该地区的势力,向英国东印度公司关闭港口。这导致英国茶叶进口数量也时有时无。康熙时台湾收复后,东印度公司几经尝试才获得清政府允许在厦门进行贸易。据统计从1669—1699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的总量共计18万磅左右,平均每年有6000磅的进口量。
——摘编自宫珏《英属印度茶业的发展及影响研究(1830—1945)》
(1)根据材料一中的三则史料探究中国茶叶对英传播史,指出其史料价值,并做出合理推断。(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7世纪中后期中国茶叶输入英国的变化,并分析上述变化出现的原因。
甲午战前清政府驻外公使一览表
姓名 | 籍贯 | 出身 | 使前职衔 | 出使国 |
郭嵩焘 | 湖南 | 翰林 | 福建按察使(从三品) | 英国 |
陈兰彬 | 广东 | 翰林 | 刑部郎中(正五品) | 美国 |
何如璋 | 广东 | 翰林 | 翰林院编修(正七品) | 日本 |
刘锡鸿 | 广东 | 举人 | 刑部员外郎(从六品) | 德国 |
曾纪泽 | 湖南 | 荫生 | 大理寺少卿(从四品) | 英国 |
崇 厚 | 镶黄旗 | 举人 | 吏部左侍郎(从二品) | 俄国 |
李凤苞 | 江苏 | 捐官 | 船政留学生监督 | 德国 |
刘瑞芬 | 安徽 | 生员 | 江西布政使(从二品) | 英国 |
许景澄 | 浙江 | 翰林 | 翰林院编修(正七品) | 日本 |
黎庶昌 | 贵州 | 廪贡 | 道员(正四品) | 日本 |
郑藻如 | 广东 | 举人 | 天津海关道(正三品) | 美国 |
徐承祖 | 江苏 | 监生 | 道员(正四品) | 日本 |
龚照瑗 | 安徽 | 捐监 | 四川布政使(从二品) | 英国 |
张荫桓 | 广东 | 捐监 | 道员(正四品) | 美国 |
洪 钧 | 江苏 | 状元 | 内阁学士(从二品) | 俄国 |
李经方 | 安徽 | 举人 | 江苏侯补道(正四品) | 日本 |
崔国因 | 安徽 | 翰林 | 翰林院侍读(正六品) | 美国 |
薛福成 | 江苏 | 贡生 | 湖南按察使(从三品) | 英国 |
汪凤藻 | 江苏 | 进士 | 翰林院编修(正七品) | 日本 |
杨 儒 | 正红旗 | 举人 | 道员(正四品) | 美国 |
材料一 近五百年的世界历史,就是一个现代化孕育、生成并扩散、推进的过程。在“抗拒”与“接受”这两种显而易见的立场之外,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即“反现代化”,这个立场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接受现代化,但只接受它的形式;它接受现代化是为了控制现代化,让它为维护传统的价值取向服务,从而为避免不可避免的现代化挑战寻找一条有效的途径。它试图把“传统”与“现代”调和起来,它将“现代”服务于“传统”,让“现代”向“传统”过滤。反现代化如果不能在过程中逐渐融入现代化而使镜像与真相合为一体,那么爆裂终将产生。
——摘编自钱乘旦《“反现代化”——一个理论假设》
材料二 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是一个“串联式”的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200多年时间。中国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就不可能沿着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过程亦步亦趋,必须发挥后发优势,立足中国实际,走自己的路,全面推进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只有遵循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的神话,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固有的先天性弊端,提供了现代化的全新选择,开辟了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崭新道路,展现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摘编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从现代化角度评价洋务运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影响。
李鸿章与近代中国李鸿章(1823~1901),安徽省庐州府(今属合肥市)人,晚清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将领,清末重臣。李鸿章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是晚清社会的重要人物,对晚清转型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影响深远。
通过对与其相关的史料进行研究,更能清楚地了解和认识李鸿章。下表是近现代研究李鸿章的部分相关史料。
史料1 | 《钦定剿平粤匪方略》编自道光三十年(1850年)至同治五年(1866年)奏报、上谕 |
史料2 | 《中国轮船招商局》(《申报》第2版1872年11月29日) |
史料3 |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同治元年(1861年)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
史料4 | 《李文忠公全集》吴汝纶,金陵书局1908年 |
史料5 | 《义和团档案史料》1959年出版 |
史料6 |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1992年出版 |
(2)依据材料和所学,对李鸿章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形象加以阐释。
郑观应的效国主张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较早具有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实业家和教育家。他于1894年完成的《盛世危言》一书,贯穿“富强救国”主题,主张“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畜,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迬立宪法,尊重通德,改良政治”,推动了培新史法思想的广泛传播。 ——摘编自普通高中历史教科书《文化交流与传播》 |
(1)根据材料,请图示郑观应主张的逻辑关系。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评析郑观应的主张,并指出如何才能挽救民族危亡。
材料一 资产阶级国家分权理论最早来源于李尔本的“分权构想”。英国革命中的左翼民主力量、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村自耕农的政治代表、平等派思想家李尔本在1649年出版了《人民公约》,提出了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反对行政粗暴干预司法工作的主张。1651年,霍布斯发表《利维坦》,他从“自然状态”“社会契约”方面来论证国家来自“人授”而反对“神授”。人们把“自然权利”转让出去。授予契约的君主集国家权力、教会权力于一体,不可限制和分割,人民只能服从君主,不得反抗,约翰·洛克在总结李尔本分权论和霍布斯集权论的利弊之后,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资产阶级国家两权分立学说。洛克认为:在政府中,“只能有一个最高权力,即立法权”,它是神圣的、不可变更的;任何人的任何命令,“如果没有得到公众所选举的和委派的立法机关的批准,都不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性”;“握有国家的实力”的执行者,不得阻碍议会集会和行使职权,只能忠实地执行国会所表达的民主意志。孟德斯鸠正是在对洛克理论和英国政治制度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资产阶级三权分立与制衡的学说,该学说成为西方国家的主要政治原则。
——摘编自苏艾平《启蒙运动在英国最早兴起的原因及影响》
材料二 启蒙的目的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发展,而启蒙的途径又只能是自由,即人可以在一切事情上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因此,无论是从价值论还是从工具论的意义上看,启蒙都是要紧紧地抓住人的自由这一根柢的。然而,当启蒙传播到中国的时候,它却逐渐偏离了本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因为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才是第一位的,至于启蒙也是为了激发人们的国家意识和个体意识,个人要为实现国家富强的目的服务,所以中国的启蒙事业就本末倒置,迷失了方向,具有急功近利和工具主义的特征。正是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启蒙在近代中国所遭遇的坎坷命运。
——摘编自胡应泉《启蒙的困境——启蒙在近代中国的命运简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与制衡”学说提出的背景和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启蒙”传播到中国的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异”的内涵及原因。
材料一 下表列举了孔子不同时期的“遭遇”
时期 | 孔子遭遇 |
西汉武帝时(董仲舒) |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
晚清时期(康有为) | 写《孔子改制考》,尊他为改革先师 |
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 | 认可“天下为公”,提倡共和 |
北洋时期(袁世凯) | 尊孔复古 |
新文化运动时期 | 打倒孔家店 |
材料二 九一八事变后,政府为唤醒国民爱国精神,通令各大学开设中国通史课程。傅斯年等提出了“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钱穆为了讲好通史课,先后编写了几种讲义,又编选了一部《参考资料》,后编成《国史读本》,此外,尚有“通史随笔”五六册,汇集备课时所需史料,到西南后又续有补充,为《国史大纲》之祖本。《国史大纲》成书后,钱穆写成《引论》一篇,在昆明《中央日报》上发表,正面阐述了钱氏“新史学”的基本内涵,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史学观念。他强调,一国历史与文化实是民族赖以存在之基础,“国史”应成为一种国家和国民的教育。
——摘编自冯峰《钱穆研究三题》
材料三 当代北大教授李少军认为,通观《海国图志》,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与其说是它作为外部世界历史地理著作的学术价值,还不如说是它通过介绍外部世界状况来提供“制宜”谋略的思想意义和实用特性。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康有为是如何实现“继承与创新”的,并指出孙中山对孔子所持态度所折射出的真实意图。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钱穆撰写《国史大纲》的历史背景,并概括在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中华文化内涵。
(3)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围绕“历史与当代史的关系”这一主题,辩证扼要地加以论述说明。(要求:逻辑清晰、史论结合、理由充分)
材料一 1915年,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长文中提出了“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的观点,指出中国“宗法社会以家庭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表现出强调服从君父、移孝作忠的权威主义特质。最后结论是:“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
——摘编自孙邦金等《陈独秀的家庭伦理观与近代中国的“家庭革命”》
材料二 1922年6月,中共中央第一次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肯定了辛亥革命,认为它“是适应近代由封建制度到民主制度,由单纯商品生产制度到资本家商品生产制度之世界共同趋势的战争,是在历史进化上有重要意义的战争”。这是首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评价辛亥革命。
——摘编自陈金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话语建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分析中国“家族本位主义”形成的历史原因,简析陈独秀探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的意图。
(2)根据材料二,用关键词概括中共中央认识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角度。结合所学,分析上述认识形成的时代背景。
材料一 汉武帝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目前所见最早而确切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出处,是蔡元培于1910年所著《中国伦理学史》。1916年,易白沙在《青年杂志》上发表《孔子评议上篇》,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行了论述。这一观点,为清末民初的学者所普遍接受,其影响直至上世纪90年代。近年来,不少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疑问。
【资料夹】
①关于董仲舒: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曾问学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在《史记》中以三百余字简述其生平,对其学术成就,仅说:“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②关于《春秋繁露》:《春秋繁露》是董仲舒代表作,其中多篇以“阴阳”或“五行”命名,如《五行对》《五行之义》《阴阳位》《阴阳义》等,除阴阳家外,董仲舒思想又杂有道、法、墨等成分,如道家的顺应天道、清静无为,法家的君尊臣卑、循名责实,墨家的天志、尚同、明鬼等,均被董仲舒吸收改造。
③关于“罢黜百家”: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在《汉书·武帝纪》的中说: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④关于汉代诸子之学:近代学者吕思勉考察《汉书·艺文志》指出“诸子十家,惟名、墨二家无秦、汉人著述;《兵书略》中《兵阴阳家》及《数术略》《方技略》各四家,有无秦、汉人著述不明;余率皆有,或颇多。”又根据《史记》《汉书》《三国志》探讨诸子百家在秦。汉传承,指出:“秦、汉之世,百家之学,见于《史》《汉》《三国志》纪、传者如此。令《汉志》所载之书观之,诸学之未尝废绝;弥可见矣。安得谓一经汉武之表章罢黜,而百家之学,遂微不足道邪?”
【人教社普通高中教材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表述调整】
董仲舒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付诸实行。
——《历史必修③》(2004年版)
汉武帝继位后,加强中央集权……思想上,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尊崇儒术。此后,儒学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中外历史纲要(上)》(2019年版2022年印刷)
材料二 正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从多元的文化观念出发,来批判儒家思想或文化的,因此,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他们在批判儒家思想或文化的同时,又特别重视对中国历史上那些被儒家视之为异端邪学而受到打压的各种主义、思想、观念、学说、思潮和流派的发掘和研究,并以此希望再现春秋战国时期的“九流并美”、“百家争鸣”的局面。陈独秀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指出:“旧教九流,儒居其一耳。阴阳家明历象,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实,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此偕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也。”因此,他主张开展对儒家之外的其他各家各派的研究。一位名叫李杰的读者曾致信陈独秀,建议《新青年》在“辟孔”的同时,应“提倡古人言论学说之有益于现代、与孔子相反者”。在他看来,“古人学说之最合于现代者,莫庄、墨若。墨子兼爱,适合于近世所谓社会主义,而为大同之基础。庄子学说,系纯摧残君权,扶植民权”。陈独秀在回信中,不仅完全赞成李杰的建议,而且还认为除庄、墨之外,农家的代表人物许行的学说也有益于现代,值得提倡,“墨子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蔡元培在“序言”中称该书有四大特点,其中第三大特点是“平等的眼光”,即是说胡适摒除了正统与非正统的观点,把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家学说都放在平等的位置,既不是儒非墨,也不是墨非儒,而是认为“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一个本来的面目,是很平等的”。
——郑大华《五四新文化运动:“多元的文化观念”》
材料三 在西安,儒庙得以修复,成为历史博物馆。在曲阜,修整一新的孔庙和孔林被保护起来。1962年4月传统的清明节,成千上万的祭拜者涌到那里,官方设计的从孔林到孔庙的沿线途中,犹如赶集一般(有人曾建议将孔林作为麦加和耶路撒冷那样的儒教祭祀圣地)。
“人民”虽没有放弃对“旧文化”创造者们的敌意,但他们认识到这些文化已为自己所控制。如同列宁格勒的“修道院”一样,全中国的宫殿、庙宇和各种各样的历史遗迹、遗物——这些东西原本与共产主义原则格格不入——一律为共产主义者拥为己有,并失去了原有的负面作用,其原物受到保护。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1)运用资料夹中的材料,对汉武帝是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行探讨。人教版普通高中教材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表述也做了相应调整,试分析这一调整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新文化运动对中华文化发挥的作用。
(3)根据所学,以博物馆为例,简述江浙沪地区对中国近代文化事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材料三 展现的是列文森提出的著名的“博物馆理论”的一部分。仔细阅读材料,概括儒教文化在列文森笔下的共产主义中国的“类博物馆”特征。
材料一 宋代是我国古代科技创新的密集期,取得了领先世界的成就。宋代在内侍省增设军器监,承担军事科学和武器的研发工作。元祐元年,苏颂受命召集输林院天文、太史等部门的技术人员,历时三年研制成水运仪象台。朝廷设置博学通艺等特科或通过地方举荐“奇才异行”,如李诫因在建筑学方面多有建树,被选为将作监,还奉救编修了《营造法式》。此外,朝廷还组织编撰了《开宝本草》《武经总要》等书籍,以整理已有成果。据《宋史》记载,宋代有27人获得科技奖励,或树碑立传,或加官进游;还将一些民间科技研究者列入“赐处士号”的序列,给予一定的国家补贴。以三大发明为代表的宋代的科技成就在向朝鲜、日本、阿拉伯传播的同时,还引进了阿拉伯数字和阿拉伯“土盘算法”以及“占城稻”等。
——摘编自刘尚希等《唐宋科技繁荣:政府行为与创新环境》等
材料二 1914年夏,一批留美学生认为“祖国之所以孱弱,莫过于科学不发达”,决意成立科学社,发行杂志,将“科学发明之效用于寻常事物而影响于国计民生者”,告诉“父老昆季”。1915年1月,首期《科学》月刊在上海出版,发刊词上“科学”与“民权”赫然并列。该刊首先改竖排为横排,并采用白话文,改变了中国传统出版物的形式。同年10月,科学社改组为中国科学社,由国内外各类科学学术团体联合组建,成为当时我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科学学术团体。1924年,该社研制出中国首台无线电话机,打破了外国资本垄断中国通讯挂术的局面。上海“孤岛”期间,该社通过《科学》等媒介宣扬科学抗战报国。虽在广大社员的努力下,社务一直坚持,但从抗战伊始,中国科学事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摘编自《“科学救国”的践行者——中国科学社》
(1)根据材料一指出宋代在科技史上的地位并归纳政府推动科技发展的举措。(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中国科学社“科学救国”的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