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在自然经济之上，形成了家国合一的宗法伦理。中国法紧随宗族制成为道德执行工具，维护宗法等级是中华法系特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法家产生，法家“缘法而治”本质是权力本位；其典型观点“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立法集于君主，不承认民众权利。中国古代权力观念发达，所谓法，一是刑法，二是官僚机构组织法，形成了异常发达的以公法为主的法律体系。法家强调“尊卑贵贱皆从法”，但在实践上，只对被统治者有威慑力，法治作为德治补充，为人治服务，这是中国法落后、缺乏法治精神的真正原因。

——摘编自《中国古代的“依法治国”》

材料二   在罗马早期社会中，商品经济孕育着自由、平等观念。个人意识使罗马公民在人与人，人与城邦之间表现为契约关系，使法律摆脱了宗教和道德的束缚，成为独立系统。古罗马法在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罗马人把法治视为至高无上的信念和自然理性，注重法律的正义性和公正性。罗马以权利为本位的法治建设，把私人权利看作国家权利的最高准则，使私法成为罗马法的灵魂和精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成为国家运行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法治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体现在罗马各个角落，共和国的法治精神成为西方法律的渊源。

——摘编自《古罗马共和国的“法治”》

材料：古代中国追求和睦友好，向往“无讼”社会。首次明确提出“无讼”的是孔子。老子“无为”在诉讼上即归于“使民不争”。法家重刑，根本是为“无刑”也即“无讼”。“秦汉以降，司法官多奉行调处息讼原则”。至两宋调处制度化，明清则臻于完备。“明德息讼”官吏才会赢得好口碑，得到统治者赞赏。教化不成的兴讼之人、诉讼参与人，包括证人等均会被视为“待罪之身”。明代建构了双重调解程序：先民间调解，民间调解不能解决时再行诉讼，里老调处是民事诉讼的法定必经程序；即便进入诉讼程序，司法官也优先调解。清代州县诉讼内调解具强制性，当事双方需“遵命和息”。清代还存在委托调解制度，即州县接到诉状，认为事微不值或事关亲族关系不便公开传讯，则将诉状转达乡保、族长调处。又因民事纠纷多发于乡里，乡保易闻真实，这种“半官方”的乡保调解，不但极常见且十分有效于纠纷解决。当然官府也必然同时严密监控和管理。

——摘编自张嘉军《古代中国民事诉讼调解政策初探》

材料一   《圣经》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同时，也彰显出丰富的社会规范思想。基督教要求人们立足于世俗社会来追求理想的天国，要求人们应当遵守世俗社会的法律。《创世纪》认为上帝创造了人，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圣经》孕育了基督教法治传统的萌芽，在教会里，主教和信徒极力提倡法律的权威，主张法律权威高于国王的权威，国王应服从于法律，形成了教权与王权“双峰对峙”的局面。宗教改革后，教会影响力逐渐削弱，但在西方的个人价值、尊重人格的理念及婚姻、财产、继承、犯罪与刑罚等方面，教会法都一定程度地融入了近代法律条款中。

材料二   周公“引德入礼”，将道德观念注入礼的范畴，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理念，用“德”来沟通天命，使“德”成为评判是非的准绳和圭臬。荀子在重视“礼”的作用时，把“法”摄入“礼”的范畴，把“礼”和“法”看作是治国的基础和起点。随着专制皇权的不断强化，统治者通过特定的礼仪规范，以实现道德教化对民众进行引导与劝勉，使人遵守“上下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同时，即使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和“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理想，却总被“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差级制的现实所遮蔽和湮灭。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靳浩辉《中西文化对勘视阈中的礼法之辩》

材料一 （鉴于）赋繁役重，官吏贪求……为此唐太宗指出）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而且）在律，正赃唯有六色：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明朝《大诰》中规定“不枉法者”被凌迟、枭首者极多，朱元璋还敕谕刑部）官吏受赃者，并罪通贿之人，徒其家于边，著为令。

——摘编自《唐律疏议·名例律X贞观政要以大明律》等

材料二 英、美是率先进入现代化的西方国家。两国的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扃化现象的泛滥，随着腐化现象的日益严重直至达到腐败的程度。在英国，整个18世纪腐败现象都很严重，并在19世纪前期进入了高峰期。美国从18世纪到19世纪80年代将近100年间，腐败猖獗。其间，随着两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工人阶级政治参与的实现，英国在进入19世纪后，美国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先后出现了以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改革社会运动，并成为推动政府进行改革的强大力量。在压力下，英、美两国的此番改革涉及广泛的政治领域，主要集中在选举制度、政治领导体制、人事管理制度和行政管理等方面，改革颇有成效。例如：美国的选举提名制度、英国的反对党制度、两国的现代公务员制度等都是这一时期体制改革的产物。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入，肩败现象开始衰退。

——摘编自姜跃《国外廉政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唐律是中华法系的代表，《唐律疏议》是唐律的精髓和骨干；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敕定的《法学阶梯》既是罗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罗马“全部法学的基本原理”。

材料一   《唐律疏议》继承了此前数百年的成果，共30卷500条，分列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等12篇，《唐六典》对其内容和性质作了简洁准确的说明：“凡律以正刑定罪”，即有关犯罪和处罚的法律规定。《唐律疏议》开篇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者犹晨昏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因此在关于斗、杀、伤等的规定中，同一种行为甚至可能出现“尊长不坐、卑幼处斩”的判罚。当然，《唐律疏议》仅仅是唐代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分，其他法律形式还有令、格、式等，均由中央最高权力机构和它的代表皇帝发布。《唐律疏议》被宋元明清所继承，为东南亚诸国效仿，直至近代面对侵略被迫“变法”，中华法系才最终瓦解。

材料二   帝国五大法学家的部分学说经整理后，集中于《法学阶梯》《学说汇纂》中，和“法律、平民或元老院决议、皇帝的敕令和长官的告示”一样，可直接作为司法审判的依据。《法学阶梯》共4卷，涉及“自然人和家庭法，物权及遗嘱，法定继承、债务契约以及由侵权所生之债和诉讼”等内容。《法学阶梯》开篇说：“法学是关于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识……实际上，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但第三编开头又接着说：“关于人的法律的主要区分如下：一切人不是自由人就是奴隶。”《法学阶梯》随帝国衰败而逐渐湮没，但人类开始迈向近代时，它和罗马法的其他部分被重新发现并开始复兴，最后加入到近代欧洲大陆法系之中。

——均摘编自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