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传统政府行政虽然从制度设计形式上实现了王朝的安全，但自秦汉以来，家天下统治并没有万世长存，改朝换代仍频频发生。只不过皇权的颠覆大多不是源于行政官员的反叛而是源于基层百姓的造反。传统政府也曾试图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如连坐、保甲等，但效果往往并不理想。因为基层社会被其锻造的特殊绅士阶层所控制，绅士的乡土权威是不可动摇的。基层控制只能通过绅士才能发生作用。州县以下的广大基层社会也正是绅士发挥作用的空间领域。

——摘编自张福坤《论中国古代的绅士自治》

材料二   自治管理在19世纪下半期，分三个阶段迅速发展起来。最初.的推动出现于19世纪中期的叛乱期间，当时地方名流组织了民团，并承担税收和其他通常由官吏行使的地方权力。第二个推动出自叛乱后重建的需要。承担救济与亚建的主要责任的地方人士，把他们在教育和福利方面的活动扩大到官府外的管理中属于地方民政结构主要部分的领域。这些活动的经费，主要来自捐赠，即名流和企业的捐助，以及官吏不能完全控制的商业税款。扩展的最后阶段开始于90年代中期，当时有功名者和绅董开始在教育和工业方面从事自强活动。

——摘编自【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不仅是经济革命，更是政治整合。一是通过清匪反霸打击实际掌握乡村统治权和压迫普通农民的地主势力或其他黑恶势力，将分散在乡村社会的社会权利收归到国家政权体系中来，实现了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二是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末端建立起基层政权组织，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将土地分配给无地、缺地、少地的农民。由此，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先生称土地改革是“农民取得土地、党取得农民”。

——摘编自李华胤《我国乡村治理的变迁与经验探析》

材料二1980年，四川广汉向阳公社率先重建乡政府，开始了政社分开，废止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的进程。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乡镇政府作为基层国家政权的政治地位，村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组织。村委会的建立使得农民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随着市场经济以及农村环保、民生事业的发展，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也成为了乡村治理的主体。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农村各项工作提出更加全面、更加系统的要求。十八大之后，新型城镇化战略更明确地站在统筹城乡的角度上，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对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部署。

——摘编自刘新《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乡村治理的历程与发展》

材料一   春秋末年，孔子大力倡导的仁义使儒家慈善思想内涵逐渐丰富。受儒家义利观的熏陶，古代儒者大都重义轻利，不言名利，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开展救困扶危的慈善事业。及至唐宋，韩愈、张载将仁爱思想发扬光大，使儒家的慈善伦理得到进一步扩充。孔孟儒学中“民为邦本”的思想，就是通过主张君主惠民，实施仁政，从而进一步丰富儒家慈善观的。儒家大同思想也使许多乐善好施的仁者以“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精神，不断地致力于济贫弱、助危困的社会慈善活动。《礼记》《周礼》中关于古代礼仪的记载，也成为后世慈善组织及其慈善活动的理论源泉。

——摘编自周秋光《儒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

材料二   德国启蒙思想家康德并不否认情感在慈善行为中的作用，但是他认为真正的慈善行为是排除功利且完全出于责任而产生的。康德认为国家性慈善活动是完全义务性的，且必须是公平公正的，是一种最高的善，是一种完全的、积极的、外在的义务。康德认为慈善事业不必设立过高的道德标准，这样得到的只有虚伪与暴力。康德也十分在乎受助者的尊严，提倡设立慈善机构等中介用以减轻施惠者和受助者在心理和人格方面不平等的设定，以人为目的的举动才是真正的、非功利性的慈善，才是道德至善的体现。

——摘编自范杨《利己、利他与慈善》

材料一　　明清之际，慈善组织在城乡日益普及，并以乡村为中心开展慈善活动。嘉庆道光年间，市镇萧疏，乡村经济一蹶不振，加之自然灾害屡屡侵袭，一些地区又迭遭战火，传统慈善事业已无力担当起近代社会慈善救济的重任。

——摘编自周秋光曾桂林《中国近代城市与慈善事业》

材料二　　慈善义演是近代中国新出现的一种社会文化事象，主要是通过演艺筹集资金用于社会慈善活动。随着近代城市的兴起，都市商贸的发展，公共生活空间的扩大，娱乐业的兴盛，市民娱乐需求的提升，慈善活动受到民众的持续关注。同时也为慈善义演提供了经济与社会基础。华洋杂居口岸的都市繁华和“租界展示”，对慈善义演的出现产生了直接的促动作用。西方慈善理念的东渐和影响，成为慈善义演的思想引导。慈善义演在近代中国逐渐流行开来。

——摘编自郭常英 岳鹏星《寓善于乐：清末都市中的慈善义演》

材料一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贾谊以“古之治天下，至娥（同“纤”，细致）至悉也，故其蓄积足恃”为由，建议朝廷积贮备荒。统治者创建常平仓，通过丰年增贾而籴、歉年减贾而巢的手段，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达到供应官需民食的目的。朝廷对灾民的赈济方式有发放食物、衣物、钱物等。除赈济粮食、钱财之外，官府还“列地以分民”，力图从根本上解决灾民的生计问题。这些备荒政策受到后代王朝的效法。

——摘编自潘明娟《汉唐时期荒政思想发展初探》

材料二   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宋代官员在荒政实践中特别强调赈济灾民要在其未流移前尽快进行，确保粮食相接，使其“不至失业”且“比屋安堵”。鉴于灾荒必然导致粮食供需失衡，范仲淹主政杭州时，适逢“二浙阻饥，谷价方涌，斗钱百二十”。他力主将粮价“增至斗百八十”，并命“出榜沿江，具述杭饥及米价所增之数”，“商贾闻之，晨夜争进，唯恐后”，待“米既辐凑，遂减价还至百二十”。这种以市场化手段缓解粮荒和平抑粮价的做法，不失为赈灾济荒的明智之举。宋代朝廷有效的政治制度建设，使其可尽其所能地调动全国资料应对频繁的自然灾害，提高了救灾成效。

——摘编自张福运《宋代荒政思想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