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在中国历史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似乎是一个永恒的政治主题。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中枢权力体系及其相应的地方控制网络。阅读下列材料，然后回答问题：

材料一：汉哀帝说：“丞相者……统理海内，辅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但明太祖朱元璋却认为：“自秦以下，人君天下者，皆不鉴秦设相之患，相从而命之。”

材料二：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短促）”。

材料三：两汉时期，皇帝对丞相待之以礼。丞相竭见皇帝时，皇帝起立，赐丞相座。丞相病了，皇帝还要亲自去探视。隋唐时期的宰相大臣上朝奏事也有座位。但到宋朝，宰相只能站着同皇帝议事。据说是宋太祖改变这一做法的，有一天，宰相范质等人向宋太祖奏事，开始大臣们还坐着，宋太祖称自己眼睛昏花看不清，让大臣们近前指给他看。等范质等人回到原处，座位已被撤掉。此后宰相大臣就只好站在皇帝面前议事了。明代自朱元璋起，明文规定“大朝议”须“众官皆跪”。清朝的官僚上朝跪地时间特别长，以至于大臣们都备有特别的护膝。

材料一   ……宋代官制前承隋唐、后启明清，内容复杂，名实分离，是历代官僚机构设置最为复杂的一朝，也是文官制度高度发达的一朝。特殊的职官分离现象在宋代官僚制度中尤为明显。在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的同时，武将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抑制。由于宋代地方各级组织互相牵制，尤其路一级组织事权分散、区划交叉、中心分离，没有单一的权力圈和单一的权力中心，也就失去了割据一方的地理基础。同时，宋代行政区划是中央官员的分治区域，而不是地方官员的分治区域，路、州、县的官员由中央官员担任，就削弱了地方分权的人事基础。

——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等

材料二   台湾学者柏杨曾这样评价两宋：两宋是具有“高度物质文明的社会”，其“物质文明，有辉煌期，不但超过中国过去任何一个时代，并超过同时代的西方世界。”但是两宋时期“武装力量跟文化水平不能配合。”

材料一   （宋太祖）一日召赵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争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収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材料二   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极一世之人志虑之所周浃，忽得一智，自以为甚奇，而法固已备之矣，是法之密也。虽然，人之才不获尽，人之志不获伸，昏然俯首一听于法度，而事功日隳（hui），风俗日坏，贫民愈无告，奸人愈得志。

——《水心别集》卷10《实谋》

材料三   唐失其道，化内地为藩镇，内外皆坚，而人至不能自安；本朝反其弊，使内外皆柔，虽能自安，而有大不可安者。

——《水心别类》卷14《纪纲二》

【推荐1】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英国文学作品在15世纪到17世纪的创作中，中国人物形象是正面的。1599年，理查德发表了《航海全书》，对中国的税收、政府机构、农业经济等进行了介绍，还对科举制度进行全面阐述研究。1657年，威廉·坦普尔创作《论英雄的美德》，重点介绍了孔子及其思想，将孔子的哲人形象在西方进行宣传，使孔子在西方成为大众人物。17世纪后，中国的茶叶和丝绸、瓷器等传入英国，英国兴起了中国风，英国的普通建筑也采用中国园林建筑的样式进行构建。到了18世纪，依然有格尔斯密的《世界公民》表述了对中国文明的赞扬，称赞中国有非常完善的道德和法律制度。

——摘编自王爽《近代英美文学作品的中国形象变迁》

材料二   1795年，斯当东出版了《英使谒见乾隆记》。他以马嘎尔尼使团在华经历为“根据”，向欧洲展示了一个“几百年或上千年都没有进步”的“泥足巨人”的形象。中国“商人欺骗，农民偷盗，官吏敲诈勒索他人钱财”，“他们禁闭妇女、残杀婴儿、残酷、胆怯、肮脏，对技术与科学一窍不通”。1873年，沙俄政客巴枯宁首次提到“黄祸论”，他相信反基督势力必将从亚洲出现，宣称中国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开始在公开场合提出“黄祸”说法，认为“一旦千百万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时，将给西方文明带来灾难和毁灭”。在“黄祸”声中，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排华浪潮。

——整理自马建标《冷观近代西方“黄祸论”》

史料一   在朝廷内部也好，地方上也好，旧社会势力仍然占着绝对优势。维新派希望依靠一个并无多少实权的皇帝自上而下地推行某些重要改革，在不触犯地主阶级根本权利的基础上求得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这对那些无拳无勇的书生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缺乏可以依靠的社会基础就终究只能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想。人们的思想认识在戊戌维新运动的启蒙下跨出了一步，又从这个运动的失败中再向前跨出一步。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史料二   20世纪初的晚清变革大事记

——摘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