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早在先秦时期，荀子在继承儒家“礼治”思想的同时，强调不能忽视“法治”的规范作用，在他看来，“隆礼至法则国有常”。汉朝建立以后，儒生们重新展开了对礼法关系的讨论，初步形成了礼法融合的趋势。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策问贤良文学，大儒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的观念，提出：“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这样一来，礼与法、德与刑之间就天然具备了先后顺序，形成了“德主刑辅”的礼法关系。董仲舒这一思想最终为汉代统治者所接受。此后，“引礼入法”的原则不断延续下去，成了汉代法制建设的准绳。“引礼入法”的举措，不仅使儒家思想深入渗透到法律的施行过程中，还使儒家经典法典化，从而大大提高了“礼治”的权威性与规范性。
——摘编自李东泽《汉代礼法结合统治模式的确立与演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引礼入法”原则确立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汉代“引礼入法”原则确立的影响。
相似题推荐
材料一：中华法系是产生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上的原生法系，其丰富的内涵不仅适合于中国的国情，也适合于相邻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国情，自隋唐起历代法典都规定“十恶”（含侵犯朝廷和皇室的谋反、谋叛、谋大逆、大不敬，涉及家族伦理道德的恶逆、不孝、不睦、内乱，以及不义、不道）之罪，因此国家刑法发达，而涉及民间田土钱债的民事行为则视为细事，朝廷中的行政高官也握有不等的司法权，地方临民之官，二者合二而一。
——摘编自张晋藩《解读中华法系的本土性》
材料二：中国古代在自然经济和专制统治环境下，不具备产生诸如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等近代民法观念的条件。现今中国民法，是清朝末期从外国继受而来。甲午战败和庚子事变后，1907年设立修订法律馆，“参酌西洋法制”，由日本学者松冈义正负责起草总则、债权、物权三编，由曾经留学法国的陈箓与留学日本的高种、朱献文负责起草亲属、继承两编。1910年底，共1569条。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在“大清民律草案”基础上继续主持起草民刑法典，国民政府在此前民律基础上修订的《中华民国民法》颁布实施。此前，在清政府、国民政府和列强续签商约时，列强均以颁布民商法典、法治完善为放弃该权的条件。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序言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华法系的特点并简析其形成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民法精神并归纳中国制定民法典的作用。
材料一 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狃之以赏庆，导之以刑罚，使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战无由也。功赏相长……故能四世有胜于天下。……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图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班固《汉书·刑法志》
材料二 大唐高祖起义至京师，约法十二条，唯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至太宗即位，制绞刑之属五十条，免死，断右趾。其后……裴弘献又驳律令不便者四十余事，太宗遂令删改之。……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据有司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于隋代旧律，减大辟入流九十二条，减入徒者七十一条。
——杜佑《通典·刑法三》
材料三 “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刻吸取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借鉴世界社会主义成败得失，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新要求，我们制定了我国现行宪法。同时，宪法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才能具有持久生命力。”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
“改革与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
——引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1)根据材料一，指出从秦国到秦朝，刑法在国家治理中的不同作用，结合所学，推测班固属于中国古代哪一学派？
(2)根据材料二，扼要指出从民本思想出发的《唐律》相较于“隋代旧律”出现的变化。结合所学，分析这种变化所体现的唐太宗对君、国、民三者关系的认识。
(3)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请选择阐述：①材料三对“我国现行宪法”制定的背景进行了分析，请概括其分析要点，指出审议并通过这部宪法的会议名称。②写出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历史任务，概括改革与法治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