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三国和两晋时期，北方的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开始内迁到黄河流域，各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他们彼此征战，人民被屠杀，牛马被掠夺，城市化为废虚，田地大量荒芜，为躲避战乱，大批北方民众纷纷渡江南下，形成第一次南迁的浪潮。

——摘编自统编历史教材选择性必修一《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二   唐宋时期是我国茶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唐宋茶叶生产为当时人们的生活消费提供了新的产品。作为备受欢迎的饮品，茶叶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改变了旧的生活方式，促进了人们的相互交往。唐宋茶业经济的发展，不仅大大减少了自然经济的“地盘”，而且使得围绕着茶叶商品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人们的社会交往变得复杂起来，进而逐渐克服了人与人之间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狭隘性。宋政府通过控制茶叶互市贸易、赏赐茶叶给少数民族首领、赏赐茶叶给军队官兵等方法增强军队力量，换取和平。由于少数民族嗜好茶茗，所以茶叶成为民族间交往的媒介之一，成为协调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材料三   宋代，文人士大夫可以自由结社、朝堂论争，也可以归隐自然、追求自我。各个阶层的接触机会增多，社交活动频繁。临安等地“买卖昼夜不绝”。传统的分餐制，已不符合饮食者对美食和氛围的热切追求，也不符合经营者多元经营特色和人力物力财力的成本要求。同桌群聚，同盘而食，各取所需，满足了官场结党、商业联系、亲朋联谊等各类聚会需求。

——摘编自周扬《“分餐”与“合餐”的衍变》、陈伟明《分餐传统为何在唐宋时期发生改变》、田芬《唐朝饮食文化中“合食制”流行成因探析》等

材料一   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诸国物货航舶而至者。初于广州置司，以知州为使，通判为判官。及转运使司掌其事，又遣京朝官、三班、内侍三人专领之……凡大食、古逻、阔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宾同胧、沙里亭、丹流眉，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精粗瓷器，市易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啡、宾铢、壁皮、磷(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構、苏木之物。宋代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元丰三年(1080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在各个外贸港口城市还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广州和泉州现在还有许多蕃客墓，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

——摘编自《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发展》

材料二   弘治年间，朝廷制定了“给赐番夷通例”,对明初朝贡贸易中的贡物和抽分、估价制度等做出了重大调整，并做了许多新的规定。在地方上，正德、嘉靖年间，商舶贸易日益公开化发展。明后期，财政状况急剧恶化，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成为朝野的共识。嘉靖时期，出海商人遍及沿海各地，在福建“准贩东西二洋”,隆庆、万历年间，在漳州允许商民出海贸易，并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形成月港体制。万历年间，在广州举办一年两次的“交易会”,更是带有国际性的特点，并出现了许多经营外贸的商业组织，明代海外贸易走向了世界。广东沿海，“诸夷往来其间，志在贸易”,在京师，“凡山海宝藏，非中国所有，而远方异域之人，不避艰关险阻，而鳞次辐较，以故畜聚为天下饶"。

——摘编自逮香花《论明代海外贸易的转型》

材料一

图一唐朝长安城布局图               图二北宋东京城布局图

唐朝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都）。到北宋时期则以洛阳为西京，以都城汴梁为东京。宋周邦彦在《汴都赋》中说：“轴护相衔，千里不绝，越於吴艚，官艘贾舶，闽讴楚语，风帆雨楫，联翩方载，钲鼓镗。”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中说，东京商业“万国威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东京人口“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其人矣”，是当时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

——摘自2016年《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教学设计示例》

材料二

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船长）、副纲首、杂事，市舶司给朱记。……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或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巾袍履笏如华人。

——（宋）朱或《萍洲可谈》

材料   

春秋战国时期至清代南北方人才比重示意图

材料一   史前时期，淮河流域的青莲岗文化与分布于黄河流域先后出现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基本形成各自独立的空间分布局面。西周时期，两次大规模分封诸侯，淮水上游出现诸侯国，但淮河中下游土著与部分东夷结合，组成被称为“淮夷”的文化人群，成为独立于西周之外的重要势力。春秋时期，中原政权在向南发展中逐渐将控制范围从黄河流域延伸至淮河。至魏晋以来，长江流域经济区的开发越过淮河流域，直接立足于南方亚热带的地理环境中。随着唐宋时期经济重心转向长江下游地区，淮河流域的边缘性地位最终形成，要么河淮相连，要么江淮并属，这里不仅没有成为任何一类政权的都城所在，甚至连行政区划也不再保持流域的完整。

材料二   淮河下游地处平原，几乎没有可以依凭的天然屏障，在政治与军事上自然造成“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的局面。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古代南北军事交锋的必争之地由长江流域变为淮河流域。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材料一周朝设立了“三老五更”制度，“三老五更”各一人，都是知识渊博、德高望重的老者。《管子·入国》记载，家中有七十以上的老人者，国家除了免费供应酒肉，还可根据老人年龄的不同，免除其一子、二子以至全家的赋役。汉代还从精神层面实行优待老人的各项措施，比如赐老人荣誉性的爵位或官衔，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养老院”，唐代很关注精神养老，即“色养”，简单来说就是赡养老人要和颜悦色，关注到老年人的心理需要，如给老人脸色看，即视为不孝，甚至会受到惩戒。如何惩戒不孝之人也是历代养老制度和措施中的重要一环。宋代将南北朝的“养老院”制度进一步发扬光大，明清时期，人口数量大增，官办养老院无论是从资金，还是从人力上都已经力不从心，所以民办养老机构迅速发展。

——摘编自孙津华《中国古代养老制度及启示》

材料二晚清民初，人们开始重新考量带有封建色彩的养老观，“非孝”思潮盛行，但这种思潮只是批判具有封建色彩的不合理之处。当时的政党均大力提倡“尽孝”，并将该概念提高到“尽忠”层面，作为团结民众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武器。如孙中山先生所言“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这一时期，对传统文化中的尊老、敬老实践开始从传统的道德义务向制度义务转变，救养主体从家庭和宗族向社会力量转移，1928年，上海市颁布了《职工退职待遇斩行办法》，规定工人年满50岁，公务人员年满60岁退休时，由雇主发给养老费，按劳动时间的长短计算。

——摘自朱海龙、欧阳盼《中国人养老观念的转变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