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佛罗伦萨和热那亚是欧洲首先制造金币的两个国家,而意大利拥有货币,既与这两个城市共和国的贸易出超,要求有一个比较稳定和标准的货币有关,亦与他们掌握了古罗马世代相传的铸币技术有关……意大利地处地中海航线的中心，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地中海一直是东西方联系的纽带……意大利在9 世纪时,在稍多于3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有几百座墟市。意大利人的经商活动遍及西欧北欧、近东诸国，马可波罗还到了中国。到 13 世纪时，意大利已不仅经营工业和商业,还经营银行业。

——张椿年《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   牛顿确立的新规范不仅是近代科学革命的顶点，而且也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深刻的革命，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物理学范围。牛顿的经典力学，使自然科学从神学国度中一步步解放出来，也使人们从愚昧无知的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人们的思维更加科学化。牛顿为工业革命创造了一把科学的钥匙，瓦特拿着这把钥匙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

——据王顺义的《西方科技十二讲》及纪录片《大国崛起》解说词等改编

材料二 启蒙思想家相信不仅存在着像牛顿所证实的那样控制物质世界的法则，也存在着控制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按照这一设想，他们开始将理性应用于所有领域，以便发现种种有效的自然规则。理性被用来检验一切事物——所有的人、所有的制度、所有的传统。……让·雅克·卢梭提出了一些启蒙运动中最深刻的社会和伦理问题。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   自18世纪各门类科学确立以来，科学的实证、理性精神以及基于其上的启蒙自由、怀疑批判精神成为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推动启蒙运动在反封建、反教会方面较文艺复兴更加明确和彻底，沉重打击了教会和专制政治。科学的进步通过广大公民的个人启蒙促进了社会进步。启蒙思想宣扬人的自由探索和创造精神，为启蒙运动时代科学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以上材料摘编自马龙闪《近现代科技与思想文化》

欧洲与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历史进程

——摘编自熊月之著 《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史》

材料一   思想家

材料二   文献

材料   英国在长期不断的宪政改革之下，率先建立了现代民主体制；而法国则从18世纪法国大革命起，历经数次革命和复辟，终在19世纪末确立起民主共和政体，其历程的复杂性、曲折性和长期性更为世间所罕见。渐进的英国民主道路较好地保留了传统政体中的有利因素，保持了政治稳定，避免出现社会大动荡；而激进的法国民主化则彻底重塑了政治体制，社会秩序在流血冲突中被打破、重塑。

——摘编自马啸原《西方政治制度史》等

【材料】

追求自由与平等是法国大革命的两大终极目标。革命者“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尽管《人权宣言》里也将“自由”与“平等”并列，但托克维尔还是相当失望：“在为大革命作准备的所有思想感情中，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的。”

在革命的大潮中，“自由”之所以敌不过“平等”，法国在中央专制集权统治下长期缺乏公共自由，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但并不是主要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对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常常带来财富；但有些时候，它暂时使人不能享受这类福利；在另些时候，只有专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自由”没有办法像“平等”那般，在革命的进程中随时给跟随的革命者以物质的鼓励（譬如均分财产、土地革命），所以，不光是法国大革命，放眼世界史，近代以来绝大多数的革命，都逃不脱“平等”凌驾于“自由”之上，甚至为了“平等”，不惜牺牲“自由”的命运——当革命为了实现“平等”而不得不借助“专制”的力量时，革命往往毫不考虑“自由”的感受，义无反顾地选择与“专制”结盟。

法国大革命的结局，显然是对这种“要平等不要自由”的革命模式的一种嘲讽。革命者陷入到一种“民主的专制”的泥潭，“只承认人民，没有其他贵族，除了贵族公务员；只有一个唯一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由它领导国家，保护个人”——国民作为一个整体拥有名义上的一切主权权利；而单一的国民却仍然没有摆脱被政府奴役的命运。最后，大革命偃旗息鼓，拿破仑的专制独裁从天而降，心灰意懒、精疲力竭的法国人也就此满足于在“一个主子下平等地生活”。

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没有能够把“自由”坚持到底？托克维尔的理解是：“人们平时所热爱的自由，其实只出于对主子的痛恨”——当大革命摧枯拉朽般把旧王朝推翻，“主子”不再存在，“自由”也就被革命者抛弃了。所以，托克维尔留下了这样一句告诫：“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摘编自腾讯网历史频道解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材料   近代以来，所有大国的胜利或衰败几乎都与军备或所进行的战争有关。既存的或崛起中的大国，无论其多么爱好和平，也都必须拥有保卫自己的军事手段。不过，500年来的历史又证明，几个曾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国家，如17世纪时的荷兰，18、19世纪时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其领导者地位都不是通过战争获取的，主要还是由于先前的世界领导国自身衰落并最终退出才“禅让”给后来者的。典型的如英国霸权在20世纪初向美国转移。而与此截然不同的，是所有通过战争手段或扩军备战向世界领导国发起挑战的大国，几乎无一例外的失败了。如19世纪之初的法国，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日本以及后来的苏联，都曾是世界既有秩序的挑战者，但也都是失败者。事实证明，以上这些都不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巧合，而是有历史的逻辑。

——摘编自肖德甫《大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