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荷兰政治思想家格老秀斯（1583—1645）认为，国家间的交往不应以强力作为基础，而应以各国都接受的国际法为基础，国际法的准则应该是正义和公理。1625年，格老秀斯发表《战争与和平法》成为当时国际关系的重要法律依据，逐步为各国统治者所接受。……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的召开和《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开创了以国际会议形式结束国际争端和国际战争的先例。在欧洲确立了常驻代表机关制度。……造就了一个“具有固定领土、中央行政组织和合法使用垄断武力的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18世纪，西方各国都建立起单独的外交机构。1708年，英国通过了《外交优惠法案》，提出了外交官执行公务时不得加以阻碍的条文。1815年维也纳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外交人员等级的章程》，规定了大使、公使、代办三级外交代表制度。

——摘编自《西方近代外交体制形成》

材料二   国际联盟的出现不仅反映了20世纪的世界已经成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的现实，更表达了人类在经历了一场空前浩劫的大战之后对世界和平的追求与向往。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组成的常设国际组织，国际联盟是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的重要发展，是各国维护和平、努力用协商和仲裁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理念的继续实践。它在推进国际社会有序化，促进国际合作，伸张中小国家正当诉求，以及促进人权与社会福利、改善劳工劳动条件和待遇等方面所做的有益工作，都是人类社会取得的文明进步，对现代国际组织的运作与发展亦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正如华尔脱斯所说：“国联不论在成功或失败的时候，始终以宪章的形式体现了人类向往和平和一个合理组织起来的世界的愿望。”

——摘编自徐蓝《国际联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

材料三   70年代初，联邦德国调整“新东方政策”，决定改善与中国的关系。1972年10月，两国外长在北京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公报，决定互派大使。此后，两国的交流活动迅速升温。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与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一起，共同打破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坚冰”，成为20世纪影响国际关系格局的最深远事件之一。

材料一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其外交思维与逻辑主要可划分为革命式外交、参与式外交和引领式外交……这种历史转变不仅映射出对时代主题的研判发生着变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段时间内的革命式外交到十八大以来新时代的引领式外交……始终以维护国家利益、捍卫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以及构建稳定有序的和谐世界为目的与宗旨。

——摘编自李博一《百年变局下的中国外交话语：转型与重构》

材料二   国际法是在国际交往中形成的，用以调整国际关系(主要是国家间关系)、有法律约束力的各种原则、规则、制度的总称。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国际法公认的源头。从那时开始到现在，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既庞大又具有多样性的法律体系。国际法的主体是国家，但却不同于国内法，缺少国际立法机关、有强制管辖权的法院和集中组织起来的制裁等因素，故其有时能推进人类维护共同利益，有时受制于一些强大的国家而影响很小。

——摘编自刘丰任晓燕《刍议国际法之效力根据》

材料一   结束了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欧洲中世纪与近代之交的第一个多边条约，是世界近代史上的一块重要里程碑，其形成的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最突出的内容就是运用法律否定了教皇和皇帝的权威，承认了一系列民族国家的独立及其正统地位。由此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也顺应了工商时代的要求，是近代国际政治体系的开端。

——摘编自姚娜《浅析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对国际关系发展的重大贡献》

材料二   联合国宪章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交给以五大国为核心的安全理事会，使其有权作出全体会员国都有义务接受并执行的强制性决议。宪章取消了国联盟约的一致通过原则，把大国地位和大国一致的内容明文载入有关条款。表决程序采取大会2/3多数和简单多数通过两种办法，否决权仅仅限于安理会，只给五个常任理事国。不仅如此，联合国还拥有派遣部队充当安理会支配下的一支常设军事力量的权力。这样联合国不仅从道义上而且在武力上使其决议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

——摘编自高华《联合国与国际联盟比较研究》